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福利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关联--基于结构突变与国家转型的视角_经济增长论文

公共福利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动态关联——结构突变和状态转换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突变论文,视角论文,福利论文,状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4)08—0001—10

      纵观一国公共福利发展与经济增长轨迹，总会出现预期之外的结构性突变，那么，福利和增长的拐点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动态联系？1978～2012年间，中国GDP提高了109倍，同期社会保障支出总额也增长了667倍——容易观察的总量增长长期趋势背后，隐藏在表象之下的跌宕起伏以及二者的内生性关联更加引人深思。为此，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推导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在相互作用下发生结构性状态转变的原理及机制；之后以1980～2012年间的季度数据为基础，利用Markov状态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中国经济增长与福利发展的阶段性，探究增长与福利拐点的出现时机与对应关系，并基于脉冲响应分析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公共福利支出效应的差异性，以及社会保障政策调整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

      20世纪60～7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增长和福利在结构突变上的内生关联性。那时，多数发达工业化国家经历了明显的增长放缓，很多研究怀疑这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有关，指出用于提高社会福利和公平的政府消费与转移支付可能导致增长的结构性突变(Tanzi & Zee，1997；Ghate & Zak，2002)。在详细考察了过去60年间典型发达国家用于社会再分配的公共预算支出变动情况后，Hansson & Stuart(2003)观察到，欧洲国家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相互作用关系。在国内，郭庆旺(2007)等揭示出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包括转移支付等社保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比较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逆势而动”的特点。

      如果不考虑结构变化、断点存在以及非线性特征，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相当充实，取得的结论大致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如Kormendi & Meguire(1985)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实际GDP平均增长率不存在显著关系。第二类得出，经济增长率与政府福利支出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Engen & Skinner，1992)。第三类则是正向关联的支持者，如Hosoya(2003)通过建立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发现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对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率相当重要；Gupta等(2005)对低收入国家样本的研究表明，增加社会保障等转移支出在公共支出的比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Belltini & Ceroni(2007)说明，社会保障支出有助于形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性；Fujiwara & Teranishi(2009)将社会保障看作是一种投资，能够帮助缓解周期性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Gokan(2009)通过考察1972～2006年亚洲12个国家发现，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因果关系；Kunze(2012)认为，社会保障能够促进人均收入增加，而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不明显。国内的研究大多在忽视结构变化关系与动态变化过程的前提下，通过计量模型考察二者线性关系，如贾俊雪等(2011)、逯进等(2012)、赵建国和李佳(2012)。

      本文以Fic & Ghate(2005)的制度模型为基点，探究如下问题：福利和增长是否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和结构性？如果有，福利的结构性增长是否带来经济的结构性下降？那么反过来，增长又是如何影响福利的？为了证明福利和增长的结构性突变之间存在映射关系，采用Hamilton Markov状态转换模型(regime switching model，RSM)，以中国1980年一季度～2012年四季度实际GDP增长率和公共福利为对象，分析两个序列的波动性特征以及发生阶段性状态变迁的可能性，实证分析二者的非线性动态关系，并对未来三年内经济增长和福利发展的可能运行趋势进行粗略的预测。

      二、增长与福利：结构突变理论模型

      设参数θ∈[0，1]衡量政府偏好：当θ=0，政府只看重经济增长；当θ=1，政府只侧重再分配(社会福利)；当0＜θ＜1，政府同时实施两类政策，并在两个目标之间进行“孰轻孰重”的权衡。因此，θ越大，政府越偏好消费性而非建设性投资。政府的即时效用函数W是这两种政策的集合。

      增长导向型政策主要是通过生产性公共投资

加速资本深化，因此，政府效用

完全取决于资本积累程度，即：

      

      以上最优条件揭示了政策制定者所面对的目标取舍。公式(5)显示，为了实现最优福利水平，政府公共消费的增长速度应当快于资本积累。但是，当政府偏好由福利转向增长时(θ→0)，最优公共消费水平也趋近于0。公式(6)表明，当公共项目管理成本保持一定时，生产性公共投资的增长与资本存量的提升成正比。而从公式(7)可以看出，税收总量将以高于资本积累的速度而增长。

      将资本市场均衡条件带入以上最优解，得到资本的动态方程如下：

      

      公式(4)、公式(9)和公式(10)共同表明，公共福利提升导致的结构突变将带动经济增长的发生状态转移。假设θ由

在t时期内由低水平发展转换到高水平发展状态，而且由于μ＞0，因此，

的增长快于资本和产出，国家经济进入福利扩张阶段。同时，代际增长函数公式(9)显示，θ的升高将降低t+1时期的资本增长率v(t+1)，导致经济从高增长

状态转换到低增长

状态。值得注意的是，

的升高对当期t的资本水平没有影响，这也暗示着公共福利的结构性突变通常发生在增长的状态转换之前。

      上述结构性状态转换背后的经济含义是什么？随着政府政策偏好由生产投资变为转移支付，需要增加税收T(t)为扩张

提供资金支持，其结果则是减少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储蓄投资以及资本积累，降低了下一期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根据公式(9)，经济增长速度v(t+1)的降低又拉低了t+1期的资本储备，进一步又降低了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

。但是，由于

的下降速度要略快于产出，且

与产出同比例变动，所以，

将比增长更快地收缩。根据资本市场出清条件，这将提高t+2期的可支配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将

相对于y下降称作公共福利的紧缩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

的不断降低将换来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回升。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公共福利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以及二者结构突变之间的内在关联。最开始，经济增长为公共福利的扩张提供了资金保证，当政府的政策倾向从低值

(增长偏好)转换到高值

(福利偏好)时，福利参数

经历结构突变，带来了增长驱动下的高福利水平。之后，由于政府消费扩张要求增加税收，高税收则阻碍了下一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福利的上行拐点将引发下一期的增长下行拐点。而当产出增长放缓乃至下降时，公共福利水平也将以更快的速度收缩，最终又为经济复苏创造条件。经济增长发生结构性突变之前，总会先行存在有相反方向的公共福利状态转变。据此，归纳出如下五个关于增长和福利动态演化的待检验假设：

      

：经济增长率v的提高将导致公共福利水平

的提升，因此，高增长状态伴随着高福利状态。但是随后，福利水平

的扩张又将导致经济增长率v的下降。

      

：在福利的收缩阶段，经济增长率v的下降将导致公共福利水平

的降低——低增长状态伴随着低福利状态。但是随后，福利将以超过经济放缓的速度收缩，又将带动经济增长率v的回升——低福利体制则伴随着高增长体制。

      

：在经济增长发生结构突变之前，会出现公共福利水平

的状态转换。例如，当

由低水平转向高水平时，会诱使经济增长发生由高向低的结构突变。

      

：在福利水平发生结构突变之前，会出现经济增长v的状态转换。例如，当v由高增长转向低增长时，会诱使福利水平同样发生由高向低的结构突变。

      

：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内生联动关系。

      三、实证检验：Markov状态转换模型

      本文利用Markov状态转换模型对前述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模型框架借鉴Hamilton的研究，重点考察两个时间序列：经济增长率时间序列和福利水平时间序列。以下模型的构建以经济增长为例。假设有GDP增长率时间序列观测值

为GDP增长率变化中的随机成分，

代表Markov趋势变量，并服从：

，其中

=0或1为状态变量，代表经济增长过程中观测不到的隐性状态。根据习惯，令0代表低速增长状态，1代表高速增长状态，体现在状态参数上就是：

。状态间相互转换的概率服从一阶Markov过程，即：

      

      

      Hamilton利用Kalman过滤方法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出未知参数(

)的最大似然估计值，利用估计值，在以上过滤过程的基础上得到转态变量s的概率推断。如果通过对时刻T为止的所有观测，估计在时刻t＜T的状态，则可得到状态变量平滑转换概率。

      本文实证检验的样本区间为中国1980～2012年的季度数据。经济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自然对数之差计算得到，公共福利水平用政府消费加转移与投资之比表示，研究对象为两个时间序列(

)，由于均值受

影响，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属于MSM(M)-VAR(p)模型。

      1.经济增长的状态转换

      从GDP环比增长率来看，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局部波动相对剧烈地间或出现，如，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热和股票投机热带来的经济过热特征以及之后的“软着陆”调整，季度增长率在1991～1994年间的波动相对剧烈；由于2008年前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及后来的自我调整，2008～2010年间波动程度也较大。

      进行MRS估计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化处理，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发现原序列

的ADF统计量值均大于1%显著水平下临界值，为非平稳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处理之后变成平稳，因此，原序列均为一阶单整。接下来，在AIC和SC信息准则基础上，确定最优滞后阶数p=3，这样，本文所使用的是一个2状态3阶滞后的Markov状态转换模型[MSM(2)-VAR(3)]。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得到模型各参数的估计值、对数似然值、滤子概率以及平滑概率序列等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表1模型中Ljung-BoxQ检验显示，各变量的标准残差和残差平方序列均不存在显著的序列相关。

      

      从结果上看，各参数估计值均合理而显著，同时，基于不同状态设定下，模型的均值参数、自回归系数以及方差之间都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实际GDP增长率序列可以分解为两种随机趋势——模型在低速增长状态以及高速增长状态下的均值参数分别为0.14和2.67，这与MSM模型中关于不同状态的均值设定思想相吻合；模型在低速增长状态以及高速增长状态下方差估计值分别为0.05和0.17，说明低速增长波动性较小。进一步算得低速增长状态和高速增长状态的平均季度增长率分别为1.27%和3.19%，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8%和12.76%。

      经济增长状态转换概率如下：(1)经济保持低增长状态的概率是96.51%，而从低增长转换到高增长的概率为3.49%。这表明，经济一旦处于低增长阶段，就将以很大的概率保持这种状态。根据公式

，可以求出经济处于低增长状态的可能平均持续期大约为28个季度；(2)经济保持高增长状态的概率为17.9%，从高增长转换到低增长的概率为82.1%，这表明，经济维持在高增长阶段的可能性较小，在外生因素的影响下，经济扩张的平均持续期一般不会超过2～3个季度，然后会以大概率转换到低增长状态，产出增长率不会无限放大。

      平滑状态转换概率是一种条件概率，它反映了在所有可观测信息集的条件下，所得到的每一个时期处于特定状态的概率。图1(a)刻画了中国季度经济增长率在高增长状态下的平滑概率曲线：在1991年四季度～1992年三季度以大约56%的概率处于高增长状态；1995～1996年正好是中国经济表现过热时期，经济以接近于1的概率处于高增长状态；2003年四季度、2005年三季度～四季度及2007年一季度～二季度均以超过99%的概率处于高增长状态。在全部128个样本中，以较大概率处于高增长的比重是20.44%。

      总体而言，1994～1996年是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阶段，到了1997～2001年，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放缓，而后2002～2007年再次进入较高增长水平，在步入2008年后一直处于低速增长阶段。1994年、2002年以及2007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2.福利发展的状态转换

      与经济增长类似，福利水平状态转换模型估计的均值参数、自回归系数以及方差估计值，在不同状态下的差异很大，并具有较高的显著性水平，模型能够准确刻画福利发展动态过程当中存在显著的低速和高速状态。图1(b)给出了MSM(2)-AR(3)模型在状态变量S=0处取值的平滑概率，概率值越大，经济在t=1，2，…，T时刻处于低福利状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1993年四季度为福利由高向低转换的第一个拐点；而后1996年则是再次转向高福利体制的相反转折点，但并未维持太久，1997年下半年便再次下降，这与下一次福利发展结构突变的发生，足足相隔9年。从累积角度看，低福利水平阶段主要发生在1993年三季度～1995年一季度、1997年三季度～四季度、1999年一季度～2005年四季度以及2010年二季度以后，累积时期为71个季度，占样本总数的55.47%。高福利水平阶段集中在1994年以前以及2006年一季度～2009年四季度。福利处于低速发展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的平均持续期大致相同。同时，模型估计结果还能够解出不同状态的持续期：低福利状态得以维持的概率p为94.58%，平均持续期为18季度，此时公共消费转移支出平均增长率为11.22%；高福利状态得以维持的概率q为39.81%，平均持续期约为两个季度，此时公共消费转移支出平均增长率为31.27%。这表明，福利水平在不同阶段的持续长度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特征——持续期和转移概率均有较大差异。此外，低福利水平状态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

      3.两序列结构突变的关联分析

      通过对比经济增长和福利发展的状态迁移可以发现，二者在结构突变上表现出明显的相互承接和呼应。

      1994年一季度是福利发展轨迹第一次状态转变的拐点，国家福利由相对高水平向低水平转移，为20世纪90年代中开始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1980～1993年期间，中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社会保障制度处于过渡期，沿袭了计划经济国家办福利的传统(政府偏好参数θ较大)，财政支出中仍有固定的比例主要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国家对于涉及城镇职工的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和养老费用实行低标准的财政统包制度，在广大的农村实行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和五保户方式的养老制度——使得国家每年必须在较低水平的财政总预算中支付10%左右的社会保障费用。因此，在这段时间，低福利状态的概率维持在50%以下，一直到1993年第三、第四季度才上升到100%。1994年以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开始更加强调个人责任，同时，医疗、住房、教育等市场化改革加剧了居民的风险，政府政策偏好θ迅速降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逐渐收缩，保障制度从间接由国家负全部责任转变为由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

      低水平的公共消费和转移支出使得政府积累了充分的资金用于生产性公共投资，例如，国务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行总额40亿元的国库券用于国家经济建设。与此同时，减轻了社会保障包袱的政府得以放开手脚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引导国有企业向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转变，改革过去指令性计划生产与调拨。所以，在1994年三季度～1996年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速明显加快，从供给不足、需求过剩的低增长状态转换到投资扩张、供给扩张的高增长状态，增长率经历了由低到高的结构突变，而这一转变恰好发生在福利由高到低的结构突变之后。上述过程证明了本文假设

，即低福利体制引致高增长。

      随着经济的扩张，城乡居民曾经几十年缓慢增长的收入水平，也伴随着社会产品的扩张而开始快速增加起来，不断增加的收入和日渐盈余的供给(包括公共产品)，使得1996年二季度低福利体制继续维持的概率迅速降低到接近0，即将发生结构性提升，正印证了假设

，即高增长状态伴随着高福利水平。

      

      图1 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的状态转换特征

      假设

预测，福利上行性结构转变将带来经济增长的下行拐点。1996-2002年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以后的调整期。首先，为了遏制高通货膨胀水平和扭转经济过热局面，实现宏观经济“软着陆”，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改革措施，以降低固定资产投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家出口贸易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如图1所示，进入1998年一季度后，经济再次以100%的大概率进入低增长阶段。与此同时，政府紧缩财政支出规模，相应地，福利指标ω继续走低，经济处于低福利体制的预期概率由0再次上升到95%以上。这正符合假设

，即低增长体制必然带来低福利体制。

      根据公式(5)，收缩期的福利降低速度快于资本存量的减少速度，这样便相对增加了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下一期的经济增长。在经历了长期的低福利体制之后，2003-2008年期间，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强经济增长周期，由低增长转换到高增长状态的概率接近100%。随着社会保障基本制度逐渐趋于完善，经济增长带动福利水平再次进入相对较高的发展状态，为假设H[，4]提供了依据。这一影响大概在2006年开始显现——面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资金被大量挪用、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国家出台多项社会保障政策，调集大量人力财力，推动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2007-2010年政府的政策取向θ再次向福利倾斜：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至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将个人账户规模由原来的11%减小到8%，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减少农民医疗支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社会保障支出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之前国家在社会保障投入上较低，因而加大投入的时候就会呈现出社会保障水平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可能是由于适逢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以及相关自然灾害，导致国家在转移支付上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

      根据模型估计，福利指标ω的结构性上升之后，即将出现经济增长的下行结构转变。2008年以来，伴随世界范围内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最终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经济高增长的概率也于2008年下半年下降到接近0。面对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经济一直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收入水平增长较慢、医疗保障体制的变迁、教育支出以及住房价格的增长，经济转向低福利体制的概率预计将再次上升到接近100%。

      四、基于实证结果的预测与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MSM(2)～AR(3)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可对未来三年进行预测(图1预测部分)。2013～2014年，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状态，但概率值逐渐减小，而转换到快速增长状态的概率值逐渐升高。GDP增长率预计在2014年三季度降到最小值1.6379％，以后逐渐增大，并在2015年二季度达到最大值2.1735%。2015年以前低福利状态的概率值始终保持在95%以上，随后有小幅的降低。国家福利支出增长率预计在2015年一季度降至最小值1.0192%，随后逐渐提高。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总体表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未来三年中仍将处于低增长和低福利并存的阶段。

      有了模型的估算结果，可以通过估算脉冲响应函数，具体刻画和比较各状态下社会福利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这里采取Krolzig(1997)提出的一种新脉冲响应函数，同时考察非线性动态模型高斯创新u[，t]的脉冲响应和状态s[，t]转变带来的冲击影响。

      如果分别对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支出施加一个标准差冲击，不同状态下其他变量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图2(a)为福利政策受到经济增长波动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追溯期数，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响应大小。假定给定经济增长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在低福利状态下，国家福利支出将作出正向响应，第一期提高0.16个百分点，然后开始缓慢增加，到第七期增至最大值0.41%，随后缓慢下降到0.06%左右；在高福利状态下，经济增长在第一期对福利支出的提升作用是较为强劲，达到0.25以上，但这种响应从第三期以后就迅速缩减，并在接近第十期时变动为负。这表明，经济增长有利于改善公共福利水平，同时，福利政策具有一定的相机抉择性，并且影响力度随福利发展状态提高而增强。

      图2(b)刻画了宏观经济波动受到福利政策变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如果对国家福利支出施加1单位的负向冲击，在低增长状态和高增长状态下，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减少都会拉低经济增长率。但在10～12期后，增长将出现明显正向反应，即紧缩福利支出政策开始有助于经济增长，主要原因是税收的降低促进了私人资本积累，这种增长效应在低增长状态出现的时间早于高增长状态。

      

      图2 脉冲响应分析

      图2(c)和图2(d)描绘了状态转变对国家福利政策力度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当经济由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变时，GDP增长率和福利支出水平最初均呈现出跳跃性下降，而福利水平下降速度会逐渐快于前者，随着两者下降势头明显趋缓，大约两年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之后经济增长渐渐开始呈现回升的趋势，如图2(d)所示。当经济由低增长向高增长转变时，各经济变量波动水平和变化情况与前一种转变时形成一种对称的镜像关系，如图2(c)所示。

      本文以公共福利发展与经济增长轨迹为对象，通过一个动态联立系统探究二者发生结构性突变的机制，挖掘了增长拐点和福利拐点之间的关联。为此，本文基于政府公共政策偏好的假设，通过构建包含公共支出和资本积累的理论模型，分析了福利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联系。理论分析结论表明，由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动态变动，以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水平衡量的公共福利与GDP增长率联系在一起，两者的连带演化规律可以归纳为：高速经济增长将带动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利水平的扩张将导致增长放缓甚至下降；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速过低也将限制公共福利的发展；而在经济萎缩期，福利水平将以更快的速度降低，进而拉动经济的回升；低福利体制将诱发高增长体制，而低增长体制往往伴随着低福利体制。

      为了实证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本文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理解中国经济近30年的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的发展与波动，采用Hamilton提出的Markov体制转换模型MSM(2)-AR(3)研究了1980～2012年中国各季度的GDP增长率与公共福利之间的非线性动态关系。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公共福利政策出现了“低—高—低—高”的交替，与此呼应地，经济增长进程也发生了“高增长—软着陆—软扩张—低增长”之间的变更。与模型的估计一致，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增长拐点之前必然有公共福利在增长趋势上的结构性调整，同时，公共福利政策的结构性调整又归咎于经济增长趋势的结构性突变。例如，经济增速降低之后，必然使福利从高水平突变为低水平，而随着政府削减公共消费、转移支付和税收，又将迎来经济增长新的上行拐点。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之间的动态影响与反馈过程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联动的内生性和非线性联系，但同时其作用形式也是可以预测的。

      模型对中国未来经济所处状态的平滑概率值的预测结果表明，未来三年中国仍将处于低速增长与低福利并存阶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快速增长阶段变迁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公共福利也将呈现出逐渐回升的态势。进一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在各自不同的发展状态下，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的动态影响规模也不尽相同。首先看福利对增长冲击做出的响应：在低福利水平下，经济增长能够稳定且持续地推进福利条件的改善；如果福利水平已然很高，那么经济增长在最初几期给予福利一个强劲的提升作用后，在长期以后将降低福利发展。再看增长对福利冲击做出的响应：负向的福利冲击对经济增长都有先抑后扬的作用，只不过在低速增长阶段经济上行出现的时间略早于高速增长阶段。最后，经济系统发生状态转换时，公共福利会比经济增长更快地做出响应，并且在速度和规模上都要高于后者，这样，将会逐步带动增长发生结构转变。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有较强的联动性，每一次的福利调整都对应着经济增长的状态变迁，反之亦然；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内生联动关系是非线性的。本文对于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动态演化关联的探索，为政府在不同时期经济运行风险下进行相应的福利政策调整，通过社会保障适应经济的波动、促进经济的稳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为了提高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充分发挥公共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准确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现状与趋势、适时调整公共支出态势十分重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势，执行灵活相机的社会保障政策，确保公共支出随经济的波动而增加或减少，才能自动地影响社会需求的变化，进而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衰退时，国民收入水平随之下降，社会保障负担水平需要相应削减，这会刺激消费与投资，防止通货紧缩，促进经济早日摆脱衰退；而在经济繁荣时，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则可相应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将会抑制社会总需求，防止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以完善中国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政策为目标，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经济监控和预测体系，以保证宏观经济政策措施制定的科学性和适时性；尽量避免政府支出行为的随意性，建设并严格执行科学的财政预算体系。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经济内生化的运行趋势受到了强烈的外部冲击，宏观经济环境以及经济周期阶段发生了显著变化，为此，政府需要在现行社会保障体制和市场基础上，全面地审视和思考经济所受冲击的途径和渠道。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公共财政和福利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稳定效应，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的平稳持续运行，稳定提升民众的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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