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与太谷学派——罗尔纲《钱江考》补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谷论文,学派论文,钱江论文,罗尔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所在
钱江字东平，浙江人，清道光、咸丰间著名游士。鸦片战争期间，他曾在广东参与禁烟斗争。林则徐被革职后，他联合广东绅民奋起抗英，被遣戍新疆，后遇赦释放。当时钱江的名声很大。但引起学界关注且看法分歧，并不是因他在鸦片战争期间的事迹，而是他是否策划“厘捐”及其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之有无。
“厘捐”制度从清咸丰三年(1853)雷以諴在江苏扬州地区抵抗太平天国时创始，一直延续到民国十九年(1930)，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为近代许多文籍记载，其策划人就是钱江。但同时也有许多文籍的记载却完全相反，说钱江是洪秀全的重要军师，其作用近乎诸葛亮之于刘备，刘基之于朱元璋。罗尔纲先生曾从太平天国史料辨伪的角度发表《钱江考》（注：罗尔纲：《钱江考》，《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以“时人记载”肯定钱江是厘捐的策划者，而他和太平天国的关系的“传说”则不可信。但因《钱江考》所据史料本身不够直接、准确和充分，影响到考证的严谨性，因而异议迄今仍存。
《钱江考》把相关文籍划分为“时人记载”和“传说”两大类。所据的“传说”含有四个要点：(1)当太平军攻克武昌时，“有策士钱江闯军门而入”，加入太平军。(2)钱江到后，“劝洪秀全舍西而东，上书论天下大势，共数千言。其书力言两川不足图，……不若取金陵心腹之地，建为京都，乃图进取云云。内含《兴王策》数款，不传于世。”也就是说，钱江在武昌有《上天王书》和《兴王策》，其要旨是劝洪秀全放弃进军两川的打算，改而进攻并建都南京。(3)“洪秀全览而悦之，即遵其计而行。”(4)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洪秀全乃大封会友，“以钱江为大司马，帮理军民事务。”
“时人记载”与“传说”相反。《钱江考》所据“时人记载”包括私家笔记和官方文件。这些私家笔记虽有异同，但也有四个共同点：(1)都没有提到钱江与太平军有联系。(2)钱江从新疆获释后，当太平军占领南京时，他以为又可大有作为，便急速投江北清军雷以諴幕。(3)他为雷以諴筹措军饷而策划创设厘捐，是厘捐制度的始作俑者。(4)后因他居功自傲，触怒雷以諴，被雷所杀。雷则以陈说图谶、蓄意谋逆上奏清廷。
《钱江考》认为要在这些互相矛盾的记载中辨明真相，须考证如下四个问题：
（一）太平天国克复武昌之日，钱江行踪何在？
（二）太平天国克武昌时，有无据守武昌向西发展的决策？东取南京是否临时的决定？世所传钱江上天王书策是真是伪？
（三）太平天国官制中有无“大司马”一官职？
（四）钱江被雷以諴杀害之时，当太平天国何年何月？
其中第（二）至第（四）个问题，《钱江考》都有可靠的资料，证明太平军攻克武昌后又东下南京，原是既定的决策，本无待钱江劝洪秀全“舍西而东”，世传钱江《上天王书》和《兴王策》当系后人托名伪作；太平天国本无“大司马”，只有“两司马”一职，而“两司马”只是第十六等的低级职务；雷以諴杀钱江的奏折今存，但其中既未提到钱江通谋太平军，也未提到他策划厘捐一事。雷以諴的奏折和咸丰帝的批复表明，钱江被杀的时间在咸丰三年五月庚申前几天。按咸丰三年五月庚申即咸丰三年五月十六日，1853年6月22日。
但《钱江考》运用“时人记载”考证问题“（一）太平天国克复武昌之日钱江行踪何在”时，遇到了困难。而这个问题又是全部考证的关键。
《钱江考》据“时人记载”考证的结论是：“太平天国于壬子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即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克武昌，明年正月初七日，即清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弃武昌东下进攻南京，计太平军驻扎武昌共二十八日。……当这时候钱江的行踪何在？据上节所引时人记载，钱江此时正在北京。”
但《钱江考》所据“时人记载”其实并不能导出此时钱江在北京的惟一结论，而是可能在北京，也可能不在北京。这是因为《钱江考》所据“时人记载”中固然大多说他在北京，但王韬《记钱江事》说：钱江从新疆遇赦后，“浮沉江、浙间，渐折节读书，将赴都应北闱试，以博一第。秀水诗人于源赠以一绝云：……时咸丰纪元辛亥也。”咸丰纪元辛亥即咸丰元年(1851)，也是金田起义发生的那一年。这一记载如果属实，此时钱江应在“江、浙间”。钱江究竟去没去北京“应北闱试”，王韬并未记载，紧接便记“次年”，即咸丰二年，太平军“蔓延及湖、湘，江、皖震动。君已至北方，要结齐、鲁、燕、晋间诸壮士，将收为己用，冀得一当以报国”。“北方”究竟指哪里，王韬自己恐怕也不明白。如此模糊，但也不能轻易地排除不计，因为这也是“时人记载”。
从太平军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攻克武昌，到咸丰三年正月初二弃武昌东下南京，这28天被《钱江考》视为考证的关键时间，“时人”都缺乏明确的时间记载。《钱江考》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说：“中国文人的记载向来缺乏正确的‘史时’观念。安知钱江出都之日，不是壬子二年十二月闻太平天国克武昌后星夜出都，他会先到武昌上书天王，在太平天国方面不得志，始转而投雷以諴？此一两月的时间可以做解决此问题的关键，而文人记载一两月时间的错误，则事所常有。”（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第81-110页。）但所据史料如此，再高明的史家也没有办法。
其实，在《钱江考》所未提到的记载中，就有一篇署名大哀的《钱东平别传》，说钱江先上书洪秀全，因不得意，转而投江北雷以諴。此文说，钱江于鸦片战争中随林则徐去广州禁烟期间，便结识了冯云山，“冯云山者，太平天国之大将也。江奇其貌，呼与抵掌谈天下事，遂定交。冯益介绍引见洪、杨诸人，与江相约以逐胡为务，众乃举杨任筹策，而江任募饷。”后来，林则徐被革职，“琦善代林督师至粤，后闻江名，遣人至他处物色之，复居琦幕。其时中英方有违言，琦力主和，而江不欲，以是不相能。”钱江被捕后，即遣戍新疆，“于途间只身以奇计脱，遁迹燕、赵、齐、鲁间，且之旧所（引者按指广州），而洪、杨已起义举兵入江南。江闻之，跃然起曰：此正丈夫效力时也。于是驰书上洪秀全，都万余言。其大旨主于慎外交，捣北京。洪善其说，欲召用江。杨秀清忌江才出己上，乃向洪
龁，江之策又不果行。江不得已，舍之去，流转江淮间，适雷以諴以太仆寺少卿养疴归次淮上，江往说以练兵御寇，驻师扬州之万福桥，以制洪军。”（注：大哀：《钱东平别传》，据姜泣群辑《虞初广志》卷二，上海书店1986年6月影印1915年光华编辑社排印本，第19页。）尔后，钱江为雷以諴先策划“义捐”，又策划创设“厘捐”作为军饷，皆获成功。后因他自傲而触怒雷以諴，被雷设计杀害。杀害钱江的人，便是张小虎，这与“时人记载”一致。
照这一记载，钱江得知太平军起义“入江南”时，不在北京，而在广州；他是“驰书洪秀全”，而并非亲身去给洪秀全上书，结果因遭杨秀清的忌妒中伤，洪秀全才改变了欲召用他的打算，致使钱江转而投雷以諴反抗太平军。
由于罗尔纲先生没有提到这篇《钱东平别传》，我们无法知道他面对这样的记载会如何考证。《钱东平别传》不过是许多有关钱江传记中的一篇，作者不仅强调钱江之死地即在自己的家乡江苏扬州江都县仙女庙，而且强调自己的资料是经调查钱江的“旧交而目击其事者”所获。假如的确如此，则这篇《钱东平别传》也不可忽略。
这也就是说，从太平军攻克武昌到东下南京这段时间，“时人记载”钱江的行踪并不一致，如果再加上《钱东平别传》的记载，则钱江此时的行踪就更加复杂。但《钱江考》由于受史料局限，只好径直择取一种记载，确定其在北京，便下了结论。其结论说：“我们据时人记载，当太平天国克武昌之日，钱江正在北京（王韬微异其辞，也仍说在齐、鲁、燕、晋间），及太平天国克南京，钱江已入雷以諴幕府。那末，钱江安得分身到武昌上书天王，入南京辅佐天朝呢？如果时人的记载果确，则世传钱江与太平天国关系的传说之为荒谬是不待论的了。”
显然，这个结论是在证据并不充分的前提下得出的，因为它至少在已有记载和逻辑上都不能排除此时钱江不在北京的可能性，因而这个问题实质上未能最终解决。而这个问题又恰恰是《钱江考》全部考证的关键。下文我们将会证实，此时的钱江的确不在北京。
钱江问题不仅涉及太平天国史，也涉及太谷学派、晚清小说专题史领域，而所涉及的钱江事迹的关键，也是他和厘捐及太平天国的关系问题。
晚清小说中有一部黄小配（1873～1913）始作于1906年的《洪秀全演义》，便是把钱江作为洪秀全的重要军师来写的。这部小说比较特别。黄小配是广东番禺人，清末著名的记者和纪实作家。在写于1908年的作者自序里，他强调其资料来源之可靠以及所写为信史“实录”，并以“洪氏一朝之实录”自命，因此它究竟是“实录”还是“虚构”？便转而成了史学问题。
欧阳建先生的《钱江与〈洪秀全演义〉》便针对《钱江考》说：“有趣的是，《洪秀全演义》以浓墨重彩描画的诸葛亮式的人物钱江，据历史学家考证，他同太平天国的关系纯属于虚乌有的民间传说。时人所记的钱江，不仅没有参加太平天国，反投靠了清左副都御史雷以諴，为之创厘捐法。”在分析了《钱江考》的根据、论证和结论后，欧阳建先生认为：“罗尔纲指传说为伪的一条重要证据，是‘据时人记载，当太平天国克武昌之日，钱江正在北京。及太平天国克南京，钱江已入雷以諴幕府……如果时人的记载果确，则世传钱江与太平天国关系的传说之荒谬是不待论的了’。问题在于，时人的记载，是否完全可靠，殊难妄论；而黄小配在创作《洪秀全演义》时，是否掌握比今人更多的有关钱江的材料，亦颇不易揣度。”（注：欧阳建：《钱江与〈洪秀全演义〉》，载欧阳建著《古小说研究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321-324页。）
上文已说，《钱东平别传》就在《钱江考》的视野之外，而且我们在下文将要引用的史料，也属《钱江考》视野之外的“时人记载”，并且是与钱江本人直接交往的记载。注意及此，便不能不说《钱江与〈洪秀全演义〉》的质疑抓住了《钱江考》的要害和薄弱环节。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需要可靠的直接资料进一步考证。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活动于雷以諴所保卫及太平军所争夺的扬州地区，即江北大营地区，并与钱江有直接的交往的太谷学派，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直接证据，可补正《钱江考》之缺失和判断失误。
钱江与李龙川、张积中的交往
太谷学派是一个民间学派，系由安徽石埭人周太谷（?～1832）所创。约在道光初年周太谷来到扬州，获得许多信奉者，被视为“圣人”。李龙川（1808～1885）和张积中（?～1866）本是姻戚，都是江苏扬州仪征县（今已为仪征市）人。道光十一年(1831)他们慕名同往扬州，拜周太谷为师，受到周太谷的特别器重，被周太谷指定为自己的传人。道光十二年(1832)四月初一周太谷病殁后，李龙川、张积中便开始自己收徒传道。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占仪征，张积中家园被毁，遂移家山东，为避乱而定居于山东肥城县黄崖山中，并成为同治五年(1866)山东“黄崖教案”的主角。（注：关于太谷学派的早期历史，王学钧《“二巳传道”考辩》（载《明清小说研究》1990年第3-4期合刊）、《刘鹗〈题愚园雅集图抚本后并序〉考辨》（载《文献》1990年第3期）已作查考。）在移家山东之前，他一直活动于扬州地区。张曜《黄崖教案》对张积中在道光末年的活动有一段记载：
道光季年，淮南鹾务变法，天下奇诡之士均集邗沟，如阳湖周韬甫、长湖马远林、武进关恭季之属。韬甫辩口如悬河，公卿屣履到门。积中虑为所毁，与游客钱东平、杨蕉隐、吴雪江等怀谒相结纳焉。韬甫、恭季诋诃积中旁门外道。积中不争，发箧陈《论》、《孟》、《大学衍义》、《近思录》诸书，与徒诵习讲贯，以媚韬甫。韬甫贤而游扬之。（注：张曜：《黄崖教案》，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四册《山东军兴纪略》卷二十一，亦见刘德隆、朱熹、刘德平编《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资料·黄崖教案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0页。按，刘鹗是李龙川的弟子，亦太谷学派中人，拙作《刘鄂与老残游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已论及。）
张曜（1832～1891）系淮军宿将，官至山东巡抚，《清史稿》有传。他提到的“邗沟”即扬州。“阳湖周韬甫”即周韜甫，名腾虎，字韜甫，江苏阳湖（今属常州）人，与王韬为莫逆交，后入曾国藩幕府。王韬《瀛壖杂志》载：
周韜甫比部，名腾虎，阳湖人。生平以经济才自负。尝署其门曰：“有王来取法，无佛处称尊。”亦可觇其概矣。咸丰癸丑，偕汤果卿来沪。与余投缟纻，恨相见晚。宗稷辰居谏垣时，疏荐于朝，目之为“策议深沈，才识迈众。”旋又见赏于湘乡曾文正公，称之为奇士。……（注：王韬：《瀛壖杂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王韬《韜园尺牍》有给周韜甫的信，其《韜园日记》也多有记载。咸丰癸卯即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已定都南京。这年周韜甫到了上海，始与王韬结交。王韬《瓮牖余谈》卷二《记钱江事》记钱江活动于“江、浙间”，便可能与周韜甫在“道光季年”和钱江同在扬州有关。按道光朝系1821年至1850年，道光季年最迟为道光三十年(1850)，即金田起义发生（咸丰元年1851年）的前一年。如果张曜《黄崖教案》所记属实，则至道光三十年(1850)钱江便已在扬州了。更直接的记载见于《龙川夫子年谱》：
咸丰壬子，粤寇跳梁，越人钱东平招集海内名士三十余人宴于扬州湖上桃花庵，纵论天下事。时玉山在座，见师独默然，乃私谓师曰：“公大才，何不发一言邪？”师曰：“时势如此，岂处士横议所能挽回？君记吾言，三十年后唯君与我存，余皆不复见矣。”后渐如师言。玉山知师道高，愿为弟子。（注：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泰州市图书馆馆藏抄本，第32页。）
《龙川夫子年谱》系由李龙川的弟子谢逢源所编。李龙川本名光炘，因江都设“龙川草堂”，世称龙川夫子。玉山即刘玉山，是李龙川的弟子。这里所写的“师”即指李龙川。“咸丰壬子”即咸丰二年(1852)。《钱江考》说：太平军于“清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克武昌”，“清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弃武昌东下进攻南京，计太平军驻扎武昌共二十八日。”这28天正当咸丰二年底到三年初，《钱江考》据部分“时人记载”判定“钱江此时正在北京”。但据《龙川夫子年谱》记载可知，咸丰二年，钱江即“越人钱东平”并不在北京，而就在扬州，且曾“招集海内名士三十余人宴于扬州湖上桃花庵，纵论天下事”。其时李龙川、刘玉山都在座。《龙川夫子年谱》又记：
（咸丰）三年癸丑四十六岁：二月，粤寇犯扬，避乱于邵伯乡之高桥。三月，钦使雷以諴聘师入幕。辞弗就。十月，长子妇周氏卒。
师袱被挈眷避乱乡居，赀用甚绌。值雷鹤皋侍郎驻军马福桥，因越人钱东平知师及张先生名，拟罗入军幕。敦请再四，乃往晤焉。时钱与雷方创议厘捐。师与言三日，卒弗就。未几，钱以刚愎见杀，雷以枉法罢官。（注：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泰州市图书馆馆藏抄本，第23页。）
这里所记的时间具体而准确。太平军于“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弃武昌东下进攻南京”，至二月十四日完全占领南京，二十日始于南京建都，二月二十三日李开芳率太平军攻克扬州。这与《龙川夫子年谱》所记“二月，粤寇犯扬”吻合。此时李龙川迁居“邵伯乡之高桥”，邵伯乡即属江都，而清廷即于此建江北大营。《清史稿·雷以諴传》载：“粤匪陷扬州，以諴自请讨贼，募勇屯万福桥，扼扬州东南。贼窥里下河，以諴屡击走之，通、泰十余城赖以保全。授刑部侍郎，帮办军务。”万福桥也在江都。这和《龙川夫子年谱》的记载也完全吻合。“雷鹤皋侍郎”即帮办江北军务刑部侍郎雷以諴（字鹤皋），此时“募勇”驻军马福桥，抗击太平军。这时的钱江已在雷以諴幕府。当咸丰三年“三月”雷以諴“因越人钱东平”即钱江的介绍，得知李龙川、张积中之名，而欲拉李龙川入幕。这表明钱江早在此之前就与李龙川、张积中有交往。李龙川在“敦请再四”的盛请之下，前往晤谈，“三日”后李龙川谢绝所请。
其中，“未几，钱以刚愎见杀”，证以《钱江考》所引雷以諴杀钱江的奏折和《清文宗实录》卷九十四载咸丰三年五月庚申谕内阁的批复，钱江被杀的时间在咸丰三年五月十六日的前几天，也正相吻合。前引大哀《钱东平别传》对钱江之死的情况有细致描写，说钱江被雷以諴杀害的那一天，“时为五月十一”，即当咸丰三年五月十一（1853年6月17日），恰在“五月十六日”的前五天，与《清文宗实录》所载吻合。那一天钱江被雷以諴遣人骗入营中，“群刃交下，遂遇害。江死时年四十有三。有目睹其事者，谓江躯干雄伟，目炯炯有神光，被害时所著白纺绸长衫尽为血污作赤色云。”照这一记载，钱江死时年仅43岁，当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
至于“雷以枉法罢官”一事，据《清史稿·雷以諴传》，在咸丰六年：“（咸丰）六年，托明阿兵溃瓜洲，扬州复陷，诏责以諴等拥兵不援。又疏辨冒功，为德兴阿所劾，褫职戍新疆。”
上引张曜《黄崖教案》文中曾记张积中于“道光季年”“与游客钱东平、杨蕉隐、吴雪江等”相结纳。雷以諴遣戍新疆后，张积中有《寄杨蕉隐书》。据此信，可知杨蕉隐此时已到杭州做官，其中有一节写道：
读怀人诗，激昂慷慨击碎唾壶。牧庵、东平、枲修诸君，以豪气陷，……雷鹤翁临出关时，行至清河，与仆一信，遂飘然而去。白头老翁，乃遭远戍，玉关明月，大漠孤烟，野帐栖毡，羌笳塞耳，何以为情。扬州旧梦，烽生以后异样凋零，宜足下以长歌代哭也。（注：张积中：《白石山房文钞》卷二，泰州市图书馆馆藏抄本，第24页。）
这里“东平”即钱东平（钱江），而“以豪气陷”即当指钱江因刚愎自傲触怒雷以諴，被雷所杀。此语可证张曜《黄崖教案》所记张积中与钱江的交往，系确有其事。这里所提到的“雷鹤翁”即雷鹤皋（雷以諴）。他在遣戍新疆，“临出关时，行至清河”曾给张积中寄了一信，引得张积中感伤不已。可证张积中与钱江、雷以諴之间都是有交往和交情的。这也可与《龙川夫子年谱》互证。
由此可证《龙川夫子年谱》所记与当时史实吻合，属可信的史料。钱江在扬州地区与李龙川、张积中均有交往，可证：一、当咸丰二年至咸丰三年钱江死前一直在扬州地区，既不在北京，也没有投太平军；二、咸丰三年三月，“钱与雷方创议厘捐”，则钱江为雷以諴策划厘捐一事属实。
结论
钱江与张积中、李龙川的交往记载既可得以证实，便可以确证钱江在太平军占武昌期间，并不在北京，也非如大哀《钱东平别传》所说在广州，而是在扬州。直到太平军占领南京、扬州期间，他也一直在扬州地区活动。雷以諴的军队属“募勇”编成，钱江先是策划“义捐”助雷以諴募兵建立军队，后又于咸丰三年“三月”策划“厘捐”助饷，不久，即当同年五月十一日被雷以諴所杀。因而，钱江决无分身法既在扬州地区助雷以諴，又同时到武昌、南京投身太平军。他确是“厘捐”的策划者，而不可能去武昌、南京为太平天国洪秀全出谋划策。罗尔纲《钱江考》的结论不错，只是论据需要补充、部分判断需要纠正。至于“传说”钱江是太平天国犹如诸葛亮之于刘备式的军师，只能是一种想象的传说，不会是史实。黄小配《洪秀全演义》自信为“洪氏一朝之实录”，也只能是以“传说”为“实录”的自信。同时，也可证《清史稿》卷422《雷以諴传》附记钱江大体不错：“以諴在江北，用幕客钱江策，创收厘捐。……岁得钱数千万缗。……江自以为功，累保奖至道员，气矜益盛，以諴不能堪。会饮，江使酒骂坐，以諴执而杀之，以跋扈狂肆、谋不轨闻。后各省皆仿其例以济军需，为岁入大宗焉。”此外，综合这些记载及《钱东平别传》，可知，钱江当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被害于清咸丰三年五月十一日（1853年6月17日），享年43。这也可补《钱江考》及史传之不足。
《钱江考》在史料并不充分的前提下能判定“传说”为伪，这体现出罗尔纲先生的史识，不过因其成文较早，有些资料诸如太谷学派遗书未及见到，这里所论不过予以补正，以期对钱江问题的考证更接近于真实完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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