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内转”与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向内论文,再认论文,谱系论文,文学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上的每一个“十年”，都是史学家们大书特书的年限，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一段已经逝去时光的回顾和总结，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个新时代潮流的规范和引领。就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而言，理论上的清算、探讨和争论，创作中的求新与变革，批评的推波助澜和重建，作家队伍的分化与重组，形成了纷纭复杂、斑驳陆离、变动不居的文学浪潮。1986年10月，新时期文学走完了十年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在北京组织并主持召开了对十年文学进行全面总结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由于生活经验不同，理论视角各异，学术积累深浅不一，到会的学者们对十年文学的总体评述、经验总结都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在理论上也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但与会者们之间的“交锋”普遍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热情关注，表达了各自对新时期文学发展规律、道路和方向以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艺术世界等重要问题的不同理解。
作为对文学十年历程回顾和概括的批评文章——《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发表之后，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思潮的论争持续了长达五年的时间，并逐渐成为八十年代文艺学主流话语之一①。在此过程中，“向内转”的提出、讨论以及引申出来的种种问题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讨论命题的本身。当我们重返这一观点内部(包括其外部语境和自身理论争鸣)时，使我们看到当时文学界的话语方式的选择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基本关联，看清文艺学学科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向内转”倾向，即从重外在关系的研究转而重文学内在特性——文学自身种种属性的研究；也使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向内转”与意识形态场域的密切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对“向内转”，文学界并未完成一种有效的文学史命名。而那种试图将“向内转”纳入到心理学研究和“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言说方式，除了重复着八十年代批评家们所表述的“方法变革”和“研究转向”之类的观念，对于“向内转”的内涵、争论的历史原因，事实上始终缺乏较有说服力的文学史描述和分析。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是从探讨“向内转”的内涵入手，对“向内转”产生的场域以及由它引起的诸多争论进行历史回溯，并分析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向内转”的争论，为什么批评家、文论家们要以“向内转”来命名“十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同时，我要追问的是，这样一种“命名”的方式是如何参与到八十年代文学的“建构”和“规范”中的？这种参与和实践的背后隐藏着何种知识谱系和文学传统，它与整个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价值立场、文化政治构成何种内在的关联？它又产生了怎样的、或许是批评家们自身未曾意识到的意识形态效果？于是，本文也就试图从这一引起争鸣的理论观点的清理和回溯的逆向运动中谨慎地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
一 何谓“向内转”？
新时期文学“向内转”是八十年代中期后在《文艺报》上展开的“阵势拉得更大，延续时间最长，论点最为针锋相对”②的讨论和争鸣。讨论源于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第三版上刊载的鲁枢元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根据鲁枢元的回忆，“《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发表了我的《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到了1987年夏天，以《文艺报》为主要阵地对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到了1988年下半年，渐渐平息下来。停顿两年之后，1991年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又接连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向内转’，至此这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的讨论已拖延了将近五年的时间。”③随后的讨论文章又对这场论争的一些背景和延伸进行了补充，“文章当时发表后并没有立即引起讨论和争鸣，而是沉寂了一阵，直到1987年6月20日周崇坡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一文，同时，《文艺报》还刊发了‘编者按’，意在就此展开讨论。至此，这场围绕着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问题针锋相对的争鸣正式拉开帷幕。围绕这个问题，《文艺报》的第三版前后共刊发了十四篇文章，直至1987年的最后一期，还用了一整版的篇幅进行讨论，同时，也加了一个暂告一段落的‘编后’。”④那么，鲁枢元到底提出了哪些观点才引起了文学界的论争呢？他提出的“向内转”的涵义又是什么呢？
鲁枢元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总结和评价了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现象、趋势与成果，他认为“一种文学上的‘向内转’，竟然在我们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显现出一种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趋势。”而且“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似乎已成了我们的文学最富当代性的色彩。”⑤有意思的是，在这篇文章中鲁枢元对“向内转”的涵义始终语焉不详，而是间接地界定了何为“外向”的文学，即“写实性的、再现客观或模仿自然”的文学创作，这也成为“向内转”此后引起批评、争鸣的关键所在。随后，他在文中运用诗意的笔触从预设的批评角度和层面用“向内转”这个具有动态形象的语词对新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概括——“它像春日初融化的冰川，在和煦灿烂的阳光下，裹挟着堎嶒的山石和冻土，冲刷着文学的古老峡谷。这是一种人类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这份“口号”式、“姿态”性的评价真实地呈现了批评者对当时文学的理想化、单一化理解，它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二元对立”的模式来推动的一种文学实践，也充分表明了“从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学的话语中解放出来的最初的欢欣和愉悦。一种被认为是对文学自身、文学真理的发现而带来的热情的想象。”⑥十年后，鲁枢元再次撰文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重新进行了确认和辨析，他说道：“文学艺术的‘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向内转’这一在中国当代文坛引起争议，从而在人们心目中留下印象的语词，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只是我的引进与发挥”，紧接着，他对“向内转”进行了非常清晰的界定：
“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的一种描述，指文学创作的审美视角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位移。具体表现为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情绪的个体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散文化、主题的繁复化。“向内转”是对多年来极“左”文艺路线的一次反拨，从而使文学更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中国当代文学的“向内转”显示出与西方19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运动流向的一致性，为从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艺术的奥秘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行性⑦。
从思维方式上看，鲁枢元提出的“向内转”建立在“二元对立”模式之上，具体表现为文学对非文学、审美对非审美等一系列区分性的对立概念。但正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鲁枢元一方面把“向内转”界定为整体上的审美观念的主观化、内向化，另一方面却又把整体上是“客观反映”的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感情、心理的细致描写也作为“向内转”的例证，那么“向内转”的涵义就被扩大和泛化了，从而导致“内”“外”界线的含混⑧。此外，从鲁枢元前后十年对“向内转”的提出以及修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种表述表面上反映出文学研究界求新、求异的趋向和价值追求，但仍然采取了简单的“二分法”描述方式，他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承认文学的“内部自身规律”的优先性，然后将内部感觉和体验、心灵感应物、主体意识、审美个性、现代性等等归入“内”范畴，归入“外”的则是抽象的阶级性、工具性、武器、机械创作论、“镜映式”反映、生产斗争、传统等等，也就是说，他在一系列对应的二元结构中完成了对新时期文学的十年历史的归纳和总结，在这样一种“压抑式”的文学史叙述中，“向内转”与当时“去政治化”的文学思潮紧密匹配，其内涵也只有在与其批判的对象的互动中才能彰显出自身的意义。但是，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向内转”陷于不可克服的片面性，它恰恰遮蔽了文学与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无法揭示八十年代文学的丰富性和特殊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本是八十年代“文学叙述”所诟病的文学/政治的二元区分，并没有在批评者自身认知框架、价值判断以及对“向内转”的辨析和建构中得到有意识的反省，反而被视为本该如此，而且在十年中依然笼罩着批评者的描述思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人介入到了对这一“命名”的认定、补充和修改中：
在我看来，文学的“向内转”有这样两层含义：一是指文学的叙述向作家自身的体验和感受转移；二是指文学的叙述向叙述对象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转移。“向内转”是相对于过去的文学而言的，具体说，是相对于建国后27年(1949～1976年)间的文学而言。就普遍情况来看，27年的文学基本上是属于阶级和政治的文学，作家是以阶级和政治代言人的角色从事写作，作家的写作立场、写作姿态完全从属于阶级和政治的要求⑨。
“向内转”的第一层含义是从政治等非文学领域转向文学的自身领域；“向内转”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从物质世界(“外宇宙”)转向心理世界(“内宇宙”)⑩。
“向内转”是指：文学从客观反映转向主观表现，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它特指二十世纪初开始崛起的一种新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特征，而不是泛指文艺作品对人的心理、感情和情绪的刻画(11)。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向内转”运动是以小说叙事技巧的异乎寻常的革命为标志的，对人的深层意识的探究在整个文学领域内则是由所谓“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作家们来进一步完成的，这些不同国别的作家们采用了新的形式和技巧，一改昔日的正统与矜持，打破传统小说以时间为序的结构，而提倡一种放射性的网状结构，不再主张通常由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从单一角度来叙述的办法，而是通过从小说中人物的不同角度出发，写出他们不同感受，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多侧面的放射性结构，毫无顾忌地编制了一张以心理为纬、以语言为经的大网，采用过去、现在、未来彼此颠倒，有时互相渗透的写法，以此表达一种“心理时间”，试图让读者进入到人物的意识中去，“从内部”来讲述故事(12)。
“向内转”是新时期文艺学研究中与文学创作相呼应的一个突出现象，即由以往重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道德等所谓“外部关系”的研究转向重文学自身的语言、形式、文体、“文学性”、叙事结构、审美性质等所谓“内部关系”的研究(13)。
八十年代这个向内转、内心化的批评思潮，坚决主张把外部世界给废弃掉，认为它们不是文学应该处理的对象——最先驱除的是政治，继而是道德，继而是精神，文学到最终变成了一种驱除掉其他内涵的纯粹的语言游戏(14)。
在这里，我不厌其烦地将论争过程中对“向内转”的定义进行梳理和归纳，主要是想说明这个原本是对新时期十年文学的总结和评价的观点，在经过文学创作环境的改变、文学创作方法的更新、作家创作心理的位移、理论批评的转向、文学本体论的认识、文学审美观念的更替、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等不同层面的辨析和讨论中，“向内转”的话语叙述不仅宏观性、抽象性更为突出，理性思辨的色彩也更为浓重。一方面，八十年代中后期，文艺界的“内”、“外”都面临着种种自然或强制性的筛选、分化、淘汰和重组，它对于思想理论、创作批评等方面的意识形态预设、建构和期待，反反复复进行着各种命名和论争。对“向内转”的争论仍然延续着现实生活实践/内心感受体验、阶级(政治)/文学、传统/现代、历史/审美、现实性/文学性、内容(道德)/形式(文体)的价值判断框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关于“人”的言说、文学“主体性”以及“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作为文学界的主流话语，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思想与主流历史构成一种张力，若隐若现的历史边际效应似乎预示着更强烈的历史冲突，而“向内转”思潮则是这种讨论的延续、深化和张力的表现。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向内转”讨论的深入，批评家们在价值立场、批评话语、审美观念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存在着强烈的主体自我认同的愿望，对个性的追求也使他们从新启蒙的阵营中游离出来，甚至背道而驰。他们企图获取更大、更权威的话语权，于是极力要修复和建构一段完整的新颖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并使之规范化，甚至经典化。他们在建构中共同致力于将文学从政治的制约下解放出来，再没有把侧重点放在纠正极“左”思想后对以往成果的重提、复制上面，而是更为关注形式和技巧、吸取和创新，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对国外理论生吞活剥的现象，但也使得这个起初既新鲜又生疏的文学面孔在较多的积累和沉淀中进一步清晰和完整。在这个认同和游离、建构和规范的过程中，这些批评家也重新确认了文学批评者的历史位置和角色。因此，文学“向内转”既是对一段时期文学现象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一种创作方法的提倡，更为严格地说，它是一种文学批评观点、“文学史叙述”而不是一种文学理论观点。“向内转”本身所蕴涵的丰富的批评性和历史性也为持续的争鸣提供了言说的可能性，其自身所带有强烈的又或是无意识的功利性、意识形态性也可以看出它与当时整个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内在联系，从中我们也可以寻觅到文学场域与意识形态领域的“互动”关系。
二由争鸣看“向内转”与八十年代文学的知识谱系
“向内转”的提出与争论主要发生在1986～1987年间，其主要根源肇始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其核心就是要对逝去的“历史”进行全面检讨和“重新阐释”，此外，刘再复发表于1985年与1986年之交的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为八十年代文学注入了明确和强烈的“世界”色彩，这些都势必会促使研究者们对新时期文学十年历史的理解和评价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出发，八十年代文学被理解为是“人的文学”的恢复和高扬以及重新回归到对“世界文学”价值体系和审美规范的认同当中，这不仅成为理解“八十年代文学”的独有方式，而且也成为贯穿于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中的一种知识谱系。诚如程光炜教授对八十年代文学两种知识谱系的梳理：一是依据“文革”对社会、文化、经济造成的全面灾难和深重危机而形成的“文革后”中国学术的“知识谱系”；一是以“翻译”为中心的“现代西方知识谱系”(15)。鲁枢元及批评者们对“向内转”的讨论可以看做是在这两个知识谱系下展开的，但是他们的认定和争论并没有对文学本身的危机和知识谱系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历史性重构，他们提出的“向内转”——这样一种命名和建构其实并没有彻底摆脱非学术因素的束缚和制约，从而获得“纯粹”的文学史意义。
《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发表之后，引起了文学界很大的争议，鲁枢元提出的观点以及文章反映的问题迫使批评者们对其做出反应。但在“向内转”相关的争鸣中，一以贯之的仍然是正、反、合的辩证思维，即肯定(支持)——“‘向内转’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向内转’就没有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文学并没有脱离时代”(16)。否定(批判)——“向内转”文学没有重视或没有足够重视作家和人物的实践性，缺乏鲜明有力的时代精神，不注重情节、人物、主题的“三无”小说的基调、氛围和情绪未必是真切饱满的，因此，新时期文学要加强正面引导，警惕与防止进一步“向内转”(17)。统一——“向内转”的文学追求表现作家体验、感觉、想象、幻想，追求更深入地开掘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趋向，有别于追求模仿(再现)现实，侧重描写外在世界和人物行为的“向外转”的趋向，但不能把它视做普遍规律。所以，应当提倡作家普遍地重视艺术创作规律，正确处理艺术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不应该特别去提倡“向内转”(18)。这样的思维和争鸣方式使得关于“向内转”的讨论在后期越发显得单调和乏味。我无意去评价这种方式的优劣，而更感兴趣的是在争鸣中批评者们针锋相对之所在。今天看来，对“向内转”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向内转’是否是贬弃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而展开的，正如有的批评者不无夸张地认为这一问题“一方面涉及到对五四迄今的全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看法，另一方面牵动着当前文艺创作的方向。是要文学的‘向内转’，还是要文学的现实主义？这是我们的创作界、理论界都应该严肃认真地思考的问题。”(19)
鲁枢元在《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中细致描述了“向内转”的历史和趋势，他认为文学的“向内转”，是“整个西方文艺从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过渡时的一个主导趋势。而令人讨厌的‘现代派’们，却在这一历史性的转换中打了先锋。”“中国现代文学的‘向内转’并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在巨人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向内转’倾向恰恰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因此，“向内转”“是一种人类审美意识的时代变迁，是一个新文学创世纪的开始。”(20)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阅读出鲁枢元在八十年代文学两种知识谱系下的立场：一是回归“五四”文学传统，重新将“鲁迅”树为旗帜，这“实际上也暗示了鲁迅在新时期文学建构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只有通过鲁迅，新时期文学的传统才能获得最大的‘合法性’。”(21)二是按照鲁枢元对“理想文学”的理解，要在“西方现代主义”的知识立场上重建“自我”，要使得文学重新回到自身运转的轨道上，而建国后至“文革”结束时期的文学被指认为“他者”，是“文学开始由内向转入外倾”的“非文学倾向”，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文学“现代化”的渴求和与西方文艺“主导趋势”接轨的态势。于是，现实主义/现代派、19世纪/20世纪、中国/西方，便构成了“向内转”这一概念“出场”的文化坐标和叙述框架。这样的立场也充分体现了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界，“鼓吹不鼓吹‘现代派’、接受不接受‘现代派’的创作技巧和想象方式，往往成为判定一个作家创作是‘保守’还是‘解放’的一道重要的分界岭。”(22)此论一出，立即遭到了曾镇南严厉的批驳，他认为，鲁枢元提出的“向内转”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决定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和鲁迅创作的根本流向的立论未免因为离文学史的事实太远而显得怪异”，而“派定鲁迅为‘向内转’的代表是近乎说梦的妄断”，他“既用把现实主义曲解为自然主义的方法，否定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接近和反映生活的途径；又用把现实主义贬低为机械的工具论的方法，否定了现实主义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因此，“他实际上是背弃了现实主义理论，以另一种形态，重复并发展了极“左”的文艺思想所固有的主观机械论。”(23)这种批评是典型的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是中国文学唯一正确的道路的论调。
其实，“向内转”并不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概念，而是被当时众多求新觅异的理论批评者们有意提取出的一个便利的批评术语。当然，“任何‘命名’都是一种‘施暴’，当人们使用这一术语去评价一部作品时，一方面或多或少地歪曲了作品，另一方面则显示了自身所执着的价值标准。”(24)“向内转”争鸣的背后同样蕴含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存在一种更加“正宗”或“正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或现代主义文学，它是中国文学是否成功或先进的明确的参照。遵循这样的认知方式，论战双方在中西文学碰撞、交融时产生的争议和误会是必然的。然而，问题是在“向内转”争鸣的过程中，鲜有人对这一误会的必然性有着充分的自觉。正如李陀所分析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形态的舶来品都“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进入中国文化”，它们在融入中国的文化系统中都不断变形变质，“这时候它们已不复旧物，由于被结构入新的系统而获得新的系统质。”(25)因此，似乎可以说，在“向内转”的讨论进程中，和“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一样，争鸣双方对究竟什么是“内”和“外”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界定，在概念使用的准确和明晰上缺乏有效性，他们坚持“文学性”或否弃“文学性”，又或是以一种“文学性”去争议另一种“文学性”，所进行的也仅仅是一种表态性的价值判断，结果也只能是大家自说自话，除了表明分歧和主张之外很难收到实质性的效果。此外，论争双方都缺乏对八十年代文学作品、作家、思潮详尽的分析，而把注意点放在支持还是否定“向内转”倾向的主流这一“大方向”的问题上，它对批评者们而言是“原则性”的，因而，论争也只能停留在对“方向”、“理论”、“原则”等空泛问题的表态上，它所完成的还只是一种试图打破“旧”论的工作，而未曾建立起新的文学史知识谱系。同时，“它使我们进一步理解，80年代的许多思想、文化和文学论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80年代与50年代至70年代不同文学立场间的交锋，而是80年代在如何理解50年代至70年代‘当代文学’上思想、话语冲突的呈现。”(26)
当我们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模式和文本范式趋于衰落，处于被现代派文学“压抑”的状态，许多作家、批评家在八十年代中国/西方、守旧/创新的焦虑中把摆脱前者作为摆脱当代文学“危机”和文学“进步”的新的历史支撑点。在此意义上，“向内转”来自于八十年代中期一种借叛逆“现实主义文学”而强调的“非写实”的思潮，它为文本远离政治话语提供了可能的支持，也使得文学“纯粹性”的形而上预设找到了非现实化的对应，是当时研究者们在面临困境和怀有走出文坛危局的某种渴望时而提出的过渡性的批评主张。在“向内转”的争论中，一些被重新建构且具有至深影响的“关键词”和“概念”，如“五四”、鲁迅、西方文艺等都可以看做是“文革后”中国学术的“知识谱系”和“现代西方知识谱系”互渗和延伸的成果，这样一种认知方式同时可以被演化为传统/现代、旧/新、民族/世界、生活/内心、内容/形式、社会主义文艺/现代主义文艺等等的价值判断框架。在这样的谱系和框架中，“向内转”借助“纯文学”和西方理论(心理学)的话语优势来突破现实主义文学所构成的“成规”和“秩序”以及重述文学史的言说方式就被简单理解为一个时间性的替代和进化的事实。“向内转”为新时期文学中人的主体存在、价值、意义的高扬提供了实证性的理论基础，对摆脱僵化和遭遇“诚信”危机的“服务论”、“工具论”、“从属论”和单一“反映论”的模式不失积极意义，但是，“这种对文学的简化式‘构造’和‘孤立’的书写，可能一定程度上又遮蔽了当时文学实际存在的复杂状态。重返‘五四’和鲁迅——与西方现代文学实现接轨的文学自救之路及其思维方式，使肤浅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在当时大得其道，大为盛行，而失去了充满矛盾然而却深沉自在的文学语境。”(27)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也许会发现另一些比“向内转”本身更加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用“向内转”来当什么“主流”、“主要趋向”，束缚自己呢？这是否又会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单一性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呢？八十年代文学试图努力开拓新的话语和创作空间的同时，究竟遗漏了哪些“空白”？这是否会对文学主题、题材、手法和技巧的丰富性形成一定的损害呢？在八十年代的十年时间里，批评家们为什么缺乏对时代和文学更为自觉的历史反省和有效的知识表述呢？
三“向内转”的意识形态性
上文中我们讨论了“向内转”在八十年代文学争鸣进程中内涵的变化，以及它是在何种知识谱系下对“文学传统”、“现实主义”进行不同的解读和叙述的，尽管它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始终与本土文化、中国经验缠绕在一起，并呈现出明显的对立和诀别姿态，但是它对“历史”的自我想象以及重新规划和形塑八十年代文学的企图逐步浮出了历史地表。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再认识，并不是要深入到这场纷争的内部去辨明和判定孰是孰非，这样做对于八十年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并不具有实质性开拓意义，反而有可能使对象本身残存的问题继续沉积下去，或是使得刚刚开始呈现的问题被消解掉。那么，真正有意味的是“向内转”本身的实际蕴涵远比当时的理解和争鸣更复杂，将其放置到八十年代特定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学语境中加以认识，探究它叙述其知识谱系的方式以及造就这种叙述方式的历史动力，继续追问它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政治构成何种历史联系，以及它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化格局中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功能才显得尤为重要。
当然，我们不能再束缚于文学与政治对立的单一理解框架来考察“向内转”引起的诸多争议，尤其是它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告别姿态以及对八十年代文学总体态势简单粗暴的概括，而应进一步细究在新时期社会文化语境中二者之间的纠结、矛盾和错综复杂的关联。陈晓明曾对八十年代文学进行过这样的描述：“‘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围绕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展开了一系列主题，尽管80年代初期以来，文学界一再表示寻求文学的独立自主性品格，但实际上，文学与时代的意识形态关系依然非常密切。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从‘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以及‘现代派文学’等，其中明显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思想意识运行的轨迹。文学讲述这个时期的历史，建构了一整套的历史表象。在这样一种被称之为‘新时期’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使历史的延续与断裂具有合理性，从而使历史整体上具有了合法性。新时期文学伴随着剧烈的意识形态冲突而行进，这使它蕴涵着深厚的社会意识，也激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28)在此语境下，让我们再次回到鲁枢元的理论架构中，他前后十年两篇文章中体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向内转”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经开始了；二、“向内转”是对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整体动势的一种描述；三、“向内转”是对多年来极“左”文艺路线的一次反拨；四、“向内转”显示出与西方19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运动流向的一致性。这些特征显然呼应了八十年代文学的主题：以“五四文学”为标准，以鲁迅为理论资源，以西方现代文艺为参照，采取一种文学/政治“对立”的解释模式来重审乃至颠覆左翼文学和1950～70年代文学，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八十年代文学，这是当时文学界通行的“意识形态”。“由于八十年代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对文学的评论和研究实际更大程度地显示为一项政治性的工作。因此，‘政治正确性’往往是赋予一个批评者的社会身份某种‘合法性’的前提条件，与之相适应，他们在评价文学时得出的结论就不能与国家的态度出现分歧。”(29)于是，当我们重返“向内转”的“时代”语境中来认识“向内转”的诸多文学批评概念时会发现，历史叙述的政治动机和学术动机是融为一体的，在“向内转”历史化、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各种力量参与了对它的规划，但也由于它的提出者、支持者、质疑者各自的身份、文化政治目的、知识谱系不同，在对它进行命名和定位时，建构文学历史和传统的动机和欲望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通过争鸣，我们可以把“向内转”看做八十年代文学系统中的一种“声明”，这样的“声明”、“命名”和“反省”都在宣布“告别传统”，从而通过这种“声明”行为成为文学的立法者，不仅为八十年代文学构建自己的“传统”，而且为未来的文学制定诸多规则。然而，他们都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任何一种解构都是建构”，两者的差异也只是将“政治权力”演变成“文学权力”而已。“向内转”的意义正是在于“它赖以存在和运动的句子、命题或其他种‘声明’的关系之中，它在一定的‘权力意愿’网络中得以界定。通过分析这些功能我们得以了解当代文学系统中各种‘权力意愿’的‘位置’。正是这些意愿的合力在左右着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30)因此，这种关于当代文学历史的想象“事实上仅仅只是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结构中一个‘空位’。也就是说，离开了政治主题，‘文学’无法说明自身。”(31)
“向内转”提倡对文学自身的语言、形式、文体、“文学性”、叙事结构、审美性质等方面的研究和批评，极力宣扬一种从方法到功能的纯美学意义的“回归”，着重强调“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文学作品必然是文学家的实践活动、生产活动、心理活动的结晶。文学作品的品位高下，总是由文学家心灵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的。文学创造的难能之处在于斯，可贵之处亦在于斯”(32)。它有意颠覆现实主义话语和疏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体系，有意把“外面的政治”与“内里的主体”区分开来，使得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被视为“主体”免受伤害、独善其身的避难所，以及“自我”“表现”的工具，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向内转”呼应着八十年代文学界主流观念——“文学”和“政治”的分离，它想象八十年代文学的方式与社会文化、文学传统处在一种紧张的“张力关系”当中。当完成了瓦解僵化的文学意识形态的任务后，“向内转”继续沿着二元对立的方向，要求作家表现自我，袒露内心，甚至发展到将文学必须并且只能围绕着语言文体写作变成一种“规范”，同时蔑视那些因不遵从这种成规而被视为“落后”的写作，于是，这种“非政治化”的诉求本身的文化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也因此表现出来。然而，围绕“向内转”的种种争论都以“美学”或“哲学”的理论话语作为强劲有力的武器展开攻势，它们“将‘西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置于截然对立的位置的思维，并未意识到两者其实是处于同一文学结构中”，它们“并非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和‘解放’，而是将‘反现实主义’作为了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过程的意识形态。”(33)因此，“向内转”的争鸣以及它的话语方式的建构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政治无意识”。当然，“对80年代中国文学政治性的探讨，不是探讨‘文学’与‘权力’或‘政治’的关系，而是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一种政治。只有在这一意义上理解‘政治’与‘文学’，我们才能够化解‘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34)所以，在今天的知识立场下重返“向内转”及其周边的历史场域，探究它与八十年代文学知识谱系的“互动”以及建构其自身的知识表述，“事实上也正是挣脱80年代的意识形态限定而‘复现’并探讨所谓‘政治’和‘文学’的具体历史内涵，及其实际所扮演的历史角色。”(35)这种难以抹去的意识形态、文化政治性因素潜藏或深深地积淀在八十年代文学“向内转”的提出和争议的过程中，也理应成为我们再认识“向内转”思潮的关注点。
总之，“向内转”应是一种在八十年代“探索”、“断裂”、“多元”的文学变革中被重读的现象,在八十年代文学知识谱系的映照和影响下，它所具有的文化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使得它既被看做是借助西方理论的话语优势来突破现实主义文学所构成的“成规”和“秩序”以及重述文学史的言说方式，也被看做是一种探询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自我意识及其表达的可能性的理论观点，它们交织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八十年代文学持续变革的一道“风景”。
注释：
①本文认为中国80年代文艺学领域存在着两大主流话语——“主体性”和“向内转”思潮。这种观点主要参见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④潘凯雄、贺绍俊：《“内”与“外”——由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讨论而引发的对话》，《作家》1988年第5期。
③鲁枢元：《向内转》，引自洪子诚、孟繁华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
⑤(20)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18日。
⑥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第110页。
⑦鲁枢元：《文学的内向型——我对“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讨论”的反省》，《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
⑧(11)周庆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争鸣与思考》，《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12月。
⑨周晓燕：《当代文学的向内转与个人化写作》，《北方论丛》2001年第2期。
⑩陶东风：《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
(12)张玉雁：《文学内转的动力——简评心理学对文学的渗透》，《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5月。
(13)杜书瀛：《内转与外突——新时期文艺学再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4)蓝爱国：《游牧与栖居——当代文学批评的文化身份》，第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15)程光炜：《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看八十年代的知识范式》，《当代文坛》2007年第4期。
(16)杨朴：《“向内转”，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与周崇坡同志商榷》，《文艺报》1987年8月29日。
(17)周崇坡：《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文艺报》1987年6月20日。
(18)张炯：《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文艺报》1987年8月15日。
(19)(23)曾镇南：《为什么说“向内转”是贬弃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文艺报》1991年3月23日。
(21)杨庆祥：《主体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建构》，《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22)(27)程光炜：《“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山花》2005年第11期。
(24)(30)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
(25)李陀：《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年第4期。
(26)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28)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第7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29)程光炜：《怎样对“新时期文学”做历史定位？——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之一》，《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31)(35)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2)鲁枢元：《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4期。
(33)贺桂梅：《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
(34)李杨：《重返八十年代：为何重返以及如何重返——就“八十年代文学研究”接受人大研究生访谈》，《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