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阳、柴桑、旧居和南村的地理位置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居论文,地理位置论文,南村论文,寻阳论文,柴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释“柴桑”和“寻阳”的地理位置
欲对陶渊明旧居和移居的南村作出明确的说明，首先得对九江的建置沿革有所了解。
（一）柴桑县和柴桑城
汉高祖六年（前206年），分淮南置豫章郡，领县十八；七曰柴桑，辖境相当于今九江市区（浔阳区、庐山区和庐山风景名胜区）及九江、星子、瑞昌三县地。柴桑既是县的建置，柴桑城也一定是汉建。故清光绪《江西通志》引《一统志》曰：“柴桑故城在德化县西南九十里，汉置。属豫章郡，今楚城驿是其址。”即今地属九江县马回岭乡之马头村。
为什么要以柴桑作为县名呢？因县西南不远处有柴桑山而得名。《山海经》曾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银，其下多碧，汵石、赭；其木多柳、楮、桑。”郭璞注曰：“山在寻阳柴桑县南，其庐山相连也。”故柴桑山即今面阳、马头、桃花山诸山之总称。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其上多银”，说明有矿，值得开采；“其下多碧”，说明周围多水；“其木多桑”，说明便于发展手工业；取名柴桑，良有以也。根据现在出土的文物资料，勘定柴桑城址，确实位于今九江县马回岭乡之荆门街，与史书记载相符。此地现在多丘陵，这是沧海桑田之地貌演变，毫不足奇。因为几百年后白居易贬江州司马时，曾写过一首《早发楚城驿》的诗，开头写道：“过雨尘埃灭，沿江路径平”，说明到中唐还有名“江”的水系存在。同时民间还广泛流传三国名将周瑜在此操演水军的故事。应该是事出有因，不能作无稽之谈看。
（二）寻阳县和寻阳城
寻阳县，汉文帝置，因地处寻水之北而得名。三国时，孙权以之属武昌郡；西晋时又划属庐江郡。原县治寻阳城位于湖北之古
城（今湖北黄梅县西南）。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合立寻阳郡，属江州。晋成帝咸和元年，温峤任江州刺史，驻寻阳。二年苏峻反；三年温峤和陶侃诛之；六年温峤将寻阳县治由江北迁治江南柴桑地，但仍领今湖北黄梅及安徽宿松沿江地域，当时长江以南沿江地域仍由柴桑县管辖，故寻阳县仅是治所移于柴桑县离长江不远的一个城市，城名“寻阳”而已。据清同治《九江府志》载：“寻阳城在现治西十五里，鹤问寨其故址也。”城址位于今南浔铁路赛湖铁桥以东，古湓水两岸县市交界处之七里湖滩。南距九江县沙河街九公里，东北距市区龙开河八公里，西北缘距长江六百米。
（三）寻阳县和浔阳县
寻阳和浔阳的辖境有异，不能混同。东晋时，寻阳的“寻”无“氵”，辖境在江北沿江地域，仅县治南移柴桑地，城名寻阳。据《晋书·地理志》云：安帝义熙八年，省寻阳县入柴桑县，寻阳县的建置便没有了，仅仍保留寻阳城的名称。唐武德四年分湓城县置的浔阳县的“浔”有“氵”，辖境属原柴桑县地，与江北无涉。所建的浔阳城，在今九江市浔阳区一带，与寻阳城不发生关系。
（四）湓城县和湓口城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五云：梁移江州治湓城。梁太清二年，分柴桑置汝南县。洪亮吉《补梁疆域志》云：“寻阳郡领县三：柴桑汝南上甲，治汝南。”晋何晏在《九江志》卷六十一中云：“湓城，青湓山有井，形如盆，因号湓水。城曰湓城，浦曰湓浦，江州故有湓江。”此处所说的湓城和湓浦应是两个地名，且不在一处。湓城，在东晋时是一座小镇。梁时，本着政治和军事的考虑，将湓城镇从柴桑析出置湓城县，并将州郡治所从柴桑城移治于此。当时北魏孝文帝举兵南下，占据了沔北五郡，流民大量涌入南方，在湓城聚居了很多汝南流民，为着安抚流民和招徕北方士族，便设置侨县来保持北方人原籍以安定人心，于是改湓城县为汝南县，故湓城和汝南异名而同地城，其城址在今瑞昌市的横港镇。近几年通过发掘，出土了很多文物，对论证湓城故址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至隋，改汝南仍为湓城。唐武德四年，在水陆交通极为便利的湓口城，重设浔阳县，湓城仍为江州治所。贞观八年，省湓城县入浔阳县。故不能把湓城和湓口城混为一谈。
湓口，即湓水之入江处，也即何晏在《九江志》中说的“湓浦”。《晋书》谓柴桑有湓口关，即指此，乃六朝戍守重地。故址在今龙开河以西，赛城湖闸口以东，土名官牌夹一带。
（五）柴桑县和寻阳县
晋惠帝永兴元年，分武昌之柴桑，庐江之寻阳二县合立寻阳郡，属江州。寻阳郡只领县二，是辖境最小的郡。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郡呢？因为寻阳县领有今湖北黄梅到安徽宿松沿江地域，属庐江郡，而庐江郡又属扬州；柴桑县领有今江南瑞昌到九江（鄱湖口）的沿江地域，属武昌郡，而武昌郡又属江州。此一地带属长江中下游的军事战略要地，如果分属不同州和不同郡则不便于统一指挥，故特别从两郡提出二县成立新郡，属江州。
为什么寻阳县治要从江北迁治到江南柴桑地呢？一是到西晋末，中原乱离，弄得晋王朝在河南洛阳站不住脚；至元帝时，晋室南迁，寻阳是抗击敌人之前方的后方。二是寻阳为一片湖泊沼泽地带，直到蔡山才有山，仍不高不险，感到无险可守，且背临长江，会形成背水作战形势，故温峤决定将寻阳县治移于长江南岸柴桑地的一个城市。因是迁治，故名本城为寻阳城，辖境不变。
永嘉元年（307年），元帝（时为琅玡王）渡江镇建业（今江苏南京），已经发觉沿江两岸辖区不对称，于是改豫章郡之彭泽县来属（包括彭泽、湖口沿江地域），寻阳郡领县三。义熙八年（412年），省寻阳入柴桑，领县二。为什么要省呢？也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再把寻阳郡的辖区进行观察就会发觉，正好是一个长方形的地带，长江从中流过，对于保卫南京所起的作用很大；因而便要精简机构，加强领导，故要省寻阳入柴桑。
关于柴桑城的地理位置，不独水路畅通，水域宽广，且陆路亦驿道四达（唐时此处改为楚城驿），远联交广；同时东倚庐山，南扼鄱湖，北控长江，形势非常险要，素有东门观、西门铺、南门冲、北门桥的传闻，是攻守咸宜的战略要地，远非寻阳城可比。此处正是寻阳郡治所的好地方。《晋书·地理志》说的“柴桑仍为郡”也充分体现了当局的用意。
有的谓寻阳省入柴桑后，柴桑即移治寻阳城，与州郡同治。其不可能移治的理由有二，一是《晋书·地理志》提到“柴桑仍为郡”，即柴桑城仍为寻阳郡的治所。换句话说，寻阳郡的初治即在柴桑城，不然的话，为什么要用“仍”字表意呢？说明已是郡县同治，不用移治。二是柴桑城多方面的条件比寻阳城优越，何移治之有？故持“移治说”的于理难通。
有人又说，柴桑县治既未移于寻阳城，那么陶诗中为什么只提到寻阳而没有提到柴桑呢？根据《晋书·地理志》“柴桑仍为郡”的记载，肯定郡县同理于柴桑城。为什么陶诗中只提寻阳而未提柴桑呢？盖古来有以大代小的表意的修辞格。比如现在九江市与浔阳区同治浔阳城，经过浔阳，总说路过九江，而不说路过浔阳。陶渊明《赠长沙公》说的“经过浔阳”，《答庞参军》说的“过浔阳见赠”，就是称大不称小的表达方式。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明确：1、柴桑和寻阳各有建置，各有县治，其城池彼此之间不发生关系；2、寻阳县治南迁柴桑地，仅有县治寻阳城，彼此管辖地域未变；3、寻阳县与浔阳县管辖地域不同，不能混淆其概念；4、湓城县和湓口关不能混同，一在湓水头，一在湓水尾，很多辞书记载有误；5、柴桑县治未迁寻阳城。
释“旧居”和“南村”的地理位置
（一）旧居
籍贯是祖居之处。陶渊明曾两次提到旧居。旧居与籍贯有着密切的关系。
陶渊明写过一首《还旧居》的诗，内中提到“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可以说明此处是陶渊明的出生地，同时也可以说明他的家在乡村。但还不能指出他的旧居在什么地方。
他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的第一首又提到了“旧居”。“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谁言客舟远，近瞻百里馀。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这里明确提出几点：一是由规林到家只有百余里路；二是此处的旧居是母亲和从弟还在住着的旧居，即祖居之处；三是通过“戢枻守穷湖”和“遥目识南岭”，可知道规林坐落在庐山的南面的鄱阳湖边，从此处乘船到达旧居还有一日路程，约百余里路。从周围的地理位置作出判断，以荆林街为适当地点。而荆林街在东晋时属柴桑县管辖地域。可以说，《宋书》说的陶渊明是寻阳柴桑人，即寻阳郡柴桑县人，是正确的。
现存各种不同看法，兹分别进行讨论。
袁行霈在《陶渊明研究》的“考辨”（该书第253页）中说：“《陶侃传》既称其徙家庐江郡之寻阳县，颜《诔》又称‘寻阳陶渊明’，后又曰‘卒于寻阳县之某里’，则可肯定渊明乃寻阳县人。但渊明去世之际，寻阳县已划归柴桑县，仍在寻阳郡下，故沈《传》称陶‘寻阳柴桑人也’。颜《诔》曰‘卒于寻阳县’乃仍旧日之区划。然《陶侃传》既明言徙家寻阳县，渊明出生时寻阳县尚未划归柴桑县，柴桑又不为陶渊明本人及颜《诔》言及，则渊明之籍贯订为江州寻阳郡寻阳县为宜。”
袁说有三点值得提出进行讨论：第一，《陶侃传》虽称其徙家于庐江郡之寻阳县，但寻阳的管辖地域在江北，即今湖北黄梅和安徽宿松沿江地带，与江南无涉；直到成帝咸和中才由温峤将寻阳县治移于江南柴桑地，仍领江北管辖地带，故陶侃徙家寻阳，不能证明陶渊明的籍贯是寻阳县人。第二，义熙八年，寻阳县虽省入柴桑，但寻阳郡的郡治仍在柴桑，属郡县同治，当时交际往来多以郡名称之，故颜《诔》也称寻阳陶渊明。至于说“卒于寻阳县之某里，乃仍旧日之区划”，则不符合史实，因为寻阳县虽于成帝咸和中移县治于柴桑地，而所辖地域仍在江北，陶渊明应是卒于柴桑地，故此应属误书，不能作为信史资料看。第三，“柴桑又不为陶渊明本人及颜《诔》言及”，也作出说明。盖“古者方牧之守不逾限”，陶渊明曾写有《和刘柴桑》、《酬刘柴桑》和《酬丁柴桑》三诗，尤其丁柴桑与陶渊明接触频繁，非常相契。陶渊明不是柴桑人，能出现这种局面吗？如果说陶渊明是寻阳县人，怎么从来没有与寻阳令有过从，而偏与柴桑令有过从呢？这就是说，陶渊明表态了，自己是柴桑人。袁先生说陶是寻阳县人，犹嫌论证不足。
邓安生承认陶渊明是寻阳柴桑人，但其故里应在今九江市西南，曾提出三点理由予以证明。一是说“为了弄清陶渊明的真实故里，有必要先考证一下陶侃的里居所在地，因渊明是他的曾孙”。经过考证说，“陶侃的里居当在今九江市西的白鹤乡。”邓先生不了解寻阳县的管辖地域不在江南而在江北，又只取有关陶侃的传说和故事作依据，便订在今九江市西的白鹤乡，对弄清陶渊明的真实故里起不了什么作用。二是举《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证明故里离长江不会太远。邓先生说：“临流别友生一句，点出了与亲友告别的地点是在长江边。”殊不知这是涂口的长江边，怎么能证明陶渊明的故里离九江的长江不会太远呢？这又是无的放矢，不起作用。三是举陶诗证明故里有湖有川，就它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特点来看，故里显然不在柴桑山附近而在今九江市西南。邓先生认为柴桑山是山恋起伏的地带，不会有湖有川。殊不知《山海经》早就有“柴桑之山，其下多碧”的记载；过了几百年，白居易经过此地时，写了《早发楚城驿》的诗，开头就说：“过雨尘埃灭，沿江路径平”，可见此处仍有名“江”的水系在；此地还广为流传三国周瑜在此操演水军的故事。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沧海桑田之说，能无信乎！故以现在的环境特点去否定过去的环境特点，也未为知言。邓先生提出陶渊明的故里在今九江市西南之说，仍未举出有力的论证。再说，陶诗中还经常提到山，诸如“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延目识南岭”，“遥岭耸逸峰”，“久去山泽游”，“山涧清且浅”，“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这都不是九江市西南二十里地的环境特点，相反，柴桑山周围才具有这些环境特点，柴桑山有山有水有园林。故里为什么不能在柴桑山周围出现呢？
逯钦立的《陶渊明集》在注《还旧居》一诗时，对“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二句作了注：“阡陌：东西街道；邑屋：城市房屋。”又在《止酒》中将“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二句注作：“次城邑：居在城市”；“闲：闲静”；“止：语助词”；“合而译之，即渊明的旧居本在城市，他还喜欢住在城市，过着一种闲静自在，以乐晚年的生活。”这是误注。盖“阡陌”历来都解作田间道路；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即是说，农村的自然地貌没有什么改变。“邑”有多义，其中之一是表示区域单位的专用名词。《周礼·地官小司徒》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邑，方二里。”邑，又为庶民编制单位。《管子·小匡》：“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故“邑”指自然村落；“邑屋”也就是村里的房屋。《汉书·郭解传》：“居邑屋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所以“邑屋”是指农村的房屋，而不是指城市的房屋。因此，“旧居”是在农村，而不能说在城市。
关于“居止次城邑”的注释应重新考虑。“居止”不是一个词，是一名一动的两个词。“止”：不喜欢。“居止次城邑”，即居住的地方不喜欢靠近城邑。陶渊明确实不愿居住城市。诸如“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时夏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等诗句，不就能说明不独不愿居住城市，就是靠近城市居住也不乐意，故不能以此去旁证旧居在城市。
逯钦立为着证明陶渊明的旧居是在今九江市西南二十里的“柴桑”城，引了三条史料。一是根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江州寻阳县条，其中仅说“江州治所或理湓城，或理寻阳，或理半洲，并在湓城附近”，并未提到柴桑。逯竟然说，“可见柴桑湓城为相近之二处”。把寻阳等同柴桑，思考甚欠周密。二是引了宋陈舜俞的《庐山记》说：“江州本在大江之北，浔水之阳，因名寻阳”。这里把寻阳书成江州，引文本身就是一误；《记》中又说：“咸和九年，刺史温峤始自江北移于湓城之南。”迁治是寻阳县，不是江州，这是引文的二误；也与柴桑城无涉，怎么能据此证明柴桑在湓城之南？三是引《元和郡县志》云：“柴桑故城在县西南二十里。”这是志书有误。盖现在已根据出土资料证实，柴桑城旧址在现九江县马回岭乡之马头村，《志》中说的“柴桑故城”应是“寻阳故城”。逯先生的失误是错把寻阳城当成了柴桑城，当然不能证明陶渊明的旧居在离现九江市西南二十里的“柴桑城”。
对上述三说作了辨正后，我更认为，以陶诗作为第一手资料进行探讨，如无牴牾之处，最为得体。比如诗中说的“生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旧居必与山为邻，而柴桑山与焉。且“柴桑之山，其下多碧”，又知道此地水系纵横，有湖有川自属可能。对《游斜川》和《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的诗句，也都可得到圆满的回答。陶渊明的旧居在荆门街，属柴桑县。
（二）南村
“南村”是陶渊明《移居》诗中提出的地名，究竟在什么地方？研陶者都异口同声地说，“在寻阳负郭”。理由是陶渊明在与殷晋安、庞参军、长沙公的诗中，多次提到“寻阳”。三史一传中又提出了与颜延之在寻阳两次相处的情景。如果南村不在寻阳负郭，似乎就不能作出满意的说明。但从陶诗中去了解陶的行藏时，总觉得陶渊明到四十七岁还作出了移居到寻阳负郭的决定，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心理变态的表现。于是反复读其诗文及三史一传的记述，发现这样去理解南村的地理位置是不明智的。
陶渊明在选择居住的地方时，经常注意两个条件：一是有山有水，是山明水秀的地方；一是不喜欢靠近城市而愿居住在人心敦厚，民风纯朴的农村。他为什么如此呢？这与他的学养分不开。他是‘游好在六经“的知识分子，是强调“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一个人。孔子又提倡“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应该在乎山水之间也。读他的《游斜川》、《归去来兮辞》和“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陵岭耸逸峰，遥瞻皆奇绝”等诗句，就知道他的情有所钟，性有所悟处。
他对几次居处的描写，也充分显示了这种环境特色。南村是最后一次移居的所在，就会表现得更加慎重。其实，作者也在诗中明确地交待过：一是“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一是“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可以说，寻阳负郭不具备这些条件。有的人误解了“素心人”和“奇文共欣赏”的内涵，认为陶渊明要移居到寻阳负郭，主要是便于与殷晋安、颜延之等人的过从，这是天大的误会。盖陶渊明自称是“幽居士”，又曰“乐是幽居”，颜延之也称陶是“南岳之幽居者”。同时“已绝州郡觐谒，所至唯至庐山及田舍而已”。那他为什么要把居处移向城郊呢？于理难通。何况与殷晋安颜延之等相识，又在移居南村之后！
南村既然不在寻阳负郭，那又在何处呢？据《星子县志》介绍：“南村位于现星子县的温泉乡。该乡现在仍有姓陶的村落，名叫陶村”。此地离旧居荆林街只有二十多里路，与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不太远，而且都在柴桑境地。或许有人要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回旧居呢？我认为，他的旧居破坏得太厉害了。《还旧居》云：“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悲从弟仲德》中说，“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双位委空馆，朝夕无哭声。”《祭从弟敬远文》文中说，“庭树如故，斋宇廓然。”这种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旧居，还能回去吗？移居南村，即可以“取足蔽床席”，又还有“乐与数晨夕”的“素心人”，当然就在南村安家了。
星子温泉乡的南村，也符合陶诗所言。第一，与几次居处的环境特点相类似；第二，《晋书》有这样一段记载：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乃使一门生二儿举之至州。“如果南村在寻阳负郭，还州即是还家，何须说“亦足自反”呢？说明南村的地理位置不靠近城市，不在寻阳负郭。
寻阳城距星子温泉乡的南村很远，有近百里路程，那陶渊明怎能与居于寻阳的人士时相过从呢？现再从两方面作出说明。
1、寻阳不指寻阳城是指柴桑城
《晋书·地理志》云：“义熙八年，寻阳县省入柴桑县，柴桑仍为郡。”即是说，寻阳郡的郡治仍在柴桑城，仍是郡县同治。而柴桑城则在今九江县马回岭乡之马头村。至于江州的治所凡数易地。此时也理于柴桑城，也即是州郡是同理于柴桑城。因一贯是郡县同治（寻阳郡成立开始），于是多以郡名呼之，而柴桑之名遂掩。陶诗中出现的寻阳，实际是称的郡名而不是地名。后来研陶者不察，便以地名寻阳城目之，于是就将城的地理位置作了变动，而移于今九江市之西南。
2、接触陶渊明的名士大多是主动造访
过去总把陶渊明的《移居》，看作是陶渊明为着便于同居在寻阳的人士交往而主动移居。假如真是这样，颜廷之为什么称他为南岳的幽居者？陶也称“我本幽居士”，且“乐是幽居”？既是“已绝州郡觐谒，所至唯至庐山与田舍而已”，为什么又要移居城郊？其言行为何自相矛盾呢？答案能否从陶诗中找出？
先看《与殷晋安别》、《答庞参军》和与颜廷之的两次相聚。《与殷晋安别》一诗有“去岁家南里，颇作少时邻”二句。历代研陶者常把它作为南村是在寻阳城郊的铁证。因为南村不位城郊，怎能与居于寻阳的殷晋安颇作比邻，“负杖肆游从，淹留忘宵晨”呢？进而把去岁解作渊明移居的时间。家，名词，指渊明移来南里的家；意谓自从去年把家搬来南里，才得与殷晋安作为比邻，主语在陶。袁行霈却说，“结合序文，主语应是殷”，这是卓识。盖诗的前两组是回忆的语言，意谓在相处的日子里，有两件事情值得回忆：一是前四句提到的“游好”，一是后四句提到的“游从”。“游好”，义同“游好在六经”的“游好”，即暗示殷晋安来南里，是为商讨学问而来；“游从”，有随从长者出游意，即暗示自己年长一些，可以尽地主之谊以导游。可见当年殷晋安来南里住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主要是为着商讨学问、游览名山而来。主动在殷晋安，故不须南村一定要在寻阳负郭。
陶渊明与庞参军是新交。庞参军是刺史王弘的参军。在《答庞参军》的诗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诗中提到“我本幽居士，无复东西缘”；“岂无他好，乐是幽居。”“幽居”一词，义同隐居。《礼记·儒行》云：“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便指此而言。颜《诔》又说，“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这里明确指出陶是南岳之幽居者。南岳，指庐山。换句话说，陶渊明幽居在庐山；当时渊明虽已移居南村，也可说明南村仍在庐山附近。二是诗中提到“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明确说明是庞参军时常来南村造访，陶渊明以宾客之礼待之。因此，不能证明南村在寻阳负郭。
陶渊明与颜延之的过从情况，颜《诔》说陶渊明是“南岳之幽居者”；又说他住的地方是“介居”，“介居”义同“幽居”。因此便已指出陶渊明是一个深居简出，属于隐者之流的人。何法盛《晋中兴颂》说，“延之出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常饮渊明舍。”《南史》说，“经过潜，每往必酣饮致醉。”可见，是颜延之经常造访渊明，而陶却不回访，所以不能说陶渊明一定要住在城郊。
陶渊明与刺史王弘相见过多次。“初是弘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后密知渊明当往庐山，“乃于半道要之，遂欢宴穷日。”“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弘后欲相见，辄于林泽间候之，至于酒米乏绝，亦时相赡。”可见是刺史王弘去造访渊明，渊明不须住在城郊。
渊明只有两次来到州治。一次是“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篮舆，亦足自反。”一次是王弘邀请渊明作陪，《于王抚军座送客》。此两次是属于王弘邀请，渊明也不须住在城郊。
陶渊明也见过刺史枟道济，那是刺史往候之，在渊明家中相见。陶渊明也经常与柴桑令丁某相见，那也是丁柴桑到渊明家中来。诗中首谓“有客有客，爰来爰止”；末谓“实欣心期，方从我游”。便把相见的主从关系说清楚了。
关于旧居和柴桑的地理位置，还可从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中明其究竟。诗的标题是访陶公旧宅，旧宅即旧居，而在诗和序中都提到了柴桑和栗里。换句话说，这两个地方都有陶公的旧宅。柴桑和栗里的环境特色是怎样的呢？诗中指出，“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说明旧宅的所在地在农村。诗中又说，“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说明直到唐代这里仍是陶姓的族居地。还有一点也应注意：这个村庄取名柴桑，应该是在柴桑山附近。关于栗里，我曾经在《陶渊明始家何处》一文中（《九江师专学报》1997年第三期）论证了栗里即南村。换句话说，过栗里，即过南村。南村也应是以在庐山的南面而得名，诸如南岳、南山、南岭、南阜皆是。白氏是经柴桑过栗里而去庐山的，说明南村更靠近庐山，柴桑与南村相距也不会很远。通过对白诗的简释，可以说，主张旧居在今九江市西南或主张南村在浔阳城郊之“两说”，可以息争矣。
收稿日期：1998-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