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特点，就不能不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及其演变发展有个系统的了解。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工业社会”理论
19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初是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在经过改造加工过的圣西门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了适应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其标志是：系统的“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凡勃伦、松巴特、维贝尔、熊彼得、莱德勒等。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建构起自己的“工业社会”理论。
1.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论”。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松巴特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13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新生的资本主义和处于衰竭状态的封建制度并存、重叠；传统主义仍然强烈，经济生活有着个人色彩；雇主与工人靠宗法关系而结合在一起。(2)18世纪中期至1914年是“盛行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处于单一、纯粹的状态；利润原则是经济理性主义支配着一切经济关系；科学的机械技术被利用；各种关系已完全被体制化了。(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资本主义属于“晚期资本主义”。这个阶段有两大特点：在社会内部，经济生活中特殊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力量在削弱，而公私合营、国营公共工程、集体公共工程等非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增加；在企业内部，“官僚科层心理”取代企业家心理，从而使资本主义的三个构成要素只剩下两个（即“形式”和“技术”）。
2.“社会中坚论”或“官僚政治论”。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对“官僚政治论”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他预言，在一个世纪内将由于领取薪金的职员的增加而出现的“官僚政治”会取代资本主义文明。其理由是：首先，企业家的功能已经衰退，委员会的工作和照章办事的经济环境削弱了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其次，理性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批判态度使一切既定的信念受到冲击，追求变革和创新的精神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对资本主义的敌对情绪，所有这一切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最后，资本主义生产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理化了，而这种合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改变资本主义心理。在这位美籍奥地利学者看来，工会权力、政府权力、各种形式的管理，以及大公司的垄断和领取薪金的经理集团的出现，是与建立在财产体制和合同自由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相矛盾的。在这种矛盾运动中产生出“社会中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会被由“社会中坚”（由超越阶级壁垒，具有才能的人所组成）领导的社会所代替①。
3.“官僚科层化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对上述理论的一种发挥。它认为，追求最大效率、最优化、合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精神。而合理化的发展必将导致行政管理的加强和社会体制的科层化。官僚制是“法理型统治”的典型形式，其特点是慎重公正：它的官员不带偏见或情感地履义务，不论社会等级和身份差别，对一切人实行同样的法规②。官僚科层化是指社会内部人与人各种关系的体制化。官僚科层化社会中的统治者是掌握技术知识的工业部门中的经理和政府中的官员③。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将走上官僚科层化道路。
4.“资本主义改组论”。这一理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提出来的。他认为，在现代条件下技术专家的作用已经极大地增强了，但是他们却不拥有应当属于他们的社会权力。技术知识分子从属于商人，他们不过是商人命令的执行者。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必须创设一种“技术人员管理委员会”，依据这个机构来进行一系列限制商人权力的社会改革。因此，在凡勃伦看来，如果20世纪发生革命的话，也只能是工业革命。领导革命的既不是少数派政党，也不是只关心饭碗的工会，而是工业体系的参谋长—一工程师。
5.“新中产阶级论”。在历史上，“中产阶级”的最初含义是指处于地主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资产阶级。莱德勒在1912年的一篇论文中第一次把处于雇主与工人之间领取薪金的职员称之为中产阶级。莱德勒与马尔夏克在1926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中产阶级”的论文中，对他们的中产阶级理论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他们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中产阶级”不断地成长壮大，并占居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将会走到一个拥有“新中产阶级”的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新中产阶级论”与“社会成层论”、“社会流动论”、“人民资本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④。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影响较大的几个学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业社会”理论的基本轮廓：其一，工业社会不同于军事社会，后者是为了掠夺、浪费、炫耀而组织生产，前者则是有秩序、有计划地生产商品；其二、工业社会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即关注生产，以秩序、精确性、合理化作为活动方式的准则，由实业家、工程师等“能人”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以知识作为社会的基础；把技术和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需要是有计划地提出的，满足需要是通过组织生产要素来完成的。上述各学派的共同点是：把社会生产力“工艺化”（从而也就谈不上对生产力及其与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的正确把握），否认或贬低生产关系在社会结构及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补充和发挥了圣西门的知识决定论和精英决定论；用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改良取代社会革命；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而是在最终的意义上坚持资本主义的永恒不变性。
二、“后工业社会”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使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时期（至今）。其标志是：具有浓厚的未来主义色彩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未来学”一词是由德国学者欧·费莱希泰姆在40年代首先提出和使用的。50、60年代，未来学或未来主义的浪潮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一般地说，未来学是以人类所关心的未来的各种可能的发展以及未来发展的各种趋势为研究对象的。它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生态的、科学的和技术的等方面的预测分析。在西方未来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前景、世界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的预测分析，以及全球发展战略的整体设想。以对“后工业社会”问题探讨为核心的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正是在各种形形色色的未来主义思潮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后工业社会”理论是从“工业社会”理论发展而来的。科学、知识、科学家、技术专业人员、技术官员在社会及其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这个问题，是“工业社会”理论和“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⑤。正是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包括探讨这个问题的方法论原则）确立了“工业社会”理论与“后工业社会”理论之间的继承关系。当然，这种继承关系还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取代关系。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后工业社会”理论之所以能够取代“工业社会”理论，这主要是由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其一，“工业社会”理论无法解释（从维护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角度）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及其扩大，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在国际关系中占有日趋重要的地位，以及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种种变化。其二，“工业社会”理论与二次大战后开始流行起来的未来主义思潮不合拍，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变发展，“工业社会”理论的缺陷、矛盾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从而使其变得陈旧、过时。最后，因此，“工作社会”理论已不能满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贝尔看来，“工业社会”理论家的共同缺点有两个：一是把工业企业以及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视为主要制度；一是简单化地论述技术统治问题，把同知识职能相联系的专家与同权力和政治职能相联系的专家统治混为一谈。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决定国家的强大实力的不是它的工业力量，而是它的科学潜力。实际上，代“工业社会”理论而起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批评“工业社会”理论的技术统治观点的片面性和技术合理主义的狭隘性的同时，又陷入了一种“新合理主义”（见下文）。
在这里需要说明几点。(1)“后工业社会”理论并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立刻成为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主流的。这里有一个过程。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曾以政治发展战略和世界政治的未来为主题，这与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壮大有着直接关系。50至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它们的战后“黄金时代”，从而使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成为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主题。如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和《新工业社会》，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各阶段》，阿隆的《工业社会十八讲》等等，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的。70年代至今，是现代科学技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的时期，也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和调整的时期。这时，科学技术发展及其趋势成为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主题。“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在上述的第二个时期，才成为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主题的。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2)在现代西方学者那里，对“后工业社会”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把“后工业社会”解释为“科学工业社会”；一是把“后工业社会”解释为“非工业社会”。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科学工业社会”论。(3)围绕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及其发展的关系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又逐渐分两大流派：技术乐观主义（也称工业社会论派）和技术悲观主义（也称生态社会论派）。前者的主要观点是：社会的发展取决于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财富无限增长，而财富的无限增长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消除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从而使现代社会顺利地发展到未来的新型社会。而后者则认为，科学技术如同从瓶子里放出来的魔鬼，它虽然给人类带来诸多的方便和享受，但同时也带来了无法消除的祸害。唯有暂时停止技术进步，把各种增长控制到“零增长”，才能保持社会发展的均衡，拖延社会崩溃的时间⑥。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这两大流派虽然各领风骚，在不同的时期交替担当“第一提琴手”，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工业社会论派（确切地说是后工业社会论派）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中居支配地位。因此，要把握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主脉络，就必然对“后工业社会”理论及其主要类型有个总体上的了解。
1.“科学社会”论。这一理论首先是由法国学者富拉斯蒂埃提出的。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基础分别是：农业和开采工业；加工工业；服务行业；科学。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到来。这个未来社会的真正名称，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既不是工业社会，也不是第三期社会；而是“科学社会”。虽然富拉斯蒂埃的“科学社会”论还比较粗糙，但在这一理论中，传统的技术统治思想混杂着一种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最初观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后工业社会”的思想最初是由富拉斯蒂埃提出来的。
2.“后资本主义社会”论。这种理论认为，“工业社会”正在逐渐向“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权威，而不是所有权关系，权威与所有权不再具有一致性。因为这时，社会矛盾的中心已不再是经济关系。生产资料法律所有权的缩小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分离：经济秩序中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再等同于政治秩序中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故此，在未来社会中，矛盾斗争将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社会变改将由政府权势分子来策划。
3.“后现代时期”论。这一理论是由阿米泰·艾特齐奥尼创设的。他在《积极的社会》一文中宣称，现代时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讯、知识与能源技术的巨大变革而告终。起而代之的是后现代化时期。这个时期最根本的特点是：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迅速发展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冲击。这种冲击的结果：或是技术的发展对人的价值观念的地位形成更大的威胁，或是“价值观念重申自身规范的优先地位”。究竟是哪一种可能性占上风，这取决于社会到底是它所创造的工具的仆人还是主人。
4.“后文明社会”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已处在由文明社会向后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也可以说，处在后文明社会的起点上）。后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知识领域是社会方向以及社会自觉性战胜个人自觉性的前提；新社会的进化具有指导性，而不是过去的适应性生物进化。
5.“后经济学社会”论。在这种理论看来，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后大规模消费社会”。其特点是：财产极其丰裕，不存在任何短缺和匮乏；人均收入每18年翻一番，任何东西都不必考虑经济学的成本管理原则；资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工作和效率失去了意义；出现随着变化速度加快而来的“文化适应性”创伤。这一理论把社会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局部工业化社会、工业社会、大规模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即后大规模消费社会。
除了上述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类型外，在西方影响较大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类型还有：李赫特海姆的“后资产阶级社会”论、加尔布雷思的“新工业社会”论，以及已为我国学术界所熟知的布热津斯基的“电子技术时代”论、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论，等等。但是，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论比较起来，这些不同类型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还比较松散、缺乏系统性（虽然托夫勒的“超工业社会”论在其中算是比较“成型”的）。
贝尔是“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集大成者。1959年夏，贝尔在奥地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后工业社会”这一词，并提出他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其后，又相继写出了《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1962年）和《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Ⅰ］、［Ⅱ］（1967年）。1970年夏，在苏黎世召开的讨论会上，贝尔做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对“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思想渊源和方法论基础作了全面的论述。这个报告的内容，无疑是于1973年出版的贝尔的那本系统地论述“后工业社会”问题的巨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这部著作中，贝尔对“后工业社会”同“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间的联系与区别，“后工业社会”结构的特征等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总之，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它以前的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并为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信息社会”论（由于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著述很多，故不赘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贝尔并不赞成“信息社会”（还有“知识社会”、“专业社会”）的提法。
以贝尔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论者所依据的哲学方法论基础包含着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1)马克思社会发展的Ⅰ图示（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在旧社会的母胎中已经得到充分发育，这种新结构反映了生产的社会化性质同资本关系之间越来越矛盾，新的生产组织同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到了不相容的地步，社会主义世界来临了），只是一种生物学方式的比喻。它不是一种经验性的描绘，而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图示Ⅰ发展，而是按马克思社会发展Ⅱ图示（强调生产力、科学技术、工业化发展）发展的。大规模投资银行体系的发展。，股份公司所导致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雇员、白领工人等“中产阶级”的扩大，是图示Ⅱ的基础。(2)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业社会，它们都将进入“后工业社会”，从而走上“趋同”的道路。(3)在“后工业社会”中，学者和技术人员将占统治地位，这不仅表现在质上，而且表现在量上。而工人阶级的比例将越来越小，其力量越来越弱。(4)“后工业社会”中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根源于由于社会结构功能的失调而导致的动态平衡的破坏。因此，调整社会结构，恢复整个社会的动态平衡是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根本途径。(5)“科学对生产方法不可抗拒的影响”是“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这就决定了“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矛盾只能是职业专家和外行之间在组织工作中的矛盾。这种矛盾规定社会变革仅仅是管理的方式、手段和规章方面的变革，它不会改革现存制度的基础本身。
由上可见，“后工业社会”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主导。当然，自它问世以来，不仅遭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许多西方学者也对它提出了质疑和诘难。例如，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缺乏对政治作用结构和社会结构冲突的分析，因而它所做出的预言必然是不科学的。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后工业社会”理论所要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理论已经提出的问题。从“后工业社会”的基础特征来看，要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工业社会”理论已经提出的问题。从“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来看，这种社会不是什么崭新的社会。不能设想，适用分析工业化社会的概念，也适用于对已经工业化的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分析。还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后工业社会”理论对科学和知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说明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它在解释社会发展趋势时，不仅缺乏独创和新颖，而且也是片面的，即过分夸大社会发展趋势的程度，而忽略了社会其它方面；种种类型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只不过是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维贝尔等人理论的“变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如此，在当前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后工业社会”理论。
三、几点方法论思考
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具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它对资产阶级关于社会演变发展问题的一般观点和具体研究方法以及这个阶段几百年来的统治经验（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实践经验），从静态、动态两个方面做了集中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又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有限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方法论和具体理论上的依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凡是对重大的现实社会历史问题的探讨，都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对这一理论的评价问题。因为篇幅所限，本文拟就这个问题提要式地发表一点（侧重从方法论上）不成熟的看法。
应当承认，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学派）包含着不少有价值的因素，而不是一无是处的谬论的集合体。其主要表现在：(1)提出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意见。例如，熊彼得及其追随者的“创新理论”在如何估计新技术、新发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估计新技术、新发明的推广过程，特别是在如何看待技术创造以及劳动密集型和节约资本型的技术创新在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意见。这对我们如何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2)提出了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如何解决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成果的正确应用、消费、家庭、人口、妇女等方面的问题，“后工业社会”理论提出了不少可供选择的方案。世界工作化和现代化进程在不同的国家（包括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必然会引起一些相类似的现象。从生产力和技术经济以及经济增长对社会各阶层的分配和消费的影响的角度来看，较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生活等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及其可供选择的处理方式，对于正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无疑是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的。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批判地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方面的某些具体经验，必须要建立在对我国的社会制度及其国情的全面思考的基础上，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有适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模式，现代化进程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各个国家的国情联系在一起的。(3)为我们全面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发展的特点、过程及其导向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例如，虽然不能说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管理体制等方面变化之间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但这一分析中所包含的大量的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发展的具体资料，却是值得我们认真整理、研究的。
然而，从其总体上（包括建构理论的方法）看，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是不科学的。
1.回避和否定生产关系及其演变发展，或回避和否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关系的恒久性，把唐俗的生产力观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
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庸俗的生产力观。这种庸俗的生产力观有两个主要特征：(1)把生产力技术化、精神化、纯自然化、非人化；(2)否认社会革命的作用。不是把生产力视为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深层基础，而是把它视为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唯一依据。所以，这种庸俗的生产力观所讲的“生产力”，已不是马克思所讲的作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物质生产力了。目前学术界有些人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方法论错误就在于它只强调或过分强调生产力及其演变发展，而忽略或否定了生产关系及其演变发展。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模糊的认识。对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来说，不存在是否过分强调生产力及其发展的问题。因为它所使用的生产力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各有其内在规定性，但是如果抹煞这两者间的内在联系，那么理论形态上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就不再是对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正确反映了。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学说中的“生产力”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纯工艺学意义上生产力（或完全精神化了的“生产力”），而不是“社会物质生产力”。把错误的、不科学的生产力范畴作为理论思维的工具，当然不能正确地揭示生产力及其发展与整个社会及其发展间的关系，从而也就不能制定出正确反映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社会演进图式。无论是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图式，还是前现代化时期——现代化时期——后现代化时期的图式，都没有摆脱庸俗的生产力观的束缚。我们这样认为，并不是否认这类图式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它们毕竟从某个侧面反映出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而是不能同意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把这类图式绝对化。在这类被绝对化。在这类被绝对化的图式中，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基础线的生产方式的演变发展不见了，社会革命被科技革命取代了。有的西方学者如贝尔似乎也很公允：承认“两个轴心”的存在。但这是以割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为前提的；同时，即使是这两个孤立的轴心，在贝尔那里也没有得到同样的“礼遇”：把生产力的轴心绝对化，而把生产关系的轴心相对化和抽象化。有的西方学者也承认生产关系是基础的社会关系，但他们把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确认只限制在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它以前的社会形态中（见下文）。上述这两种观点仍属于庸俗生产力论的观点。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是社会结构的深层基础，生产关系是最原始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体的生产方式。以这条社会发展的主基础线为根据所制定出来的社会发展图式，能够准确、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没有以偏概全的“毛病”。当然，在马克思那里，还有其它一些“划分方法”（为了研究的需要），但它们都不过是生产方式划分方法的“补充”和“变形”。我们认为，庸俗的生产力观之所以成为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这与该理论学说的主旨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与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理论相抗衡，把资本主义改革和发展的“空间”无限扩大化。
2.庸俗的生产力观实质上是唯心史观。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从庸俗的生产力观出发，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否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截然分开，必然会滑向唯心史观。因为，不能正确、全面地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内在联系，就很容易把生产力工艺化，甚至知识化。把社会生产力等同于科学技术，把科学技术等同于“理论知识”，同时又把整个社会的变化发展归结为“理论知识”的变化发展，这是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趋同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学说所依据的方法论思路。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看来，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即理论知识是社会结构的深层基础，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是直接由科学技术决定的，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无关。既然社会的发展变化与生产关系无关，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而方案的选择不具有历史必然性。所以，就社会制度而言，人类的未来不可能只有一种可能性，而是多种可能性并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多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就“技术制度”而言，人类的未来只有一种可能性，即“后工业社会”。“统一工业社会”论的创始人阿隆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两种途径。贝尔认为，各个国家不论社会政治制度如何，它们都要进入后工业社会。有的西方学者讲得更为直接了当：在后工业社会根本不必考虑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在后工业社会，知识、技术决定一切，而财产关系则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他所掌握的知识、技术决定的。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关系未来社会的说法很多，并经常花样翻新，但实际上都是庸俗生产力观的不同表现形态（这对“趋同论”也不例外。它的要害在于用资本主义吞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共同点是：(1)把知识、科学技术、科技等专业人员分别视为社会及其发展的深层基础、主轴和主导；(2)否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相继关系和更替关系；(3)否认“社会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3.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虽然也承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冲突、弊端、如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种族之间的矛盾、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包括贫富两极分化），等等，但是它认为这些矛盾、冲突、社会不平等可以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条件下得到彻底解决。
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试图从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资本还能表现出一定的应变能力或调节能力这一事实，推导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穷尽的潜力。在它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实际上还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现代西方学者常常把“制度”同“体制”混淆起来），将是解决和克服各种社会矛盾和弊病的最好的社会制度。但是，怎样才能把承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弊端，从而确定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形态改革的必要性，与证明资本的自我调节能力的无限性这两者，在理论形态上统一起来呢？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的基本思路是(1)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看作没有共同根源和统一基础的个别尚待解决的问题；(2)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只是该社会的技术经济、政治机构等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产物；(3)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没有生产关系的基础。“冲突”是统一的社会机体中的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不协调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保障利益冲突各方相互牵制的集体监督机制职能“不完善”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是社会进化的一种必然的和必要的变动因素。关键是如何利用“冲突”推进社会进化；(4)解决冲突应当借助于制定一定的秩序规则，建立相应的仲裁机构以及恰当地运用法律和政治措施来达到，而不需要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5)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是由不同的社会集团利益的“妥协性”的结合构成的。它的改革是其“适应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目的是保持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协调一致。上述思路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方案的制定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所实施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收入政策、计划经济政策、人力资本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各种福利政策，以及近年来美国的新税改革方案和西欧的非国有化政策，等等，都是在这一方法论基础上制定出来的。然而，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官方意识形态所期望的那种效果。旧的困扰还没有摆脱，新的困扰又接踵而来。实践证明，上述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促进其经济发展，但它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由其内在本性所产生的矛盾。换言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不可能使资本主义的生命永不衰竭，也不可能使它走上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
4.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贬低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否定工人阶级的进步作用。
在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这里指“后工业社会”理论）看来，在“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的标准是所有权，社会冲突的中心是企业中的权力，因而存在着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工人运动是对技术进步和工业化的抗议。而在“后工业社会”中，所有权与管理权完全分开，这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职业专家与技术统治派官僚的矛盾；在社会分层标准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知识和教育水平；技术、智力、科学因素将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缩小到最低限度，从而工人与资本家在“工业社会”中的那种对立也就不复存在了。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将消失。图兰纳虽然并不否认“后工业社会”中仍将存在着工人阶级，但他认为，那时的工人阶级已沾染上了消费者心理，具有明显的社会等级感，从而演变成一个仅仅由共同的职业利益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集团，这实际上是与贝尔的“非无产阶级化”的观点相一致的。在这里，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有三个明显的错误：(1)把科学技术视为与经济相分离的独立的、决定一切的力量；(2)把工人阶级在生产技术中的作用和地位等同于这个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和地位，把工人阶级的职业结构的变化视为这个阶级的本质发生了变化；(3)把技术专业阶层视为统一的阶级；(4)从所有权与使用权日趋分离这一事实，错误地得出技术专业阶层是“后工业社会”中的主导力量的结论。实际上，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根本不意味着权力将掌握在职业专家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职业专家的权力是严格的局限在技术问题的狭隘范围内，它不会也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而成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和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现代西方社会发展与改革理论是建立在庸俗进化论的基础上的，是与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理论相对立的。但是，我们对它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认真地批判、吸取其中有价值的因素，正确、全面地考察它所提出来的某些有意义的问题，无疑是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理论的。
注释：
① 其实，熊彼得所讲的这种社会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而这种社会所取代的那种社会只不过是私人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
② 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页。
③ 在现代西方学者那里，“官僚统治”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国家机关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指派的官员组成，这些官员按照等级编排，并服从最高权力。二是意味着所有形式的集体性活动合理化。这种合理化表现为：在团体内部加强无个性的规章体系。三是指“官僚统治”部门在解决它所面临的任务方面拖拉缓慢、墨守成规，手续繁杂，无能为力。我们在文中所提到的“官僚统治”是指其第二种含义。
④ 参阅弗兰采夫主编：《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76-338页。
⑤ 这个问题的涉及面较广，其中包括：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技术专门人员的主导作用，知识和技术成为划分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根据，技术专门人员阶层能否取代传统的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地位，出售“知识”的新型工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等等。
⑥ 关于这方面问题，请参阅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波士顿1972年，第14页；席塞尔：《罗马俱乐部模型》，载温特劳主编：《经济增长的争论》，纽约1973年，第227-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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