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调控的内涵、难点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点论文,宏观调控论文,中国论文,内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人们开始反思宏观经济学，为何宏观经济学未能对危机做出有效的预测?政府在危机后采取了各种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些政策已经超出了传统的政策工具范畴。例如，美国、欧元区的量化宽松政策，政府购买不良资产来减轻金融系统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中国同样出台了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反周期调节并取得了部分成效。从短期看，各国对危机的救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风险，但时至今日，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新的增长动力仍未出现，世界各国增长出现了分化局面，欧元区和日本的负利率政策，以及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减缓，人们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提出了广泛的质疑。从长期看，新的增长动力培育需要结构化改革来推进，长期的结构化改革和短期的宏观调控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短期和长期一致最好，如果不一致就会出现问题，原则上讲，短期要服从于长期战略实现动态最优。实践中，我们发现实务部门和理论界对于宏观调控的认识并不清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认识误区或盲区，影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效果。 因此，本文尝试就中国的宏观调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反思各种认识误区，让宏观调控回到应有的位置上。同时，对宏观调控面临的难点，无论是固有的老问题，还是新形势下将会遇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最后，在这些分析研究基础上，提出未来宏观调控创新的建设性政策建议。 一、宏观调控的目标与政策工具 (一)宏观调控概念辨析 宏观调控伴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而出现，一般是指国家或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遵循政府和市场分工合作原则，旨在通过政府调控达到经济总量基本平衡、资源优化配置、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通常调控的手段包括直接的行政手段和间接的经济手段，后者包括财税政策、利率政策、信贷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等。 要认清宏观调控的内涵，就要澄清一些基本概念： 1.宏观调控和宏观管理。宏观调控和宏观管理手段相似，但是有别于宏观管理的常态化，宏观调控则并非常态化行为，它主要针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宏观问题，这些宏观问题可以是以前的老问题，也可能是当下出现的新问题。宏观管理有的属于宏观调控措施的落实，有的则是政府管理职能机构正常进行的管理行为。人们有时往往容易把宏观调控扩大化，认为所有的宏观管理都是宏观调控，这些是对宏观调控的错误认识。 2.中央与地方的宏观调控。从严格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是中央政府的行为，毕竟中央可以在一个较为宏观的视野来进行综合调控设计。实际上地方会因地制宜地调整调控政策。因此，中央在设计宏观调控时必须充分考虑各地实际情况，有共性的要求，也应留出必要的弹性空间来调动地方积极性，防止出现“中央加油门、省里挂空挡、市县踩刹车”的不一致后果。 3.宏观调控是综合调控，既要调有形的指标，还要调无形的预期。通过各类指标设定来进行调控是重要部分，而且有经验积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宏观调控对预期的调节更为重要，这里指的预期包括经济性预期和社会性预期。经济性预期调控是主要方面，比如，货币政策所释放的积极信号有利于股民的正面预期。再比如，投资政策释放的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影响。而社会性预期调控，例如，在面临严峻的经济下行而且需要经历较长时间，就要适当降低不合理的福利预期。预期调控对宏观调控效果有重要影响，这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重要观点，也为实践所证明。要调控好预期，需要政府做充分的政策预评估，否则，可能会出现逆调节的不利局面。 4.宏观调控以调控短期实现长期的动态最优。宏观调控虽然针对短期问题，但是有的短期问题是长期累积形成，还有的短期问题解决不当还会造成长期问题。因此，宏观调控要在长期视野下进行短期调控，保持政策的衔接，实现政策的动态一致性。 5.宏观调控要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全球化让各国联系日趋紧密，国家尤其大国的政策外溢性日益显现。作为大国开放经济，做好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仅仅只考虑国内的事情。如果不能很好地考虑到国际形势就会陷入被动应对的尴尬局面，这需要政府充分考虑国内外各类政策效果的传导、反馈机制，从国际视野把握国内调控政策设计。 6.宏观调控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要做好宏观调控，需要思考和解释现实问题，但是不能过度理想化和理论化，还要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来设计整个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这样才能实现调控的绩效。 (二)中国宏观调控的三大目标 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逐渐进入新常态，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相应有一些调整，结合已有的现代经济理论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五大发展理念，我们认为，中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内的宏观调控目标主要是三个方面：“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其中，调结构将会成为重中之重。调结构的频率、力度、成效直接影响到增长和风险。同时，稳增长也是为调结构赢得时间并降低各类风险发生。稳增长、控风险需要有底线思维和区间思维，必要的增长必不可少，对一些不确定性带来的波动要充分认识；控风险实际上和稳增长联系在一起，及时进行调控可以减少风险累积与爆发。 1.稳增长。稳增长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增长目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均收入虽然已经进入中上等国家行列，也面临跨越高收入国家的挑战，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很有必要。况且，中国人均GDP和世界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稳增长除了要把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外，关键是增长的质量。增长的质量如何体现，全要素生产率(TFP)①是一个根本性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FP)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国内外研究表明大部分的国际收入差异都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是针对所有投入要素进行测算，是总产出与综合投入要素之比，研究的是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所有投入要素加权综合后形成综合投入的产出效率，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地衡量一个经济系统的宏观综合经济效益，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国际经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是增长的源泉所在。通过分析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辨别经济增长的类型是要素投入型，还是效率型；通过比较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如果按照世界银行2010年国家分类标准对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四组进行分析，这些不同收入分组国家相对于美国TFP比例的均值具有如下特征(见表1)：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相对于美国的平均TFP比例在上升，高收入国家相对于美国TFP的比例平均为1.05，低收入国家仅为0.21。
美国经济增长自二战以来顺利实现了从要素驱动向TFP驱动的转变，为后发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方向。TFP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劳均产出)进而影响到收入水平。如果我们以中美劳均产出差异做一个分解，一部分是资本、劳动要素积累的贡献，一部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结果发现：从2000年开始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中美劳均产出差异的贡献度开始超过综合要素积累贡献度，超过50％，并且呈现上升态势(见图1)。如果按照当前中美全要素生产率差异，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约为美国的40％。在其他要素相同条件下，如果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达到美国的水平，那么中国的劳均产出可以增加40％。当前中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质是要通过各类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缩短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前沿差距，推动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
图1 中美劳均产出差异贡献度来源：1952-2011年 2.调结构。调结构主要是经济结构，实际上是通过纠正各类结构失衡，以提高发展的质量。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一是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二产技术进步的提高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质上就是经济效率的提升，资源禀赋会影响到产业结构演进路径，政府的宏观政策同样会改变产业结构变迁路径。二是区域结构均衡，中国的东中西部的区域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同样的政策可能对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要尽可能减少那些会加剧区域发展失衡的政策，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从而减少区域发展差距。三是融资结构优化。中国仍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客观上带来了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而且银行的风险防控导向为主，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难、贷款贵是一种普遍现象，未来可以推动直接融资比例提升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并提高投资效率，同时有助于企业杠杆率降低。四是能源结构，鼓励采用清洁能源，通过绿色税收和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这有助于补中国生态建设的短板。五是贸易结构，鼓励一般贸易和高技术产品的贸易，通过贸易结构调整来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并引入国外的优质产品与服务，共同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此外，宏观调控是否要超越经济视野对社会结构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社会领域的改革需要系统的社会治理体系改革，但是现实中很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候难以区分开来。宏观调控作为主要的经济管理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同时要关注经济政策的社会效果，调整经济结构注重效率原则的同时，也需要我们从公平的角度把握好社会公平这个底线。例如，当前进行的“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可能带来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社会保障支持，也就是通过“补短板”来减轻结构改革带来的阵痛。 当前，中央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主要针对当前的结构型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的形成并非短期所致，而是长期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政策所致，需要在未来进行改革，而且结构性的改革是没有止境的。因此，调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一个转型经济体，结构调整将会长期存在，而且每一年的结构调整重点或优先序会发生变化。 3.控风险。风险控制的关键是能够及时识别风险源，对风险的程度、性质、危害性进行判断，及早预警，政府可以通过风险披露、风险阻隔等措施来减少风险对经济社会的危害，防止公共风险失控转化为公共危机。控风险需要防止出现适得其反的尴尬局面，政府调控需要通过制度文件来推进，但是这些制度文件是否充分考虑到各种确定、不确定情况，能否务实地制定并推行?如果出台的文件主观性过大、对信息掌握不够充分，造成了制度或政策失灵，反而加大风险。例如，面对经济下行，如果实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需要减税增支，但是出于预算平衡压力反而加税则会导致税收顺周期行为，这些无形中会加大风险。为此，控风险要有两大视角： 一是风险传递演化视角，因为各类风险在现实中交织在一起，而且可以相互转化。如图2所示，公共风险可向财政风险转化，财政风险也可能向金融风险转化，从范围看公共风险范围最大，财政风险的集中表现是债务风险，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有交叉，其他各类公共风险最终会转化为财政风险。国际实践表明，财政风险管理可以作为一项主动的政策工具，有效干预和管理经济社会中的公共风险。例如，美国、英国和日本在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加杠杆，出资购买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以稳定金融体系，就是利用财政风险来化解金融市场风险的典型案例。有效利用财政风险这一政策工具可以实现公共风险最小化的目标。但需要注意的是：财政风险既可能降低和化解公共风险，也可能扩大公共风险，如果财政在承担和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可控制的风险，或是各类隐性债务显性化，出现了财政不可持续，那么其结果可能扩大公共风险。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风险防火墙机制来阻遏风险的蔓延。
图2 公共风险组成结构 二是结构化视角，有时候当把一种风险减少后，可能另一种风险就会显现，或是控制住了短期风险却导致风险不断累积到长期爆发。例如，在经济下行时政府救助“僵尸企业”，减轻了短期风险却会继续扭曲资源配置，并且将问题延伸到未来；再比如，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所提供的救助，可能加剧地方的软预算约束，地方风险累积最后倒逼中央，银行业分业监管可能是导致每一个行业的风险都似乎可控，但是叠加起来形成了不可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结构视角要求我们在控制风险的时候要把握好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经济和非经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风险结构，让宏观调控达到一个经济(金融)稳定、社会稳定的效果。
图3 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 (三)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 如果按照丁伯根法则，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意味着政策之间的搭配组合很重要，要实现某一个目标，可能不止一个政策工具。 1.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两大经济政策工具，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长处在于起效快、调结构显著、对增长拉动强。财政政策具体的工具，主要包括预算、税收、债券(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由于中国财税制度尚不完善，所得税以及社会保险体系的自动稳定器效果有待改进，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仍然很有必要。 2.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长处在于调总量，风险可能会带来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化风险。因此，需要进行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数量型(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再贷款)政策和信贷政策、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价格型(利率、汇率)。货币政策主要由央行负责，但是货币政策执行不可避免受到金融监管的影响。目前我国是分类监管，可能会带来一些政策真空地带，或是不同领域风险传染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主要都是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就是要保持价格稳定。然而，2008年的国际经济危机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即价格稳定不等于金融稳定。央行要承担更多的金融监管责任，加强它们在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责任。需要指出：这种监管责任不能妨碍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性，减少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的扭曲。 3.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交叉领域。其中包括：政策性贷款(政府贷款或政府担保贷款)、PPP融资、各类产业引导基金、贷款贴息、股权引导基金。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对困难金融机构的国有化以及其他救助，央行采用的购买有毒金融资产计划等准财政手段，这些都是非传统政策工具。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在短期内可以很有效，但是从长期看，目前尚难以给出定论。 4.其他监管政策。除了财政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之外，还有其他的政策工具，例如规制(从合同条款、破产到部门的法规)，对行业、家庭或企业的微观监管政策。必要的监管政策可以保护特定群体免于风险，实现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为何需要这些微观监管政策?从理论上讲，现代经济学已经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连为一体，而政府宏观调控政策之所以效果不足，关键原因就是对于微观经济行为的认识程度不一，同时也没有采取有效的监管政策。再比如价格工具，对一些特定行业必要的价格管制是需要的。例如，自来水、燃气等公用事业领域。此外，还有投资、消费、贸易、产业、区域、收入等政策工具(徐绍史，20152)，从根本上讲，这些政策大都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财政货币政策上。例如，产业政策中的税收、信贷政策等。因此，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主要集中在财政货币政策上。 二、政府宏观调控的难点 人们通常认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从经济角度考虑，将宏观调控等同于经济调控，在设计政策组合时，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等同于经济问题。因而，将问题、政策手段、调控方式单一化，使得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如何看待当前和未来宏观调控中的难点和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广度和深度来认真分析这一重大问题，创新宏观调控便无从谈起。 1.不同专业部门调控政策衔接的难点。政府宏观调控参与者来自不同专业部门，这些部门在各自不同领域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有意或无意间会从部门利益出发来提出各自的政策主张，听起来都很有道理，但在调控政策组合设计中，总有主次之分，大家难免不会为此争执不休，使得调控政策的衔接并不那么顺畅。例如，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政策协调等，这种部门政策摩擦带来的政策成本是不利的。 2.用单一专业视角解决多元属性的难点。现实中许多经济、社会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现象或问题是很难从单一专业视角来解决的。比如，人口生育问题，它表面上看是社会问题，但是它会影响到所谓的人口红利以及增长动力、预算代际平衡等经济问题；再如，收入分配，从理论上讲它多为经济问题，但是这种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阶层分化或收入流动性降低可能带来社会问题。因此，在一些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设计中，有时需要政策制定者具备一种系统观或整体思维方式，从多元视角来思考经济问题，既要算经济账，更要算社会账，让宏观调控真正“宏观”起来。 3.宏观调控的绩效和问责的难点。宏观调控多为短期举措，应时而动，要合理调节而不是乱调，尤其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可以做好的政府绝不介入或少介入，政府一旦决定介入就要科学决策、合理设计、认真执行、接受监督评议。宏观调控一定要有绩效和问责，如果没有绩效，宏观调控就难以达到初衷，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有一个成本—收益的考量；如果没有问责就会出现事后陷入无人负责的尴尬境地，这就需要从制度上对宏观调控进行严格的责任主体界定，明确各部门的调控权利和义务，尤其是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调控责任要通过制度明确，实现激励相容。 4.宏观调控政策体现中国特色的难点。传统的宏观调控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应该说这些目标都没有错误，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特色的调控表现不足，而且以往的宏观调控对于“中国因素”的考虑不足。 当下中国经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用结构化改革思路来解决。调结构是我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调控目标。实际上，各国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历程就是一个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国则正经历着结构调整，需要突出结构调整特色。中国的另一个特色，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大国开放经济体，按照原来的小国开放假定而出的政策已不能适应当下，大国开放经济体意味着中国和世界经济连为一体，中国政策调控不但对本国，而且对外部世界也有影响，这就需要对政策传导机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5.宏观调控实现全过程评估的难点。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将会对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可不慎，到底什么样的政策有利于社会福利提升和效率改进，宏观调控的评估非常关键，除了已有的事后评估外，事前评估是需要着重强化的领域。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在宏观政策出台前可以进行一定的政策实验，可以由一些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具体负责，政策出台前就充分考虑政府、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行为和联系机制，进行宏观建模和微观模拟仿真(Microsimulation)的整合分析，从而可以对不同类型政策实施效果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政府可以提前做好各种应对的预案。在政策开启后适时进行事中评估并及时修正偏差。最后在政策结束时进行全面的事后评估。这样事前预评估、事中事后评估形成一个环路，事前预评估为本次政策实施指明路径，事中评估及时纠正政策偏差，事后评估为以后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借鉴。 6.政府的公共关系顺畅沟通的难点。宏观调控要发挥预期的效果，需要做好良好的国内外公共关系沟通。首先是政府和国内公众之间的沟通。让公众能够准确把握政策调控的预期目标，政府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属于公共关系管理制度，在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过程中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沟通、反馈等，来让政府更好地了解民意和公众预期，在设计政策时就更加科学，尽量避免公众理性预期带来的政策无效问题，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来实现政策调控目标。其次是对外的公共关系沟通。随着中国大国崛起的加快，与环境、全球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相关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区域性或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机会在增加，全球化让中国和国外市场连在一起，政策如果不能协调好，贸易保护或国际争端会不断增加，建立符合我国国际地位的新型国际公共关系沟通机制势在必行，它有助于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主导权，更好地为国内的调控服务。 三、政府宏观调控的创新 (一)创新宏观调控的目标、手段 1.宏观调控目标务实、清晰。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官方文件，一般都会指明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例如，美国1978年《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案》要求联邦政府“促进充分就业和生产、增加实际收入、平衡增长、平衡财政预算、适当的生产率增长、适当关注国家优先事务、改善贸易平衡……以及合理的物价稳定”。《欧盟条约》(在《马斯特里赫条约》，《里斯本条约》基础上修订，包括《欧洲联盟条约》、《欧盟运作条约》，后者包括具体的经济政策条款)指出，欧盟要“在经济平衡增长、物价稳定、高度竞争的社会市场经济基础上，为可持续发展而努力，以充分就业、社会进步、更好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反对社会排斥和歧视，促进社会公平、男女平等、代际团结、保护儿童权利。加强经济、社会、地区的凝聚力以及成员国的团结”。这些目标实际上涵盖了宏观调控的诸多内容，然而，在中国新常态中，我们更要结合现实国情，可通过建立宏观调控目标清单的方式来稳定人们的预期，目标清单主要为二级指标，第一级指标是这三大目标，在它们下面还有各自的第二级子指标，例如，稳增长目标中，涉及经济增长率指标、城镇新增就业指标、M2增长率(放在这里的原因来自于货币学派的短期货币非中性的政策主张)等；调结构目标中的指标较多，需要进行年度的调整，核心指标是全员劳动生产率②；控风险目标包括财政赤字率、内外债务负担率、不良贷款率、通胀率(之所以放在这个目标中是因为通货紧缩会带来企业债务风险，通货膨胀则可能造成一定的社会风险)。结构性指标主要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例如，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例、服务业占GDP比例、城市化率、民营经济比例、新经济比例③、收入分配结构等。如果要将这些指标量化分析，可以结合定性定量方法形成不同层次的指数来进行评估和考核。
2.完善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现实世界充满各种不确定性，政府调控的目的实际上是减少这种不确定性，通过将某些隐性风险显性化来加以控制。调控目标不宜太机械，指标值多为参考值，释放的是政府调控的政策取向，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一定要强制达到的指标。近年来，中国宏观调控越来越成熟，一个突出表现是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特征更加突出。区间调控思维实际上对调控对象给出了上下限，一旦目标值靠近临界点才有有力举措，摆脱以往的单一目标值思维束缚，以区间思维代替单一目标值是一个进步。区间调控意味着可以容忍一定的起落，这是市场的正常表现。然而，这里的关键还在于这个区间上下限值的设定，这需要经验判断，更需要科学的量化分析手段。 2016年“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了经济增长的区间目标为6.5％—7％，平衡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和中国现实经济增长潜力，是一个务实的增长指标。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为了避免“一刀切”式的调控，政府针对经济社会的重点薄弱环节精准发力，实施定向调控。例如，对小微企业、“三农”的定向降准；对高新技术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定向减税或补助等，这种方式有利于推进结构改革进程。 (二)创新宏观调控的沟通、协调机制 中央各部门涉及多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例如财税、信贷、汇率、价格、投资等，这些政策要协调好形成合力，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协调机制。具体实施宏观调控的专业部门不能只站在本部门立场出台政策，除了这些部门内部统筹外，中央层面由国务院来综合统筹各方政策，兼顾国内外两个领域，摒弃部门利益作祟。同时，建立宏观调控专家咨询委员会吸纳各方专家(政府、高校、市场三个方面的专家代表)以备咨询，执行由各部门分工进行。在执行中密切关注经济社会运行状况适时调整。 宏观调控的沟通机制侧重于建立一种高效、透明的国内外公共关系沟通渠道，通过听证会、专家咨询会、社会发布等及时宣传宏观政策，通过沟通反馈各方信息后再完善调控政策，这种沟通机制可以改变人们的预期，提高调控政策的执行效果。 (三)创新宏观调控的决策分析基础 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如何取决于政府对信息的掌控程度。任何市场主体都是有限信息的，政府也不例外。然而，政府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治理机遇，通过整合各种公共数据资源来实现信息共享，及时捕捉和预测各类经济指标的表现，为宏观调控政策优化提供坚实的数据分析基础。大数据还可以为宏观调控的精准发力提供准确定位信息，还可以基于数据库开发出相关的宏观经济分析预测模型为调控政策服务。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特别指出“大数据应用能够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社会事业数据融合和资源整合，将极大提升政府整体数据分析能力，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实现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 1.建立从微观到宏观的大数据平台。宏观调控实现大统筹的前提是建立一个互联互通的大数据平台，打破当前的数据或信息孤岛局面。国发[2015]50号的“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工程”提出实现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国家数据资源共享的要求。 建立的大数据平台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微观数据的层次。例如，家庭户或个人的调查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提供丰富的个人或家庭信息数据，可以分析个体行为或家庭行为，也可以集中分析各种政策对个体或家庭的影响。例如，不同所得税改革方案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如何；社会福利项目对减贫效果如何；失业救助是否提高了再就业率；央行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贷款行为影响如何等，可以做出大量的微观计量分析，为公共政策评估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二是中观数据层次。例如，产业或行业数据、区域数据、部门数据。这些数据介于微观和宏观之间，对于分析产业经济或部门经济、区域经济都非常有用，还可以分析空间经济行为。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对区域经济平衡的影响，产业政策对于产业集聚的效果如何，以及转移支付对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等。三是宏观数据层次。例如，各类宏观经济指标数据，就业、增长、物价、进出口、投资、消费等。
图4 大数据平台涵盖的内容 要获得这三个层面的数据，传统的渠道包括国家统计部门、高校及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形成的各类不同层次的数据。在互联网时代，让大数据成为真正的“大”数据，依托互联网技术来获取数据将会逐步成为一种新的数据渠道。例如，微信、微博、各类App软件等都具有一定的获取数据功能，而且这些互联网企业本身就是一个数据企业，数据资产成为其主要资产，这些数据如果在一定的隐私保护下是可以为宏观调控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持。 2.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大数据分析技术不仅可以提高宏观经济分析预测的精准性，还可以通过对微观主体行为的模拟仿真得到更有价值的政策主张。 一是构造新的经济指标或使用已有的大数据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一些不容易及时获取的宏观指标可以通过大数据来构造相对精准的指标，通过百度指数等获取不同时间频率的就业趋势指标，通过互联网企业商品销售价格例如淘宝价格指数等来测度通胀，或是利用一些月度数据使用动态因子模型来预测季度GDP等，还可以运用社交媒体数据来构造消费者信心或投资者信心指数来预测股市或宏观经济。 二是借助大数据分析来提升调控部门专业能力。例如，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可以更加全面地掌握货币流通、金融交易、资本流动等数据，为科学引导利率、汇率水平，制定货币政策，有效实施金融监管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撑；大数据可以帮助央行更好地分析研究数字经济时代虚拟货币问题，分析数字货币对货币流通、货币供给、货币需求等的影响，提升宏观调控和监管部门的履职效率。财政部门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可以更为准确、全面掌握财政资金拨付、资金使用、资金在不同部门间流动等数据，除了提升日常管理能力外，还可以更好地发挥定向调控、结构调控、逆周期调控作用。税务部门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可以全面分析纳税人或纳税企业的遵从度或纳税行为，可以更好地提升纳税服务质量。 总的来说，创新宏观调控本身的目的就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失为一种改革红利。此外，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而经济波动是一个短期周期性现象。要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仅靠短期的调控是不够的，但这不意味着政府不能在宏观调控上难有作为。相反，政府可以借助大数据等先进分析工具，把各类调控政策进行科学搭配和有机衔接，发挥政策的协同效应，实现短期调控和长期增长相融合的目标。 注释： ①全要素生产率(TFP)是指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是针对所有投入要素进行测算，是总产出与综合投入要素之比，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 ②最好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但是这一指标的测算存在一些争议，需要有一个权威部门的界定。 ③财新智库BBD新经济指数工业部门中相对高人力资本和高技术投入的六大行业，节能与环保业、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及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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