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来体育发展观的回顾、反思 与新时代的展望
付剑锋1，胡玉娜2
(1.韩国龙仁大学 研究生院，京畿道 龙仁 017092； 2.暨南大学 体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论文采用对比分析法，梳理了人类历史上体育发展的两条主线：即以雅典为代表的“价值论”与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工具论”。沿着这两条主线，从生物体育观的延续、政治体育观的确立与人文体育观的回归阐述了中国体育观的确立、嬗变与发展过程，并对其进行了辩证的反思。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体育发展观进行了展望：即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逐渐淡化政治色彩，强化体育本质功能；实现群众体育由“短板”到“支柱”的复位。论文对新的发展观指导下中国体育改革的战略思想、制度政策和体制机制等实践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
关键词： 体育发展观；新中国70年；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体育发展观是对体育性质的认识和本质的规律性阐释，受一定历史阶段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具有不断变化的时代性和发展是“为了谁”的人民性。作为体育实践的总指南与出发点，体育发展观起到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作用，决定着体育发展思路的转变、发展战略的调整和政策决策的出台。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体育观都是对当时体育实践意义的反映。回顾历史，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体育不同的观照，观点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洛克的“合理的体育有助于培养勇敢和坚毅的精神”，还是卢梭的“体育是一切的基础”；无论是毛泽东的“野蛮其体魄”，还是马克思的“体育……是造就全面发展人的唯一方法”等等，所有这些对体育的认识无不体现了一种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客观需要。因此，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厘清我国体育观的发展脉络，描摹我国体育发展价值取向的历程，勾勒我国体育发展观的未来图景，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亚胺培南耐药为标准，ICU共分离到36株CRE，其中肺炎克雷伯菌21株，大肠埃希菌10株，弗氏柠檬酸杆菌3株，阴沟肠杆菌和黏质沙雷菌各1株。36株CRE菌株中有17株来自神经外科监护病房，13株来自重症医学科，4株来自急诊监护病房，1株来自心内科监护病房。普通病房共分离到的41株CRE，其中肺炎克雷伯菌25株，大肠埃希菌11株，植生拉乌尔菌3株，产气肠杆菌和黏质沙雷菌各1株。41株CRE菌株中有12株来自康复科，9株来自肝胆外科，7株来自神经外科普通病房，6株来自泌尿外科，4株来自感染科，2株来自呼吸科，1株来自胃肠外科。
1 体育发展历史上的两条思想主线
研究体育发展观，我们就不得不把目光回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如著名学者李力研所说：“我并非一个‘言必称希腊’的人，但在体育问题上，则属于典型的‘言必称希腊’。因为不谈希腊，体育就无法谈论”[1]。希腊创造了古代文化的高峰，也形成了完整的体育体系，无论从思想、内容到形式，都对近现代体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整个希腊建立了二百多个城邦国家。早期以荷马时期为代表，中期以斯巴达为代表，后期以雅典为代表。作为古希腊最具代表的城邦国，斯巴达与雅典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成为蕴育了独特体育思想的文明温床。
1.1 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工具论
早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的“荷马时代”，体育竞技活动已经非常盛行，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求必须参加体育活动，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都是体魄矫健、武艺超群者，体育被赋予了浓厚的军事色彩。而到了斯巴达时期，当时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其是一个尚武的国家，体育是以战争需要为出发点的，着眼于增强体力。“斯巴达的男性几乎一生都过的是军营生活，每天进行规定性的身体训练，有着一套严格的体育训练内容体系[2]”。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年轻女子也要参加各种身体训练。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孕育出的体育，已经有了明确的目的指向性：服务于国家之需要。体育被作为强化民族意识的手段与保卫政权的工具，体育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国家本位，具有一定的实用主义特征。
1.2 源于自然主义的本体论
而到了的雅典时期，作为当时文化教育先进的国家，雅典非常重视体育、德育、智育和美育相结合，注重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公民。在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生活条件下，男孩在7～14岁就进入音乐学校和体操学校，音乐学校教授识字和音乐，体操学校教授体操和游戏，12岁后接受比较正规的体育训练[3]。在那个时期，体育是培养一个完美的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的目的就在于造就“完人”。如当时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主张体育训练应是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强调人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身体和精神，极力主张顽强地锻炼身体。而柏拉图则把体育视为“使精神健全和道德完善的途径[4]”。古希腊这种注重“和谐教育”的体育发展观，体现了一种自然主义思想，强调以人为核心的个人本位，注重体育在促进人的均衡发展中的本体价值，蕴含着人文体育思想的特征。
纵观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为劳动和国防建设服务”的体育方针，还是“增强体质”体育发展目的，以及“强国强种”的体育发展观，都是把体育作为服务军事与政治的手段，基本上是在以“体育作为一种工具”的指导思想下发展起来的，虽然其间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一基本出发点作为中国体育发展的主线是贯彻始终的，并以此为基本点延伸到体育制度体系中，从而影响到体育实践的方方面面。当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提出，使体育走到了一个重新选择发展方向的十字路口，也让我们再次看到国家体育发展战略转变的曙光。
2 新中国体育发展观的确立与嬗变
2.1 生物体育观的延续
为了解决学生这些疑问，任课老师收集大量资料之后，制定了以“晏子为何使楚”为主题的微课。在微课中，老师模仿大师单田芳说评书的风格，将晏子使楚的必要性用故事化的形状告诉学生。
2.2 政治体育观的确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临体育第一线，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发展体育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新思考中国体育未来发展方向，对未来几十年中国体育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2.3 人文体育观的复归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对体育的需求也变得多元化。而以“供给决定需求”为特征的政治体育观已经不能适应体育发展的需要与时代的要求。体育如不能很好满足公众的需求，就会抑制体育发展的动力。同时，经济发展极大地推进了物质文明建设，国家提出了以发展人、提高人为目的精神文明建设，“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主题开始确立。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文体育观悄然兴起。从人的主体性哲学观来看，体育是人的体育。人是体育的主体；体育是人的客体。发展体育的起点与归宿是：一切出于人自身的需要，一切经过人自身的认可，一切遵循人自身的规律，一切为了人自身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呼唤和确认人的主体性，凸现人的主体性。而人文主义的体育观正认为，体育是人类的身体语言，是由人创造出的身体运动文化，体育的发展应把作为实践主体、认识主体、价值主体和历史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体育发展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人的主体性实现到什么程度。
当我们站着历史的面前循着体育的思想逻辑来审视体育实践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诞生于古希腊的两种体育观对近现代体育产生了很大影响。斯巴达把体育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来实现军事需要，体现了发展体育的国家本位，代表着一种“工具论”价值取向，蕴含军国民体育色彩。而雅典体育则重视体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价值，体现了发展体育的个人本位，代表着一种“本位论”价值取向，反映着人文体育特征。近现代的体育发展轨迹，基本上是在两者互相交锋、碰撞、渗透、融合中不断变迁的。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倡导体育在人性解放中的价值，还是近代体育在国家军事的意义，以及体育在教育与健康上的价值等等，都可以从两种体育思想中找到源头。
3 我国体育发展观的历史贡献与反思
不难看出，“发展体育运动”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这已经固化在人们的思想中与体育实践中。虽然如此理解过于简单，但我国体育事业近70年来的实践表明，确实如此。毛泽东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中国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中国人民作为时代的存在，把“增强体质”理解为“体育”的终极意义，是无可厚非且理所当然的。它既出自改变中国人“东亚病夫”面貌的激情，也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地繁衍所必需[5]。但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去回顾时，不难发现，这种在当时具有先进意义的体育观旧然是“社会与政治”的产物，仍没有跳出“工具理性”的窠臼。
从功能上看，“发展体育运动”，可以“增强人民体质”，这是由体育的生物价值决定的。按此思路进行演绎，既然发展体育运动将会增强人民体质，那么也就相应提高了保家卫国的本领与能力，从而被赋予了积极的军事意义。从价值上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虽然在当时并没有清楚地阐明其人文价值，人们对“体育”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体质”层面，但这也不否定其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即便我们现在站在“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口号时，其在生物学价值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仍然是清晰的。从对象上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为了增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质，并不是少数人的体质。这作为党和国家“执政为民”的体现，正是中国体育事业的根本和归依。
回顾我国体育70年的发展历程，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升，群众体育蓬勃发展，体育产业日益繁荣，体育各个层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体育服务在经济社会中也取得了自身的巨大发展。在不同时期体育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一次次体育发展战略的调整与政策的定位，不仅改变了“东亚病夫”的形象，而且成为当今公认的世界体育大国，实现了向“体育大国”的跨越。而反思我国的体育发展观，就不得不将目光聚焦到一句口号上。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同志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2个大字。毛泽东的这句名言，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蕴，它明确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根本目的和发展方向，指出了中国体育事业未来发展的真正方向和着力点，影响并左右着中国60年来体育发展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很显然，“发展体育运动并不单单是为了增强体质”，“增强体质”也仅仅是发展体育运动的要义之一。既然发展体育运动，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强体质，那还有什么终极的目的呢？我们可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系列重要讲话中找到问题的答案：“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在提高人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突破自我的精神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回归“价值理性”，还原体育本质，超越历史局限，实现人的全面、和谐、自由发展，就成为体育发展的未来价值取向与终极目的。
我一帆风顺，一点也没想到会有厄运降临。同宿舍好友反映：李汝庆早晨唱东方红，不是唱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而是人民大舅子。组织上立即找我核实，其实真没这事，我相信党组织会公正处理，所以把自己的一切都向党坦白。半年过去了，没想到处分决定是遣送回家！更没想到这只是厄运的开始，“海外关系”与香港“特嫌”成了一直笼罩在我头上的阴影。
油脂在高温有氧的条件下会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反应所生成的挥发性产物和非挥发性产物对油脂的风味和品质有着重要影响。油脂的品质，如酸值、过氧化值、脂肪酸组成以及抗氧化性都与其烘烤程度有着密切联系。本实验以猪油为对照，研究不同的烘焙温度和循环加热次数条件对黄油的理化特性及营养成分变化，为天然乳脂部分以及全部替代烘焙食品中的人造奶油、起酥油以及棕榈油提供理论依据。
4 新时代我国体育发展观的展望
现代体育传入中国初期，清朝政府曾颁布“癸卯学制”，通过主张“扩充军人教育于学校为体操”推进军国民体育，但之后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军国民体育思想慢慢被摒弃。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且面临着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发展中的负面因素。为了应对各方面的挑战与压力，重建和保卫祖国就成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同时，如何将松散的社会整合动员起来而实现组织化的社会建构，也是发展体育的一项基本任务。更重要的是，为了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育被赋予了承载着提高中华民族国际地位的重任，这也是由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环境所决定的。面对外部世界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压力，国家很重视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先进经验和体育理论，而“劳卫制”的引进也就顺理成章。“劳卫制”目的是通过体育的教化功能，使劳动人民更好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各项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体育运动可以保证学习任务和生产任务以及国防任务的完成，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积极因素。因此，提倡通过“刻苦训练，为国争光”，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通过发展体育运动达到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之目的，就成为当时政治体育观的一种形象写照。
蚜虫用40%乐果1000倍液，或50%抗蚜威2000～3000倍液喷雾；潜叶蝇用50%辛硫磷乳油1000倍液，或80%敌百虫粉剂1000倍液喷雾；霜霉病用58%雷多米尔500倍液，或75%百菌清600倍液喷雾；炭疽病用50%甲基托布津500倍液，或50%多菌灵700倍液喷雾防治。
4.1 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
马克斯·韦伯将人的理性分为两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基于某种价值信仰之上的，强调终级的价值关怀。在价值理性的引导下，只要认为自己选定的行为具有绝对的价值和意义，为了实现这种价值，人们一般不考虑行为的手段和后果。而工具理性一般把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作为行为取向的依据[6]。由此以观之，体育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其实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过程。不难看出，源于雅典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是价值理性诉诸于工具理性的结果，而工具理性的扩张与异化又是“非自然主义”体育思想形成的原因，两种理性的互动催生了“人文主义”体育思想的产生。也不难预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将成为未来“生活主义”体育发展观的基本动力。
马克思指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的本质，而人的发展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7]”体育是人的体育，体育的发展要为了人。人，既是体育的主体，又是体育的目标。作为主体，只有人才能提供；作为目标，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体现体育的价值。从此点出发，“体育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回归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8]”。从根本上说，体育是通过人和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的过程，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过程”。因此，实现体育价值理性的觉醒与复归，对体育工具理性进行反思，还原体育的终极目的，让体育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一部分，并以此为原点向体育管理体制、体育价值观念和体育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延伸，将是体育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
4.2 逐渐淡化政治色彩，强化体育本质功能
有学者指出，建国之后的中国，体育一直是政治的奴仆。这个结论也许过于武断，但却也从某种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所确立的“政治体育观”。其实，关于体育与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似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学者们的观点见仁见智。纵然《奥林匹克宪章》也明确规定：“体育与政治无关”，但纵观历次国际体育赛事，其早已成为各国政治角逐的舞台。
诚如有学者所言，“体育的诞生与发展在于它的公共性[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育具备了一定的政治功能，但这只是体育的一种延伸功能。在体育发展的某些阶段，正是体育的这种政治功能，将体育“工具论”发挥到极致。“工具论”体育观凸现了体育延伸功能与非本体价值，以至于弱化、丧失了体育自身的主体性存在价值。而体育之所以为体育，就是因为体育通过对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关系影响来实现人的自由和谐发展，这是体育的本质与根本所在。而强化体育的本质与终极目标，就要相对地保持体育的主体性，使体育“相对于社会其他子系统而保持自身的价值和独立存在[10]”。
人类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复杂性的社会，正是这种复杂性，赋予了体育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这种联系使体育与政治有了相互结合与促进的可能性。事实上从客观上评价，也正是有了政治的影响，体育在发展的某些阶段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这个层面来看，实现政治从体育的剥离，也许只能是个比较主观的理想，体育终究难以摆脱政治的影响。问题的关键是，在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发挥政治参与正效用，不为政治所利用，并逐渐淡化政治的影响，回归体育的本质，通过对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实践的关注而实现其终极价值。
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也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假设。因为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脱离了政治支持，实现体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更是一句空话。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处理好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既能还原体育的真实面貌，又能发挥政治的促进作用。因此，这就需要重新定位体育发展观，重新思考体育发展模式，重新平衡体育发展格局，重新构建体育发展路径。
经过统计发现，本文获取的1 030篇文献分别分布在30种期刊上(如图2)。其中，刊载武术文化研究50篇以上的期刊有5本，共刊载了442篇，占据了所有文献的将近一半。期刊《体育文化导刊》载文量最多，达到113篇，其次是《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发文量为104篇。《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的发文量都在50篇以上。并且，除了体育类期刊以外，武术文化研究的文献还分布在了教育类、新闻类以及中华文化研究的期刊中，比如《教育理论与实践》、《传媒》、《中国教育学刊》、《中华文化论坛》等。可见，武术文化研究受到不同领域刊物的重视，体育类期刊对于该主题的研究更为关注。
总而言之，体育已完成了其所在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党和国家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并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显而易见，体育作为历史的产物将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再一次面临着价值的重新解读与发展观的重新定位。
PDCA理论的应用可以不断的改进当前护理工作中所存在的不足，提高患者对医院护理的满意度，在本次的实践调查中，两组患者在接受不同的护理计划、措施中，获得明显差异的护理体验，护理组人员获得满意率为98.0%，明显高于对比组的68.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其在提高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质量上有着显著作用，因此是值得在实践中推广的。
中国人在体育观上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洋务运动时期。在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维新派抱着“师夷长技”的目的，以军阀军队操练洋操以及开办军事学堂为开端，开始将西方体育引入中国。而资产阶段改良派以“求国图存”为目的，以进化论为武器，从教育的观点论述和倡导近代体育，对学校体育的兴起以及尚武风气的开拓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国人由于孱弱的身体而被西方人嘲笑为“东亚病夫”，为了激励中华民族的自尊、自强，体育就被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来了这种重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怀着“强身健体”的体育情结来发展体育，强调体育的生物学价值，而“增强体质”就被视为体育的本质功能。当然，这种生物体育观的盛行，除了人们对体育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外，根本原因是与当时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有密切关系。在当时，为了改变劳动者的体力素质低下的问题，体育被认为是增强人民体质的一种最积极有效的方法。同时，由于卫生医疗事业的落后，通过体育运动达到增进健康、减少疾病也成为当时不得已的选择。显而易见，这些反映的都是一种以个体生理属性为起点的生物体育观。
4.3 实现群众体育由“短板”到“支柱”的复位
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具有大一统特征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所决定，也是国情的必然选择。而竞技体育的优先发展就是这种政治体制与国家利益共同作用下所产生的社会政策偏好结果。也正如前所述，这也是体育在那个特殊时代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依靠举国体制下高效的体育资源配置模式，我国竞技体育从极度落后迈向巅峰，我国已经具备迈向体育强国的基础与条件。然而，中国70年来的体育事业发展事实证明，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竞技体育的提高并不能自动地促进群众体育的发展，同样，高水平的竞技运动也造就不了体育强国。诚如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所言，群众体育已经成为我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基础性短板”[11]。显而易见，体育强国的实现需要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双轮驱动，竞技体育的巨大成绩并未能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群众体育作为竞技体育的“底盘”与基础，不仅是竞技体育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而且与民生体育息息相关，是构筑体育事业稳步前进的坚固“支柱”。因此，从国家体育发展战略层面来说，向体育强国迈进，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对“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要求，补齐群众体育的这一“短板”，实现与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这才是实现体育的终极价值依托，才是发展体育的真义所在，才是实现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
5 新时代中国体育发展观更新后体育运行框架的思考
如果说新时代体育发展观的重新定位阐释了体育“是什么”的问题，那么这一定位的展开将面临着“怎么做”的重新解读和体育运行框架的重构。其中，如何用一整套不断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组织保证，用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政策范作为制度保证，用一种科学先进的执政理念作为政治保证，用一种良好的社会舆论作为环境保证，将是新时代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战略思想层面，新时代体育发展观的展开与演化，首先面临的将是思想层面的激烈碰撞与观念上的交锋。因为思想观念的变革，带来的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意味着原有的通过长期博弈形成的利益结构将被打破，政府、社会、市场与公众等不同主体对体育资源的分割需要达成新的平衡。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如何协调？体育的发展是坚持公益化还是市场化？市场化到什么程度？政府的执政理念如何重新定位，如何转变行政职能？体育的社会化改革如何向深入推进？体育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如何引导？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在学术讨论的基础上做出实践性选择。
在制度政策层面，原有体育制度与政策作为体育各资源要素相互之间基本关系的规范化与系统化，规定着体育的基本结构，决定着体育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不同的制度政策有不同的政策目标，解决不同的政策问题。体育发展观的重新定位，意味着政策目标的调整。与新的体育发展观相契合，国家提出了建设“体育强国”战略目标，毋庸置疑，群众体育将以新的角色登上历史的舞台。目标的变化需要新的制度体系与之相匹配，而目标的内涵是什么？实现目标的路径有哪些？实现目标的重点在哪？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政策如何更新？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在体制机制层面，战略思想与基本制度的变化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来支撑，需要冲破一切束缚体育发展的障碍，实现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改革需要空间，思想观念的转变程度，决定了改革的空间大小。当前，体育面临着发展理念的重新定位、发展方式的重新选择，这已经是既定事实。但国内对体育未来发展的认识还不明晰，特别是对体育资源配置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体育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的认识不够不成熟，现有的体制机制也不够完善，政府体育职能转变滞后，体育评价和考核激励机制还不够科学。厘清这些问题，将成为重构体育发展支点的关键所在。
总而言之，体育运行框架的重构涉及体育领域的方方面面，其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有一点应该认识到，体育发展框架的重构，取决于体育发展观的变化，而体育发展观的变化归根到底来源于体育实践的新发展。因此，重构体育发展框架，要从思想到行动，从决策到体制，从机制到环境，都与体育发展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进行思考、改革与探索。
这些研究成果，既有理论探索，也有实务指导，推动了会计、财务、审计、资产评估等领域行业准则的研究、制定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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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Sports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n New China
FU Jianfeng1, HU Yuna2
(1.Graduate Dept., Yong In Univ., Yongin-si, Gyeonggi-do, 017092 Korea;2.School of P.E., Jinan Univ.,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study the two main lines of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e human history, which were “value theory” represented by Athens and “Tool Theory” represented by Sparta in order to formulate strategic ideology, systems and policies for sports reform in China.Along with these two main lines,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ment, 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return of sports development concept in China from continuation of biological P.E.concept,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P.E concept and return of humanistic P.E.concept was reviewed and the sports development origin in China was discussed dialectically.Meanwhile, sports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n China was studied in view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at is, from “tool theory” to “value theory”.It focused on the natural function of sports, sports for all.
Key words :70 years of P.R.C; sports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0X(2019)08-0031-06
收稿日期： 2019-03-12；修回日期： 2019-06-17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基金项目(16B102)。
第一作者简介： 付剑锋(1992-)，男，湖南岳阳人，博士，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通讯作者简介： 胡玉娜(1990-)，女，安徽阜阳人，讲师，研究方向：体育人文社会学。
标签：体育发展观论文; 新中国70年论文; 工具理性论文; 价值理性论文; 韩国龙仁大学研究生院论文; 暨南大学体育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