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er Megas”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Soter论文,Megas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Soter Megas（希腊语“ΣΩΤΗΡ ΜΕΓАΣ”）意思是“伟大的救世主”（the Great Savior），是希腊式钱币① 铭文中常见的对钱币发行者——国王的一种赞誉之词。这些赞语也可视为王号或头衔（the epithet），意在宣扬国王的荣耀和伟大，特别是用来旌表国王的某些特殊功绩、德行和名声。它们一般都和国王的名字一起出现在钱币上，以表明由某位国王所发行。然而，在贵霜钱币系列中却出现了一种只有“Soter Megas”赞语而无王名的特殊钱币（图1，图见封3，下同），国际钱币学界将其称为“无名王”（The Nameless King）类型。那么，这位自称“Soter Megas”的王（Basileus）真的就是贵霜的一位国王吗？如果是，那他为什么不像其他所有国王那样在钱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呢？他的真实名字到底是什么？在文字资料中有无留下记载？如果不是，那他为什么敢称王并独立发行钱币呢？他与贵霜王朝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大概自这种钱币1834年在阿富汗首次发现以来就出现了，② 但一直悬而未决。1993年，著名的腊跋闼柯铭文（Rabatak Inscription）在阿富汗出土，上面明确提到了迦腻色伽以前三位贵霜国王的名字，遗憾的是其中并无关于Soter Megas的任何记载。但它提到了一位新王的名字：Vima Taktu（或译Takto,Takha），他是迦腻色伽的祖父，贵霜的第二任国王。③ 这一发现让人似乎看到了Soter Megas问题解决的曙光。既然Soter Megas前无归属，Vima Taktu前所未知，都属于贵霜前期，二者不就有可能是同一人吗？根据《后汉书·西域传》，贵霜的第二位国王是阎膏珍。以此而论，阎膏珍、Vima Taktu与Soter Megas三者也就可视为同一人了。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对现有文献、铭文和钱币图像的重新解读都会对此推论提出质疑和挑战，这一问题近年来再次引起国际贵霜钱币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关注就证明了这一点。④ 由于中国汉文史籍中对贵霜及其前身大月氏多有记载，且是世界上目前现存关于贵霜最早、最可靠的唯一文献资料，Soter Megas的身份认定与贵霜早期的历史又密切相关，所以，本文以此作为切入点，在对相关实证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比对的基础上，试图为Soter Megas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点新的思路或建议。
一、大夏、大月氏、贵霜与Soter Megas问题的由来
大夏、大月氏、贵霜是中国古代史籍中频频出现的三个西域王国。它们既有在一地先来后到（大月氏与大夏）、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也有自身发展壮大而名称先后变化的关系（从大月氏到贵霜）。Soter Megas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众所周知，关于贵霜史迹的明确记载最先出现在《后汉书·西域传》中。据此，贵霜国家由大月氏五翖侯之一贵霜翖侯所建立，第一位国王丘就却，第二位即其子阎膏珍。至于阎膏珍的继位者，此后的汉文史料中再无明确记载。根据东晋僧人法显的《法显传》（又名《佛国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贵霜还有一位著名的弘法国王——迦腻色伽，但未提及他与丘就却和阎膏珍的关系。
中国史料中最先记载大月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其中说到他们始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⑤ 月氏西迁之事发生在约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左右。⑥ 张骞公元前139年动身出使西域就是为了联合月氏，夹击匈奴。大月氏人到达锡尔河和阿姆河（妫水）之间的河中地区，首先征服的是大夏。而大夏所在之地原属公元前3世纪中期从塞琉古王国独立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那么，大月氏“西击”的大夏是否就是这个希腊人王国呢？学术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持肯定说，根据是希腊古典作家斯特拉波曾提到：巴克特里亚亡于来自锡尔河彼岸的Asii、P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个部落。⑦ 如果将四部落之一的Tochari（吐火罗）对应为月氏，则此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因为但凡月氏活动之地，中外史料都有吐火罗人存在过的证据。中国的“月氏”很可能就是斯特拉波的“Tochari”。据此大月氏灭掉的大夏应该就是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⑧ 持否定说者则认为，斯特拉波的Tochari不是月氏，而是大夏。大夏是Tochari的对译。因此，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先亡于大夏，大夏复亡于大月氏。⑨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似乎证明巴克特里亚地区先后遭受了两批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第一批是斯基泰人，即中国史籍中的“塞人”或希腊罗马史料中的“Sacas”。第二批才是月氏人，即希腊罗马史料中的“Tochari”（吐火罗人）。⑩ 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而且不论大月氏到来之前当地大夏的统治民族是谁，是希腊人，还是“塞人”或“Sacas”，对于大月氏而言，都是他们的征服对象。但从后来大月氏—贵霜文化深受希腊化文化影响或浸染的情况以及阿富汗的阿伊·哈努姆希腊式城市遗址看，大月氏所征服的大夏应该是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南下的塞人部落可能只是这一地区的匆匆过客，他们一路推进到现在阿富汗西南部才定居下来（那里被称为Sakasthan或Seistan可资佐证），后来还向东发展，进入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些小王国。在大月氏的推进压力下，巴克特里亚（大夏）的希腊人余部被迫退到印度西北部，与此地原有的希腊人相汇合，形成了一些新的印度—希腊人王国，一直残存到公元前1世纪末。这些印度—希腊人和印度—斯基泰人（塞人）是贵霜人的先行者，他们的历史遗产被后来者所接受。其中钱币上的影响最为直接明显，Soter Megas类型实则三种文化因素的结合。这也是本文不得不回到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和大月氏时代的原因。
征服大夏之时的月氏人可能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根据《汉书》和《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他们将新征服的大夏之地分属休密、双靡、贵霜、肸（肹）顿、高附或都密五部翖侯管辖。(11) 各翖侯虽然也有自己的治所或中心城市，但仍然“皆属大月氏”。《史记·大宛列传》无此内容。可见，到公元前128年张骞抵达大夏时，大月氏分其国为五部之事还未发生。事实上这时也不可能发生，因此时大月氏只是占据了阿姆河之北的大夏故地（即西方古典史料中的索格底亚那）。(12) 退居阿姆河之南的大夏虽处于臣服地位，但河南之地仍归其所属，分而治之的条件尚不成熟。张骞对此地的政治格局了解得非常清楚。他仍将大夏看做一个单独的国家或地区来叙述：此地“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但其“兵弱，畏战”，所以，被大月氏“攻败之”，“而臣之”。(13)
但从班固（32—92年）的《汉书·西域传》来看，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政治版图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14) 大月氏的国都已经南移至原来大夏的都城监氏城（即“蓝市城”），大夏国不复存在。此时的大月氏进入了中央政权与五翖侯地方政权的并存期。《汉书·西域传》详细记载了大月氏与五翖侯距离汉西域都护治所乌垒城的里程。大月氏“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其余五部“去都护”的距离分别是：休密，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双靡，三千七百四十一里；贵霜，五千九百四十里；肸顿，五千九百六十二里；高附，六千零四十一里。(15) 而且这五翖侯可以“共稟汉使者”，说明当时的大月氏中央政权和所属的地方政权与西域都护均有直接的联系和交往。据《魏略·西戎传》，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16) 可见此时以大月氏王为代表的中央政权仍然存在。
然而，这种并存局面并未能长久维持下去。据《后汉书·西域传》，分为五部之后“百余岁”，大月氏的中央政府似乎消失了。五部之一的“贵霜翖侯丘就却攻灭四翖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17)“百余岁”，即一百多年，按照汉文的习惯来理解，可以是一百零几年，也可以是一百一十几年或几十年。《后汉书·西域传》中特别提到：“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18) 因此，《后汉书·西域传》凡与《汉书·西域传》所记不同之事，可视为发生于公元25年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因此，公元1世纪初贵霜统一大月氏并建国称王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丘就却享寿八十余岁，儿子阎膏珍继位时，应该说也年事已高。但这样推理的前提是阎膏珍是长子，至少是丘就却壮年所生。但丘就却何时称王，是在他的青年、中年还是晚年，史无明确说明。他能攻灭其他翖侯，统一大月氏，建国称王，并西侵安息，东南扩张至印度，这样的征服事业不可能在数年内完成。他的崛起似乎应在青年或中年之时，也即20—50多岁之间。这就给他后来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但他的儿子阎膏珍是何时即位并在位多少年呢？
《后汉书·班超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还记载了一些有关贵霜王的情况。其一，贵霜（月氏）曾与康居联姻。(19) 章帝元和元年（84年）班超攻打疏勒王忠时，康居派兵前来增援。为了使康居退兵，班超不惜给贵霜王送厚礼（“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通过他劝说康居王撤兵。其二，贵霜曾帮助中国方面打击车师，也曾遣使贡献珍宝、符拔、狮子，向汉廷求婚，但遭到班超拒绝，甚至不让其使回国（“拒还其使”）。贵霜因此怨恨，遂于和帝永元二年（90年）“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班超坚壁清野，以逸待劳，后又杀其求援使者。贵霜军走投无路，只好请罪投降。班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其三，安帝元初（114—119）中，月氏王曾干预疏勒王位之争。此时班超已经返回内地（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20)
可见，汉文史料中除了丘就却和阎膏珍父子两位贵霜国王外，还提到了监领天竺的一位将军，(21) 与班超打交道的“月氏王”以及干预疏勒内政的“月氏王”，和越葱岭而来的副王谢。其中除谢（这一名字也值得怀疑）之外，那位将军和这两位“月氏王”的名字均未提及。那他们又是谁呢？这两个月氏王是同一人吗？他们有可能是丘就却父子以及著名的贵霜王迦腻色伽中的某一位或某两位吗？那位将军在天竺有无其他头衔？这些疑问仅靠这些汉文史料显然难以做出回答。
迦腻色伽在位年代的史料来自唐玄奘。《法显传》仅提到他的在位建塔。(22) 他虽然亲临贵霜故地，但毕竟年代久远，有关迦腻色伽的事迹也只是传说而已。据《大唐西域记》，迦腻色伽生活于佛涅槃后第四百年。(23) 一般认为，佛陀死于约公元前486年，与中国的孔子（前551—前479）大致同时。以此而论，迦腻色伽应是公元前1世纪之人了。但此说显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不符。由于对相关资料的解读不一和新铭文的不断发现，迦腻色伽的在位年代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国际学术界先后于1913年、1960年两次在伦敦召开会议对此进行专题讨论，虽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将其范围大致划在公元78年到144年之间，(24) 但确切的起始年代仍众说纷纭。(25) 迦腻色伽是腊跋闼柯铭文中提到的贵霜第4个国王，他的在位时间显然与Soter Megas问题也有关联。
二、Soter Megas与贵霜前期诸王钱币的比较
西方学者关于贵霜历史的知识主要来自汉文史料和钱币资料。从现在所能见到的贵霜钱币来看，在迦腻色伽一世之前，至少出现过四位统治者的钱币，分别是Kujula Kadphises，Vima Kadphises，Soter Megas以及近年发现的一位名为Vima Taktu的钱币。仅依据前引汉文资料显然难以确定这些统治者在贵霜早期王系中的先后承继关系，尤其是这位“无名王”的位置。(26) 幸运的是，腊跋闼柯铭文的发现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该铭文镌刻于迦腻色伽在位第一年，上面明确显示：迦腻色伽以前有三位贵霜王，分别是他的曾祖父Kujula Kadphises、祖父Vima Taktu、父亲Vima Kadphises。如前所述，由于Vima Taktu前所未知，而Soter Megas钱币上正好又无国王的名字，西方有的钱币学家就倾向于把Soter Megas认定为Vima Taktu。(27) 但这样的认定带来了新的问题。
其一，与汉文史料不符。《后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贵霜的第一位称王者是丘就却，其子是阎膏珍。如果将丘就却认定为Kujula Kadphises，依据“Vima Taktu-Soter Megas”说，无名王也可认定为其子阎膏珍，但为什么这位无名王不像他的父亲或他的儿子Vima Kadphises和孙子迦腻色伽及以后的贵霜国王那样，按惯例在钱币上留下自己的大名呢？将国王头像和王名铸于币是亚历山大以来希腊式钱币的传统，王名一般用属格，表示这是某某王所发行的钱币。王名不仅是该钱币信用的凭证，更是国王个人权力的炫耀和象征。他既然在币上敢于自称“伟大的救世主”、“王中王”，但又不愿坦然打上自己的名字。其中必有缘故。是不敢、不愿或认为没有必要如此，不得而知。他的国王身份值得怀疑。将Soter Megas认定为贵霜王朝的第二位国王显然证据不足。
其二，Vima Taktu历史上确有其人，有以自己名字发行的钱币（图2）。腊跋闼柯铭文明确提到他是Kujula Kadphises的儿子，是国王，个别新发现的钱币似乎也证明了他的国王身份。大约与腊跋闼柯铭文面世的同时，标有Vima Takto或Vima Takha名字的钱币也在一个小型窖藏中发现。其中的一枚铜币正面中间是面右站立的公牛，周围是模糊不清的希腊文；反面中间是面右站立的巴克特里亚双峰骆驼，周围是佉卢文铭文Maharajasa Rajadirajasa Devaputrasa Vima Takha。(28) 意思是大王（Great King），王中王（King of Kings），神（The Divine；一译“神子”或“天子”，(29) Son of God）Vima Takha。公牛／骆驼型是Kujula Kadphises钱币类型的一种，说明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继承关系。这或许也是父子关系的一种证明。还有两枚铜币上也有标示Vima（Takha）的佉卢文字符“vi”。(30) 这些证据再次证明了贵霜国王Vima Taktu（或Vima Takha）的存在。这两枚钱币上的希腊文铭文分别是
和
，虽有个别字母错讹，但意思都是“王中王、伟大的救世主”。如果这两枚币上的佉卢文字符“vi”确实是指Vima Taktu，那表明他也自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救世主”。他与Soter Megas称号虽同，但一有名有号，一有号无名，二者不可能是同一人。波比拉赫奇新近发现的Vima Kadphises为其父Vima Taktu发行的纪念币也提供了贵霜王系中确有其人的证据。(31)
当然，从钱币外形上看，Soter Megas型与前述的Vima Taktu型确实有所相似，如都出现过国王骑马形象，都出现过三叉状符号“tamgha”。这是否意味着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联系呢？
国王骑马形象与印度—斯基泰人钱币的影响有关。这些“塞人”是在印度—希腊人之后（公元前1世纪）进入印度的，并且逐渐取而代之，成了印度西北部的统治民族。(32) 他们受当地的印度—希腊人的影响要远比后来的贵霜人直接而强烈。这从他们留下的钱币上就可略见一斑。印度—斯基泰人的钱币很可能是由当地的印度—希腊人刻模师（celators）所设计，上面有希腊化时期钱币特有的字母组合符号，有希腊语铭文和非常精美的希腊神形象，如宙斯、胜利女神尼科（Nike）、持盾牌和长矛的雅典娜、或手持棕榈枝的城市守护神提科（Tycke，原为命运女神）等。(33) 从印度—斯基泰人国王Azes一世（前57—前35年）和二世（约前35—公元5—12年）的钱币（图3）看，钱币的正面一般都是呈骑马状的国王，国王面右，右手持权杖，系希腊式头带，且向后飘拂，周围是有错讹的希腊语铭文BASILEWS BASILEWN MEGALOU AZOU（伟大的王中王Azes）；反面中间一般是站立的希腊神像，周围是与希腊语铭文同义的佉卢文MAHARAJASA RAJADIRAJASA MAHATASA AYASA。(34) Azes二世的统治中心是印度河流域的犍陀罗地区，在此地他有两个造币厂，一个在犍陀罗，一个在塔克西拉（Taxila）。丘就却统治时就占领过这一地区，可能不久退出，所以才有其子阎膏珍“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举。阎膏珍受到此地塞人钱币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这位将军接收这些造币厂，并用来为自己造币，也是可能的。他们或许由此采用了国王骑马状的图案。(35) Soter Megas可能就是这位不知名的将军。
叉状符号或三叉，或四叉，在贵霜钱币中多次出现，似乎是该王朝的徽记。(36) 这种符号可能源于游牧民族马上的印记（Horse brand），是欧亚草原游牧部落、氏族或家族的象征之一。贵霜在钱币上保持此习俗是可能的。此外，希腊化时期的钱币上也常有一些特殊图形的符号，以表明发行者或发行地（造币厂所在地），(37) 贵霜由此受到影响也是可能的。Soter Megas的钱币上既然有与Vima Taktu同样，且与其他贵霜国王相似的徽记，它无疑可以归于贵霜钱币系列。(38) 但它和其他贵霜国王钱币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Soter Megas型钱币具有明显的独立特征，属于比较典型的希腊式钱币。(39)
此类钱币的正反面图案基本一致，且造型优雅，制作精美，富有动感。正面一般是国王侧面头像，系头带，面右，头顶上有数目不等的光芒，(40) 手持权杖或箭头，(41) 身着希腊式长衣（himation或chiton），右肩打结；国王面貌类似希腊人，清瘦，通鼻梁，深目，英俊，似乎正处于年富力强之时。反面：国王骑马前行，面右，头带飘拂，右手扬鞭（ankusa，赶象棒，(42) 也有持权杖、斧、十字架等说）；马前有符号“tamgha”，周围环以希腊语铭文。系头带是亚历山大之后希腊化国王的标志，是王权的象征。此人恪守这一传统，似乎表示他与贵霜人不是同一民族，而是印度—希腊人的后裔或残存的希腊人王公。贵霜钱币上的国王头后一般也有两条带子，但那只是王冠的一部分，与此纯粹的头带形象不同。单一希腊语，且只出现在反面，这是希腊式钱币中希印双语币出现以前的基本模式，从亚历山大、塞琉古王国、到巴克特里亚王国前期统治者的钱币均如此，甚至帕提亚王国的钱币也基本如此。那么，在双语币已经成为巴克特里亚后期希腊人、印度—希腊人以及印度—斯基泰人国王们，特别是他之前和同时代（甚至其后的Vima Kadphises和迦腻色伽等）贵霜国王的选择时，他的钱币为什么要回归传统，只使用希腊语一种文字呢？这是否表明他在有意识地强调他的希腊民族属性，或表明他的钱币只在或主要在他的希腊人后裔臣民中流通呢？此外，此类钱币的铭文Soter Megas以主格形式出现，而不像一般希腊式钱币的王名和称号那样用属格，(43) 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意可能在于突出自己的钱币与众不同。他的钱币的重量标准也与此前的Kujula Kadphises钱币不同，他采用的是先前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通行的阿提卡制，而后者采用的是印度的当地标准。(44) 他的头像也可能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头像为原型。(45) 这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他的钱币具有较深的希腊渊源。
其次，贵霜前期几位国王的钱币虽然仍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希腊式钱币的特点，但总体上呈现出日趋强烈的民族化、多元化倾向。
Kujula Kadphises钱币（图4）最初模仿以前印度—希腊人国王Hermaios的样式。这类钱币的正面一般仍使用Hermaios的肖像、名称和名号（希腊语），反面有带着木棒和狮子皮的赫拉克勒斯形象和Kujula Kadphises的佉卢文名字，并自称“达摩（法）的追随者”（Dharmathidasa，也可译为“信法者”），这时他还未称王，自称Yavugasa（Yabgus,chieftain，叶护，翖侯）。后来他也模仿过罗马奥古斯都金币的人物形象风格。这类钱币的正面是国王胸像，系头带，有希腊字母拼写的贵霜语（即巴克特里亚语）铭文。反面是戴贵霜式尖顶帽子，面右而坐的国王形象，佉卢文铭文意思与前一样，表明他是“法”的虔信者、贵霜的统治者。随着贵霜治权在印度西北部的深入，他在钱币上也开始以“伟大的国王、王中王”自居。(46)
Vima Taktu钱币如前所述也是希印双语币，还有印度的公牛和巴克特里亚的骆驼形象。
Vima Kadphises钱币（图5）有三大特点。一是在印度首次引入金币，可能是将流入的罗马金币熔化重铸。这是贵霜统治力量强大、经济繁荣以及对外贸易扩大的标志。Vima Kadphises也由此闻名。二是贵霜民族的特征趋于明显。三是印度化的程度加深。他的钱币属于希腊文与佉卢文双语系列，国王形象基本可以分为胸像型、站立型两类。前者一般是金币，后者一般是铜币。不论哪一类，都体现了典型的贵霜民族特征：体形比较粗大，脸型宽阔，高颧骨，大鼻子，脸颊上似有小肉瘤。国王头戴贵霜式尖状王冠，身着宽大厚重的皮袍。反面一般是印度教的毁灭和再生之神湿婆或湿婆与公牛（Nandi，湿婆的乘骑）形象以及表示佛法僧三宝的Nandipada符号（一圆圈上有三叉）。站立的国王一般呈正面，但头向右摆，似乎在向侧下方的小祭坛献祭，这可能是受到波斯琐罗亚斯德教拜火仪式的影响。正面一般还有三叉戟、三叉符号、木棒等图案。一枚金币的铭文反映了国王称号的变化，正面的希腊文是“
”（Basileus Ooimo Kadphisis），直译是“国王Vima Kadphises”；反面的佉卢文是“MAHARAJASA RAJADIRAJASA SARVALOGA ISVARASA MAHISVARASA VIMA KATHPHISASA TRADARA”，直译是“伟大的国王，王中王，世界的主宰，大地的主人，Vima Kathphisasa，保护者”。(47) 看来汉文史料中的“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48) 确实名不虚传。
迦腻色伽钱币（图6）也有金、铜两种，正反面基本上都有三叉或四叉的符号。正面的国王形象绝大多数与Vima Kadphises的站立型基本相同，胸像或头像比较少见。铭文主要是用改造后的希腊语拼写的巴克特里亚语，也有错讹较多的希腊语。(49) 为了便于拼写，巴克特里亚铭文中增加了希腊语字母中没有的“
”（发sh音）。从其中一枚钱币上的铭文“
”（“王中王，贵霜王迦腻色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拼写特征。(50) 反面的图案除了希腊的太阳神（Helios）、月神（Salene）、火神（Hephaistos）等外，其余多为印度和波斯的神。如印度的佛陀（Boddo）、湿婆（Siva），波斯的风神（Vado）、水神（Lushr,Luhrasp）、火神（Pharro）、战神（Orlagno）、胜利之神（Mazdohano）、生命之神（Nanaia,Nana）、幸运女神（Ardoksho）、太阳神密特拉（Mihira）、月神（Manaobago,Mao）等。(51) 这些现象既反映了迦腻色伽时期希腊、印度、波斯三种文化交融的深入，也是《大唐西域记》中所说迦腻色伽之时“应期抚运，王风远披，殊俗内附”的证明。(52)
由此可见，贵霜前期四位国王的钱币确实自成体系，具有广泛的文化包容性。与之相比，恪守希腊化传统的Soter Megas钱币显然成了贵霜钱币中的另类。就其本身类型而言，它既非Kujula Kadphises钱币的继承，更非其后其他贵霜国王的模仿对象。即使与明确标有Vima Taktu之名的钱币相比，二者的差异性也大大超过相似性。因此，Soter Megas钱币可能并非贵霜中央王朝钱币系列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必然环节。他本人很可能不是贵霜人，更非贵霜王系成员。
三、Soter Megas身份的认定
既然Soter Megas型钱币可能不属于贵霜王系钱币之列，但又与贵霜王朝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钱币主人身份的定位就应在贵霜王朝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来考虑。如果作为早期王系成员之一的地位难以成立，较为妥善的处理办法就是将他视为贵霜国王之下的一个地方王公或总督。(53) 他与贵霜王朝有统属关系，但又能独立于一方，在所辖区域行使着类似“副王”或共治者的权力，这样他也就自认为拥有了货币发行权。阎膏珍即位后，曾置将一人监领天竺。这个“将”是否就是这个并非贵霜王系的Soter Megas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的钱币主要分布于兴都库什山以北、阿富汗、印度西北部一带不是偶然的，(54) 是他治权或影响范围的一种反映。他以印度西北部（天竺）为统治重心是可能的。
那么，他为什么不要自己的名字呢？是否因为他作为“伟大的救世主”的声名如此之高，以至于以号代名？就像中国古代钱币那样，只铸皇帝年号而无其名字。但后者更多的是为了避讳，维护皇帝的尊严，而希腊化时期和贵霜朝的君主们却唯恐自己的大名为人不知。这位“无名王”一定另有隐情。
此外，根据腊跋闼柯铭文的王序排位，如果Soter Megas与Vima Taktu不是同一人，那么，Kujula Kadphises就是《后汉书·西域传》中所说的贵霜王丘就却，Vima Taktu就是丘就却的儿子阎膏珍了。但此前西方（包括国内）学者都将阎膏珍设定为Vima Kadphises，(55) 这样不就出现两个阎膏珍吗？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腊跋闼柯铭文推翻以前关于Vima Kadphises即阎膏珍的认定，而由Vima Taktu取而代之。但这在贵霜历史和钱币学上能解释得通吗？
波比拉赫奇对上述问题提出了非常有趣的假说：Vima Taktu不是所谓的Soter Megas，而是另外一位短命的国王。他的王位被他委派镇守印度的将军所篡夺。篡位者隐匿了自己的名字，自称“伟大的救世主”。后来Soter Megas的统治被Vima Taktu的儿子Vima Kadphises所推翻。波比拉赫奇的根据是近年在巴基斯坦白沙瓦新发现了一批Vima Kadphises为其父发行的纪念币（图7）。这批钱币发行于他统治之初，与Soter Megas钱币显然有别，如上面有王名，王像上有肩焰（the flaming shoulders），仅有湿婆形象，其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是印度神的崇拜者，与篡位者的宗教信仰完全不同；他是贵霜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已经打败篡位者，成了贵霜帝国唯一的国王。他的一些钱币上也出现了Soter Megas的称号，可能要向世人表明他才是贵霜王朝的伟大救世主。波比拉赫奇的观点可称为“篡位说”，(56) 但他未对Soter Megas的匿名之举做出解释。(57)
虽然波比拉赫奇的Soter Megas即那位将军与笔者从Soter Megas钱币与其他贵霜国王钱币比较考察后得出的结论相吻合，但他的“篡位说”似乎令人难以信服。在我看来，Soter Megas不像是一位篡位者。因为篡位者为了表明自己王位的合法性，往往要极力保持前王的钱币传统和特征，而非处心积虑地标新立异。这样做不等于向世人明确宣布自己并非王室的正统吗？开国君主Kujula Kadphises（丘就却）是征服者，他统治前期仍极力模仿印度—希腊人的最后一位国王Hermaios的钱币，目的就是向他的臣民表明自己是印度—希腊人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像Soter Megas这样大张旗鼓地发行新币，但又不愿显露真实名字的行为，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不是一位篡位者，而是一位僭位者。他可能在印度自觉羽翼丰满，趁中央政权鞭长莫及之时，便据地称王，实际上脱离贵霜王朝而独立。但他毕竟是以贵霜将军的身份在自己的辖地称王，为了收买人心，仍保留了贵霜王朝的徽号，或者名义上仍然向贵霜中央政权称臣。但事实上，他的统治与贵霜王权并存。贵霜王的存在可能也是他不愿在钱币上显示自己名字的原因之一。波比拉赫奇将他置于贵霜王系中显然缺乏有力的证据。(58) 根据达希迪纳沃铭文和苏赫克特尔铭文，Vima Taktu至少在位20年（纪元279—299年）。(59) Vima Taktu即使短命，也有自己的钱币，(60) 死后有儿子为他发行纪念币。因此，Soter Megas和Vima Taktu在称王或实际在位时间上可能有先后长短之别，但应该分属贵霜王室和地方割据两个统治系统。Soter Megas即使强大，甚至自称“王中王”，(61) 领有印度大片地盘，但只是一个僭位称王者。贵霜王庭可能短期偏安一隅，但它毕竟延续下来了。正如腊跋闼柯铭文所显示的那样，王祚未断，后继有人。
综上所述，贵霜建国初期这段历史可以大致还原如下：
Kujula Kadphises即《后汉书》中的贵霜王国建立者丘就却，Vima Taktu就是丘就却之子阎膏珍（尽管译音上难以对应）。阎膏珍即位时可能年事较高（因父亲高龄去世），再次征服天竺后，委派一位将军去分治或共治，这或许暗示他已无力独自有效地统治日益扩大的帝国。Soter Megas确实很可能就是那位将军。此前他或是当地印度—希腊人的后裔或王公，与贵霜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否则不会被委以如此重任。他的钱币仍保留了贵霜王朝的族徽或标记，与归于Vima Taktu的国王骑马形象的钱币也有部分相似，表明他即使称王后形式上仍然维系着这种关系。但他的实际控制范围和统治能力，尤其是他的地位和声望使他足以自比于以前的那些印度的希腊人、斯基泰人和帕提亚人小国王，甚至可以和自己名义上的主人分庭抗礼，因此他像以前的统治者那样自称为“伟大的救世主”、“王中王”也就顺理成章、师出有名了。而且地方统治者发行自己的钱币也非他首创。以前塞人王国的行省总督就发行过自己的钱币，表示自己拥有较为独立的地位。(62) 先于贵霜统治犍陀罗东部地区的印度—帕提亚人地方总督或将军们（Strategoi）也都自行发行钱币称王。Soter Megas作为他们在此地的继承者，身在其地，仿而效之，也在情理之中。(63) 作为僭位者，他在钱币上用以号代名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为自己的匿名正名，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在他眼里，当世真正能称得上“Soter Megas”的统治者非他莫属，Soter Megas就是他本人。
既然贵霜“最为富盛”是在阎膏珍之后，因此，Soter Megas的割据统治有可能始于Vima Taktu（阎膏珍）在位之时，结束于其子Vima Kadphises即位之后。Vima Kadphises和其子迦腻色伽在位之时是贵霜王朝最强大、繁荣、统一的时期。为什么《后汉书·西域传》对此二王没有记载呢？最可能的原因是，唯一为此提供可靠文字记载的班勇在西域之时，(64) Vima Kadphises还未即位，或已即位而未闻，更遑论迦腻色伽了。班勇对名声远播的Soter Megas也未提及，或许认为他非正统，或许对他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他是否属于与班超有过交往和冲突的那些未留下名字的月氏王或副王谢中的某一位，鉴于目前早期（甚至整个）贵霜王朝的年代学系列还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仍难以推知。(65) 但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界目前流行的“Soter Megas—Vima Taktu—阎膏珍说”确实值得重新考虑。
本研究也得到希腊阿纳西斯基金会资助，谨此致谢。
注释：
① 这里特指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在东方出现的具有希腊古典钱币特征的一种钱币类型。其主要特点是采用希腊币制和形制，上面有国王形象以及希腊或地方神祇形象，有希腊语或地方语的王名或王号铭文。希腊—马其顿统治者发行的钱币以及后来西亚、中亚、印度等地非希腊人统治者所发行的类似钱币都可归入这一类型。详见杨巨平：《希腊式钱币的变迁与东西方文化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40—46页。
② 与此同时发现的还有贵霜王朝早期几位国王Kujula Kadphises、Vima Kadphises、Kanishka的钱币。 Amal Kumar Jha and Sanjay Garg,eds.,Ex Moneta:Essays on Numismatics,History and Archaeology in Honour of Dr.David W.MacDowall,New Delhi:Harman Publishing House,1998,p.516.
③ 该铭文使用的是用希腊字母拼写的巴克特里亚语，即中伊朗语。铭文内容已释读并译成英文，但学者们对原巴克特里亚语铭文理解不一。英国学者尼古拉斯·西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和乔·克里布（Joe Cribb）在铭文第13行读出了“Vima Taktu（Takto）”的名字，但印度学者穆克赫尔基（B.N.Mukherjee）却将此名读为Saddashkana（Sadashkana）。详见Joe.Cribb,“The Early Kushan Kings:New Evidence for Chronology.Evidence from the Rabatak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I,” in Michael Alram and Deborah E.Klimburg-Salter,eds.,Coins,Art,and Chronology: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Vienna:
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99,p.180; Nicholas Sims-Williams and Joe Cribb,“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vol.4(1996),p.80; B.N.Mukherjee,“The Great Kushana Testament,” Indian Museum Bulletin,vol.30,Calcutta,1995,pp.10,17.“Vima Taktu说”目前得到国际学界普遍认可，本文采用此说。
④ 如法国著名古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Osmund Bopearachchi）对“Soter Megas-Vima Taktu说”持有异议，并对Soter Megas的正统国王身份和地位表示怀疑。详见Osmund Bopearachchi,“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Kushans,”Res Orientales,vol.XVII,2007,pp.41-53.该作者曾在2006年12月上海博物馆召开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此文，发表后承蒙惠赐，谨此致谢。余太山先生虽然基本认可“Soter Megas-Vima Taktu说”，但认为Soter Megas类型钱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各地的封疆大臣代表中央政府打铸发行的，上面的“Soter Megas”是指丘就却；一类是Vima Taktu即位后发行的，上面有“vi”字符号；Vima Taktu就是丘就却之子，但阎膏珍究竟是Vima Taktu之译还是另一位贵霜王Vima Kadphises之译难以确定，因为“《后汉书·西域传》将丘就却和阎膏珍的祖孙关系误以为父子关系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详见余太山：《新发现的腊跋闼柯铭文和〈后汉书·西域转〉有关阎膏珍的记载》，《新疆文物》2003年第3—4辑，第43—47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2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6页。
⑦ Strabo,Geography,XI,8:2,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⑧ 参见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pp.277,286,533; A.K.Narain,The Indo-Greeks,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57,p.129.
⑨ 中外学者均有持此说者。国外学者观点参看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pp.295-296，但Tarn对此持否定态度。国内详见余太山：《塞种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4—69页；《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页。
⑩ Claude Rapin,“Nomads and the Shaping of Central Asia:From the Early Iron Age to the Kushan Period,” in Joe Cribb & Georgina Herrmann,eds.,After Alexander: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50,60,65.
(11) 《汉书》与《后汉书》所记五翖侯有所不同。前者包括“高附”，后者却以“都密”代之，并特别说明高附“未尝属月氏。《汉书》以为五翖侯数，非其实也。后属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详见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91页；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21页。
(12) 西方古典作家将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称为索格底亚那（Sogdiana），即后来中国史书上的“粟特”地区。《史记》中的大宛、康居也地跨此区域。从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王国到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强盛时期，索格底亚那都在希腊人的控制和影响之下。
(13) 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4、3162页。
(14) 据《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点校本“出版说明”，班固是在父亲班彪于建武三十年（54年）死后，继承父业开始编撰《汉书》的。明帝永平五年（62年）任兰台令史，受皇帝委托专门撰史，直到章帝建初（76—83年）中叶。但实际上到他死时（92年）全书尚未完成。志表部分由他的妹妹班昭在同乡马续的帮助下完成。其父生前已完成后传65篇，但不知其中是否包括《西域传》。从《西域传》本身来看，其中记事的年代最晚到王莽新朝灭亡（地皇四年，公元23年）、“西域因绝”之时。因此，从张骞返回到此时，西域发生重大变化是可以理解的。
(15) 至于五翖侯的大致方位，学界倾向于认为是在大月氏东部和东南部地区。纳拉因认为它们分布于阿姆河中游为中心的南北两侧的主要支流谷地之中。A.K.Narain,“The Five Yabgus of the Yueh-Chih,” in S.N.Mukherjee,ed.,India:History and Thought,Calcutta:Subarnarekha,1982,pp.178-179.余太山则认为“五翖侯治地均在吐火罗斯坦东部山区”。详见他对五翖侯位置的具体考定。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第122—124页诸注，第283页注231。
(16) 陈寿：《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59页注。
(17) 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1页。
(18) 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2—2913页。
(19) 据《后汉书·西域传》，虽然其他诸国称月氏为贵霜，其王为贵霜王，但“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故中国史籍对贵霜建国之后仍称月氏。
(20) 范晔：《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9、1580、1586页；卷88《西域传》，第2927页。
(21) 天竺一名身毒，位于印度西北部，详见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1页。
(22) 《法显传》载“后罽腻伽王出世，出行游观，时天帝释欲开发其意，化作牧牛小儿，当道起塔。王问言：‘汝作何等？’答曰：‘作佛塔。’王言：‘大善。’于是王即于小儿塔上起塔。高四十余丈，众宝校餝。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9页。罽腻伽王即迦腻色伽一世。《大唐西域记》亦有类似记载。玄奘、辩机原著：《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8—239页。
(23) 玄奘、辩机原著：《大唐西域记》，第238—239、331页。
(24) 详见Manoj K.Thakur,India in the Age of Kanishka,Delhi:WorldView Publication,1999,pp.6-7.
(25) 参见玄奘、辩机原著：《大唐西域记》，第140页注（二）；Alexander Coburn Soper,“Reviews:Recent Studies Involving the Data of Kanishka[Continued],” Artibus Asiae,vol.34,no.1,1972,p.104; J.Cribb,“The Early Kushan Kings:New Evidence for Chronology.Evidence from the Rabatak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I,” in Michael Alram et al.,eds.,Coins,Art,and Chronology: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p.188.
(26) 即使是父子关系明确的丘就却与阎膏珍，也有与这些钱币上的王名如何对应的问题。
(27) 这种观点以克里布为代表。J.Cribb,“The Early Kushan Kings:New Evidence for Chronology.Evidence from the Rabatak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I,” in Coins,Art,and Chronology:Essays on the Pre-Islamic History of the Indo-Iranian Borderlands,pp.180-183.此说虽然遭到一些学者质疑，但却被许多钱币拍卖行的目录单和钱币网站所接受。笔者所见到的几乎所有钱币资料，都将二者视为一人。
(28) http://www.columbia.edu/itc/mealac/pritchett/00routesdata/0001_0099/kushancoins/kushancoins.html.对于这些类似标有Vima Taktu名字的钱币，克里布在“The Early Kushan Kings:New Evidence for Chronology”一文中也有提及。这些佉卢文名号后来也传入了中国塔里木盆地的鄯善、龟兹一带，用来称颂当地的国王。详见林梅村关于且末出土佉卢文书（第782号）底牍正面第一、二行和克孜尔千佛洞佉卢文犍陀罗语4号文书正面第一行的释读。其中表示“大王、王中王、天子”的佉卢文与此类钱币上的佉卢文铭文基本吻合。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140—141、157、161页。
(29)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万震《南州志》中提到，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2页）但这里的天子似乎是对Devaputrasa的汉译，并非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从中国方面传来。参见詹义康：《贵霜王衔研究》，《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9期，第59—62、74页。
(30) http://home.comcast.net/～pankajtandon/galleries-vima-takha.html；此类钱币也可见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No.1230）。
(31) 波比拉赫奇曾在上海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展示此币图片，后又承蒙国内李铁生先生转赠，谨此一并致谢。此币图样也可见Osmund Bopearachchi,“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Kushans,”Res Orientales,vol.XVII,2007,p.53(No.5).
(32) G.M.Bongard-Levin,Ancient Indian Civilization,New Delhi:Arnold-Heinemann Publishers,1985,pp.193-194.
(33) 关于印度—斯基泰人的钱币，详见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第194—204页（No.1111—1176）。
(34) http://www.answers.com/topic/azes-ii.
(35) 《汉书·西域传》提到厨宾钱币“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乌弋山离“钱货……之属皆与罽宾同……其钱独文为人头，幕为骑马”（第3885、3889页），可能就是对Soter Megas此类钱币图案的描述。现在所发现的Soter Megas钱币除了都是铜币，与此有所不符外，其余正反两面的图案特征大致吻合。其中乌弋山离钱币的图案与Soter Megas钱币最为接近。如果Soter Megas生活于公元1世纪，这种钱币的信息通过班超、班勇等人传回中原汉廷，班固由此得知，记入正在撰写的史书中都是可能的。《汉书》对西域诸国所记内容不仅比《史记》有所增加，而且更为详细，与班超三十多年经营西域、了解西域是分不开的。除了向朝廷的官方报告外，兄弟、兄妹之间的通信也可能是班固了解西域诸国情况的一个途径。参见《后汉书·班超传》。前已述及，《后汉书·西域传》云：“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似乎也暗示了“班固记”的即时性。
(36) 这种叉状符号从开国君主Kujula Kadphises的钱币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贵霜末期，只是图案的细节先后有所变化。参见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第208—232页（No.1200—1352）。
(37) 这些符号（monogram，又译“花押”）至少有60种。详见S.N.Mukherjee,ed.,India:History and Thought,p.27.
(38) 也有学者认为Soter Megas是第一位印度—帕提亚人（Pahlava）国王，约在公元前1世纪下半期击败塞人统治者Vonones之后建国，与后来的贵霜王朝没有关系。此说提出距今半个多世纪，仅备一说。参见Robert H.McDowell,“The Indo-Parthian Frontier,”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4,no.4(July 1939),pp.781-801.
(39) 关于Soter Megas的钱币，国外的钱币网站收录颇多。本文主要依据http://www.anythinganywhere.com/commerce/coins/coinpics/indi-kushan.html,www.beastcoins.com/Kushan/Kushan.htm两个网站提供的图片。国内上海博物馆也有收藏，参见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第211—212页（No.1224—1229）。但这三处均将VimaTaktu与Soter Megas的钱币混同为一。
(40) 数目有6、7、9、12、13、14个不等。
(41) “箭头说”见Joe Cribb,“Money as a Marker of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in Joe Cribb & Georgina Herrmann,eds.,After Alexander: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p.353,Figure 83.克里布还认为此头像属伊朗的太阳神密特拉。此说存疑。
(42) D.W.MacDowall,“Soter Megas,the King of Kings,the Kushana,”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vol.30,1968,p.32.
(43) 参见A.K.Narain,Indo-Greeks,Plate I-V.Vima Taktu钱币希腊语铭文中的“Soter Megas”也是主格，无名王或有借用、模仿之嫌。
(44) D.W.MacDowall,“Soter Megas,the King of Kings,the Kushana,”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pp.39-40; Osmund Bopearachchi,“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Kushans,” Res Orientales,vol.XVII,2007,pp.41-53.
(45) Alexander Coburn Soper,“Reviews:Recent Studies Involving the Data of Kanishka[Continued],” Artibus Asiae,vol.34,no.1,1972,p.107.
(46) 参见Jason Neelis,Long-distance Trad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through Northern Pakistan,Primarily Based on Kharosthī and Brāhmī Inscription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1),pp.82-83.
(47) http://www.answers.com/topic/vima-kadphises.
(48) 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1页。
(49) 如将迦腻色伽一枚钱币上的希腊语铭文
（王中王，迦腻色伽）与纯正的表示“王中王”的希腊语“
”相比较，就可看出其中的差异。参见http://www.beastcoins.com/Kushan/Kushan.htm.
(50) 另一枚迦腻色伽钱币上的巴克特里亚铭文是
（Shao Kanishki），即“国王迦腻色伽”的意思。由此联想到《后汉书·班超传》所记的那个越葱岭而来的贵霜“副王谢”，这个“谢”大概并非他本人的名字，或是从表示王的那个词“Shao”转译而来。
(51) 这里对迦腻色伽钱币上诸神的归属主要依据Manoj K.Thakur的分类，详见其所著India in the Age of Kanishka,pp.43-46,134-140,Plates 1-10.
(52) 玄奘、辩机原著：《大唐西域记》，第331页。
(53) 据余太山《新发现的腊跋闼柯铭文和〈后汉书·西域传〉有关阎膏珍的记载》，类似说法在19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过，详见该文注释18。
(54) D.W.MacDowall,“Soter Megas,the King of Kings,the Kushana,”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vol.30,1968,pp.28,32.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文撰写时，腊跋闼柯铭文还未发现。他这里所讨论的Soter Megas钱币其中一部分被当代一些学者归于Vima Taktu的名下。笔者认为，他在第32—33页介绍的“一般钱币类”才是真正的Soter Megas钱币；Jason Neelis,Long-distance Trade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through Northern Pakistan,Primarily Based on Kharosthī and Brāhmī Inscriptions,p.87.
(55) 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参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卷第5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10页。
(56) 这种“篡位说”在此前已有学者提出。参见G.Fussman,“L'inscription de Rabatak et L'origine de L'ere Saka,”Journal Asiatique,1998,p.612.转引自Osmund Bopearachchi,“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Kushans,” Res Orientales,vol.XVII,2007,p.46.
(57) Osmund Bopearachchi,“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Kushans,” Res Orientales,vol.XVII,2007,p.49,
(58) Osmund Bopearachchi,“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Kushans,” Res Orientales,vol.XVII,2007,p.50.
(59) 详见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2卷，徐文堪、芮传明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340—344页。这里的纪元是所谓希腊—巴克特里亚纪元，可能始于公元前166年。也有公元前185／6年说，参见Osmund Bopearachchi,“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Chronology of the Early Kushans,”Res Orientales,vol.XVII,2007,pp.49-50.
(60) 但相对数量少，图案不固定，制作粗糙，也是事实。
(61)参见D.W.MacDowall,“Soter Megas,the King of Kings,the Kushana,” Journal of the Numismatic Society of India,vol.30,1968,pp.28-48.
(62) 参见Romila Thapar,A History of India,Volume One,London:Hazell & Viney Limited,1966,p.97.
(63) 参见E.J.Rapso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vol.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2,pp.580-581.
(64) 班勇曾长期随父班超生活于西域，和帝永元十二年“随献物入塞”，回到中原。23年后（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任西域长史，4年后（顺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获咎返回。
(65) 关于Soter Megas在贵霜早期王系年代学中的位置，近年来主要有三类不同说法：第一类是将Vima Taktu与Soter Megas视为同一人，同意此说者比较普遍。在位时间从公元1世纪中期到后期，甚至2世纪初年不等，跨度在20—55年之间。第二类是将Soter Megas单列，纳入贵霜早期王系之中，在位时间暂定在公元97—110或92—110年之间。如前所示，此说由波比拉赫奇提出。第三类不承认Vima Taktu和Soter Megas的存在，而以Sadashkana代之，但又认为他未即位，或许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共治者。参见B.N.Mukherjee,“The Great Kushana Testament,”Indian Museum Bulletin,vol.30,Calcutta,1995,p.88.但依笔者愚见，Soter Megas不应被纳入贵霜王系之中。贵霜前期的王系应以腊跋闼柯铭文提到的四位国王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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