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两种传统：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条主义论文,两种论文,实事求是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4)05-0005-05
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始，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这个漫长的过程，也即“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三个时期的22年中，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奋斗与理论创新，推 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并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学”。在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表现出两种传统：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左” 右倾教条主义的不良传统。前者是主流，后者是支流；前者是在同后者的正确的斗争中 发展起来的。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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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党的创立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代表我党实事求是的 优良传统的是李大钊和毛泽东，代表右倾教条主义不良传统的是陈独秀。
这一时期的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而斗争。他先后 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 克思主义观》、《新纪元》、《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其本 人之觉悟迅速提高，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根本转变：由爱国民主主 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不是书呆子式、纯学理 式，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书斋学问、僵化教条，而是将其看作改造中国社会现实的锐 利武器，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 实际应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应研究它如何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 治经济情形。他所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就组织大家辩论社会主义是 否适合中国的历史，李大钊并亲自担任裁判员。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 可能性，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用现在的话说即“ 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性质产生出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实 际上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可以在实际的运用中得到发展和创新。
李大钊所处的年代是我党的幼年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过 程仅仅是开始。但就是这时，李大钊的言行已较充分地显示出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成 为当时我党优良传统的代表性人物。他写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通俗易懂，开始带有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拘泥于书本。比如，中国共产党在 同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在中国共产党保持思想、组织、政 治上的独立性的同时，共产党员个人可以加入国民党，将国民党改造成为“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如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组织行动，在马克思 主义的书本上是很难找到具体答案的。对这种创造性的行动，李大钊身体力行，负责具 体地同孙中山先生谈判，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的精神，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年轻的毛泽东，在我党的创立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将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才能初步显示出来，与比他年长的李大钊一起成为我党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代表人物 。如他所写的《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外力、军阀与革命》、《广东 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 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巴黎公社的意义》、《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等，特别是后两篇著名文章，就是 依现在的眼光也可将其看作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之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比较成熟的作品。他积极筹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积极参加改组国民党，深入工矿、农 村进行调查研究，做工农群众运动，等等，依今日之观，也已算是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 理同中国革命之实际相统一的思想作指导，从事革命活动的光辉范例了!
陈独秀在创建共产党、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之所以在我党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缺席被选为总书记，那是因为他作为五四运动的左翼的旗手，在创建 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为人所共知、为党所赞同、所使然。然而， 从我党的创立过程中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系列关键时刻看，陈独秀的言、行 表现，又确实不是我党优良传统的开创者，而是“左”右倾、特别是右倾教条主义不良 传统的开端。
在陈独秀头脑中，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教条和观念极深；资产阶级革命由资产阶级 领导，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中只能当被领导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 谈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性纯粹是“鬼话”。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 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他“左”右摇摆，先是坚决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使国共合作陷于僵局；后来，当他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又放弃共 产党的独立性，同意“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特别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在国 共合作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工运、农运、军事等等问题上，放弃了党的领导权，堕落 成为可悲的投降主义者，葬送了革命的成果，使我党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由于陈独 秀所搬的教条是英、法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老教条，所以他犯的是右倾教条主义的严重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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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三个历史时期的22年，是毛 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毛泽东的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集中表现为实践上探索，理论上总结、升华与创新。
在实践上，以1927年秋收起义为发端，走上井冈山道路，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 实行武装割据，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一步步夺取政权、一块块打碎反动统治阶级的官僚 国家机器，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理论上，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 等30多篇文、著。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其光辉的历 史文献。在这些文献中，除了从理论上总结中国特色的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之实践经验 ，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之外，最最重要的是集中论述了实事求 是与反对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
可以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上述三个时期，在英勇的革命实践中和艰苦的理论创新 中，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学科。主要内容有：
1.正确认识与对待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毛泽东认为：“说马 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 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 的本本主义。”[1]
2.建党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党作风方面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一是对现状调查研究不 够，在许多同志中存在着“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象”，粗枝大叶，夸夸其谈， 满足于一知半解的极坏的作风；二是研究历史不够，不论是近百年或古代的中国史，在 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三是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许多同志只会片 面地引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 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总 之，在我们中的许多人那里，学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学习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 克思主义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所有这些极坏的作风，传播 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3.对待理论与实际相互关系的正确与错误两种态度，即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 是它的两种表现形式，后者轻视理论，易被教条主义所俘虏)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 态度之比较：
——前者不作系统的周密调查，对于今天的中国若明若暗；后者则应用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与方法，对中国作系统的周密调研。
——前者割断历史，只懂得外国史不懂得中国史，对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 团；后者则不割断历史，不仅懂得外国史，而且懂得中国史，能系统地了解中国的今天 、昨天和前天。
——前者抽象地无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的放矢；后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 的全在于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与 策略问题而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寻找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 ，完全是为了射中国革命这个“的”。
——前者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后者则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总之，前者由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所以是无党性或党性 不纯；后者则是党性强的表现，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作风。
4.反对与克服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和易被教条主义俘虏的经验主义之“妙计”和法 宝：迈开双脚，作系统的周密调查研究，洗刷唯心精神，树立唯物精神，克服唯心的阶 级估量，得出唯物的阶级估量，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获得正确的工作指导；中国革命 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要将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科学求实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有 勇有谋的革命斗士。
在十年内战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左”倾教条主义为主要形式的机会主义 ，表现猖獗，危害甚烈。在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教条主义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连续犯了 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表现得最 为猖狂，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危害极为严重， 教训极其深刻。王明等人披着马列主义外衣，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以共 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名义，“钦差大臣满天飞”，不调查，不研究，下车伊始，哇哇叫 、瞎指挥；讲话，写文章，办事情，充满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气息；空话连篇，装腔作势 ，无的放矢，语言乏味，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祸国 殃民。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作风、好传统，就是在同这种坏传统、 坏作风斗争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 《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名著就是这种斗争的理论结晶与有力武器。
1942年的整风运动和1945年党的七大，使全党思想统一起来，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素 质上了一个新台阶，好作风、好传统终于战胜了教条主义的坏作风、坏传统。结果，使 我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建国工作和建国后的国民经济恢复顺利发展，不断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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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物总有两个方面。胜利、成功是件好事，但也可能因胜而骄，由事物的正面 走向其反面，从胜利走向失败。一个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领导集团，尤其是主要领导人， 在不断革命、不断胜利面前，是胜而不骄，还是因胜而骄，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党的领 导集团，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是头脑清醒，还是被胜利冲昏头脑，这是主观 条件；二是客观条件，党的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有力的武器， 能否通过细化、规范化、制度化而制约主要领导人，使其不能因胜而骄，或产生了因胜 而骄的苗头能被及时纠正。不幸的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的 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是朝向因胜而骄的方向发展的。
当时，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在不断革命、不断胜利面前开始不 谨慎了，逐渐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工作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极其巨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整体上说，是取 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但因滋长了骄傲情绪和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错误地批判刘少 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邓子恢等领导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所谓“小脚女人” 的错误，使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伟大事业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 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2](P801)。现在看来，实际上，毛泽 东对中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一重大国情认识不足，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已出现 了“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苗头。
毛泽东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 会主义”总路线。不久，就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以高指标 、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是建国 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犯的一次极严重的错误。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了一条热情有余、科学不足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9年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批判彭(德怀)、黄(克诚)、 张(闻天)、周(小舟)所谓的“反党集团”，直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将阶级斗争扩大 化、绝对化、系统化和理论化；1963—1965年，先后在城市与农村开展社教运动，错误 地提出社教运动应“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6月，毛泽东又提 出社教不解决问题，只有开展其实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样 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1966—1976年十年 中，整个国家处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动乱之中，使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边 缘。
如果说1957—1966年这十年毛泽东犯了局部性的较严重的“左”倾错误，那么1966—1 976年这十年，毛泽东则犯了全局性的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 造成了极大的难以估量的损失，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损 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为帝国主义反共、反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
那么，毛泽东在1957年到1976年这20年中所犯错误的特点与实质是什么呢?
用一句简明的话来概括，就是他“创造性”地犯了“左”倾教条主义性质的严重路线 错误。所谓“创造性”，是指他晚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有一些 错误的观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文献中都找不到， 是他的“独创”。对此仅举两例就可以说明问题。
第一，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犯过“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简称“超阶段”)的错误 ，但毛泽东则是先犯“超阶段”错误(1958年他主持的由党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在农 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就提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 将来的事情了”，这是“超阶段”的显著表现)，后犯“混淆社会发展阶段”(简称“混 阶段”)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阶级斗争，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并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即“党内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走资派”、“ 党内资产阶级”，在马、恩、列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也从未 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是其“创造性”或者“独创性”的显著例证。
那么，为什么说其错误性质是“左”倾教条主义呢?这是因为，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 的探索中，其思路离开了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路线，走上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左”的岔 路，而且是从误解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若干重要观点开始的。
他误解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与共产 主义问题的一段名言。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 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 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很清楚，马克思在此所说的“共产主义社 会”是包括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后来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将其称作社会 主义社会)在内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那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 之终结点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可是毛泽东则认为，从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起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这一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 会阶段，也就是过渡时期，从而把过渡时期与马克思、列宁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即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加以混淆。在这种“混阶段”的基础上，毛泽东就开始引证马克 思、列宁关于在过渡时期中始终存在阶段斗争的言论。大量引证的有如下论述：马克思 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 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 所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4]。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列宁的“从资 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 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6]。“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 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 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 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7]
从毛泽东大量地引证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就可以看出，他确实 不顾中国已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一最基本的国情，而用 马克思、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阶段的问题，从而犯 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带有极其明显的教条主义性质与特点。不仅如此，由于基本 思路变了，所以在1957年到1976年这20年中，毛泽东把过去自己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概念也抛弃了，直接把我们国家的国体称为“无产阶级专 政”。这更是由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倒退为“左”倾教条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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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党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曾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创始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之主要创立者、实事求是的典范的毛泽东同 志，到了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了自己倡导的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而成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呢?
这个问题极为复杂，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规律性的东西是必须 提及的。这就是：在革命的某一历史阶段，能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真正地创造性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保证一劳永逸， 永远如此；如果经不住不断革命、不断胜利的考验，被胜利冲昏头脑，在胜利面前头脑 不清醒，工作不谨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因胜而骄，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 甚至会陷入个人迷信的泥沼，从而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犯“左”右倾教条主义的严 重路线错误。斯大林和毛泽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给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极为深 刻的教训。这是此种规律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即如果因为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不勤于调查研究，只满足于书本上 的道理，而曾犯过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的严重路线错误者，而之后又在党的领导集体帮 助下，认真总结和汲取教训，一改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风，横下一条心，深入 群众，深入实际，大搞调查研究，使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得到彻底革新，那么，他也 许会成为科学地坚持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国化、当代化的模 范，成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捍卫者，成为十分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张 闻天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
张闻天曾在1931年我党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占据统 治地位的时候，作为临时中央领导成员进入中央苏区后不久，就犯了严重的“左”倾教 条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打击了不少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好同志。如 ，错误地开展了反对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坚持毛泽东正确 路线的一批好同志的斗争，就是如此。然而，张闻天经过延安整风，真正从思想上认识 到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危害、原因与教训，切切实实地端正了党风、学风、文风，并 在实际行动上辞去在中央所担任的一切工作，深入到陕北、晋西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 农村调查。经过一年半的农村调查，使其对中国农村的实际有了具体而深入的了解，这 种调查使其思想发生了一次飞跃，从此，他的言行从教条主义道路上真正转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轨道上来。张闻天是对毛泽东在1957年之后所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最 早进行深刻反省的领导人之一。“他先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系统地批评了‘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罪名而遭到错误打击，随后 在身处逆境时，仍致力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等重大课题，并深入到一些 地方进行调查，写成了大量笔记、文稿和意见，不断向中央提出建议。‘十年浩劫’中 ，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1969年10月，他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遭受监视的六年间，他不 顾生活环境的恶劣，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和共产主义的坚 强信念，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文稿，史称‘肇庆文稿’”。在这些文稿中，张闻天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发生曲折 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驳斥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并对社会主义的 一些根本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8]
我们对毛泽东与张闻天两人所走的实际道路所作的这一粗浅概述，目的就是想从我党 历史上优劣两种传统及其变化规律中真正吸取教训。毛泽东说得对：“骄傲使人落后， 谦虚使人进步。”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在毛泽东从正确走向错误和张闻 天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事实面前印证得十分深刻与准确。
收稿日期：200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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