主持人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上同政协委员座谈，强调了哲学社会科学要为国家民族培根铸魂，所论鲜明而警策。弘扬为广大老百姓容易接受的中华孝文化，使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相融合，这是为国家民族培根铸魂的重要工作。胡泽勇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中华孝文化自信》，抓住了当前的社会热点和学术热点。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讲过：“中国文化有形的根就是乡村，无形的根就是老道理。”胡文论述了作为农耕文明的“乡土中国”，孝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影响至深；提出五个方面的举措，强调孝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不仅具有全方位的“造型”功能，还具有根本性的“塑魂”意义。胡文的论述，符合习总书记最新讲话精神。谭洁的《梁武帝之死：亲情伦理与道德成本的较量》，梁末著名的“侯景之乱”中梁武帝萧衍被困台城一百多天，诸王们拥兵自重，未能合力救父的历史。这是对“孝”和“忠”的极大嘲讽。由此联系当今社会家庭养老存在的矛盾，敏锐地提出应该重视“现代社会为善行孝的道德成本”，给人以启迪。赵佳佳的《契嵩〈孝论〉的孝道观》,阐释北宋高僧契嵩驳斥儒家认为佛教不孝亲的观点，认为佛教亦是“以孝为本”，进而从超脱之孝、超世之孝和现世之孝三个层面推论出佛教之孝才是大孝至孝。中华孝文化典籍浩繁，内容博大，其源头在哪里？周厚强的《殷商孝文化研究》一文回答了这一问题。该文从“孝”字出现、孝义界说、孝祭规程和孝器使用等方面进行梳理，史论结合，以翔实的材料论证殷商不仅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青铜文化，而且开启了孝文化的源头，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值得深入研究。
(主持人龙协涛，《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会长)
梁武帝之死：亲情伦理与道德成本的较量
谭 洁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南朝梁代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晚年被侯景围困，于太清三年饿死在台城，其后梁国覆灭。如果从伦理角度看，注重孝文化教育的兰陵萧氏家族成员，在萧衍被困台城的一百余天里，诸王拥兵自重，揭示的是亲情伦理与道德成本的较量，况且有皇权利益以欲勾牵，亲情伦理不堪一击。社会鼓励民众为善行孝，需考虑个人所承担的道德成本。普及伦理道德规范，应将道德成本纳入社会综合考量，以此减少对为善行孝的冷漠，使之真正落到实处。
关键词： 萧衍；道德成本；以欲勾牵；亲情伦理
梁武帝萧衍是南朝梁代开国皇帝，他于公元549年(太清三年)五月饿死在台城皇宫，享年八十六年，同年十一月，葬于修陵，谥号武帝，庙号高祖。萧衍之死直接导致了其所建梁国的覆灭，故历代以史为鉴，评说萧衍亡国之责有三种观点：一是谴责萧衍晚年偏信朱异。如唐代姚思廉说萧衍：“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1]97-98二是指斥萧衍佞佛，致国纪松弛。如唐代李延寿说萧衍“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2]226；金世宗完颜雍亦说：“帝王之政，固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纲纪大坏。”[3]三是玄谈误国，梁国丧失了应有的战斗力。如唐太宗李世民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指萧衍第七子萧绎)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4]这些观点都有道理，但还有一点，即援救萧衍的道德成本，未能引起评说。本文拟从亲情伦理与道德成本之间的关系，给梁武帝之死提供补充解读。
首先,计算JRS时间序列与前期各月(上年4月至当年3月)以及当年雨季各月暖池区热含量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从上年5月到上年9月,在西太平洋暖池区存在显著负相关区(图2)。该相关区主要集中在暖池西北部,并在上年7月,暖池热含量与JRS降水的相关达到最好,相关系数的最大中心值达到-0.37。因此,选取相关大值区,即如图方框范围内130.5°～150.5°E、3.5°～11.5°N的海域作为前期暖池热含量影响JRS降水的关键区。
矿石云英岩化明显，石英、云母、长石约占矿物总量的96%以上，其他矿物含量少。为全面、准确地确定矿石中矿物的种类，我们按矿物特性，采用重选和浮选手段进行富集，使少量、微量矿物在X射线衍射分析中能够显示出来。经过系统工作查明矿石中的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和云母，其他矿物为萤石、辉钼矿、黄铁矿、锡石、钙钛矿等(表2)，根据上述矿物性质和含量不同进行了分类统计，结果见表3。
一、梁武帝萧衍及其梁国文化发展
晚年的萧衍崇信佛教，他不仅讲经说法、注疏佛经、参与佛教佛性学说的理论研讨，而且屡次舍身同泰寺，创建参与佛教斋忏仪轨。他组织参与对范缜《神灭论》的讨论，写作《论神明成佛义记》文，结合中国儒家孝道文化，宣扬佛教文化中佛性不灭的思想，把佛性问题引入心性研究，具有融合儒释的鲜明特色。[8]受儒家仁爱学说和佛教慈悲理念的引导，萧衍在位期间，不仅派官员深入地方考察，倾听民意；以射策之法，选拔贤能之士，而且还大力推行仁政，惩治贪官污吏的同时，赦除有罪之人，恢复以金赎人。虽然与北方边境时有战事，但在萧衍的治理之下，梁国发展渐趋平稳。《南史》评说萧衍“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2]225-226，说明其统治时期施政有方，梁国文化呈现繁盛之局面。
萧衍被困台城时，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节制。时侯景军队粮食少，不敢久战，诈降求和；萧衍无奈之下，与之结盟。侯景诈引其军还石头城，据《魏书》记载，萧衍“敕援军令下，诸军初不受诏，后重敕乃从”[5]2186。诸军不受诏，也是诸王不受统一指挥的信号，因为军队被诸王或诸王的将领所领。另，侯景忌惮英勇健壮的永安侯萧確(萧纶第二子)和直閤将军赵威方，要求萧衍诏此二人入城。史载萧衍“复遣使征確等，確等不从”，萧衍又“为手书与诸军”[5]2186，下令萧確不入城，军法论处，萧確不得已才入城，也可佐证。当然，也不排除诸王考虑到萧衍已经被囚，失去人身自由，他们担心侯景假传圣旨，所以需要萧衍一再下诏，而且用“手书”方式才能令诸王相信。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为巩固统治、强化中央集权，推崇“大一统”思想和“皇权至上”理念，造成民众对皇帝和皇权的无上敬畏和顶礼膜拜；然一旦外敌入侵，皇帝成为俘虏，国家朝政立刻陷入混乱，且为了避免对手拿皇帝作要挟提条件，朝廷会宣布废除被俘者的皇帝之位，推立一位新皇帝。萧衍被困台城，就面临这种危机。纵然还有嫡亲的子嗣，他实际上已成为“孤家寡人”。
为巩固新生政权，萧衍下诏学习先王令典，积极复兴儒学。魏晋时期的儒学因政权更迭、战争连绵而遭到沉重打击，“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1]661。至南朝，儒学得以重振。宋齐年间，国学复开置；齐梁年间，以经术选士。萧衍建国后，诏求硕学，于天监四年(505)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1]662；选遣学生至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办学；天监七年(508)下令诸子入学受教。史载萧衍“或纡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燕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6]433-434。齐梁年间官方编修五礼，历时十一年，最终成果一千余卷，使五礼得以制度化。[7]
南朝一共经历四个朝代：宋、齐、梁、陈。其中，齐梁两朝由兰陵萧氏家族掌握国政。此家族是晋末永嘉年间，从山东临沂兰陵县兰陵镇合族南迁至江东的南兰陵，同出东晋淮阴令萧整这支。萧衍(645—549)是萧顺之之子，字叔达，小字练儿，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生于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骁勇善战，年轻时即追随萧道成，为萧道成建国立下功劳。萧道成于公元479年建立齐国，史称“南齐”。他在位时间不长，公元482年其子萧赜继位，是为齐武帝。因为萧顺之的关系，萧衍入仕南齐，出入王俭府和齐武帝萧赜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府。永明八年(490)萧顺之受“萧子响事件”影响，[注] 永明八年(490)萧顺之受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密令，违背齐武帝萧赜“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之旨，将在荆州有叛乱嫌疑的齐武帝第四子萧子响就地正法，招致齐武帝对萧顺之“甚怪恨”，萧顺之因此惊惧感病而卒。 忧惧而卒，萧衍因此衔恨，投靠萧鸾(萧道成之侄)，襄助萧鸾夺取政权，萧鸾即齐明帝。此后萧衍在雍州(治湖北襄阳)拥兵自重，拥立萧鸾第八子萧宝融(即齐和帝)，诛除萧鸾次子萧宝卷(即东昏侯)，最后废除齐和帝，于公元502年称帝，建立梁国。
二、萧衍与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矛盾
萧氏家族有重视孝文化教育的传统，加上萧衍的推崇，故家族成员多能表现出对传统孝道文化的认可和遵从。以萧衍为中心，此皇室家族成员不少，有正室妻子郗徽，死后封为郗皇后；侧室丁令光，封贵嫔，另有阮修容阮令嬴、吴淑媛吴景晖、董淑仪、丁充华、葛修容等；八个儿子分别是嫡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次子萧综、三子萧纲、四子萧绩、五子萧续、六子萧纶、七子萧绎、八子萧纪；女儿有永兴公主萧玉姚、永世公主萧玉婉、永康公主萧玉嬛、富阳公主萧氏、长城公主萧玉姈、安吉公主萧玉娡等。《南史》记载萧衍性淳孝，六岁时母亡，他三天不进水浆，哭泣不已；称帝后，在钟山为亡父造大爱敬寺，在青溪边为亡母造智度寺，台城内立至敬等殿和七庙堂，“月中再设净馔，每至展拜，涕泗滂沱、哀动左右”[2]222。嫡长子萧统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十岁时讲《孝经》；生母丁贵嫔有疾，萧统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母薨，“步徙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1]167，萧衍遣使下旨，他才勉强进食。第三子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其生母丁贵嫔薨，丁忧期间，萧纲“哀毁骨立，昼夜号泣不绝声，所坐之席，沾湿尽烂”[1]109。第七子萧绎即梁元帝，著有《孝德传》三十卷，等等，不一而论。
萧衍被围困在台城的一百余天里，除了六子邵陵王萧纶与侯景有过钟山一战，诸王拥兵自重，缺乏统一指挥，也无全力、合力一拼救出萧衍的决心和运筹。从亲情伦理的角度说，被困在台城的是诸皇子的父亲，也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理应全力、合力拼死一救。扶危济困本是善行，为善者付出的时间、精力、财物，有时甚至是生命，都是为善的道德成本。虽然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成本，或混淆于亲情伦理的互助需求，或陶醉于集体利益的崇高奉献，常被有意识地模糊，甚至忽略掉，然这不代表当事人内心没有计算这些成本。本次面临与侯景的战争，救援的道德成本很高，况且萧衍这位八十余岁高龄、垂垂老矣的父皇，其个人的社会价值已降低，然其拥有的皇权王位的诱惑力却在增长：他若是驾崩，皇室亲族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皇帝。在至高的皇权利益面前，亲情伦理不堪一击。自立为王的实际利益远远高于救出老皇帝，所以诸王对救援之事并不上心。侯景围城时，诸皇子中有萧纲陪在萧衍身边，六子萧纶、七子萧绎、八子萧纪都是藩王。萧纶受封为征讨大都督，领军前来，钟山一役战败，奔回京口。《魏书》记载为：“(萧)衍外援虽多，各各乖张，无有总制，更相妒忌，不肯奋击。唯衍子邵陵王纶再于钟山决战，战败而走。”[5]2186又说：“自衍为景攻围历百余日，衍子荆州刺史、湘东王绎，益州刺史、武陵王纪各拥兵自守，坐看衍之悬危，竟不奔赴。”[5]218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诸王得知台城被围，从封地遣兵前来，准备救援台城。如第七子萧绎下令，给不得宠的长子萧方等“配步骑一万，使援京都”[1]619，后又派王僧辩总督舟师一万前去增援。不过，比较一下萧绎其后为讨伐侄子萧誉(萧衍之孙、萧统次子)，以萧方等为都督，“令帅精卒二万南讨”[1]619时所派之兵力，就知道萧绎对救父之事的敷衍。《梁书》作者是姚思廉，其祖父姚僧垣精医术，为梁朝大医正。姚家深受梁朝皇室恩遇，故姚思廉和其父姚察撰写《梁书》时，对萧氏家族的家事多有维护。然此两处不同的措辞，仍可看出萧绎对讨伐同族更上劲。虽然诸王派来救援的军队“四方云和，众号百万，连营相持，已月余日”[1]845，然这些“援军号令不一，终无勤王之效”[1]846，且城中疫病发作，死者增多。诸王既不能协同作战，又相互猜忌犹疑，导致贻误最佳战机。
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割裂的直接后果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不清楚所学理论可以干什么；在实践操作中也不清楚该使用什么理论作为指导。
作为一代君主，萧衍对皇室宗亲的违法乱纪行为惩治不严，念及亲情又姑息纵容。如萧衍对六弟萧宏、对养子萧综、对侄子萧正德的处置，有失公允，沦为时人笑柄。萧宏平庸无能，且嗜财如命，于天监四年(505)领兵征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2]1275。军至洛口，萧宏畏懦不敢进，遭北魏军人嘲笑，称其为“萧娘”。洛口军溃，主帅萧宏竟弃众而逃，梁军大败。萧宏逃回去后，萧衍不仅未加责罚，而且诏其为扬州刺史等要职。萧宏妾弟吴法寿杀人，萧宏包庇他，将其藏于府邸，在萧衍的干预下，才交出凶手。南司上奏要求罢免萧宏官职，萧衍准奏，批注：“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2]1277天监十七年(518)，萧宏与萧衍女永兴公主密谋，欲在去光宅寺的路上伏击萧衍，然因萧衍临时改变路线，未能成功。事情败露后，萧衍哭着对萧宏说：“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尤恐颠坠，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周公、汉文，念汝愚故。”[2]1277萧宏顿首认错，萧衍又以罪免。萧综是南齐宗室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其母吴氏原为萧宝卷宫人，萧宝卷被杀死后，已有身孕的吴氏隐瞒这一事实，被萧衍临幸。后萧综出生。吴氏失宠，告知萧综真实身世。萧综心怀异志，于普通年间叛逃北魏，改名萧赞。史载“衍初闻之，恸哭气绝，甚为惭惋，犹云其子，言其病风所致，时人咸笑之”[5]2176。得知萧赞非其子，萧衍盛怒之下废吴氏为庶人，将萧赞从宗室除籍，将萧赞之子萧直的姓氏改为悖。后念及亲情，复吴氏封号，恢复萧赞宗籍，且封萧直为永新侯。
侯景能迅速突破军事防线，围攻台城，与萧衍侄子萧正德背弃人伦，成为侯景的内应密切相关。萧正德(？—549)是萧衍六弟萧宏的第三子，他初为萧衍收养，萧衍长子萧统于公元501年出生后，萧正德还归本宗。萧衍登基称帝，萧正德盼望自己成为太子，然萧衍立了萧统为太子，招致了皇族的不满，诸王之间出现不和。萧正德于普通年间投奔北魏，自称是被废的太子。虽然得到北魏的礼遇，但其并不得意，遂于次年重返梁国。萧衍“初忿之，改其姓为背氏”[5]2176，然见萧正德归来，仅流泪训诫，复其位分，还封其为临贺王。即便如此，也未能消除萧正德内心对萧衍的忿恨。太清元年(548)八月十日，投降梁国、驻守寿阳的北魏将领侯景叛梁，率八千人起兵寿阳。为争取主动，侯景率轻骑突袭建康城，时萧正德已被侯景拉拢收买，然梁国不知情，仍派萧正德守卫朱雀航。侯景军队于十月二十日渡江，二十四日至朱雀航(在南京南)，轻易攻破朱雀门；萧正德打开宣阳门，迎接侯景军队入城；二十五日侯景围攻宫城——台城。萧正德于太清元年(548)十一月初一登基称帝，改元正平，封侯景为丞相，且加紧对台城的攻势。作为皇族子弟，萧正德为了太子之位，背叛亲族，成为侯景围城的主要帮凶。台城因有梁将羊侃的坚守，侯景久攻不下，遂建长围，切断内外联络，火烧水攻，使之成为一座孤城。
按照苏佩斯的看法，“公认观点”并不尽然是错误的，只是因其高度概括性而过于简单化，这种粗略性必然会导致理论的一些重要性质以及不同理论之间内在差别被省略。也就是说，“公认观点”在形式计算的逻辑意义上语义学的缺失使得一个复杂理论仅仅从句法结构来加以阐释，这通常很难对理论本性做出深入的理解。毋庸置疑，苏佩斯对传统“公认观点”（简单的句法观）的反思为其探索形式计算的语义学的科学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与之相对，科学理论的语义观则是以模型代替对应规则，主张模型作为一个非中介将理论与世界相联系，即在语义观看来，科学理论可以通过模型的集合从而得到描述。
形势任务在变，铁肩担当不改。以不怕丢“乌纱帽”的无私无畏、“功成不必在我”的宽广胸襟、“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自觉，练就干事的真本领，拿出担当的硬举措，才能接好改革的接力棒，创造出无愧于前人的新光荣！
三、萧衍之死：亲情伦理与 道德成本的较量
太清三年(549)，被侯景围困一百余天的梁武帝萧衍在台城驾崩。关于萧衍之死，《梁书》、《南史》均有记载。《梁书》记录简略，只云“(太清三年夏四月)己酉，高祖以所求不供，忧愤寝疾。……五月丙辰，高祖崩于净居殿，时年八十六”[1]95。《南史》记载稍加细节，云其“虽在蒙尘，斋戒不废，及疾不能进膳，盥漱如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2]224。如前所述，萧衍离世前，其家族内部已经暴露出不少矛盾，然因萧衍尚在帝位，他顾及颜面，常将尖锐深刻的矛盾大而化之，息事宁人。亲人之间的怨怼乃至忿恨，因压制而隐忍着，就像岩浆在火山下集聚、涌动一样，只要寻找到突破口，这些矛盾就会释放出来。
一个推崇注重孝文化传统教育的家庭，也时常上演不孝的悲剧，究其根本，在于至高的皇权利益与亲情伦理存在矛盾。萧衍虽是学佛之人，但为了个人私利，不顾妻儿感受；为了兄弟之情，又罔顾朝纲法纪。结发妻子郗徽(468—499)出身高门大族：其父是太子舍人郗烨，其母是宋文帝刘义隆之女寻阳公主。郗徽为萧衍诞下三个女儿，前所述永兴公主即为其一。萧衍镇守雍州，又聘十四岁的湖北襄阳女子丁令光(484—526)为侧室。自尊心强的郗徽，失意之下跳井身亡。传说其化为蟒蛇，也有的记载其化为龙，萧衍为此设斋祭祀，“于露井上为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2]339。而丁令光为萧衍诞下三子：萧统、萧纲、萧续。萧衍立国后，追封郗氏为德皇后，封丁令光为贵嫔，立萧统为太子。终其一生，萧衍未再立后，而以他命名的、超度郗氏所作的《梁皇宝忏》是中国水陆法会中重要的佛教仪轨，流传最久、影响极为深远。嫡长子萧统性格宽和，本是承继梁国大统的候选人，然而普通七年发生“蜡鹅事件”[9]。《南史》卷五十三《昭明太子传》对此有详细记载，云宫中宦官看上了萧统为亡母丁贵嫔购买的一块墓地，遂与卖地者勾结，许其以好处，故意对萧衍说：“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2]1312萧衍听信此言，令太子重新买地，但萧统却听道士说这块墓地对自己不利，于是埋蜡鹅等物进行压胜。萧衍得知后大惊，杀了道士，因徐勉固谏，没有追究萧统之责，但从此父子两人心生嫌隙。后来萧统落水受惊，于中大通四年(531)感病而亡，时年三十一。
萧衍特重自己皇帝独尊的权力和地位，使得家庭亲情中的父慈子孝成为表象。如在萧统“蜡鹅事件”这个问题上，萧统虽然没被问责，但他因此惭慨，后来荡舟落水，伤到要害，萧衍遣使问疾，萧统不敢禀明实情，而是隐瞒病情，直到病重，继而病逝。这说明“蜡鹅事件”后，父子之间彼此失去信任，表面上看起来相安无事，但各怀心思，已不能坦诚相待。又如在对待兄弟萧宏问题上，萧衍处事之原则也始终以有无影响、威胁到其皇位为重点。纵然萧宏贪财、包庇罪犯，甚至要杀他(没有成功)，然而在萧衍看来，只要没有动摇到他的皇帝之位，这些都不算罪过，因此对其多次免罪，复其官职。太清二年(548)九月，北魏降将侯景起兵叛乱，史称“弘景之乱”，晚年的梁武帝萧衍被侯景围困在台城。一场救父保老皇帝还是自立为王、当新皇帝的利益之争，使得兰陵萧氏皇室家族中父慈子孝的虚幻不真，大白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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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衍建立梁国之初，梁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当年大旱，米价上涨，人多饿死；江州刺史陈伯之逃奔北魏；益州刺史刘季连据成都叛乱；北魏又屡屡进犯侵扰。梁国与北魏经战十余年(502-519)，大小战事不断。天监年间十余次交战，梁军将领或被俘或被斩，士兵死伤受俘者也是成千上万。[5]2173-2175天监十三年(514)萧衍以二十万军民在淮河浮山峡筑坝拦淮，历时两年建起一座用于军事水攻的浮山堰，壅高水位，回水以淹被北魏所占的寿阳(今安徽县寿县)，然浮山堰建成的当年，“秋九月，堰自溃决，漂其缘淮城戍居民村落十余万口，流入于海”[6]2176。普通、大通年间，魏国大乱，梁国打了数场胜仗，魏诸王也投奔至梁。中大通三年(531)两国交好，至此结束交战，迎来了十余年的和平期。太清元年(547)，原北魏司徒、后投靠东魏丞相高欢的侯景率部至梁，萧衍接纳之，梁国与东魏(北魏于永熙三年，即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战事再起。其后侯景叛变，萧衍遭遇台城之祸。在与北魏交战的同时，萧衍与高句丽、百济、宕昌、倭国、吐谷浑、林邑、乾陁利、扶南、龟兹、中天竺等国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皇权利益以欲勾牵，台城救援虽迫在眉睫，诸王却置皇帝萧衍安危于不顾，相互掣肘、争斗不休。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破台城，控制了梁国的军政大权。台城陷落，侯景“悉卤掠乘舆服玩、后宫嫔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宫侍卫”[1]850。萧衍心中不平，对侯景的要求不予满足，侯景遂断绝其供应，萧衍于五月初二被饿死在台城。百余天的苦守，“城中男女十余万人，及陷，存者只二三千人，又皆带疾病”[5]2187，侯景破城后，聚尸焚烧，恶臭难闻，昔日宫城顿成人间地狱。萧衍一死，诸王却以勤王之名，相互围攻开战。对萧衍实施救援所需道德成本的考量，已经转变为对至高皇权利益的争夺：时侯景立萧纲为新皇帝，不过是个傀儡。投靠侯景的萧正德不满自己被侯景利用，被侯景杀了。在江陵拥兵的萧绎不承认萧纲这个哥哥当皇帝，派长子萧方等率军讨伐镇守湘州的侄子萧誉，萧方等兵败阵亡，萧誉于大宝元年(550)在湘州被萧绎的领军将军王僧辩斩杀。萧誉被围之时，向其弟萧詧(萧统第三子)告急，萧誉领兵讨伐江陵，兵败，逃归襄阳，向西魏称藩，以其妻王氏及长子到西魏做人质，请求援兵。公元551年侯景废萧纲，立豫章王萧栋为帝，改元天正；同年，命萧栋禅让，自己登基为帝，改国号“汉”，改元太始。这一年江州刺史王僧辩、扬州刺史陈霸先先后率军进攻侯景，侯景战败被杀。公元552年，萧绎在江陵(治湖北荆州)自立为帝，年号承圣；萧纪同年在益州(治四川成都)也自立为帝，年号天正。萧绎联合西魏对萧纪进行讨伐，公元553年萧纪被萧绎部将樊猛杀死。公元554年萧詧联合西魏援兵攻陷江陵，萧绎战败投降，被萧詧用土袋闷死。萧詧虽被西魏权臣宇文泰封为梁王，年号大定，住江陵东城，但仅管辖江陵一州之地，史称西梁或后梁。后江陵遭北周攻击，萧詧于大定八年(562)以忧愤而背部发疽致死。至此，萧氏皇族成员在这场新皇位的争夺战中，互相残杀，消耗殆尽。
四、现代社会为善行孝的道德成本
善是最高的社会伦理规范。社会要求人人为善，是出于维护社会安定和维持人际关系的需要。善作为一种美德，应当发自人的内心，即为善者真诚主动地伸出援手，去帮助那些陷入困难或困苦中的人，使他们能早日脱离困境，获得身心的自在安乐。为善是一种能力，也是人之所以为人、高级高尚的表现。但由于每个人的人生经历、生活境遇都不同，并不是人人都具备这种能力。善的能力需要培养和教育，然仅有培养和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正视人与人交往过程中为善行孝的道德成本，即对为善行孝投入的时间、精力、金钱，乃至性命给予综合考量。以梁武帝萧衍被困台城为例，救父既是善行，又是孝行，但是这样的为善行孝要付出的道德成本较高，所以引发诸王在救父问题上出现“围而不前”、“号令不一”的情况，即便是至亲，也因各怀私心，难以团结起来，故给了侯景攻陷台城的机会。
社会生活中行善为孝的道德成本越高，伪善伪孝的道德风险就越大。中国人重视善德孝行，提出“百善孝为先”、“百善孝为首”。自汉代提倡“以孝治天下”，家庭的孝道行为更是备受推崇。儒家伦理经典《孝经》不仅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10]12，而且说孝是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10]16。此书把“孝”的社会作用与“忠”联系起来，宣传“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10]1，用来维护宗法等级和社会稳定，要求“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10]21，且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行孝要求。然而由于一些要求违背人性，所以汉代就出现了伪善伪孝。如传统孝道规定，父或母逝去，做子女的要守孝三年。时有举孝廉者名赵宣，其父母相继过世，按规定需守孝六年，他在墓地旁建庐以示孝行，然其“五子皆服中所出”[11]2160，被揭发出是个“诳时惑众”[11]2160的伪孝子。萧衍所在的兰陵萧氏家族，亦十分注重对皇室子弟进行孝道教育，萧纶曾说孝道“诚为国政，实亦家风”[1]433，即孝道不仅是历代王朝推崇的国策，也是兰陵萧氏家族的家风。然而，一场台城之围，就让平时宣讲孝道、表现孝行的“孝子”们现出了原形。民间俗云“久病床前无孝子”，说的也是此道理：即便是至亲之间，为善行孝的道德成本始终被隐性地衡量着。
将个人担负的道德成本纳入社会层面综合考量，有助于鼓励大家勇敢行善为孝。若以道德高标对个人行为进行伦理“绑架”，除了引发一时舆论，并不能为今后类似之事提供有价值的行为参考。如2011年中国发生的“小悦悦事件”，造成社会热议。然而此事件的根本问题却未能给予正视：一个倒在血泊中、生死不明的小孩，上前救援的个人需要承当相应大的道德以及物质成本——陪护就医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或许还有说不清的官司。此次事件折射的是救助他人的道德成本一旦超过个人的接受能力，无论是物质金钱方面还是精神心理方面，将会带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互助情感的缺位。另一个案例是2012年一名北京80后女漫画家在网上求助，称其外公86岁癌症晚期，老人一辈子很少旅游，她画了一幅外公肖像画，希望网友能带着此画像在世界各地留影，用这种方式让老人开心，了却其人生最后的遗憾。微博发出后，“世界各地网友转发9万余次，给她传回上万张照片”[12]，我们的社会又成了一个“有爱的温暖的世界”。同样是需要救助的人，前者救助付出的道德成本高，路人丧失了伸出援手的勇气；后者救助付出的道德成本低，故热心帮助者络绎不绝。鼓励公民勇敢行善，必须考虑个人为善行孝时所承担的道德成本。当有人处于危难之际，生命受到威胁或者伤害之时，立法要求目击者必须拨打报警电话和医院急救电话，然而后续工作则应交给社会相应的救援机构包括民间慈善组织协助完成，以避免集体冷漠，及时挽救受伤受害者的生命。梁武帝萧衍生前佞佛，常在台城举行佛事活动，王公贵族、皇室眷属，包括来梁的外国使臣都参加其中，聆听其讲经说法，法会上人人唱佛、个个施礼，人与人之间关系恭敬融洽，梁国似已成为佛国净土。然而当台城被围困、消息不通，营救萧衍的道德成本提高，虽关乎生死问题，至亲的子嗣不愿担负起救助之责，更何况还有至高的皇权利益以欲勾牵，萧衍身边纵然有萧纲等人陪伴，实际已成翻版的现代空巢老人。
道德成本是亲情伦理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养老行孝。中国正步入深度老年化社会，城市的大街小巷，头发花白的老人随处可见。进入21世纪，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人口老年化等人口结构性问题都显现出来。放开第二胎生育的新政策已于2016年1月1日颁布实施，然由于民众承受的生活经济压力大，加之缺乏相关配套的激励政策，适龄女性的生育愿望不高，生育率明显低于预期，未富先老已是不争的社会事实。2013年7月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把“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探望老人，这项法律规定也引发了热议。[13]因为伴随城镇化过程的推进，不少农村中青年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谋求生活，年迈的老人和儿童成为留守者；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年轻人去外地包括国外求学或者工作，家中只剩日渐年迈的父母互相陪伴。那些独居者，幸运的还能与收养的流浪猫狗相伴、度过余生，不幸的则孤零零一人，临终前也是无声无息，甚至离世好久才被发现。[14]“常回家看看”的立法，看似道德温情，实则体现出中国社会养老送终问题的焦虑。不考虑个人道德成本的实际付出，社会也未能提供配套的探亲权益，原本的尽孝终沦为无奈的“见笑”。中国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尚不完善，民众又有强烈的居家养老意愿，故目前中国人养老主要是依靠自己及家庭成员，这也使老人与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利益牵缠。一些家庭中的直系亲属和非直系陪伴(陪护)者为了争夺老人的遗产，相互算计，甚至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即便是有文化的高知家庭，涉及巨额遗产时，也未能避免激烈的利益之争。[15]
总而言之，梁武帝萧衍之死及梁国的覆灭，是一个王朝的结束，但若从伦理角度来看，他的死揭示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需要考量道德成本这个现实问题。现实社会中行善为孝是有道德成本的，且道德成本越高，伪善伪孝的道德风险越大。只有把个人或者其家庭承担的道德成本，纳入社会层面共同分担，才可能有效地避免遭遇集体冷漠，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再成为亲情伦理中“不可承受之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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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何新田，谭丝妲.今日舆情解读：“常回家看看”知易行难[EB/OL]人民网．(2013-07-01)[2018-10-20].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3/0701/c212785-22036494.html.2013-7-1.
[14] 牛油果.我于昨晚去世，走时心如止水[EB/OL].(2018-01-14)[2018-10-20]．http://www.sohu.com/a/216667816_662017.2018-1-14．
[15] 张媛.季承告北大，外甥告季承[N/OL].新京报网.(2013-05-18)[2018-10-20]．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3/05/18/264347.html.2013-5-18．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of Liangwu :the Rivalry of Family Ethics and Moral Cost
Tan Jie
(Institute of Chi -Lu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gdong 250014,China )
Abstract ：As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Liang Dynasty, Xiao Yan was captured and starved to death in the palace by Hou Jing in the third year of Taiqing and the Liang state was ruined soon after that. Xiao Yan was trapped in the palace for more than 100 days. Although his sons grew up in the family which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ilial piety education，they simply adopted a wait-and-see attitude with folded arms with regard to the rescue of their fath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thics，it revealed the rivalry of family ethics and moral cost. When the imperial power met with family ethics，the latter was so vulnerable that it was easily defeated. Hence if people are encouraged to do good things, personal moral cos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s. To spread the norms of ethical morals, moral cost i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so as to reduce the collective indifference and promotes doing good in real life．
Key Words ：Xiao Yan; moral cost; imperial power temptation; family ethics
收稿日期： 2019-01-15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CZJJ01)
作者简介： 谭 洁(1971- )，女，湖北应城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824( 2019) 02-0005-07
(责任编辑：祝春娥)
标签：萧衍论文; 道德成本论文; 以欲勾牵论文; 亲情伦理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