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民间借贷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资本论文,民间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3)03-0050-07
农民工群体的特征、需求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当前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已占农民工群体的多数，由于其性格与行为特点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显著差异而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一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被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且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1亿人左右，占农民工总数60%。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决定个体收入，但近些年社会资本对收入、经济发展的作用愈来愈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是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具有共享信息、分担风险、平滑消费以及改善集体决策等作用，作为个体资本，它可以缓解贫困和提高收入[1-2]，作为非正式制度则能缓解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灵。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借到资金[2-3]，因此，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民间借贷显得尤为重要。由于社会网络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款项的前提下，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民间借贷，通过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创业资金的需求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显然，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有自己的特点，受手机、电脑以及网络等信息技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覆盖面更为广阔，朋友数量也更多，朋友圈子异质性更高[4]，他们正逐步摆脱对传统乡土社会的依赖，建构起具有城市特征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网络明显改变了老一代农民工那种以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关系，转为以业缘、同学以及朋友为主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的网络规模大小、网络连带强度以及网络连带地位等特征均有显著提高[5]，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出门靠朋友”已经获得广泛认同。
本文使用来自河南、黑龙江两省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拥有更多朋友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通过民间借贷获得创业资金，从而更有可能进行创业活动，这能够部分解释在缺乏有效正规借款渠道前提下新生代农民工仍可以创业的原因。
二、文献回顾
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属于自己的特点。贺天平认为农民工具有户籍上“农村居民”与生存环境上“城市居民”的双重身份，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乡土的留恋多限于亲情，对融入城市生活的渴望度较高[6]。调查显示，60.9%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失去了原有的承包责任田，33.9%的新生代农民工此前没有务农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农村居民”身份已名存实亡，“拖着拉杆箱”进城的人和当年“扛着蛇皮袋”进城的人显著不同。
社会资本是来自于社会学的概念，它是指能够通过协调行动提高经济效率的社会网络、信任和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源自价值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信任、规范等内容，但对每一个微观个体而言，社会网络最容易测量，影响最直接，因此受到的关注也最多。
由于社会网络能分担风险、提高居民收入和促进就业[7-8]，因此社会网络已经成为创业研究中关键的因变量之一[9]。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利用社会网络获悉并识别创业机会的创业者具有更高的创业成功率，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结构会影响其接受到的信息类型、质量以及数量等，创业行为并非发生在真空中，当创业被嵌入在文化、社会环境之下时，尤其是当创业被嵌入在社会网络中时，社会网络与创业者、资源和机会间的联系会促进或限制创业。
关于社会网络能够促进就业、减少贫困和提高收入，也有很多基于中国农村数据的实证研究。Zhang等利用来自农村的调研数据发现社会网络可以使人们更加便利地从务农变为外出务工，社会网络能够起到传递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作用[10]。Zhao发现一个村庄中较早外出打工的人越多，越能够通过信息传递和其他帮助等促使其他村民外出打工[11]。张爽等研究了社会网络和信任(两个社会资本指标)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在将社会网络分为家庭、社区两个层面后，发现只有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公共信任对农村减贫有作用，家庭层面并无显著作用[1]。赵剑治等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村收入不平等起到了显著作用[12]。
中国是关系型社会[9，13]，社会网络对于决定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对亲戚朋友借款，一般有两种用途，其一为抵御风险、平滑消费，其二是获得创业资金。已有实证研究大多集中于前者，即验证社会网络分担风险的作用，将社会网络看作是遇到灾害时的非正式保险机制[14-15]。但是，抵御风险的资金借贷只能提高人们福利，无法帮助其致富。本文从融资角度，强调社会网络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创业所需的资金。只有获得足够资金，才有可能成功创业并改变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现状。
三、理论框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创业者而言，单纯依靠其自有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资金门槛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创业活动的萌发。由于缺少抵押品以及信用担保，新生代农民工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创业所需的“起步款项”。实际上，格莱珉银行模式以及民间金融组织在中国并无普遍分布的土壤。因此，对于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可依赖的、最可靠的筹款渠道是民间金融，而在当前中国，民间金融的核心方式仍是亲友间的借款，其载体是社会网络。
作为社会资本的载体，社会网络自身具备信息分享、减少机会主义的功用，同一个网络内的人对彼此的信用状况拥有更为丰富的信息，更加可能把钱借给有信用的人。在借款之后，同一网络内的人更加容易跟踪、监督借款者获得资金后的诸多行为，从而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隐藏行动的问题。此外，同一社会网络内的人一般而言具有血缘、邻里或挚友的关系，他们之间有丰富的非正规履约机制，这将使借款人不可以轻易地违约。这也就决定了社会网络可以促进民间借贷，相同社会网络之内的人更加可能相互借贷，亲友越多越容易得到借款。
社会资本(主要为社会网络)、民间借贷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关系可用图1表示。
图1 理论关系图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说：其一，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得民间借贷，在其创业初始投资中，民间借贷所得的资金数额更大；其二，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概率更大。
四、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本文数据来自2010年课题组进行的“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调查”，样本为分布在河南、黑龙江两个省3个县27个村庄765个新生代农民工(被访者年龄均在31周岁以下)。问卷包含创业者的年龄、教育经历、收入、亲朋、民间借贷、风险偏好、社会保障等信息。
本文使用可靠亲友个数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这一核心概念的代理变量，在问卷设计中，要求被访者对问题“当你遇到困难时，感到有几个值得信赖、可以获取帮助的亲朋好友？”作答。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认为自己拥有可靠亲友人数为7人。除此之外，被调查者主观评价的指标还包括健康程度、风险偏好、获得金融机构贷款难易程度、获得亲友借款难易程度以及对创业支持政策熟知度等。
本文数据还包含性别、年龄、婚姻、民族、受教育年限、创业前年收入、创业前是否有社保、是否当地大姓、是否创业、创业初始投资中亲友借款数额等客观指标。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中男性、已婚者居多，平均年龄为27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年(即读完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已创业人数约占被访者总数的一半。
根据调查，被访者创业领域均分布于第三产业，大多从事个体工商业。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脱离了土地，很多受访者对于自己在家乡是否仍有耕地或有多少耕地并不清楚，大多数人表示其耕地交由父母打理后自己便不再过问，因此，产业固定效应和耕地数量两个因素在后文实证分析中没有被纳入。本文具体变量描述见表1。
五、实证分析
(一)社会网络对民间借款难易程度、创业初始投资中民间借款金额的影响
本文使用Logit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对民间借款难易程度的影响：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获得民间借款是否容易”(borrow)；核心解释变量为可靠亲友个数(friend)；X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创业前年收入(对数形式)、教育水平、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身体健康程度、创业前有无社会保障等；α为常数项，β为系数项，μ为误差项。
由于截面数据较容易产生异方差现象，本文在做Logit回归的同时也对模型进行了Robust稳健回归，结果见表2第二列和第三列。使用estat classification命令(门限值为0.5)，得到模型(1)的预测准确率为86.09%。
本文还检验了社会网络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初始投资中民间借款数额(对数形式)的影响，笔者构建了OLS模型如下，因模型(2)仅针对已创业者，故样本为424个。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初始投资中民间借贷资金数额对数”(lnborrow)；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可靠亲友数量(friend)；X为控制变量，包括教育水平、年龄、年龄的平方、民族、性别、身体健康程度、创业前有无社会保障以及风险偏好等；λ为常数项，θ为系数项，γ为误差项。本文也对模型(2)进行了Robust稳健回归，结果见表2第四列和第五列。
从模型(1)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使用可靠亲友个数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亲友个数更多的人获得民间借款更为容易，这一结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此外，年收入较多的人以及男性比较容易获得借款，而受教育年限越多的人越难受到民间借款人的青睐。
从模型(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创业者的样本数据中，亲友个数与创业初始投资中民间借款数额(对数形式)呈正向关系，即创业者亲友个数越多，在创业初始投资中获得的借款数额越多，这种正向关系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系数为0.255，其所代表的偏效应是，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的可靠亲友个数增加一倍，创业初始投资中的民间借贷款项金额增加25.47%。此外，创业前年收入、性别、受教育年限等变量对借款金额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影响
根据前文分析，社会网络通过促进民间借贷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本文构建了Probit模型检验这一假说：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创业”(entre)；核心解释变量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亲友个数(friend)；X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创业前年收入(对数形式)、教育水平、年龄、年龄的平方、民族、性别、身体健康程度、创业前有无社会保障、风险偏好、创业时是否获得正式借贷等；κ为常数项，φ为系数项，ξ为误差项。
然而，该回归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可能需要更强大的社会网络来支持自己创业，进而在创业前后有意结交了部分新朋友，这时内生性会造成系数估计偏小。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马光荣[2-3]的研究①，本文选取“是否家乡大姓”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工具变量。
传统上，我国社会网络以宗族为关系纽带，大部分事务都以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为中心展开。新生代农民工与亲友的交往也属于宗族关系构成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家乡便是大族、望族的青年人往往在外拥有更多的、优质的社会网络、社会关系或社会资源。因此，本文推断，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所属家族是家乡大姓，那么其可交往的亲友范围会更广，拥有的社会网络也会更多。初步整理的调研数据也表明，是家乡大姓的新生代农民工可靠亲友人数平均为8.5个，而不是家乡大姓的新生代农民工可靠亲友人数平均为6.9个，前者要高于后者，而且，由于祖传姓氏不可更改，“是否家乡大姓”的外生性是可靠的。
模型(3)的Ⅳ回归结果见表3，其中第一阶段结果为未使用工具变量的模型(3)回归结果，第二阶段为使用工具变量替代“亲友个数”的模型(3)回归结果。同样的，本部分也对模型(3)进行了Robust稳健回归。使用estat classification命令(门限值为0.5)，得到模型(3)的预测准确率为78.14%。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在Ⅳ回归后的社会网络指标对创业的作用系数及显著性有所弱化，但与创业仍有着显著正向关系(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即拥有更多亲友、更多社会网络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创业，可以认为本文的结论是可靠的。此外，健康程度、获得银行贷款的容易程度也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即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获得银行、信用社等正规借贷越容易，其创业的概率更大。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老一代农民工那种以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关系有所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以业缘、同学以及朋友为主，其网络大小、连带强度、连带地位等特征均显著提高，“出门靠朋友”已获得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很难通过正规金融渠道借到创业所需的初始资金，因此民间借贷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创业者而言尤为重要。社会网络在民间借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因为社会网络能够信息分享、减少机会主义。同一社会网络的人事前对对方的信用状况了解更多信息，也更加可能跟踪监督对方得到资金后的行为，从而解决隐藏的问题。本文使用来自河南、黑龙江两省的765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拥有更强社会网络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可能通过民间借贷获得创业资金，从而更有可能创业。
①马光荣在研究社会网络与创业的问题时，选择的工具变量为“是否是村里的第一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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