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文化与民族的心理卫生及健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心理卫生论文,文化与论文,健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异常心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歪曲反映。依据这一心理学原理并分析国内外跨文化精神病学的资料，表明民族文化与心理异常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1.精神病发病率和病种分布与民族及其文化有关；2.心理异常的内容及行为表现方式与民族及其文化有关，它并反映着特定的文化价值观；3.人们对待心理异常的态度以及处理办法亦因民族及其文化而异。在原始民族以及一些医疗事业尚不发达的民族地区，作为一种文化的巫术仍具有一定的心理治疗功能。
近二三十年来，人们对存在于不同民族中的心理卫生与健康问题的关心日益增长，研究也日益增多。这种研究是跨文化的，亦即把民族精神异常与心理卫生问题放在了各个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其目的在于回答下述问题：文化与心理卫生与心理异常的关系如何？所有民族文化中的心理异常是否都一样？心理或精神异常有民族间的差异吗？如果有，原因是什么？
无论是精神病家，抑或是人类学家、民族心理学家，他们在长期的研究中意识到心理异常与文化息息相关。他们不但了解在不同民族文化中对精神异常的看法和所持的标准不同，他们更了解不同文化中心理疾病的种类和发病率等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不仅指出，文化既塑造了正常人格，也塑造了异常人格。他们还进而论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对心理疾病的影响程度。总之，他们企图通过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关系的探讨，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来寻求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因此，他们最能贡献这些知识，以供精神与心理疾病防治计划及精神卫生设施的需要〔1〕。
一、心理异常的民族分布
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是否有不同类型的心理异常呢？文化差异对心理异常有什么影响呢？进而，比较简单、无文字的民族文化中，心理异常的比率是否较低，而较发达的民族文化中心理异常者则较多呢？
民族心理学家一向与精神病学家同样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与心理疾患的关系，而且他们都认为，现代文明社会比那些简单的原始社会有更多的精神异常者。早在1887年，欧洲就有人指出：“土著居民和中国人中的精神错乱的比例很小，……那里几乎没有文明的洗礼，几乎没有为了地位、权力、财富的竞争与奋斗。其结果，也就没有精神恶化”〔2〕。这些早期的观察很快就促使人们系统地考察文化背景在精神失调中的作用。
事实上，文明程度越高，紧张情绪增强，心理异常的比例也就会随之增加。无论早期人类学家的研究，还是现代跨文化精神病学的研究都支持了这一观点。马林诺夫斯基对初布兰岛民的描述，米德对无忧无虑的萨摩亚青少年和充满紧张、焦虑与不安的欧美青少年的比较，在结论上都是一致的。这种结论也同弗洛伊德的理念与人格冲突模式是一致的：如果文化具有压抑性，那么一个人生活在限制较少的简单文化中应该要好些。因此，当文化发展时，性的压抑也会增强，心理异常也随之增加。这样，人们在长期的研究中意识到，现代精神或心理异常的增加原因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精神异常的比率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中往往有着不同的分布。
人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的联合研究还表明，精神病流行病学中最重要的变量，除了社会阶层、职业、性别之外，就是人种和民族了。精神病的类型和病人的民族属性之间，常常显示出一种明显的相关。来自美国的资料表明，美国的门诊或住院的精神病人都显示出白人病人的比率占压倒优势。黑人和白人中最常见的精神病都是精神分裂症；爱尔兰出生的白人一般较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精神病发病率高；而对酒的依赖则在少数民族集团中特别高。
80年代初期，我国精神病学工作者在国内12个地区作了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在此前后，一些精神病学工作者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社会文化背景对精神疾病的影响的同时，也对一些少数民族作了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这些调查资料显示，精神或心理异常的民族分布状况有以下特点：
（一）精神病发病率和民族及其文化有关
调查研究表明，精神病或心理疾患的发病率和民族及其文化有密切关系。那些聚居或生活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文化较发达地区的各民族，其患病率往往比地处偏僻、文化单一、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地区的各民族要高。有调查指出，具有氏族社会特征的傈僳族中，精神病的总患病率为6.20‰，现患病率为2.79‰，而汉族总患病率为10.20‰， 现患病率为8.64‰，前者明显低于后者〔3〕。 一项对四川平武县白马藏人所做的文化和精神病学的调查报告指出，白马人的精神病患病率与傣族、基诺族接近，而这三个民族的患病率又均低于汉族文化发达地区〔4〕 。
广东精神病学工作者在对粤北山区瑶族社会文化与精神卫生的考察中指出，瑶族6岁以上精神病和精神发育迟缓的患病状况， 总患病率为56.6/万，现患病率为49.3/万，两者均低于全国12地区汉族抽样调查结果。他们在另一项对不同民族的社会群体精神疾病的特点所作的研究中，对粤北山区、海南岛五指山区的汉、瑶、黎三个民族的精神疾病进行了调查和比较，结果表明，瑶、黎两民族在总患病率和现病率上均低于汉族〔5〕。
上述调查结果无疑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对这些结果所做的跨文化分析：某些少数民族患病率低于汉族的原因可能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例如，瑶、黎二族均聚居山区，仍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加之他们具有勤劳、勇敢、质朴厚道、待人平等等民族性格，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诸如家庭矛盾、离婚、失恋、人际不和、经济意外损失、工作不称心等社会心理因素的刺激。四川的白马人至今尚保留着许多原始社会的遗风，例如具有“指物为神、万物有灵”的信仰；他们性格温顺、憨厚、重礼仪；白马人寨内秩序安宁、人际关系友好，犯罪现象甚少等等。可以断定，上述各民族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其较低的精神疾病发病率之间必然有密切的联系。
上述研究及其结论和国外的大量研究及其结论是一致的。如国外有研究指出，各种心身疾病在非洲的丛林部族中颇为多见；早年性心理疾病和老年性心理障碍在发达国家中比发展中国家多见；酒精、药物中毒引起的精神障碍、躁郁症及神经症等，以城市多见，而精神发育不全则以农村较多见，亦即文化的差异引起了心理疾病发病率的差异〔6〕。
（二）精神病病种具有不同的民族分布
早在1904年，kraepelin 就发现在爪哇地区躁郁症少见，而后，T-ooth等发现在非洲土著中抑郁症及自杀率甚低，而Seligman（1929）和Berne（1950） 发现急性精神状态却是新几内亚及马来亚人中最为多见的病种。就是在文明社会中，不同的族群、国家或地区，其精神病的病种情况也不同。如，Opera 在纽约调查了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中的心理疾患者，发现意大利人发病时，常见吵闹多动，爱尔兰人则表现安静多妄想等等。
在中国，为了考察正在接触现代文明的少数民族是否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有人（1987）对位于昆明市郊白族聚居乡的安登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其间有一个月是在美藉人类学家吴燕和博士领导下从事人类学资料的收集。调查发现，安登村白族农民精神疾病有两个突出的问题：慢性酒中毒和精神发育不全，其中慢性酒中毒者占居民人口的3.0 %，而精神发育不全者占居民人口的2.2%〔7〕。广东省的研究也指出，在汉、瑶、黎三个民族中，精神分裂症状频率的出现有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思维障碍（特征性思维障碍、被控制体验、被洞悉感）出现频率汉族高于瑶、黎族；行为障碍（特征性紧张症状群和青春症行为），黎、瑶又明显高于汉族；特征性言语幻听汉族患者又比瑶、黎族明显多，青春症行为黎族也比瑶族多〔8〕。
在分析上述心理疾病发病因素时，研究者认为，社会心理因素（家庭、婚姻事件、人际关系、经济问题、工作学习问题等）是重要的诱因。研究者特别指出，在汉族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有明确社会心理诱因者19例（19/27，70.37%），瑶族10例（10/16，62.5%），黎族5例（5/12，41.7%）。研究者进而分析说，上述调查结果“提示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对精神病的症状发生是有影响的，即少数民族精神病的症状比较单一，而且往往以行为障碍为主”〔9〕。
另有一些研究也表明了同样的看法，这进而说明，各种精神病症状和心理障碍的出现和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个人经验、经历以及是否有经常变动的生活事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10〕。
当然，就我国而言，目前对心理异常的民族分布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刚刚开始，因而，有关的研究不多，理论也较为贫乏，但应该相信，现在所发现的证据是一种推动力，它将有力地促进今后更多更好地理论研究的发现。
二、民族及其文化差异与心理异常的内容及行为的表现方式
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异常心理则是对现实的歪曲反映。因而，客观现实既可以是正常心理的源泉，也可以是异常心理的源泉。精神病的临床研究表明，幻觉的内容无论怎样离奇古怪，都是病人曾感知过、经历过的事物；同样，妄想作为一种歪曲的观念，不管怎样荒唐，也都是病人曾经体验过、思考过的，并且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相关联的概念或观念。例如，妄想中的附体妄想、被操纵感或影响妄想等，只有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才会与无线电、电脑波、激光等联系起来，而在这些东西发明之前，妄想的内容则只是与魔鬼、神仙、狐狸精等相联系。至于病态人格更是可以从病人过去的全部生活经历中找出它的深刻根源。有人（1985）在对畲族民族文化和其心理疾病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中发现，畲族中50年代发病的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一般表现为乱唱山歌、手舞足蹈，而在60年代以后发病的却缺乏这种症状，主要表现为寡欢离群。研究者分析认为：“这与该民族往昔爱好对歌，‘文革’后不再对歌的实际情况相符，说明精神病症状的内容、频度随时代背景、社会文化而相应改变。”〔11〕
湖南湘西有人在有关迷信、巫术和精神障碍心理治疗的关系的一项研究中报告说，在湘西的土家族中具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鬼神”、“无常”等民间传闻和迷信流传甚广，且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因此，该民族的精神异常者中就出现了与上述迷信有联系的症状。有的患者总认为自己寿命已尽，“无常”迟早会来取命，有的患者看见了“无常”，出现了视幻觉，有的自称是“无常”，在阳间同常人一样，在阴间充当“无常”。这些人在作“无常”时有一个发作过程，意识丧失倒地、灵魂泄出，其后灵魂回体苏醒〔12〕。
有人还发现，在汉、黎精神分裂症临床表现的比较中，黎族视幻觉的频度显著高于汉族，具有迷信色彩的妄想也远高于汉族，这类妄想中多为被“禁”或神鬼影响的内容。研究者认为，这与黎族人相信“禁公”、“禁母”的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在黎寨中，只要某人被认为是“禁公”、“禁母”，寨中的一切天灾人祸都会归罪于此人，轻者遭人鄙视，甚者被逐出村寨，更甚者会被村民打死。因此，研究认为，在病人的妄想中较多出现与此有关的内容，实属自然而然的事情〔13〕。可见，心理异常的内容的确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制约，反映着特定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
不同民族文化不仅制约着人的心理异常表现的内容，而且还影响到心理异常的表现方式。同样的一种心理异常，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其表现方式、出现的频率往往很不相同。研究表明，同是精神分裂症，黎族病人兴奋躁动显著多于汉族，黎族病人伤人毁物的出现频率也高于汉族。有人认为，文化越发达，兴奋躁动症状越少，而上述研究恰恰支持这一观点。另一项研究指出，瑶族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表现以青春行为紊乱为主，而思维障碍则相对少得多。研究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这个民族简朴的生活方式、较少的心理冲突和对外文化交流有关〔14〕。
三、民族及其文化差异与对待心理异常的态度及处理办法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对心理异常现象的理解与看法不尽相同，因而，对其态度及处理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文化较为发达、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都把心理异常者视为病人，并给予较好的治疗和照顾。但在另一些文化群体中，因受宗教、迷信和愚昧观念的影响，人们把心理异常看作是魔鬼附体的表现，因此在态度上，对病人是轻蔑、歧视并予以虐待；在处理上，或者放任不管，或者采取饥饿、毒打、火烧、水淹等残酷手段。当然，也有人认为心理异常是与鬼神沟通的表现，是它们的“代言人”，因而把心理异常者奉若神明。这后两种情况多出自文明程度较低、文化较落后的民族或社会之中。
海南岛黎族解放前的生产方式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解放后在各方面尽管有了很大进步，但仍然和现代化生产方式有一定差距，而且在文化上表现为浓厚的迷信色彩。他们坚信人群中有所谓“禁公”、“禁母”存在，人的病患与灾难是由所谓“禁”所致。由此，对心理异常者往往以鄙视的态度待之，甚至要将其打死，还要请“道公”、“道婆”解禁以除病灾。
在安徽山区的畲族当中，人们把心理异常者视为“发癫”，认为系被“神鬼所迷”或为“因果报应”所致。由于怕神鬼、怕报应，故出现了心理异常时，不敢声张，不愿就医，多数任其自然发展。偶有祈求观音菩萨或“汤仙娘娘”保佑，或求助于巫婆，请神明祛邪，但极少请当地医生诊治。此外，由于畲族中的心理异常者多数没有明显的冲动行为，对周围破坏性小，故而群众对他们很少歧视，有时邻舍还能督促患者参加劳动〔15〕。
在一份关于基诺族的精神病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调查者提供了这样一份资料：基诺族精神病人的衰退率较内地（汉族聚居地区）低。基诺山有精神分裂症患者共26例，而衰退和丧失劳动力者仅3例， 衰退率为11.5%。而北京（郊区）300例精神分裂症资料中， 衰退者19.3%；上海1200例精神分裂症随访材料中，衰退者占16%。后两地衰退率均较基诺族高，更何况北京的病人部分得到较好的治疗，上海的病人全部得到较好的治疗，但基诺山的病人全部未得到较好治疗。研究者认为，这种衰退率的悬殊可能很有意义，即基诺山许多心理异常者何以能保持劳动且不衰退呢？研究者首先指出，基诺人对待心理异常者的态度一般比较宽容，不歧视，不排斥，不疏远病人。当村寨中出现精神病人时，大家都来关心、照顾他，并一起劳动和生活，这显然是有利于防止衰退的。由此，研究者认为，非工业化社会中精神分裂症的社会性结局较现代化工业社会里的为好，可能与上述态度有关。其次，研究者还指出，基诺人的精神治疗也有一定作用。基诺人的禳鬼仪式的确使得一些精神病人的病情得以缓解，包括精神分裂症。由于基诺人有浓厚的万物有灵的信仰，因而，这种禳鬼仪式中那戏剧性的“仪式行为”往往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研究者认为，这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心理疗法，而且是适应于基诺族社会文化背景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16〕。
四、巫术的心理治疗功能
无论什么民族或社会，无论这些民族或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发展水平，它们都对心理异常有一定的治疗方法。现代社会和民族中除了药物治疗方法之外，还有心理疗法、行为疗法、集体疗法等。同时，不同的疗法都基于不同的理论或假设之上。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以为某些治疗方法的治愈率较高，可是事实上，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在治愈率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有许多心理异常可以不治而愈。所以，现代医生的角色就往往显得有些暧昧不清了〔17〕。例如，现代社会中，认为药物疗法是治疗精神病的最有效手段，尽管这些药物便于使用，价格也比其他疗法便宜，然而，诸如镇静剂之类的药物的实际疗效却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镇静剂对病人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另一方面，这类药物又具有一种紧身衣的作用，一旦穿上它，就再也脱不下来。
那么，在那些传统社会或落后、原始的民族中，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治疗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呢？国外许多专家曾对非洲的部落社会和欧洲的乡村社会进行了民俗精神病学的研究。在评论这些不同的民族与社会的治疗方法时，他们指出了这样的事实：那些原始民族或传统社会的治疗方法能够减轻病人的恐惧和焦虑，并给予病人一线希望，这种特性在疗效上往往比正确的诊断更为重要。在萨满和巫术当中，那些无意义的咒语，神秘的仪式能使病人产生安全感。因而，萨满和巫师也可能和精神病医生一样具有治疗效果，甚至更为成功。
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运用禳鬼仪式之类的方法治疗精神异常是普遍的。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这种仪式实际上就是巫术的一种形式。在许多民族中，因心理异常并且治而不愈时，则认为乃鬼神附体，或为鬼神捉弄。这种情况只有巫师才能判明，并且也只有通过巫师的问鬼、送鬼、进行祭祷才可缓解，使病情痊愈。这一原始观念及思维模式，武装着世世代代少数民族。无论巫师还是村寨成员，在这一点上的认识都非常一致。因而凡有心理异常发生，必请巫师作法。于是医和巫，医疗和巫术密切结合，药物作用与心理治疗取得了自然结合，求药和求巫都统一于医疗活动之中。因此，这些民族在精神或心理异常治疗中往往是巫药结合，药巫互用，信药之中有信巫之成份，信巫之中亦有求药之要求，医疗活动离不开巫术，其基本原因也在这里〔18〕。在巫术盛行的中国某些民族地区，或以崇信巫鬼为风的地方，医疗活动往往以巫术为主，或者不用药物，或者药也服从于巫，并通过巫力而显现。巫师同时也是医师，巫师的重要职能之一便是为人治病，心理异常当然也不例外了。
从我国的一些研究资料来看，巫术在心理异常的治疗中的确具有一定效果，正如前述基诺族对心理异常的治疗方法那样，其禳鬼仪式的确使得一些病人的病情缓解。研究者认为，这实际已成为一种心理治疗方法，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民族中也都可以看到。
巫术何以具有心理治疗的功能？从巫术及其原理看，这是可能的。巫术是一种歪曲虚妄的信念。它相信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着人们不可见的种种联系和影响；相信外界（包括人死后的冥界）有种种可能对人们发生影响；相信人反过来也可以对这些外界发生影响，这便是一种巫术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处于蒙昧中的原始人及落后民族十分确信，只要采取相应的方法和手段，就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影响外界和他人，影响与人发生着不可见的联系与作用的一切事物。于是，巫术和巫术行为便产生了，于是巫术也被运用在了各种疾病的治疗当中。由于巫术是幻想依靠某些力量对客体施加影响与控制，因而，巫术的效力就主要是心理信仰上的了，就具有了心理上的排解功能。可见，它的确是一种带有原始色彩的心理治疗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在一些民族心理异常治疗中，有时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巫术在一些民族当中得以保留，并把它广泛运用于疾病的治疗之中，这也是由于它不仅适应了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而且在他们的各项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他们消灾祛病、寻求身心康宁的精神支柱。巫术的实际功能，在人们获得科学认识之前，是被人们虔诚地相信着的，而且对巫术的依赖是真实的、不可动摇的。巫的作为，是现实的存在，它比诉诸神祇更具有直观性和现实性。人们对他所寄予的感情与希望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不能直接看到的神灵还要殷切些。在那些文化科学尚未得到发展的民族当中，巫术是他们能够表达其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观念的唯一手段，是人们企图控制外界，增强自身身心机能的唯一途径，在那些社会发展水平不高、科学文化水平很低、缺医少药的民族地区，如果没有巫和巫术，消除疾病、寻求精神安宁的愿望就会化为泡影。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巫术之所以存在于一些民族的疾病治疗中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清楚地看到了巫术在一些民族精神异常治疗中所能产生一定效果的心理根源与文化根源。
然而，巫术毕竟是人类原始时期和蒙昧阶段的产物。巫术心理和巫术医病活动作为人类进程中一种思想、文化的表现，与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融合在一起，充分反映了人们的生产水平、心智能力。在人们的主观能力与客观世界自然力的比差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巫术行为可以激发并增强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认识以及对治愈疾病的信心。这在医疗事业不发达，尤其是在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尚未建立起的民族地区亦是如此。当然，随着科学的精神与心理卫生工作在民族地区的进一步普及与展开，这种巫术心理和行为的愚昧性将会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认识。尽管如此，它过去和现在在一些民族心理疾病的治疗中所发挥的一定作用也是不应否认的。特别是在我们探讨各民族的文化与心理异常的关系问题时，以学术的眼光把它置于原始文化的背景之中，给以科学的审视与探索就更有必要了。心理人类学家艾里基夫指出，“文化会产生特殊的紧张，也会提供消除紧张的机制。”巫术作为一种文化，它是否在其仪式活动中为心理疾患者提供了一种消除紧张的机制呢？
注释：
〔1〕Freedman.A.M.etal.《Comprehensive Textbook of ps-ychiatry》，1975
〔2〕〔17〕〔美〕A.J.马尔塞拉《跨文化心理学》，第253页，肖振远译，吉林文史出版社
〔3〕向孟泽《具有氐族特征的四川德昌傈僳族人精神卫生调查》，载于《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7年第6期
〔4〕程志让《对四川平武县白马藏族文化和精神疾病的调查报告》，载于《四川心理学动态》1985年第2期
〔5〕〔8〕〔9〕〔14〕欧励华等《粤北山区汉、瑶、 黎的精神疾病调查报告》，载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9年第5期
〔6〕Kareem J.《Conflicting concepts of mental health in amulticultural society》Psychiatclin No.11.1978
〔7〕万文鹏《安登村白族农民的心理卫生问题》，载于《中国心 理卫生杂志》1987年第1期
〔10〕〔13〕朱国钦《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汉、黎族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比较研究》，载于《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
〔11〕〔15〕夏镇夷《民族社会文化中的畲族和精神疾病》，载于《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1985年第2期
〔12〕石如平《与迷信、巫术相关的精神障碍心理治疗一例》，载于《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2年第2期
〔16〕万文鹏《基诺族的精神病、精神发育不全和癫痢》，载于《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82年第2期
〔18〕张紫晨《中国巫术》第168 页，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