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时代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06)01-0001-09
一
时代主题是世界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具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核心问题，它是一定时代基本特征的反映。正确认识和把握时代主题（或称时代特征），是制定一国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1](P143)。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高度关注世界形势的变化，注重对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列宁在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的垄断特征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分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时代。1915年，他明确指出，“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被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所代替”[1](P242)。1917年，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造成惨祸、灾难、破产和粗野——这一切就使目前所达到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2](P474)。列宁的这种后来被称为“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观，在我们党内影响深远。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3](P680)。1947年，他再次指出：“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4](P1260)。列宁和毛泽东的上述论断，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主题，即“战争与革命”。20世纪前50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欧亚和拉美许多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经过民族解放斗争而宣告独立。特别是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诞生，改写了人类社会所处的时代，形成了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对垒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实践也证明，无论列宁还是毛泽东对革命客观形势的估计都过于乐观。比如，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初，断定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并断言“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5](P398)。显然，毛泽东不仅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充满信心，而且认为为时不会太久。尤其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逐渐发生了严重偏差。毛泽东认为，时代主题仍然是战争与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因而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迫在眉睫”，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准备打世界战争。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6](P126,127)。过分强调战争危险，并以此作为制定国内外战略策略的基本依据，不仅把主要精力用于准备打仗上，必不可免地影响了经济建设，而且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局面，导致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对我们十分不利。
实际上，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时代主题就已开始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过渡。这个转变大约完成于二战结束10多年后的50年代中期。[7]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进一步发生了深刻变化。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和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敏锐眼光，密切关注国际问题和世界形势，根据世界各种战略力量实力对比的消长与变化，根据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态势和走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及时调整了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提出世界大战不是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避免的。1977年底，邓小平明确提出“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1980年初，他又说：“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8](P77,241)。1983年，他再次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6](P25)。1985年，他在“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的判断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1987年5月，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6](P127,233)。从1977年的“战争可以延缓”到1987年的“战争可以避免”，邓小平实现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巨大飞跃，为正确判断时代主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准确分析和判断世界形势的同时，邓小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深入思考时代主题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1984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看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是南北问题。这是今后国际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9](P974)。同年10月，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他更加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6](P96,105)。邓小平之所以说“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是因为当时世界仍处于冷战状态，美苏两霸争斗激烈，二者的战与和是能否维持世界和平的关键；之所以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不仅是因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关系到自身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而且第三世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第三世界国家越是发展壮大，就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1988年12月，他再次强调：“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6](P281)。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准确地反映了国际大局的根本变化与主要特征，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特征的新判断、新认识，同时也宣告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以往把“战争与革命”作为主要时代特征的思想观点。根据邓小平的科学论断，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载入党的文献，并作为中国制定内外战略策略最根本的依据，从而使中国的国内发展和对外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定义了和平与发展的科学概念，深刻揭示了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且提出了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基本思路，为我们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消除障碍、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涵义及其关系
第一，关于和平问题。按照邓小平的定义，“和平”是指“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是一种“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大和平”。从范围上讲，“大和平”是指世界的和平，也就是不发生世界大战，不发生核战争，而不是泛指没有任何局部战争。“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6](P104)。从时间上讲，“大和平”是指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是一种缓和的总体趋势。邓小平在1982年指出：“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8](P417)。
邓小平之所以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能的，首先是因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以后，战后初期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对峙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所取代。“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但正如邓小平所说：“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6](P104,127)。“核恐怖平衡”和“全球战略部署均势”，使苏美两霸谁也不敢贸然动用战略核武器，即使在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它们也力图把冲突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并且，双方在维持对抗均势的同时，加强了联系、交流和协调，从80年代中叶起“美苏关系已经有所改善，东西方谈判也已取得实质性效果”，促成了“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10](P155,166)。其次，“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20世纪前半期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战期间死亡1687万人，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二战期间死亡约8000万人，经济损失逾4万亿美元。[11]沉重的战争灾难使人们痛定思痛，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强烈愿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6](P127)。就是说，不仅历史上都曾被帝国主义欺凌、今天仍然遭受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并面临着发展民族经济的极其艰巨任务的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战争，而且饱受军国主义和原子弹祸害的日本人民、连续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苦的欧洲人民也坚决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特别是，“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只要欧洲“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再次，“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6](P233,127)。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的变革，推动着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和经济合作，而且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影响巨大。核武器的破坏力及其爆炸后给人类特别是交战双方造成的难以承受的灾难性后果，是任何一方都不能不慎重考虑的问题。因而，核武器的出现，使战争的手段已经很难达到战争的目的，客观上成为自发约束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最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和生产社会化、市场国际化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同时，不仅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而且不同类型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扩大，不仅发展中国家努力谋求合作与发展，而且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需要自身综合实力进一步发展。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调整，基本矛盾趋于缓和，获得新的生机，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是靠战争解决，而是表现为和平的经济和科技的竞争与合作。并且，帝国主义用军事手段消灭社会主义的种种努力已经遭到失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只能长期并存、和平竞争。所有这些，决定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两种制度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大可能，“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第二，关于发展问题。按照邓小平的定义，“发展”既包括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即“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北方国家”（发达国家）的发展和再发展，又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综合协调发展，是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大发展”，而不是少数几个国家或某一方面的发展。由于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因此“发展”又主要是指经济发展。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在世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和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仍然深受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危害，经济发展的环境更加恶化，致使南北问题十分突出。“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6](P96)。占世界人口1/4的北方国家，国民收入约占全世界的4/5，而占世界人口3/4的南方国家，只拥有世界1/5的国民收入。南北差距的扩大，不仅使发展问题成为南方国家最突出的问题，而且也制约了北方国家的再发展，从而给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障碍。邓小平认为，进入20世纪80年代，“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富裕国家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30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6](P96,106)。可见，南北经济依赖性的增加同南北差距扩大之间的矛盾，使发展问题集中体现在南北关系中，或者说，南北关系的实质是发展问题。因此，对于南北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必须“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6](P282)。
第三，和平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谈及和平与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时，邓小平始终坚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发展的必要条件，把促进发展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实基础，并特别强调发展问题、南北问题是当今世界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他反复指出：“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第三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6](P116,117,233)。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和平与发展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不可能在战乱频发的国际环境中获得经济的持续发展；发展是和平的重要保障，人类不可能在贫困萧条的经济条件下保持世界的持久和平。这是因为，只有维护世界和平，才能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才能保证各国集中精力进行发展，才能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又有助于改善南北关系和南南关系，消除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减少军事冲突的诱发因素，维护世界和平。尽管战后和平因素超过了战争因素，但只要世界上还有3/4的人口长期不能摆脱贫困，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稳定与和平，发达国家也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就全世界来说，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在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进和平，这两大问题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
（二）制约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强烈愿望，但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是因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阻碍和平与发展的因素，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国际旧秩序。
第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是挑起战争和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它们干涉别国的内政，侵害别国主权，直接危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早在1979年初，邓小平就深刻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12](P491)。其后，他又反复告诫我们：“必须看到，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8](P395,415,416)！1985年，他在科学把握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的著名论断。[6](P104)这一论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作为判断标准，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根源的理论，深刻揭示了当代战争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末，他又再三提醒人们，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家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它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肆意进行干涉。它们总是欺侮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它们对中国也是这样，总是千方百计地干预我国的内政。他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整个帝国主义西方国家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6](P344,348)。因此，只要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世界就不会安宁。
第二，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阻碍发展的根本症结。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特别是南北经济和贫富差距日益突出，固然有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原因，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和发达国家不顾及甚至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则是根本的原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发达国家究竟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还不是靠剥削和掠夺。”“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表面上看是发达国家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实际受害的还是发展中国家”[9](P975,1186)。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尚未真正摆脱对原宗主国的依赖，其经济单一化和畸形发展的状况也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加上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仍然遭受着国际垄断资本及其跨国公司的重重盘剥。就对外贸易来说，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所需原燃料和初级产品的输出国。西欧所需矿产资源的50%、日本所需矿产资源的80%、美国大量消耗的36种矿产品中的23种均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世界石油储量的一半以上、石油产量的1/3和石油出口的1/2以上集中在中东地区，但世界石油消费的80%却不是在中东地区，而是集中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各国，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又是发达国家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早在1981年，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美国全部出口产品的37%，欧共体全部出口产品的40%，日本全部出口产品的44%[13](P25)。发展中国家向外输出的是价格低廉的燃料、矿产等初级产品以及土特产品，输入的却是价格高昂的工业制品和粮食。不仅如此，一些发达国家还通过其他各种形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甚至干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以维护其原有的殖民利益并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正是由于发达国家凭借其在世界经济和科技中的垄断地位，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并使它们保持依附状态，造成了南北差距不断拉大，导致发展中国家愈来愈穷，而发达国家则愈来愈富。因此，发展问题即南北问题的实质是国际旧秩序下的不平等关系，即北方国家控制与剥削南方国家。
（三）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基本思路
针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及其主要障碍，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基本思路，概括了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他反复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6](P353)，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邓小平时代观乃至整个国际战略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按照邓小平的论述，这一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8](P417)。邓小平不仅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20世纪80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中的第一件，反复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6](P228)，而且强调这个任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先是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封锁、政治上的孤立和军事上的威胁，后又面临着前苏联的巨大军事压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又爆发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更使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此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要求中国必须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振兴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首先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同时，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8](P416,241)。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坚决支持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反对渗透、扩张、侵略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并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
其次，“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6](P162)。过去我们反对霸权主义总是把斗争锋芒锁定在以谁为首或某个具体国家上，同时形成与相应国家之间全面的对抗和斗争的关系。但事实表明，不仅超级大国称霸，而且少数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企图谋求地区霸权或地区事务主导权，甚至公开用武装干涉的方式挑起局部战争制造地区动乱；不仅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会爆发战争，而且相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也会爆发战争。针对新的情况，邓小平提出，现在我们反对霸权主义，不是指某个国家，而是指霸权主义行径和政策。他鲜明地指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6](P128)。就是说，我们是反对全球（大）霸权主义与反对地区（小）霸权主义、维护全球和平与维护地区和平、改善中国的周边环境与谋求世界和平环境的统一论者，我们既反对全球（大）霸权主义，也反对地区（小）霸权主义，既要维护世界和平，也要维护地区和平；我们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不论社会制度异同和国家大小；中国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是为了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促进世界繁荣的和平国际环境。这就使我们斗争目标更加明确，斗争方向更加集中，更容易团结世界和平力量。
再次，“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8](P416)。第三世界国家大都是经济不发达甚至很落后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由于霸权主义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和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它们的政治经济利益长期受到侵害，而且是局部战争和地区动乱的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因而，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但在反对大小霸权主义、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方面，它们都有着强烈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和平力量。与第三世界国家有着共同命运的中国，只有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才能共同维护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并为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和平与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中国一直都把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正如邓小平所反复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6](P56)。
最后，“中国永远不会称霸”。中国不仅属于第三世界，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6](P328,329)。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而不是霸权主义政策，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而不是破坏的力量，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而不是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对外扩张和掠夺，决定了中国不仅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且自己也永远不会称霸而破坏世界和平。中国发展得越强大，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越强大，世界和平也越靠得住。“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6](P158,383)。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和平外交政策，永远不称霸，并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
第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国际新秩序，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的发展与繁荣提供机制保障，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早在1974年，他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就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后期，针对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转折，许多国家倡导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美国却企图建立一个以它为领导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新秩序的情况，他更进一步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强调，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6](P282,363)。这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和全人类发展的要求，彻底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改变超级大国主宰世界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局面，改变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盘剥和掠夺的局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等、互利、合作、公正、合理的原则规范和处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与繁荣。
邓小平认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首先必须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P96)。他特别强调，各国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而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6](P359-361)。其次，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使世界各国都享有独立平等地参与和解决国内国际事务的权利。“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6](P360)。相反，这只会引起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影响和平与发展。因此，必须结束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地区性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取代霸权政治，使无论大小贫富强弱的国家都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都能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都能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并依据自己的判断发表意见。再次，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某些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反对使用武力甚至战争手段解决争端，而要用新思路、新方式、新办法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其中包括相互让步的办法，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有些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而是尊重现实，搁置争议，先讨论如何共同开发或先讨论如何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我国采用“一国两制”方式成功解决港澳回归的理论与实践，更为各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范例。最后，依靠并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使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等方面有更大的作用，并成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重要因素和保障机制。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而且能够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6](P94)，是有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
在和平与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世界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更加突出，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没有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固然不可能有平等互利、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但如果没有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样不可能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因此，邓小平在强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同时，十分重视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强调“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我们主张南北对话”[6](P20,56)。要通过南北对话协商，逐步建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平等互利合作的关系。在商品、贸易、资金、债务、金融、货币等重要经济领域，发达国家要从自己的长远发展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要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也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不能以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来谋求自己的发展。其次，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合作。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我们虽然很穷，但穷国之间的合作余地还是很大的，可以互取长处，不能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放在发达国家的恩赐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多起来，积累起来，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南南合作。”特别是经过近年来的发展，“现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有些彼此可以借鉴的东西，这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在较新的科学技术方面，没有发达国家的合作不行，而在其他很广泛的方面，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解决的。这对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一环”[9](P974,806,807)。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学习和合作，加快发展，促进总体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时，“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6](P96)，进而推动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乃至世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良性循环，推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三
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邓小平“根据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国际局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判断，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对当今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和国际大势的深刻洞察，不仅为我们制定内外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赋予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以崭新的内容，而且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世界伟人的深邃战略眼光和恢宏政治气魄”[14]。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光辉思想和科学论断，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光辉思想和科学论断突破了传统的时代理论，为我们正确把握时代特征、客观认识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
时代主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只有正确地、客观地、全面地把握时代特征，才能够正确地、现实地、辩证地分析和对待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国际国内战略和策略，在推进国内事业发展的同时，推动国际社会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然而，我们长期以来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停留在列宁时期的论断上，停留在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上，坚持“战争与革命”的主题不变，远远落后于世界形势的发展，落后于变化了的实际，我们也因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恢宏的政治气魄，密切关注战后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变化，科学把握时代特征，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准确地反映了国际大局的根本变化和主要特征。这一论断，回答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问题和我们所处的时代特征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突破了过去长期固守的战争与革命是当代的主要特征和主要潮流的过时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理论。实践已经证明，尽管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以对20世纪80年代前后国际格局的考察为基础的，但它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末2l世纪初国际形势两次剧变的考验，充分显示了科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正如党的十六大所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15](P35,36)。
（二）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光辉思想和科学论断，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为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我们党果断地作出了改革开放和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从而实现了从“斗争崛起”战略到“和平崛起”战略的历史性转变。正如邓小平所反复指出：“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6](P249,250,233)。也正是在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并深刻认识当代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邓小平把崇尚和谐宽容与和平相处的中华文明、当代中国国情、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当今时代主题、维护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制度统一起来，郑重宣告：“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6](P328)。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中国既要努力争取并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机遇，加快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20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制定并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实行改革开放，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快速发展的和平崛起新道路。从1978年到2004年的26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不到1473亿美元增长到16494亿美元，年均增长9.4%，遥遥领先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由不足200美元，增长到超过1000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11548亿美元，年均增长超过16%；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长到6099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5621亿美元，其中2004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62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16]。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度地提高了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勃勃生机，而且成为拉动世界经济、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使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三）邓小平关于时代问题的光辉思想和科学论断，指引我们党和国家进一步完善、发展并实施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的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就不可能顺利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中国的和平崛起。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因此，“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6](P156,233)。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指引下，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对世界政治经济事务的参与权；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盟，坚决维护我国独立自主、不受限制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利，不允许任何外国侵害中国的利益，同时尊重所有国家的权益；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合作，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北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坚决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以及经济实力的强弱来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改善和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坚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决不当头的方针，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由于我们始终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不仅满足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和平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顺应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爱好和平、追求发展和繁荣的共同愿望；不仅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加快了自己的发展，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使中国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从而，为保证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同时也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邓小平关于“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的伟大预言[6](P158)，已经并将进一步实现。
收稿日期：200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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