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政复兴主义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冷战结束西方自由民主胜利20年后的今天，美国外交政策再次面临反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该思潮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并未朝着单一的自由民主政治走向“历史之终结”。相反，世界正逐步两极分化为西方民主阵营和专政阵营，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将再次笼罩全球。不同于20世纪轰然倒塌的专政政权，今天的专政国家不仅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经济成就，还可能成为另一种可取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型社会模式。它们的出现必然加剧大国间的竞争与对抗，影响当今日趋密切的全球合作及发展前景。
当前的国际形势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观点，许多国家纷纷放缓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不断攀升的国际油价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某些专政国家，如俄罗斯。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政府不仅抛弃了业已取得的民主成果，还实行铁腕政治变得愈加专政，其与西方关系更是从冷战后的蜜月期降至现在的冰冻期。在中国，政府不仅成功抵御了来自国内的各种挑战，还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基本现代化等一系列成果。中国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以及石油争夺等方面与西方仍存在巨大分歧。而一些相对较小的专政国家，如委内瑞拉、伊朗则正在各自的地区制造麻烦，引发动荡。甚至有迹象表明这些国家正联手对抗西方自由世界。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似乎又回到了冷战时期的瘫痪状态。由此看来，西方自由世界将面临一个前途暗淡的未来。
研究专政复兴主义的学者对西方民主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挑衅性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他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到了抛弃过去曾经有过的幼稚幻想的时候了；所谓世界大同、合作共进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相情愿而已。民主国家应进一步巩固同盟地位，甚至可以成立一个正式的“民主联盟”以应对来自专政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对抗。具体来说，在政治上应倡导权力均衡而不是利益一致；经济上应封锁制裁而不是合作交流；军事上应积极对抗而不是军备控制，这些应是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幸运的是，同冷战结束时媒体大肆鼓吹“历史之终结”一样，如今的专政复兴浪潮也仅仅是学术界的夸大其词而已。实际上，它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是模糊的，比如认为专政制度已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并逐步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另一种可行的政治选择。同样，研究专政复兴主义的学者提出的外交政策在现实中也很难奏效，甚至适得其反——促使专政国家远离自由民主世界。同过去相比，尽管如今的专政国家在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更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但其内在的缺陷限制了其保持长久活力的能力。虽然目前这些国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这并不能成为批驳自由民主派观点的例证。因为它们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得益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并严重依赖国际经济的投资与贸易往来。由于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趋加强，世界各国不得不摒弃过去的制度偏见，积极投身经济全球化浪潮。
需要强调的，专政复兴主义并非试图放弃或退出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重新定义和巩固它。针对日渐壮大的专政阵营，如果民主国家采纳新保守主义的建议实施军备竞赛、围堵遏制以及民主国家的政治结盟等外交政策，其后果只会助长这些国家内部的反民主浪潮。相反，如能积极与包括专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合作，共同应对目前的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安全和疾病防治等，这势必增加它们对自由世界的依赖。西方国家还应积极寻求接纳新兴国家融入国际大家庭的方法——不管它们是专政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鉴于现代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巨大逻辑关联，专政政府必将面对来自政治民主化的巨大诱惑。所以，只要通往民主的道路越宽敞、越诱人，世界上那些非民主国家就越容易、越迅速地走上政改之路。
历史大辩论
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历史上出现过几次激烈的大辩论，现如今出现的专政复兴主义思潮便是这场大辩论的延续。论战最早始于工业革命时期，那时争论的焦点是：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同时有几条，还是只有一条？如果是后者，那么这条唯一的道路是什么？那时著名的理论家，包括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根据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发展的局限与机遇，对哪个最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制度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但最终答案是什么，或谁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都没有最后定论。诚然，在当时即便是美国理论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提出的“资本主义并不会持续太久”这样的说法也不算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理论。甚至在轴心国战败之后，理论界关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否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另一种基本社会模式的争论在整个冷战时期就没有停止过。
20年前原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轰然倒塌，这似乎意味着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大辩论最终以自由民主派的获胜而结束。西方民主国家迅速膨胀的财力和国力看起来也印证了自由主义民主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世界只有一种成功的社会发展模式，那就是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在这时宣布“历史之终结”已经到来看似不无道理，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开始急切盼望融入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这进一步增强了自由民主派的信心。
这场辩论不仅仅只局限于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争，还涉及到国际政治秩序主导权的争夺。纳粹德国曾雄心勃勃为欧洲大陆重新规划“新秩序”；原苏联则主导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样，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这样做。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产业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同时借助二战后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从40年代后期开始倡导建立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新秩序，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以及各种安全同盟。至此，美国霸权主义连同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使西方民主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并且，新的政治结构不仅可以更方便地接纳包容新兴国家，还可以促进非民主国家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专政复兴主义开始重新抬头。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以及俄罗斯的强盛再次引发了大辩论。许多观察家从中国和俄罗斯的身上看到了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专政政治体制也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历史学家阿泽尔·盖特(Azar Gat)在其2007年发表的文章《独裁大国的回归》中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标志着“获得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专政大国的回归”，并“代表了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新的制度选择”。他同时暗示，在以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自由化与以自由主义民主、宪政为核心的政治自由化之间并没有必然关联。在过去长达两个世纪的关于工业现代化道路的辩论中，专政的拥护者虽然为“历史之终结”提供了另一种政治选择，但他们也承认只有资本主义经济才是唯一长期而具有活力的经济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罗伯特·卡根承认“从长远看来，持续的经济繁荣可以很好地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样的民主化进程也许会过于漫长，以至于在战略和地缘政治意义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专政复兴主义的理论家还对以前独裁政权的失败原因进行重新解读。例如盖特认为，它们的倒台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多数人认为的由存在于工业资本主义和封闭独裁政治体制之前的深层次矛盾造成的。在他看来，纳粹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都是资本主义独裁国家)的失败在于狭小的国土面积和薄弱的工业基础。而美国与英国的胜利也不是因为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而是地理、人口和经济等方面的优势。总之，按自由民主派的观点把早期资本主义专政国家的出局原因归结于其内在制度缺陷而不是外部偶然因素的说法是不合适的。
然而，这些历史篡改者却没有看到轴心国和同盟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分别受到的两种政治体制的截然不同影响。首先，德国和日本在判断国际形势、进行战争等重大战略决策上都犯下致命错误。希特勒进攻原苏联并向美国宣战的决定不仅注定了纳粹德国的覆灭，也充分暴露出其对世界局势狂妄畸形的判断——这都是封闭独断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其次，独裁和集权国家发动战争的时机非常具有偶然性，战争动员效率低下——也反映出其不负责任的决策机制。尽管有着极具蛊惑性的战略目标，德国一直到战争快结束时才把本国的工业完全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因为希特勒最初还是担心大众的反对。而帝国主义日本的陆军和海军之间不仅没有战略沟通和协作，还分别保持着各自一套独立、互不兼容的工业生产体系。最后，尽管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合作不断出现小摩擦，但其效率远高于轴心国。甚至可以说轴心国的结盟仅仅是名义上的政治需要，而不是现实意义上的军事同盟。简而言之，民主国家和专政国家的军队在二战期间的表现很大程度受到各自不同政治体制的限制和影响，并最终导致轴心国的失败。
专政复兴主义现象
如今的集权政治国家是如何适应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专政复兴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集权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结合的社会模式并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而是西方民主政治与资本主义结合的社会模式的一种有效替代选择。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相比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90年代之间的自由民主浪潮，如今的自由民主前景更加暗淡。专政复兴主义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壮大的同时，不同政治制度国家间的对抗还会持续下去，任何期待单一民主政治形式的和谐国际关系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不过，专政复兴主义理论有以下几个缺陷。
专政支持者把现阶段繁荣的中国和俄罗斯当作批驳自由民主派观点的例证。冷战的骤然结束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剧烈变革使人难免对未来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随后而至的失望心理便让专政复兴主义思想乘虚而入。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就是否同意中国加入WTO这一问题各界爆发激烈的争论。支持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中国加入WTO将极大推进其社会的民主化改革。然而，这些赋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急切期待是较难接受的，因为在联系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与政治制度自由化的理论中难以找到有力的解释(这些理论并没有保证经济的开放将对政治开放起到立竿见影的推动作用，相反却表示民主化道路决不会一帆风顺，甚至阻力重重)。并且，目前专政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盛行也有其特定原因，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上都曾是遭受分裂和外敌入侵的多民族国家。这些外部和历史因素将长时间阻碍中国和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但随着其不断融入国际社会和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联系日渐增多，相应问题将得到不断改善。
同专政复兴主义理论相反，专政社会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间实际上有着许多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普遍存在于当今资本主义专政国家，而它们的解决关键正是政治开放。资本主义经济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和逐步提高的受教育程度将必然产生对政治参与和政治责任的需求。具体来说，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将产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即中产阶级。他们的利益诉求将持续挑战政府封闭、不透明的行政决策机制。第二，资本主义财产体系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生产资料作为私有财产掌握在公民手中，经济行为通过共同约定的协议来完成。为使资本主义经济能健康发展，就需要完备的司法体系和法律制度来保证合同的履行以及对商业纠纷的仲裁。经济范围内的独立权利诉求以及各种司法机构的出现，将意味着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久而久之，人们的权利诉求便会扩大到政治范围。第三，资本主义制度推动的经济发展将催生不同的利益群体。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分工的细化。不同的职业和工种将产生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从而带来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党派间的相互竞争，这便是多党制民主政治。
从这个角度审视中国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到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中国社会民主所需的基础条件刚好开始达到一个关键阶段。尽管其经济总量高居世界前列，但中国仍然是一个整体非常贫穷的国家，庞大的人口中只有极少部分尝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甜头。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逐步形成，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对一个负责任政体的兴趣越来越浓。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中相互依赖的各种利益群体将越来越复杂。一旦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必将刺激其在政治权利上的强烈要求。比如眼下中国出现的毒奶粉事件，它暴露出中国食品生产和销售现代化程度已经超出传统的官僚体制所能控制的范围，这些问题正迫使中国不得不在相关的制度上进行改革。
第二，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并没有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开放设定时间表。资本主义经济为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但触发社会实际变革的诱因却难以预料。如果以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及发展经验来看，这样的社会转型将历时数十年，甚至还会被不可预料的事件所中断。以德国为例，其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很早就实现了，但政治民主化却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后才开始萌芽。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没有战争，中国的社会改革道路也绝非一路坦途。
最后，专政还有其制度本身的致命弱点：效率低下、机能紊乱。这些根深蒂固的顽病是伴随等级森严、机制僵化的政治结构与生俱来的。首先是腐败问题。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出现滥用职权现象是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避免的，不过在专政政府中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就显然困难得多。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之前的专政政府完全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掠夺者，通过征税的方式大肆剥削人民的劳动成果。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商人的合法利益长期得不到保障。因此，在英格兰、荷兰和威尼斯等地出现了各种代表商人利益的违宪审查机构以限制政府的权力，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创造了条件。而在专政国家，政府官员有许多索取贿赂的机会。尽管政府会运动式地刮起廉政风暴，甚至查处个别贪官污吏，但对政府权力缺乏制度性的监督审查将使腐败问题难以根除。最近，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措辞激烈地抨击了“法律虚无主义”，但只要俄罗斯仍是一党专政，他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资本主义专政国家还将面临因社会不平等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尽管不平等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顽症，但不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却是不断推动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在过去，社会完全分化成两个对立的阶层：统治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犹如寄生虫一样贪婪地吸食劳动人民的成果。但随着资本主义——尤其是产业资本主义——的出现，阶级对立和经济不平等成为首要的政治挑战和长期政治斗争的触发器。只有当公民获得普选权，出现反映工人阶级利益和需求的政治党派以及成为福利国家的时候，这些矛盾才能得以解决。当今资本主义专政国家出现的严重不平等现象说明这些国家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政治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
由于信息不畅和缺乏行政问责制，专政政府还将面临自身行政能力低下的问题。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使政府难以获得及时可靠的信息，这样必然导致政府因信息不足或不可靠而做出错误的行政决策。尽管目前的资本主义专政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但其发展仍然受限于制度本身的缺陷，例如畸形的新闻审查制度，“一言堂”式的决策机制。
总体来看，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与专政政权达成某种稳定平衡，并成为一种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新型社会模式。同几十年前相比，这些国家无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取得巨大进展；同样按国际标准衡量，它们的政治开放程度也一直在扩大。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目前并不是民主国家，但与从前相比已经自由民主得多了，并且许多实现民主政治所需的必备条件也已逐步形成。可以肯定的是，充足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阻碍了俄罗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依靠能源出口获得的巨大外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良政府的压力。而中国就没有这样条件，摆在它面前的是一系列发展难题：人口过剩、环境污染、对能源的严重依赖。专政国家的制度性缺陷仍然是阻碍这些国家人民追求全面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缺乏行政问责制，社会不平等，贪污腐败问题将继续推动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社会改革的进程。
与此同时，美国也必须承认不同国家民主政治的具体形式可以有所不同，美国模式并不总是最好的民主形式。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灵活多变，政府适当的干预措施是成功应对各种困难的重要途径。但如今出现的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与里根执政时期的反政府意识形态相等同的趋势以及保守派提出的“华盛顿共识”下的国家准则是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曲解。西方民主模式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其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的时候能创造性地做出应变。而下一个需要做出的重大变革是在国家与私营经济之间建立平衡，以拯救目前身陷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随着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自由越民主，即使那些目前最成功的民主国家，如美国，也可以从同伴那里学到许多经验。
国际形势与现状
专政复兴主义理论家不仅提出了一种可以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型社会模式，还企图改写当今世界政治格局。根据罗伯特·卡根的观点，21世纪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与19世纪有着惊人的相似：大国之间的对抗将日趋激烈；专政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分歧将越来越深。根据这种说法，大国对抗将成为当今国际发展形势的一个重要特征。新兴大国，如中国、印度、日本和俄罗斯，正竭力提高其国际地位，并在各自势力范围推行主权主义政策。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也在不断拓展，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相邻两国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在东亚，中国的崛起将触动日本敏感的神经；在东南亚，中国龙与印度象同样在角力；而俄罗斯则欲重振帝国势力，这必将引起邻近的中国与欧洲的不安。
按照罗伯特·卡根的理论，以下几个因素将进一步恶化大国间的激烈冲突。首先，所有这些新兴大国在过去200年间都曾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或者是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或者是被欧洲列强侵略凌辱。曾被誉为“中心帝国”的中国在历史上是东亚的霸主，然而在19世纪却沦为“东亚病夫”而任人宰割。如此屈辱的历史很大程度影响了中国如今的外交政策和政治抱负。俄罗斯的失落则源于冷战过后突然失去对东欧、乌克兰和中亚地区的主导权。其次，另一个影响所谓大国对抗的因素是资源。与19世纪各国拼命抢夺原材料和市场一样，在面对全球原油供应日益紧张和各国资源需求急剧膨胀的现状，大国间的对抗将因资源争夺而火上浇油。
在以上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专政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的政治裂痕将变得越来越危险。如果世界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那么国与国之间只会出现竞争。但如果世界被划分为专政-民主两个阵营，那么相互间的竞争就会充满火药味。总之，专政复兴主义研究者把未来世界描绘成一个充满激烈冲突和对抗的世界战场，远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各国交流合作、和睦相处的“历史终结”之景象。
然而这样暗淡的前景并不真实，因为它过分夸大了某些负面因素而忽视了与之对应的巨大抵消力。实际上，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是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各种国际组织联系更加紧密，国家间的合作日趋频繁。与19世纪不同的是，目前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的国际新秩序所具有的约束力和创造力大大减小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并且有太多的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
同样，那些把21世纪看作19世纪翻版的人也没有意识到：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依靠武力扩张领土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而最重要的是，核武器的出现将使大国间的战争变成一种自杀行为。由于所有这些新兴大国都拥有核武器以及迅速提升威慑力的能力，所以战争已成为解决纷争时最后考虑的手段。同样，战争付出的巨大代价也使各国在外交决策中多了一分克制和谨慎。而武器装备的全球泛滥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则将使任何占领者遭受当地人民顽强的抵抗(比如阿尔及利亚、越南、阿富汗以及如今的伊拉克)。不同于19世纪帝国主义的肆意妄为，今天的大国很难再将巨大实力不对称地转化为有效的领土控制，而最多只是建立一种松散的支配关系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要。另外，国际间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投资合作，以及覆盖全球的生产供应网络也使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高昂。由此可见，当今国际发展形势的主流是和平与合作，而不是专政复兴主义研究者所认为的对抗与冲突。
专政复兴主义研究者也忽略了当今国际形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过去，强权可以通过武力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以获取更多的利益。但现在的世界现状很难再改变。简单地对比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并不能反映事实的全部。因为美国的背后还有欧洲、亚洲等地的民主国家的支持，而它们的经济总量是中国乃至所有专政国家的集合都难以比拟的。而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等国已经是支撑目前世界现状的各种国际机构中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体(更不用说联合国安理会，他们拥有永久席位和否决权)。许多国际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参与机制方便了新兴国家的加入：只要参与越积极，发言权就越大。对于这些新兴大国来说，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方法不是疏离或反对现有国际秩序，而是积极融入并通过灵活包容的国际组织来推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
专政国家的经济水平对巩固政权意义重大，而它们保持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手段是依赖海外投资和国际贸易，当然也离不开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会为加入WTO而做出巨大让步和改变，而俄罗斯也正积极与各成员国协商谈判。专政国家对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的依赖意味着保持一个开放、法制的经济体系有着重要意义(虽然这些专政国家表面看起来把重点放在双边贸易和吸引外资上，尤其是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但它们更倚重的是WTO的贸易规则和秩序)。以中国为例，由于其经济严重依赖工业出口，WTO规则可以帮助它最大程度地避免进口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鉴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利于本国经济，这些专政国家不会赞成重新建立或改变现有秩序，更不用说去破坏它了。
遍布全球，并不断扩大的民间关系网络进一步驳斥了专政拥护者的理论。实际上，国际交流与合作并不仅限于国家层面的往来，还包括民间。在这些专政国家里，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是受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群体——融入到了国际大家庭中。他们在国外留学、经商、休闲娱乐，从而建立起跨国的民间关系网。随着不断地接触与参与，不同体制下的人们相互间的隔膜被消除，思想和观念趋于一致。正如哈佛大学社会科学家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所说，中国的领导者已经完全适应了国际新秩序，其外交政策完全尊重国际标准和惯例。比如在处理与邻国的领土纷争问题上，中国的做法就突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风范——通过和平谈判的手段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这些民间交流和外交政策进一步表明，专政大国有着成为正常国家的强烈愿望。
最后，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促使世界各国为了共同利益而走到一起——尽管它们的政治制度也许不同。中国同民主欧洲、印度、日本和美国一样是石油进口大国，共同的利害关系使它们站在了一起，抵制专政石油出口大国伊朗和俄罗斯对资源的操控。各国在石油价格、供应安全等方面的一致利益使得“国际能源机构”再次走上前台，为保证合理有序的能源供给网络发挥重要作用。该机构是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由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发起成立的全球性组织。同样，全球变暖与气候异常等自然问题也使世界各国跨越专政-民主制度界限建立合作联盟成为可能。与美国一样，中国不仅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也是气候异常引发的洪涝灾害和土地荒漠化等问题的主要受害者。工业化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问题迫使中国急切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新的解决方案来治理环境。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是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威胁，它大大推进了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也为建立全球性的国际合作机构提供现实基础。
以21世纪同19世纪进行类比是对新时期国际形势缺乏正确判断的表现。如今，战争的作用不断被削弱，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资源和环境等问题的相互依赖增强，这大大降低了因政治制度差异而爆发国际冲突和对抗的可能性。实际上，21世纪的国际发展形势是重塑和加强世界融合与合作的价值理念。
理解、缓和与包容
专政复兴主义研究者虚构了一个以大国对抗、专政-民主阵营裂痕加深为主要特征的未来国际形势发展蓝图，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充满冷战思维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他们积极鼓吹对抗、遏制和排挤，建议民主国家减少对全球合作与交流的支持。如果这些外交政策得以实施，这将意味着历史的倒退，其效果适得其反。另一方面，一个充满机遇与希望的未来需要发起一个全球性的自由民主计划，完善和重振目前以自由主义为价值核心的国际秩序。新的国际秩序以寻求共识、解决纷争为主要任务。在评价该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时，必须考虑到新兴国家的具体国情和民族情感。
成功的对外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新兴国家或专政国家在历史上曾遭受的创伤和屈辱。专政之所以能在世界一些地方受到追捧，是因为它在打击民族分裂、捍卫领土完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中国的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民族分裂主义日益猖獗，分裂分子要求独立或者高度自治的愿望非常强烈。同样，俄罗斯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对中国、俄罗斯而言，国家主义和铁碗政策的中央集权制是打击分裂主义的最有效政体，也为其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提供法律支持。只要中国和俄罗斯仍然把西方的政治开放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看作其领土完整的重大威胁，它们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就会受到拖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应该是激化这些历史积怨，而是努力缓和与平息它们。
成功的对外政策还应该积极主动与专政国家或新兴国家沟通合作，而不是排斥它们。任何关闭民主之门、排挤非民主国家的做法——如把俄罗斯驱逐出八国集团——必定会恶化国际关系，强化专政统治。相反，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更加积极地让专政国家融入现有的国际机构，并强化它们在这些机构中的作用和地位。而建立“民主俱乐部”之类的建议应重点放在巩固互利合作关系、强化国际组织上，而不是用来对抗专政国家。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应主动牵头商谈解决全球性资源和环境问题，积极倡导建立吸纳非民主国家参与的全球合作框架。民主国家还应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实际的全球性问题，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意识形态差异上；努力发现更多的共同利益同盟，而不是仅局限于政治制度上的同盟。只有这样，民主国家才能有效阻止可能出现的反民主专政联盟。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会因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经验差异而有所不同。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专政并不是一条现实的现代化之路，它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个阶段也许会很漫长，并受到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影响。尽管一部分因素是民主国家难以掌控的，但一个准确把握机遇和挑战的成功外交政策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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