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追求：走向理性与规范——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伦理的进化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年中论文,改革开放论文,轨迹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由思想解放所催生的巨大经济动能改变了我国长期贫穷落后、僵化保守的形象，一个充满朝气和进取性的民族正崛起在世界之林；随着由物质进步拉动的利益神经的进一步觉醒，更呼唤着长期沉淀的逐利本能，利益意识向全社会扩散，市场运作范围急剧深化和拓展，生产力如被魔法催醒一般喷涌而出；但缺乏规范的商业意识和逐利行为在挖掘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经济具有过分商业化的倾向。在这同时，社会正强力纠正、规范社会物质进步过程中的精神缺陷。本文将主要对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利益观念为主要内涵的我国经济伦理进化轨迹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文明状况作一理性思考。
一、利益追求：中国改革开放的观念突破口
传统体制下的中国是一个具有强烈独特性的国家，这不但表现在其追求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目标及其建设实践中，而且也突出体现在对待利益的态度上。当西方国家把追求经济利益看作第一要务时，在长期特殊氛围中熏陶的中国大众对此却唯恐避之不及。当中国的经济活动不得不承担社会生存和发展任务时，它也仅仅只是其他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及其目的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在传统体制中经济活动没有真正独立的地位和意义，也就无法产生独立的经济观念和意识，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追求。观念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恶性循环使得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处于十分艰难的时期。
在物质贫乏、精神失调的双重困境中，急剧改变这种局面的改革开放更显示出其历史性功勋和突破性意义。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从政治路线和思想理论层面上分析，是由于党的基本路线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强调阶级斗争到紧紧以经济建设为纲；但在实践进程中，则是以肯定和鼓励利益追求而起步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缺乏强有力的观念支撑是迈不开大步的，而且这种观念必须具有突破重重传统束缚的冲击力。从改革开放的实践分析，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领域——农村改革的意义在于解除对农民的各种束缚，依靠和调动农民积极追求自身利益的激情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和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致富”等激励性政策和口号，并且强调党员带头致富。在当时，“万元户”成为了社会中的榜样和追求。这些深得社会发展最基本要义、也深得最广大社会成员欢迎的致富政策赢得了广泛的欢迎，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观念意识和政策激励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在观念方面的突破口，成为冲击和摧毁传统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强有力武器，成为新经济体制中思想观念的核心内容和基础，并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具有永恒的推动力。
只有当对追求利益进行充分肯定和激励、并置于重要地位时，人们才有勇气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投身于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的运作之中。这种转变，是真正从社会经济发展、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必然结果和路线。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关注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实质，他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几十年，到现在还是人民生活艰难、国家贫穷落后，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必须要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小平同志曾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将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对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看，物质利益占了相当的比重。
追求利益，把生活在云里雾里的人民拉回到现实。肯定和鼓励追求利益的观念其积极功能在于：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要求。只有当社会具有强烈追求利益的冲动时，社会经济才能具备足够的发展能量，并为社会生存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特别是在从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初期的短缺阶段；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拓展和深化。追求利益的动力迅速把社会经济中的各个部门和领域不断地卷入市场和商业运作之中；有助于党的基本路线的实施，为党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并形成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物质利益和利益追求的肯定，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通途，也打开了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闸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具有远大目标的革命必须脚踏实地，与客观要求相适应。特别是在鼓励群众参加革命的情况下，更应该提出贴近群众追求的目标和口号。中国革命斗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号召强烈吸引着农民；而改革开放中我们鼓励人民群众追求利益、发财致富，推进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
二、利益追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双刃剑
利益观念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是令人惊愕的：致富狂潮推动着中国各地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GDP连续20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 物质财富急速涌现。而目前的相对过剩市场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作了极好的注解。在这过程中，利益追求观念逐渐深入社会经济各肌体和行为之中，演变成社会经济中的观念标准并深深影响着道德基础。
然而，理论或观念的合理性与实践效果是有着差别的。这种差别来源于理论的正确性具有单一性，由于缺乏实际条件的约束和检验，理论的准确性可以无限延伸；但理论在实践中的准确性其实是有“边界”的，越过“边界”，正确的理论就有可能成为谬误。但这种“谬误”可能并不是理论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实践本身过分地越出合理性范围。在利益追求方面，也充分表现出这一特点。在经济利益成为压倒一切的追求、并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其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凸现：
在经济活动中、并逐渐扩散到整个社会领域，产生了所谓的“一切向钱看”的粗俗真谛；在观念意识方面，对一些具有永恒意义的概念如“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等进行质疑和批判；追求经济利益的狂热不仅在经济领域愈演愈烈，而且把一些社会管理部门如政府行政部门、司法系统等也深深地卷入进去；全民经商、人人“下海”成为时尚，公司犹如雨后春笋满世界都是。甚至形成了好像不经商、不下海就不是时代中人，成为老古董的氛围；非物质生产领域如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科学、基础科研部门等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评价急剧衰落，陷入困境。所导致的状况是，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在利益追求的冲击下急剧瓦解和崩溃，而新的道德观念体系尚在孕育之中，社会进入道德观念迷茫和真空时期。在物质进步的衬映下，日益暴露出中国缺乏维系社会和人民的精神支柱和道德伦理。我们不能不看到，与物质进步俱来的是青少年在思想和追求方面的迷茫、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治安状况的恶化、社会各层面不同内容的腐败和堕落。整个社会经济表现出分工界限在淡薄，而商业性质在膨胀。
从以上现象的诱因看，追求利益观念在推动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催醒着人类本身的阴暗心理和本能，使得社会有被卷进极端追求利益氛围中的危险：追求利益有可能从一个起正面作用的因素提升为唯一的目标——似乎是与利益追求相比，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利益追求观念从一个蛮力巨大的破坏和冲击传统体制的强有力武器转变为社会经济的扰乱因素，从而使得这一观念在其作用达到顶点时开始走向负面。
但我们在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时，也是一种理论的单向性推理，是在排斥具体条件情况下的演绎。从本质上而言，追求利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但追求利益也确实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双刃剑，整个世界历史就是在这种矛盾和困惑中过来的。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必须把追求利益的人类本能和冲动通过制度和机制管道导入最大限度发挥其正面作用的途径中，而对其负面作用和影响进行严厉的约束和规范。缺乏社会制度规范的利益追求使得人们成为自然状况中的“经济人”，而自然状态的事物必然具有强烈的两重性。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冲动能自然增进社会利益的论述也只是一种单向性的推理，缺乏制度规范的“过滤”和引导，将产生众多的困惑。现实状况是“经济人”生活于社会环境中，在人们相互关系的影响下运作，他必须考虑个人行为与社会要求的相符及其影响，并且其本人的行为最终也将影响他本人的状况。
对利益追求行为的规范、约束和引导在中国难度颇大。传统的中国社会注重道德说教和精神约束，而在一个人们狂热追求利益的时代，最有效的约束和规范手段是利益自身，但在这方面我们既缺乏制度规范的实践又缺乏传统。从中国市场交易的特点看，不论巨细的讨价还价是一个惯例，但这却是成本很高的交易方式。在这种交易方式的背后，隐藏着市场中人与人之间缺乏信誉和信用，消费者和出售者之间是一种猜疑、甚至敌对的关系，无所不在的讨价还价不但交易成本高，而且毒化人们的心灵和情绪，而当市场交易中形成相互信任的氛围时，这两者的关系将由敌对而调和为融洽。
三、物质文明先行环境中利益观念的修正和完善
曾经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道德和经济伦理的衰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道德观念方面的混乱却赢得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这种观点混淆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当道德、精神与物质处于矛盾状态时，物质建设无法获得长期良好发展环境和基础，特别当我们从整个社会利益的角度进行分析时，就更是如此。
利益追求倾向在为社会赢得持续的物质进步的同时，缺乏约束和规范的利益动机也在损伤这个社会的机体。而且，这种具有原始蛮力的利益追求冲动在本能上是排斥新文化、新道德的形成的。这种负面影响的存在和扩大使得物质进步的意义在衰退，经济增长的价值和效率在这种环境中被损害了，也迫使社会在其所获取的利益中的很大部分用于应付这种状况。从市场的混乱状况对经济运行的损害、从国有企业的巨额亏损对社会财富的吞没、从社会公德的冷漠浇灭人们的热情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损耗。这种影响不仅扰乱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更严重的是对人类自身的摧残，退化为原始的利益追逐者。
“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敏锐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67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 我们愈来愈清楚地感受到精神文明和社会道德重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96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重申了这一目标，并且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文化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层次，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建设和提高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及其道德观念被清晰地列入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判标准和目标之中。
随着在思想路线方面对精神文明和道德观念建设的认识深化和强调，我们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又开辟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线：
大力弘扬、宣传和灌输正确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在全社会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如“七不规定”等；对社会不同职能领域和部门、即市场商业运作和社会公共服务部门进行严格界定，对政法部门等退出市场运作的规定等等；提倡职业道德、规范服务和商业文明；特别是加强各种法规和制度建设，尤其是对市场运作行为的规范和约束。
精神文明建设有力抵制和消除了“金钱万能”、极端的利益追求倾向和市场混乱局面，新的精神面貌和道德观念在逐步凸现：各地志愿者队伍的不断壮大、爱心活动蓬勃开展、慈善事业蒸蒸日上。在今年全国抗洪救灾中涌现的动人事迹和忘我牺牲精神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强烈体现。
但在精神文明和道德观念建设方面的缺陷首先是我们还是比较注重精神感化和个人的内在修养，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机制规范，在实践中制度漏洞留给极端利益追求者较大的活动空间。其次是在道德观念和经济伦理的内容方面缺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适应性和融合性，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状况，形成经济运作实践和伦理观念两层皮，这就很有可能产生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并且在某些方面两者是冲突的。再次是道德观念和经济伦理对促进市场经济深化和发展方面的功能欠缺，或者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需要的道德观念的内核缺乏深刻了解和把握。
然而，提出精神文明和道德观念问题，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即在一定发展阶段，我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已让位于精神方面的难题，并且这一问题正在被充分重视。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我们越来越关注社会主义还在那些方面体现出自己的特征。
四、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观念
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向我们展示，欲取得社会经济的真正进步和发展，必须充分注意物质与精神观念间的良性关系。从更高要求及其发展看，我们有理由要求不仅仅是提高和强化我们的道德和文明程度，而且是从根本上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伦理观念和文化体系。但难题是如何解决物质和精神、利益追求和道德观念在实践中的融合，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大课题，也是长期健康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
随着我国物质文明进程，在道德观念方面也增添了新的思考内容。在社会经济发展日益要求整个社会诸因素相互协调、配合的前提下，特别是市场经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及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条块分割模式、而强烈要求各市场经济参与者全力协作的条件下，我们对利益追求的途径、手段及其内涵有了深刻的认识，使得以此为核心的商业文明在逐渐形成。
首先，必须理解利益是在社会整体合作状态中产生的，利益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协作的产物。如果缺乏他人的协作和应对，就无法顺利完成利益获取过程；其次，利益获取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侵占和剥夺。原始的、粗俗的利益追求是对他人利益的攫取。那样的结果只能是存量利益的再分配，而不是社会利益的增进。而且，这种对个人而言的利益增进方式最终将损害整个社会经济，包括他个人；再次，利益是一种责任，它不仅仅是一种获取，同时也是一种付出，必须对自己追求利益的行为负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利益追求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可以理解为：1.把利益追求从单纯个人行为提升到赋予更多的社会涵义；2.从粗俗的追求利益的高自由度到把其置于严厉的约束和规范之中；3.从自身出发的利益追求转变为考虑和尊重对方利益前提下的利益分享。
以经济伦理为核心构建商业文明，其关键是利益追求与道德观念的融合。具有理性的现代经济伦理不是以彼此对立的角度来看待利益追求与道德观念的关系，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经济伦理和商业文明只是考虑如何以更文明、合理方式来追求利益，或是对追求利益行为的精致化。应该强调的是，商业文明的重要性在于其是承上启下的，如果商业文明能够秉承与融合社会思想和路线特征，同时其实践功能在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那么这种商业文明将极大地得到发挥和弘扬。
从世界经济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看，随着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内涵的认识深化，经济领域及其运作日益融入整个社会之中，其所包容的关系范围从单纯的个人扩大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继而又扩大到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甚至跃出国界、提升到与世界的关系的高度。这是一种客观的要求，因为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分工体系强化的同时，也在强化着合作和协调的要求，强化着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观念。脱离这一要求，我们将无法建设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早在本世纪20年代，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罗素在其《中国问题》论著中指出：“中国人的伦理历来不注重公共义务，而家族观念却很重。”“如果这一切要得以成功（指中国的现代化——引者），中国的道德观念要大大地变更。要用公共思想取代旧时的家族伦理观念。经营私人企业时的诚实美德要转到国家事业上来。”（注：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47、195页。）例如， 从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来说，当我们把填湖（河、江、海）造田、把砍伐森林的产值和利益计算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时，自然环境的报复使得这些利益荡然无存，反而造成更大的困难和“亏损”；当我们无所顾忌地污染着环境时，人类自身的生存受到极大的威胁；同样，当我们以本能的和粗俗的观念来追求利益时，其对社会经济可能产生的动荡、混乱、损害其成本是无法估量的。
道德观念的进步和发展依赖于物质文明所拓展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对物质进步过程中所面对的难题的思考。
因此，道德观念和经济伦理是有阶段性的，即必须符合时代的基本发展要求，超前和滞后都将使得这种道德观念缺乏生命力。从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要求的道德观念和经济伦理分析，其在宏观上不能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路线相背；在实践中也不能与功利主义相对抗。道德观念和经济伦理不是制止人们追求利益，或把追求利益贬成道德低下的行为。我们目前所需要的道德观念和经济伦理其核心内容必须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并引导一种文明的功利主义。
以上论述引申出道德观念的实用性问题。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道德观念只是一种幌子，如果缺乏特定的追求目标是无法评判道德观念的正确性的。在现实世界中，经济伦理和道德观念本质上同样是一种功利手段。在目前，我们提倡厂商诚实、信用、老实，为人民服务。在一个缺乏规范、粗俗追求利益的阶段，这种道德观念是苍白无力的，抵抗不住物质诱惑的蛮力，而且还将受到人们的嘲笑；但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中，为顾客服务、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种商业文明的精髓，而且还是一种追求利益的必然途径：只有真正为顾客服务，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欢迎，才能产生商业交易，才能从中赢利，这将成为激烈竞争市场中的致胜法宝。而那些搞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的厂商，最终将被理性市场和消费者所唾弃。具有这种功能的商业文明很好地融合道德观念和利益追求，将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历史的发展，为我们古老的观念如诚、义、信、礼等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和内容。在这里，我们发现传统伦理和观念又实现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进程。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我们必须打破传统伦理和观念的束缚，勇敢地追求利益，追求国民经济的发展，虽然在初期这种追求可能表现的比较粗俗。但在目前，我们又向往和拿出传统伦理观念来对过度行为的修正。但我们只是吸取它的精华，借助它的形式，在其内涵方面已注入了全新的内容，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使其得到新生。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衰落或不再进步不是人种的退化，而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使其缺乏新的素材。（注：参阅罗素：《中国问题》，第152 页。）而目前中国所进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但在物质财富方面滋润着中国人民，而且在文化和道德观念方面将重现中国的辉煌。虽然这一任务远没有完成，但我们已看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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