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努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围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篇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形成科学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当前，应重点研究以下六大问题。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决定一个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要在实践中贯彻我们所构想的基本经济制度，仍需要政治经济学者不断探索和研究一系列相关的重要问题。例如：什么是公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是什么？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是什么？等等。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问题，目前的认识主要基于所有权的归属。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关系、经济过程和行为规范，脱离开这些关系、过程和规范的抽象的所有权，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对于什么是公有制的生产力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生产社会化这一概念，认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但是，在现实中，生产的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经济现象，它本身经历了若干重要的演化过程和发展阶段。对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以往的观点强调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以及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但在实践中，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指标来衡量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由谁以及如何来保障实现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对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要看到二者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融合，但问题在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并非天然和谐，二者之间客观存在着矛盾，如何协调二者的矛盾，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是亟需深入讨论的关键性问题。 （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即“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但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结合不是无差别无条件的结合，而是“对立统一”的有机结合。利用市场经济的同时又超越市场经济，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 在一些人看来，目前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源在于旧的计划经济的残余或者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管得过多、市场作用发挥不够充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产能过剩、贫富差距、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旧的计划经济残余或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事实上，这些问题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难以避免，还可能更加严重。 必须纠正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已陈旧过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市场化改革，而市场化改革又可进一步简化为消除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样一来，党怎么样驾驭市场经济、政府怎么样更好地发挥作用、国有企业怎么样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社会怎么样实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等重大问题，就全部被消解掉了，这种错误认识是非常危险的，是颠覆性的。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差异和冲突。因为，市场讲的是个人效率，社会主义讲的是社会效率；市场讲的是个人的眼前的利益，社会主义讲的是集体的长远的利益；市场讲的是竞争，社会主义讲的是合作，市场讲的是自由，社会讲的是公平。如果不承认二者的冲突，那么要么是回到过去，要么是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既要利用市场，又要超越市场；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既超越资本主义的教条，又超越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教条，创造出新的制度形态和制度优势，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新的广阔的发展道路。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问题 社会主义要求实现公平正义，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显然是与人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最看得见摸得着的一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贡献分配的矛盾，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市场经济自发分配原则的对立统一，仍然是需要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过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目的；第二，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将实行按需分配原则，低级阶段则要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从以下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上述分配原则：第一，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第二，肯定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第三，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从根本上说，收入分配制度取决于对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我国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对应物。类似地，在收入分配制度中，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也存在矛盾冲突，如何在矛盾中实现统一，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紧迫问题。 我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这必然要求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与此相关的关键问题是合理界定公平正义的判定标准，是分配结果的公平正义，还是分配程序的公平正义？是劳动的平等还是市场的平等，抑或是二者的某种结合？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关键问题，那么公平正义就一定会流于宣传口号而得不到落实。 如何科学认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里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探讨。例如，按劳分配为主体现在哪些方面？主体是什么意思？按生产要素分配如何界定其中各要素的贡献率？事实上，以“三位一体公式”为基础的西方按要素贡献分配论是马克思彻底批判过的庸俗的错误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在西方经济学界内部争议也很大。显然，我们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不能用西方经济学作基础，但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基础，应当作出科学说明。 如何看待和解决经济发展中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那么，造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什么？正确分析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关键要区分两类性质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普通劳动者之间，主要是因不同部门、地区、行业之间劳动者的素质、贡献和生活费用的差别造成的；另一类收入差距发生在不同财产占有者之间，特别是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主要是由于其在财产（包括生产资料、房地产、各种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占有特别是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造成的。第二类收入差距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讲的两极分化是指财产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差距，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也讲到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的差距。因此，中国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资本和劳动、财产和非财产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如果绕过了这个核心问题，那么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是没有解的。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握三个主要的维度：第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核心是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的供求、竞争和价格的波动，调节生产，配置资源。第二，国情和发展阶段。现实的市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受技术、经济、法律、政治、和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第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和结构是一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决定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主要因素。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是广泛而深入的，包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多方面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关系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和复杂情况。比如，从微观上看，市场起决定作用；从宏观上看，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又如，在政府体系内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功能，地方政府既有宏观调控的一级主体，又具有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等类似企业家的职能。又如，国有企业既是独立的商品经营者，又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战略任务。因此，严格地讲，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不仅仅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国家不仅包括行政，还包括立法、司法以及党的领导等各个方面，其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本质的特征。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计划统筹、收入分配调节、宏观调节、国有资产管理、市场监管、收入分配调节、制度创建、推进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保障民生。政府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目标，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还包括了党领导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思想理论、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政府的上述作用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要求，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五）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对外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是，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资本全球化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或不平等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没有黄金和充足实物支撑的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美元的流动性泛滥是引发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第二，发达国家强调贸易、资本和金融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却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第三，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以及战略性资源控制等方面处于垄断和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依附地位。第四，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本国市场，但它们自己则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交替使用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 全球化中的这种不对称性，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依附于发达国家，陷于不发达状态而难以自拔，无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主性。例如，我们强调由中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保持强有力的国家调控，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自主确定货币金融政策，掌握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等等。 必须承认，发达国家跨国资本对全球化的主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主性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例如，资本是流动的、逐利的，目前跨国资本的主力是金融资本，它比工业资本更具有灵活性，也更具有掠夺性，它根本不在乎生产过程，摆脱民族国家的疆域界限符合其根本利益。因此，在融入和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如何与狼共舞，如何保持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如何让全球化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显然，这也是有难度的，需要政治经济学者花大力气进行深入研究。 （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积累和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发展思想，这包括：经济发展战略，如“三步走”战略、科技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等；经济发展道路，如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等；经济发展方式，如经济速度的调整、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动力的转换、经济质量效益的提高等；以及经济发展理念，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概括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后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是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的历史扬弃。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资本为中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社会再生产过程全部围绕资本来进行，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都从属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活动。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能够迅速扩大生产能力，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的速度，但缺点是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和资源破坏等问题的累积和深化。最终，这种经济发展是为少数人、为资本家服务的经济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的实现，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企业普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和政策含义是什么，通过什么机制来落实这个中心，都是需要通过理论创新才能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们围绕生产资料结成的权、责、利关系，具体一点说，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占有、支配、使用以及行使这些权能产生的利益归谁所得，责任由谁承担的关系。它是任何社会生产和交换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方式，决定了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进而影响了人们在交换和分配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 我国经过土地改革和“三大改造”，消灭了各种剥削制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体水平不高而且发展不平衡的生产力，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一方面鼓励和发展国内的私有经济，引进境外资本，以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生产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在公有制内部实行多种实现形式，调整产权配置格局，克服公有制产权过分集中的弊病。于是便逐步形成了当前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是以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为主的公有制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的私有制。在二元化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存的二元结构，出现了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两类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各自按照自身内在的本质联系和必然的趋势发展并互相影响，演绎出变幻万千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 由于没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正确分析我国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并将它们纳入理论体系，在改革前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改革后的现实产生明显的脱节，引起人们认识上的一系列困惑，动摇了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如何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经济问题上也出现了许多分歧意见。 这些悖离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虽然表现为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在本质上却蕴含或者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不同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只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加以分析，便能发现上述问题和矛盾产生的根源，疑虑和困惑就容易解决和消除。下面让我们从现阶段我国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特点出发，看看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 （二）现阶段我国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二重化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所有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得到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迅猛发展壮大，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不断缩小。这样，原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几乎笼罩全社会就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存在；原来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全面支配社会经济运动的状态被打破，出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经济规律同时发挥作用并互相影响的局面；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关系到经济规律和社会主要矛盾的二元化显示，我国经济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二元经济”，它客观存在，表现明显而且突出。我国当前阶段出现大量改革开放前没有的、有悖于社会主义性质和原则的经济现象和问题，都应该从这种二元化去寻找根源和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首先观察在我国社会发挥作用的经济规律。在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我国社会同时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两类生产关系各有不同的经济主体和权利关系、不同的生产目的，各自按照不同性质的经济规律运行和发展。 当前阶段，我国不仅同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经济规律，它们还互相影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共同存在于同一个社会里，都在统一的市场里活动，结成紧密的经济联系。它们虽然各自按照其本性运行和发展，有着自身的规律，却不是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在它们互相联系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对方，产生经济学所说的正效应或负效应的外部性。因此，所有制不同的经济关系除了自身运行规律起作用以外，还会受到其他所有制经济规律的影响。 首先看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对私有经济有重要的正外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中劳动者成为企业和生产的共同主人，根据按劳分配规律享有自己创造的部分剩余，它发挥重大示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主对雇佣工人的剥削程度。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国有企业在贯彻国家政策和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带动作用，支撑、引导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助于规范私有企业的市场行为，减少私人逐利冲动对社会生产协调发展的破坏作用。第三，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国有经济，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在科技创新、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带头作用，有利于引导私有经济转换发展方式。第四，国有经济上缴巨额的利润和税金，能更有力地充实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强国家对公共品的供给能力，促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对改善私营企业劳动者的生活起补充作用。 再看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影响。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规律，不仅支配着我国私营经济的全部活动，而且对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使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第一，面对资本主义私有经济的强大竞争压力，国有企业还要争取更多的利润，以求增强自身竞争力，这就使企业不能过大过快地提高工资和福利，难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无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目的。第二，资产阶级追求最大利润的一些不良行为也会影响某些国有企业，使其为增加企业利益而进行一些不合理的投资和不规范活动，不利于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和协调国有企业间的协作关系。第三，生产无限发展趋势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和生产相对过剩，本来是由资本剥削导致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特有表现。但私有经济的劳动者的收入低下，购买力萎靡不振，必然拖累与它共处同一个市场的国有经济，使一些国有企业的产品由于内需不足而卖不出去，出现产能过剩，限制国有经济的发展。第四，在私有企业主获取暴利的物质诱惑下，特别是受到不法厂商的拉拢腐蚀，有些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堕落腐化，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有些企业甚至在性质上发生异化或蜕变。 总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中，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在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同时还互相竞争，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规律也存在互相影响、互相矛盾的关系。处理好这个关系是决定我国未来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全体人民的高度关注。 在所有制和生产关系二元化的基础上，我国也出现了两类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一是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社会矛盾。要解决它们只能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①必须遵照这个讲话的精神，认识和掌握当前阶段的经济规律，抓住主要矛盾，从解决全局性问题入手，解决其他问题。 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确我国社会的发展目标、方向和道路，坚持所有制社会结构的底线。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虽然由于受到生产力的制约和旧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我国将相当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可是，社会总要继续前进，社会主义必然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社会公有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是最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本性和要求的。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持续提高，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必然要不断壮大，非社会主义经济所占比重必将逐步消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认清和顺应这种趋势，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少走弯路，顺利发展。因此，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必须坚持，还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朝着正确方向和目标不断完善。完善必须以坚守社会主义的底线为前提，坚持是为了达到完善的目标。离开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受到挫折。 那么，要怎样正确对待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呢？根本的方法还是从实际出发，认识实际的巨大变化，具体分析，与时俱进。 我国的社会生产以世界瞩目的高速度增长。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对我国经济的消极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还不明显，但随着私有经济力量的强大，它们就日益彰显了。如果让它按照当前的势头继续膨胀，超过一定的边际，它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消极影响就可能成为主导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生产关系的地位就会发生逆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无法坚持。所以，一定要改变不分主次对待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做法，扭转实际挤压公有经济而偏护私营经济并使其比重不断增大的局面，真心实意地发展公有制经济。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②“国有企业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③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总书记针对经济形势发出的高瞻远瞩的宣示。“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是我国实现五大发展理念的主导力量和可靠保障。 其实，做大做强做优国有经济完全符合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现状。为此，要充分认识和宣传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家所有制的优越性和重要作用，批判所谓国有经济“低效论”、“包袱论”、“垄断论”、“腐败论”以及“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的叫嚣，驳斥混淆视听的“所有制歧视论”，实行有效措施，大力支持国有经济发展壮大。因此，国有经济要通过自身的积累争取较快的发展，国家也要给予必要的投资，并在政策上加以支持。要切实以国家所有制的完善和壮大为目标深化改革，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今后，国家所有制的改革不能只着眼于归属权的改变，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才能真正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保证我国经济朝着正确方向，持续健康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党的伟大创举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性。但是，不可否认，在建立和完善这一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受到各种错误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干扰，这种干扰至今还没有完全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仍是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和如何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进行过艰苦的探索。决不能认为凡是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必然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也决不能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让我们回顾一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认识演进的历史吧。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着要不要保留商品生产、要不要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是主张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市场的。但列宁是一个伟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总是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结束，面对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和复杂的矛盾，列宁得出结论：在小农占优势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不能企图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来建设社会主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一度有所抬头。在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上，斯大林严厉批评了消除商品关系和消灭货币的思想，强调必须巩固苏联卢布和通过商品交换发展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也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进行了探索。他强调要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主张在制订和实施计划时充分考虑和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不赞成市场的自发调节。 在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长期主管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以国家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辅；在生产计划方面，以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辅；在统一的市场中，以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辅。 应该指出，全面地、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是邓小平同志。我国改革的历史也表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结果。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思想，这一思想来源于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分析。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经验为实践基础的。但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存在着许多分歧，有的还属于原则性的分歧，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分析，以明辨是非。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给予正确的回答。 （二）关于市场经济问题的讨论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引发了关于市场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的新一轮热烈讨论。 为了正确理解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问题，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我们必须依据邓小平理论尤其是他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进行分析。在讨论有关市场经济的性质、地位、作用范围等问题时，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是非对错的判断标准。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就是，他明确指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而属于运行机制的范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运用的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这就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使得我们能够在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手段来发展经济。 我认为，把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一点，即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同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区别开来了；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我们就用，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我们就不用，这就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区别开来了；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决定性的是谁来运用、为什么目的来运用这种方法、手段，这就可以明确市场经济是从属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从而与新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的地位抬高到第一位的错误观点区别开来了。 （三）市场经济必然要同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有姓“社”姓“资”的区别 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那么它有没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呢？有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呢？任何经济运行机制都是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运转的，它不可能脱离所有制独立地存在、孤立地运转。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必然要有一个行为主体来使用它，它必然要为使用它的行为主体的利益服务。这个行为主体就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单位。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不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就是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市场经济是离不开所有制（即基本经济制度）的。当它同某种社会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市场经济就显示出特殊性。 市场经济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地拼装在一起，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着从属关系的有机结合。其中基本经济制度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市场经济是第二位的、从属的，它要反映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和要求，它的运行要为巩固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有社会制度属性的。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为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服务，它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务，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类前置词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说，市场经济是有姓“社”姓“资”的区别的。 我们在研究市场经济问题时，不仅要研究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手段的一般特征，更重要的是要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性。而这一点，恰恰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四）公有制是可以搞市场经济的 在讨论市场经济问题时，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市场经济同公有制（尤其是国有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必须实行私有化。 其实，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明确说，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方法、手段，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矛盾。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这就等于说在公有制基础上是可以运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手段的，公有制是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下面我们从理论上分析一下公有制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机制，对进入市场的行为主体提出的要求是什么，公有制能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理解公有制（国家所有制）能不能同市场经济相容的问题，从认识上说，关键是要把公有制本身与它的实现形式分开。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公有制不能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说，是退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基本制度范畴的传统观念上去了，仿佛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实行市场经济；从政治上说，是直接反对十四大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因为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等于说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五）市场经济应该服从于、服务于基本经济制度 在讨论市场经济问题时，有人把市场经济抬高到决定一切的地位，一切都得听从市场的要求，进而提出市场经济应该成为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标尺”、“原则”、“检验尺度”。 这就涉及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所有制都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结构，它们在经济关系体系中各自的位置是什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市场经济决定所有制结构，还是所有制决定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手段的运用？ 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包含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提出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既然市场经济是方法、手段，而方法、手段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必然要由某个行为主体来运用它；至于怎么运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手段，要由行为主体根据需要来定。 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是怎么提出来的。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必须坚持公有制；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而且发展又不平衡，不可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为与多层次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我们还需要有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我们党才提出并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只要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实行这样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具有必然性的客观规律。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 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不仅要回答公有制能不能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还需要回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何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经济上说，最重要的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是不会变化的。但是，社会主义这些本质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显然会有一定的差别。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分配领域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由公有制的性质以及目前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是，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会由于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同而发生一定的变化。 我们的结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两者简单地拼装在一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也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在各自坚持自身的本质内容的同时，它们的具体实现形式必须做出适应对方需要的调整。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建立起来。当前特别需要防止的是，把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做法照搬到我国来，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 （七）必须把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 邓小平科学地界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如上所说，他是把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当作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既然如此，合适就用，不合适就不用。哪个时期、哪个地方适合用计划经济，就用计划经济；哪个时期、哪个地方适合用市场经济，就用市场经济。邓小平主张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种方法、两种手段都应该用，一切从发展生产力这一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拘泥于某一种方法、某一种手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面临的新的形势，提出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④应该把“尊重市场规律”与“发挥政府作用”两句话一起说。我们强调既要重视市场的作用又要重视政府的作用，是因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两者各有优点，也都有不足之处，因此各自有其发挥作用的最佳范围。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对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但是，我们在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场本身也有其弱点和不足之处。既看到市场经济的长处又看到它的不足之处，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恰恰是我们同完全迷信市场的自发作用、主张市场经济万能论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 那么应该怎样划分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两者的边界呢？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即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应该由市场来调节；政府通过计划、财政、金融等手段调控市场活动的基本方向，然后由市场来调节企业的经营活动，落实政府规定的大政方针。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正确处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关系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新自由主义只要市场作用、不要政府作用的市场经济万能论的有力批判。 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途径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通过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常识和道理。但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主义本身仍然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从而使共同富裕的实现表现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因而在共同富裕的问题上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基本理论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关于人类共同富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的主要内容有：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人类从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最一般基础和前提，即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历史发展规律；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不同阶级社会之间的更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性以及共同富裕的历史性；第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最终将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发展趋势；第五，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渐进性，从而揭示了从阶级分化到共同富裕的过渡性；第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把实现人类的共同富裕理解为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和趋势，而且也把争取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经济权利理解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和内容之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是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为指导，才能克服一些关于共同富裕问题的片面的和错误的认识。 （二）我党领导人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及其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随着实际情况的不断发展变化，我党历代领导人对共同富裕问题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广大农民的脱贫致富问题并认为只有通过集体所有制才能实现，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在认识上，毛泽东把共同富裕和同步富裕等同起来了。实践表明，片面强调共同富裕过程的公平，并且注重分配上的绝对平等，其结果是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损害了生产效率，导致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都比较缓慢。 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总结以往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认识。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党的十三大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上存在的两极分化趋势和现象也日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坚持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基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思想。 党的十五大以后，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锦涛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时期，我党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具有新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把“共享”列为党在新时期工作的重大理念之一。 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确立为党的事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始终坚持通过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雄伟目标。在认真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造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发展道路。在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为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创造出越来越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制度前提和各种社会条件。 （三）“共同富裕”的涵义问题探讨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党历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分别使用了“富裕”和“共同富裕”这样的一些概念，但是，都没有给“共同富裕”提供一个明确的和完整的定义。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和学术角度出发，对“共同富裕”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深入探讨。 1.“共同富裕”的一般涵义 假如我们以社会消灭了任何一个人的绝对贫困为“共同富裕”的前提，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必然包含着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第一个层次的含义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无论社会不同成员在财富占有上还存在多大的差距，由于已经实现了所有人的生活基本保障和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因而，这样的社会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共同富裕的社会。第二个层次的含义是，在这个前提之下，社会各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不大甚至很小，这样的社会当然更是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第三个层次的含义是，彻底消灭了人与人之间的任何贫富差距，正如前面所说的马克思所论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那样，这样的社会当然更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的社会。“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包含着各种不同层次的涵义，应该全面认识这些涵义，而不应该简单地用其中一个涵义代替或否定另外一些涵义。必须从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所具有的不同涵义。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的基本含义 我党历代领导人所讲的“共同富裕”，首先不是指实现所有人的绝对相同的富裕程度，而是指逐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的程度。因而，不能把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特征直接照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发展阶段上来，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认真汲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党的严重教训，仍然必须继续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方法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问题，仍然需要克服一切脱离实际的幻想和对共同富裕问题的错误理解。同时，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我们承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实现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富裕的同时，也必须把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理解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必须解决的重大任务以及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3.“共同富裕”既是目标也是手段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这一点容易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但是，我们还必须把共同富裕理解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由于共同富裕主要是指收入分配关系和状况，因此，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表征着一定的收入分配关系和状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揭示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日益扩大的或严重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必然会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从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出发，不仅把实现共同富裕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建设目标，而且也要理解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从这个角度来看，党的领导人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且提出了“必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极为深刻的论断。 4.共同富裕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 “共同富裕”本来首先反映的就是人们在物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的相对关系和状况。对于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及其关系，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进行科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和贡献，就是突破了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用“财产”这一概念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混为一谈的错误，也突破了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用“产权”代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错误。马克思明确地把“物质财富”或一般的“财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个不同的部分，并且特别强调了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对整个社会经济关系以及消费资料的分配关系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 5.共同富裕与收入分配 毫无疑问，共同富裕问题与收入分配问题密切相关。收入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因此，不能仅仅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理解共同富裕问题。同时，在认识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我们不仅要看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收入分配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还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进一步认识资本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的关系及其变动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 从各种收入的类型和名称来看，虽然种类很多，但是，大体上仍然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由土地、资本、专利等带来的资本性收入和一般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存量财产（例如房产、现金或储蓄等）都可以转化为马克思所谓的“特有的财产”即资产（通过房屋出租可以获取租金、银行存款可以获得利息、各种金融性投资可以获得资本性收入等），从而形成资本性收入。 资本性收入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劳动收入增长速度，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极为重要的原因。因而，研究现实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不仅要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且还必须深入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影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许多具体的机制和因素。 （四）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的若干重大关系 如前所述，共同富裕是人类共同的追求与梦想。从世界范围来看，至今也没有一个国家实现马克思讲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及其绝对意义上的共同富裕。我国仍然并仍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若干重大关系，其中主要有共同富裕与经济增长、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体制、既有的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状况等的关系。 第一，经济增长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我们必须全面辩证地认识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一方面要看到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以及共同富裕之间是存在一定矛盾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它们之间统一的一面，即只有通过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不断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我国经济增长面临新的巨大压力的背景下，必须一方面把经济增长和发展摆在首要的突出位置，另一方面又必须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和内在要求。 第二，所有制结构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在既要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惟有通过公有制经济的更快更大规模的发展，才能逐步缩小全社会范围内的收入分配差距。那种以各种理由否定公有制经济、主张全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和目标是根本对立的，因而也是根本错误的。 第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必须全面认识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必须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正确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市场经济与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的现实矛盾，在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既有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状况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必须全面辩证地认识既有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状况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既定的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状况产生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既定的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状况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巨大影响，必须通过加大税收改革和实施相关配套政策，有效调节和改善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关系，使财产占有和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 （五）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在我国社会经济的现实条件下，所谓实现共同富裕，不是要实现个人财富的均等化，也不可能实现所有个人财富和收入的同速增长，而是要通过改革和一些具体的政策，逐步缩小社会各阶层和家庭之间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差距。 我们可以把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分为两个层面，即根本途径和具体途径。从根本途径这个方面来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断壮大。在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的同时，还应该注重探索各种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具体途径和政策措施。 总之，在保持经济持续中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坚持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更快更好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进一步加大财产占有以及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和政策调节力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的重要特征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既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 （一）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 我国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看成是公有制的产物，把市场经济看成是私有制的产物，从而认为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然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引发了人们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反思。 不管是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都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经济手段。政府干预的主要优点是协调，包括不同产业部门的协调、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协调、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协调等。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协调、社会公平、长期发展等问题是比较困难的。但政府干预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如果运用不当，就可能导致对经济的过度干预，降低经济效率。市场调节则借助利益关系和价格机制调节经济人的行为，一般来说微观效率比较高，但在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市场失灵现象也常常发生。因此，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应该把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恰恰为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创造了体制条件。 （二）计划经济的问题出在哪里？ 为了实现“赶超”型发展战略，我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采取的是一种以强调数量增长和以外延方式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与这种增长模式相适应，我国在50年代末初步建立了一个排斥市场机制、以国家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有目共睹，如官僚主义严重、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短缺现象严重、劳动者积极性不高、经济效率低下等。因此，为了使国民经济免于崩溃，就必须通过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 （三）市场经济为什么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所谓市场经济是指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市场是指交换的场所、渠道和纽带，而市场机制是指在市场交易关系中形成的以价格、供求和竞争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和调节的一套有机系统。若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就必须满足资源配置遵循产权规则、决策分散化、自由和平等竞争、价格协调微观决策等条件。 （四）不能用西方主流经济学解读我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尽管对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我国的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该理论体系无法完全解读我国当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大国。我国不仅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刚刚脱离贫困国家并正在从一个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发展中大国，经济不同质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二元经济并存的格局，即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并存，大量农村剩余人口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将面临一系列市场机制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发挥后发优势就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二，我国是转型中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路线以来，我国的经济转型正在不断加快，这一转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市场化，即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二是工业化，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三是国际化，即从闭关锁国的封闭社会向资源全球流动的开放社会转型，中国经济逐渐纳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四是城市化，即伴随工业化的步伐，城市化率不断提升。市场机制尽管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很难完全处理好经济转型中所面临的诸如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等经济社会等问题，而这正是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领域。 第三，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国家。我国没有复制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基本经济制度，因而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五）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由“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所推导出的市场机制能自动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结论是以具备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前提的。然而不幸的是，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竞争式的市场也仅仅存在于教科书中，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更是存在很多缺陷，尤其是受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的扭曲。当市场是不完全的时，“市场失灵”现象就很难避免。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垄断导致的市场失灵、市场不完全导致的市场失灵、分配不平等导致的市场失灵、体制不完善导致的市场失灵等。试图把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完全交由市场来承担，就必然产生与预期效果相反的结果。既然市场机制并非是尽善尽美的，那么在市场失灵的场合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就是必要的。 （六）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需要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机制 政府干预经济是指干预主体运用干预手段，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作用于干预对象，以达到预期的干预目标。事实上，依靠政府干预来匡正市场机制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 为了提高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还必须完善市场体系。因为，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条件下，许多事情完全可以由市场去做，不必由政府包办。同时，市场机制越完善，政府就越容易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的行为。 当具备比较完善的微观基础和市场机制时，政府便可以把体现社会偏好的经济参数输入市场机制，调节市场的供求状况，影响市场信号的变动，而微观主体则在利润动机的引导下对影响其利润实现的市场条件的变动做出灵敏及时的反应，进而影响资源的配置。 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互有长短，应当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一方面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以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重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七）政府应当做什么？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过程中面临着艰巨的改革与发展任务，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肯定是十分必要的。但政府调节经济的目标、方式、强度等受具体的经济环境制约。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机制依然不够健全和完善。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越来越高。因此，需要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界定政府调节的方式与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还需要在制度层面、改革层面及宏观调控、中观层面、微观层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实践证明，适度的政府干预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作用，而且有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职能做必要的分解后，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应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市场秩序、直接参与某些经济活动、制度创新、影响收入分配、影响对资源的利用、通过职能结构选择适当的经济政策来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必要的行政控制等方面发挥程度不同的作用。 （八）政府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我国市场化进程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它具有纵向推进、增量改革、试点推广、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改革等特征，即我国的改革始终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与组织下进行，改革权在行政系统内配置。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是相互替代的，即在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必将限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的退出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然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却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的。解开这一理论谜团的关键是应从解剖我国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特殊功能入手。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成为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组织。地方政府经济实力的提高所引起的谈判力量的变化导致了重建新的政治、经济合约的努力。当利益独立化的地方政府成为沟通上级政府的制度供给意愿与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需求的中介环节时，就有可能突破上级政府设置的制度创新进入壁垒，从而使上级政府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率的产权结构达成一致，导致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 （九）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选择 经济政策目标是一个系统，一般可以分为基本目标和具体目标两个层次。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又被称为最终目标，它是通过一定的价值判断及主导思想而提出的规范性概念。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认为，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可以归纳为经济稳定化、资源配置高效化和分配公平化三种。一般来说，人们都公认效率、增长、公正等是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这些基本目标又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类：效率、增长、稳定；经济福利；分配公正。 经济政策的具体目标是基本目标的派生性目标，甚至可以说是实现基本目标的条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经济政策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国际收支平衡等。 经济政策手段是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政策目标所采取的方法，它包括政策工具和实施政策方法两个方面。经济政策手段很多，通常最高层次的政策手段可划分为经济手段（主要包括财政政策手段和货币政策手段）、行政管制手段、经济法制手段和制度约束四大类。 经济政策手段总是通过相应的传导机制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的。如果传导机制与政策手段的性质不相适应或传导机制本身不完善，必将影响经济政策的效率。与行政管制手段相适应的传导机制是纵向隶属的行政机制，与经济法律相适应的传导机制是经济立法和司法系统，与经济手段相适应的传导机制是市场运行机制。由于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将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所以这里主要探讨经济手段的传导机制。 经济手段主要是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变量，实现总供求的动态平衡。由于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都是微观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要使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除了要完善财政调控体系和金融调控体系外，还必须具备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具有敏感边际行为的市场主体。这样，政策措施便可以做出理性的反映，从而达到预期的政府调节效果。 习近平经济思想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巨大的变革时代催生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指引又将极大地推动时代的变革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这是指导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把握其精髓。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重要讲话，回答了我们这样的经济大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突破。 （一）“魂”与“纲”：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体系框架 我认为，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的“魂”或可概括为“一个主义”“两个实现”“三个自信”“四个全面”“五大理念”。“一个主义”是指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旗帜和理想，要继往开来把这篇大文章续写精彩。“两个实现”，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管理制度体系的现代化；二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两个实现”，货真价实，内涵丰富，非常值得期待。“三个自信”是指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要刻骨铭心。当然，这也是我们前行的依据和基础，需要在国际比较中坚持。“四个全面”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是一个统一互动的整体，是一套行云流水的组合拳。“五大理念”是指“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棒和红绿灯，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思想。这个“魂”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当然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魂”。抓住了这个“魂”，就相当于抓住了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金钥匙”。 而从“纲”的角度看，习近平经济思想或可重点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强烈的历史担当，强调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第二，宽阔的国际视野，强调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新体制，积极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第三，真诚尊重规律，强调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第四，务实的思想作风，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五，真挚的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六，坚强的党的领导，强调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怎么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在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新形势和深刻揭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新变化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的一种战略判断。在认识新常态上，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其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二，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为新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立足时代的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是新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经济新常态，表明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把握更加成熟，对科学发展的认识更加自觉。 一是增长速度由超高速高速转向中高速。这是经济新常态的表象特征。二是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要求。三是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转向中高端水平。这是经济新常态的主攻方向。四是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五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转向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六是经济福祉由先富先好转向包容共享。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结果。新常态下需要坚持的新思维主要有：一是坚持稳中求进的总体基调，保持战略定力与平常心；二是高度重视防范各种风险，保持合理的经济发展速度；三是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四是必须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到经济发展之中，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五是牢牢把握正确方向不动摇，加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三）怎么办：用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变革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地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指导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和灵魂，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规律的深刻总结，是当代中国新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深化和提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因素。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保证。绿色发展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条件。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落脚点。习近平指出，新发展理念要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行动。习近平在讲话中从深学笃用、用好辩证法、创新手段、守住底线等方面，深刻阐明了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 （四）如何干：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讲话，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因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也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与主要问题，解决了当前我国如何干的大问题。中央提出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以来，社会各个方面都在认真研讨中央精神。我们注意到，当前社会上对供给侧的理解各式各样，有些符合中央精神，也有一些不完全符合，甚至体现出“庸俗化”、“短期化”、“绝对化”三个特点。供给侧管理不是对需求侧管理的简单代替，而是各有侧重、相互促进。供给侧改革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要搞新计划经济。供给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提出的观点有本质的区别。 对此，需要引起重视并进行正面宣传和阐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其核心是政府管理的制度和体制创新。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是释放要素市场的活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上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减）产能、去（减）库存、去（减）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新常态下，我们要更加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作用，积极释放“中国红利”，促进形成中高端水平和高效率增长。 （五）为谁干：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发展各个环节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坚强有力的指导作用，是在更新理念、更大格局、更强措施、更高水平上服务于人民的科学指南，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新思维新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包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坚定的价值追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蕴藏着推动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根本力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政治导向。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坚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牢牢把握发展为民的根本要求。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牢牢把握依靠人民的发展理念。始终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牢牢把握民意为重的评价标准。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贯彻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补齐民生短板，努力提高全体人民福祉。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让人民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创新研究 ——兼评中国土地私有化 中国改革开放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应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对改什么、朝着什么方向改、怎样改，理论界和社会上却存在较大的分歧，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这种情况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看法或主张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国内外一直有人或明或暗、或公开或私下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主要是农地私有化）。中国现在或者将来究竟应不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要合理地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不能不公开深入讨论清楚，求得正确的认识。 （一）主张土地私有化的理由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一直有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中国为什么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归纳我所看到的相关文献和听到的相关议论的观点，土地私有化论者按照他们认为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推导出的土地私有化的理论逻辑是，土地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必然带来多方面的现代化效果：一是土地私有化可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市场，使得土地能够自由买卖，从而高效配置利用土地，导致土地增值，增加农民收益，达到农村繁荣，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二是土地私有化解除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从而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土地和劳动力的需求，更好地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同时让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好处；三是土地私有化能够“还产于民”、“还权于民”，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消除特权腐败引起的贫富两极分化，使相对贫穷的农民致富，防止社会贫富不均，从而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维护社会稳定。 （二）土地私有化的谬误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可能产生多重危害：会使中国农民丧失最后一条保障线，导致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聚，加剧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使“三无农民”大量增加；他们无法待在农村，必然涌向大中城市，引起过度城市化，造成大面积“贫民窟”、城市环境的脏乱差和治安恶化，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增加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成本和困难，不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有效推进；造成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退化和建设困难，加剧中国粮食风险，无益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 经济决定政治，之所以中国土地不能私有化、农地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首先是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利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需要，其次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维持社会稳定的政治要求。如果土地私有化，再加上国有企业私有化，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共产党领导将失去其存在的所有制基础。 （三）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利与弊 中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简单地说就是农地集体所有、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经营。这种农村经济制度和组织形式既有利和得，也有弊和失。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全面推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工业化、城镇化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具备一定的保障功能，给农民提供了最后一条保障线，避免了农村大量“三无农民”的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的出现，维持了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的基本稳定。 但是中国现行的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也存在许多不足或缺陷：经营分散，规模狭小，应对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家庭生活风险的能力差，不易解决人地矛盾（人多地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小规模分散经营与规模经济的矛盾、农业的弱质性与自然条件和农民致富的矛盾、农业落后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矛盾、工业化和城镇化与三农问题严重的矛盾，难以实行农业的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在农地在农业内部的流转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现行承包制也不利于农地的合理转让、实行集中规模经营；承包周期的有限性，容易导致农民生产经营行为短期化；集体经济和土地的村镇行政化管理和民主监督的缺失。 200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不得改变”，规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和家庭承包的经营方式在现阶段还具有重要作用；没有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永久不变”，则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和家庭承包的经营方式存在问题或缺陷，不足以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和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的富裕、农村的繁荣。 （四）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演进的趋势 中国农地制度和农村经济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演进的趋势是什么？我认为，主要任务就是克服现行的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不足或缺陷、完善农地集体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方向和途径，我认为就是建设以集体经济和合作经营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回顾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土地制度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制度和生产经营方式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⑤ 一般来说，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农村经济制度和生产经营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开始前，农村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运用手工技术进行分散、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实行的是地主庄园与个体农户并存、以地主庄园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初期，随着机器大生产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及其向农村和农业的扩散和渗透，农业实现初步机械化，与此同时农业也开始雇工经营，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农场，即由农场主（农业资本家）租用地主（可能也包含他们自己拥有的一部分）土地，雇佣农业工人进行耕种，以取得农业利润，资本主义农场制逐步取代地主庄园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农村经济制度。第三个阶段是工业化中、后期，资本主义农场制度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家庭成员为主的家庭农场制度。家庭农场制度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农村的主要经济制度。 新中国的农村经济制度和生产经营方式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过程。第一个阶段是解放前，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阶段的情况相类似，农村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运用手工技术进行分散、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58年以前，土地改革消灭了在中国农村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实现了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第三个阶段是1958年以后到改革开放开始之前，在片面追求社会主义公有制“一大、二公、三纯”、认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应该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基础上，中国农村的合作社制度转变为人民公社制度。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开始以后，为了遵循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改革了人民公社制度，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农村普遍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又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由于中国现行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和家庭承包的经营方式存在种种缺陷和问题，所以必须深化农村改革。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发人深思的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理论，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⑥ 中国的农地制度、农村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为什么不应是私有制家庭农场，而应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国现代农村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工业化国家那样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制度？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多地少，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农业劳动力不到总劳动力的2%，还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不能非农化；由于要非农化的农民的数量十分庞大、数以亿计，不可能全部市民化，即使是非农化的农民，也会有相当部分只能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地少决定农户占有的耕地也不可能很多，只有重新联合起来才更有力量应对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和经营风险，所以中国的现代农村也不能像美国那样建立在私有制的家庭农场基础之上；即使采取“公司加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深加工的收入主要也会落入公司手中，农民收入增加有限，所以必须探讨更适合中国的现代农村的经济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 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建设过程中可以采取多层次的生产经营方式。第一，农户可以仍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但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农民不断减少，从而扩大农户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水平，发展、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第二，农户与农户之间，主要通过新农村实行合作经营，同时也利用其他各种行业协会、供产销合作组织开展经营合作。第三，农户与新农村之间，实行统分结合、分层经营，农户参与新农村的建设和经营，新农村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第四，农户之外的集体经济（含乡村企业），可以像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实行内部的公司化或企业化管理、外部的市场化运作。 有学者接连发表文章，质疑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认为“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对立很可能是个假问题”，“各市场经济国家民法体系关于产权的规定中并无‘集体所有制，提法”，“世界上从来没有非官非民的‘集体’”，不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民间合作社、股份制，就是“政府所有”，中国的所谓“集体所有”是“人人都有，人人都没有”，实际上成了政府官员侵犯农民利益的借口；并且提出，“什么叫‘集体’？我自己干叫‘单干’，大家一起干叫‘集体’”，集体成员应该能够自由进出，中国集体所有中的成员不能自由进出，“不能退出的‘集体’是什么意思？”⑦ 我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不少逻辑混乱和错误：第一，误解了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第二，混淆了集体制和合作制；第三，对农地集体所有的看法自相矛盾；第四，中国的集体所有制的成员并不是不能“退出”的；第五，不能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没有“集体所有制”作为理由否定中国的农地集体所有制。 我认为，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深化改革和完善的方向，应该是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内部实行政经分开，就像城镇里的工业生产经营要实行政企分开一样，农村里的农业生产经营也要实行政经分开；通过新农村全体农民选举的方式，组建独立于村镇政权机构的经济管理委员会或类似于工业企业一样的农业企业，执掌农地的所有权、确定农地的经营使用和收益分配，实行民主化、企业化管理，接受群众监督，重大决策和经济管理委员会主要成员或农业企业高管的调整、撤换必须经集体内全体成员大会讨论、投票决定。 新农村内部实行合理分工协作专业化基础上的集体经营是解决家庭承包制矛盾的根本途径。现行农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存在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一方面要求农地承包关系几十年不变、保持稳定、“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否则农地难以有效利用；另一方面农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又决定集体成员应该人人平等地分配承包地、必须随着农村人口变动不断调整承包地的分配，减人应该减地、增人应该增地，否则就不公平。我认为，在土地私有化存在多重弊端和严重后果的情况下，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新农村内部实行分工合作专业化的同时，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集中承包地，变农户家庭承包为农业作业小组专业化承包经营，其他劳动力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农业规模经营，在18亿亩耕地分散承包给几亿农民、不实行集体经营的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那么，中国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农地在农业内部的合理流转、规模经营和优化配置呢？⑧我认为可以通过新农村内部和外部两个层次的流转和集中来实现。一是在新农村内部实行合理的分工协作专业化，通过承包地回收、转让、转租等途径集中起来，组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机构，聘请新农村内外的种田能手耕种。二是地理位置相邻的新农村自愿合并，由小规模新农村转变为大规模新农村，从而实现农地和农业的更大规模的经营。 究竟如何解决数以亿计的不能离开农村的农民的生存和致富问题，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能够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经营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务的提出，使这些问题有了答案——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际上提出了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那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新农村协调并举、多管齐下、共同推进。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我们现在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时代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和表现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它的含义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全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迅速上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就是我理解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全球化可以概括为六点：一是贸易增长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二是资本流动；三是技术进步及技术扩散；四是全球化的大趋势，叫做“线上趋同”，就是很多事情越来越一样；五是全球问题，其影响范围是全球的，而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依靠全球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六是国际规则的适用性在不断提升。 （二）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变化 在这种大的背景下我们怎么看世界格局？既然每个人都知道规则重要，都想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定规则，那什么东西决定了规则的制定权？有九种因素影响着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是经济实力，二是科技实力，三是军事实力，四是人口和资源，五是社会政治的稳定与国家认同，六是本国的货币与财政，七是世界货币，八是全球治理，九是软实力。 （三）世界格局的特点和趋势 考虑到这九个因素以后，我将当今世界格局的特点概括为四点。第一，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现在还在主导着国际分工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第二，既得利益国家集团是以美国为首的，当然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但是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号召力。第三，这些国家，特别是主导国家，对国际规则敏感性大。第四，发展不均衡规律，就是多极化的形成。 有人提出未来十年到十五年世界格局有六个变化发展趋势。一是全球现行体系慢慢消解，进入各国的纷争时期，这个可能性不大。二是建立世界政府，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剩下四种情况有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新帝国主义；二是新冷战；三是多极化；第四种情况是两个集团，就是美国加上中国，也就是两国集团。 在当今的国际格局中，上述九个指标的核心就是要制定国际规则，通过国际规则的制定来反映、保障、扩展自身的利益，当然还有拓展全球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得有自己的定位。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可以用六个定语来定义。第一，社会主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在价值理念、政治制度、社会目标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带有中国的特点。第二，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问题，而且现在我们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第三，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面临着很多发展的问题。第四，我们是一个迅速发展、迅速崛起的国家，我们的增长速度非常快。第五，我们是尚未统一的国家。我们内部还有很多分裂势力，我们有很多对外资源都要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第六，我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国，这也是我们对外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 （四）中国发展的世界影响 中国的发展现在对世界造成了一系列冲击。第一个冲击是经济高速增长，科技和军事、专利与教育、军费、武器系统等等都在提升。我们大量进口资源，对资源的需求迅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很大。第二个冲击是货币，就是中国在货币金融领域的影响。第三个冲击是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国现在正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第四个冲击是价值观念与发展道路。中国的价值理念、官方理念、模式、组织社会生产的方式、社会发展等等显示出了另外一种道路，而且它的生命力还很强。所以大家开始讨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这也是中国的软实力。我们用我们的成绩指明了人类发展的另外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各国结合自己的实际，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 西方国家有一些目标：一是维护现行规则；二是维护现行的国际分工格局，维护技术垄断、标准垄断、金融产品等等；三是维护现行的全球货币体系；四是维护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标准的价值；五是维护军事模式，扩展帝国交易，主要是指新帝国主义。西方国家用它们的思想、价值观念、政治制度使中国西化，分化中国，使国家分裂，制造混乱。此外，西方国家还有经济战等各种具体的手段。 （五）新时期中国的对外战略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复兴具体来讲主要有这么几类：一是民族富强；二是国家富强，实现祖国统一，保证我们的主权领土安全；三是深度地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四是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真正成为世界货币，在计价、结算和储备的过程中都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货币；五是价值改造，中国道路、中国文化、中国形象真正在世界上得到尊重，成为大家的榜样。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绝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势力。主权、安全、发展构成了中国涉外安全利益三大支柱。主权、安全和发展三个都非常重要，但是基础还是发展，发展是物质基础。第二是资源，我们缺资源，我们要防止供应中断。第三是技术进步。第四是货币金融，涉及到金融合作、金融安全还有人民币国际化。最后是国际规则，努力让国际规则、国际制度慢慢变得中性化而不是非中性化，这涉外我们发展利益的核心。 今天这个世界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今天必须利用经济较快增长，增加自身发展条件。我们必须依靠内需的动力发展，利用国际市场扩张，增加出口的条件。这些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要加快转向创新驱动，利用现有的规则招商引资，促进发展的条件发生变化。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条件，统筹国际国内事务，统筹政治、经济、外交。中国的发展是离不开整个世界的发展的，我们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争取在未来的十年当中真正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们的两个百年目标，这是我们当代中国的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 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历史观的要求，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更是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学说，生产关系运动规律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源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及其变化。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在分析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历史运动中，认识生产关系演变运动特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不断推动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不断推动中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无科学方法和正确历史价值取向，也无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从根本上来说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并且逐渐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超越，才能得到历史的证明。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无充分的历史根据，也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运动的规定。这就要求在整个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总体布局，坚持科学发展。要深刻认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规律，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规律，否则就会偏离中国的客观实际，也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是正确认识改革实践的关键，是推动改革的基本动因，更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改革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历史内容，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对于改革的实践经验总结，无疑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历史要求，也构成其基本使命。而要正确认识改革，则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一是改革作为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制度创新，其根本动因只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否则就会使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盲目改革，不能面对严重束缚和阻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弊端和政策漏洞，不敢或不想改革。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把改革理解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理解为改革一切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缺陷，否则就难以正确把握改革的实质和使命，不能把改革的本质简单化为“华盛顿共识”所说的私有化下的市场化，不能无视生产关系的实质，否定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改革的必要性，统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机制，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更是解放和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三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和评价改革绩效的根本标准，改革的进展不能以破坏生产力发展为代价。这既是中国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区别于其它许多转轨国家的重要经验，改革的绩效不能以主观主义的，或者武断地以西方所谓主流价值观，或者僵化地以传统保守的教条来判断，即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绩效为根本尺度，一切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都应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历史根本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自信所在。 （二）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活力在于总结中国改革的经验并使之形成系统化的学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在于统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根本特征，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根本突破，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总结和发展的重要命题，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是统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在理论上面临两方面传统的否定，一方面是正统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是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二是对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理论与实践传统的突破。我国的经济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相互统一，是对以往的经济转轨传统的重大突破。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难题也正在于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一方面市场机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在所有制上如果不具备某一些基本特征和性质，就难以满足市场机制的基本要求，说到底市场交换机制不过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定的历史运动形式；另一方面，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结构和实现方式上怎样变革才能既不失其公有制根本性质，又能真正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基本要求？这就涉及如何使之不改变公有制的根本性质而又能满足市场经济机制对所有制的基本要求的兼容问题。 （三）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坚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就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地以最低的成本化解多种发展摩擦，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缓解和减轻发展与解放生产力的阻力。这也就是最核心的政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所谓政治就是使更多的人拥护自己的事业，使反对自己事业的人越来越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分析怎样使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力量越来越增大，使阻力尽可能减小，其根本在于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 第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统一。这既是调动积极性方面的基本问题，更是转轨中的我国面临的特殊问题。改革说到底是权责利在制度上的变革，权、责、利在制度变革中的重要原则便是三者的相互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对于国企领导而言，权利、责任、利益三者在性质上和程度上必须协调，获得国有资产的相应权利，其运用这份权利在制度上就必须能够且应当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否则就不具备获得权利的前提条件。同时，履行了相应的责任，就应当予以相应的利益激励，否则就是对企业家才能的否定。最需防止的是权责利三者的脱节，使得有权利的人可以不负责任，履行责任的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因而既无效率又无秩序。权利脱离责任的约束不可能有秩序，责任脱离利益刺激不可能有效率。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 第二，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关注的特殊问题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之间差异显著，因此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模式，建立我国经济体制时也是有所不同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的是中央垂直管理的“部门主义”，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的权、责、利上并无多少独立性，突出的是中央集权。而我国则是“条块结合”，在中央垂直管理的同时，给地方政府相当大的独立的经济权利空间。好处在于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弊端则在于长期存在条块之争，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策演变，重要的便在于缓解这一矛盾。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政府治理结构问题。 第三，努力缓解改革发展的阻力。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便是化解各方面的阻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总结也能够总结的中国经验，是为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的中国智慧。包括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的关系的协调；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关系的处理；改革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之间的均衡；发展的重点与全局的统一；政策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衔接；等等，都需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予以明确。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供了实践基础。这些既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政府改革与企业改革的关系上，从以企业改革为重点逐渐转向以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为重点的转换；在企业改革上，从分配关系的改革（如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制等）逐渐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如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转变；在国企改革发展和乡镇企业发展上，以乡镇企业崛起作为增量改革推动国企改革；在价格改革上，以价格双轨制牵引整个价格体制的逐渐转换；在区域改革关系上，以设立特区示范引领全国的改革；等等，都是中国改革发展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中国改革发展开拓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提供着中国智慧。 第四，实现共同富裕是调动积极性的根本利益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的客观要求，逐渐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实现这一原则，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统一协调按贡献、按要素和全要素效率分配的激励机制。在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初次分配关系上，在地区、城乡、产业之间的分配结构上，在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上等方面，从制度、机制、政策上予以协调，切实统一效率与公平，切实在有效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更充分地体现“共享”理念。事实上，“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仅是社会主义公平、公正原则的体现，也是提高效率的根本保证，否则将既无公平也无效率。 （四）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标：坚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坚持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成长，在现阶段经济新常态的历史条件下，重要的便在于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经济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是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历史现象。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战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伪命题”。战后116个发展中国家真正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15个，大部分未能穿越，诸如“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等都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经济背景是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条件发生的根本变化。供给侧成本大幅提升，需求侧系统性疲软，若相应的发展方式仍沿袭传统，未发生改变，则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供给方面看，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国民经济总成本全面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能源及原材料成本、环境成本、技术进步成本等均大幅度提升，发展方式若不从以往的依靠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进而以扩大要素投入量为主拉动增长的模式，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和全要素效率提高为主拉动增长，则长期呈增长不可持续，短期严重失衡，很可能形成严重的“滞胀”。从需求方面看，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就投资需求而言，若在发展中忽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长期滞后于物质资本扩张，创新能力弱，即使有大量资本和储蓄，也无以有效实现投资增长，因为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缺乏产业升级空间；就消费需求而言，若在发展中忽视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收入差距显著扩大，全社会消费倾向会普遍降低，相对于经济扩张形成消费需求相对甚至绝对疲软。如果不从根本上提升创新力和社会公平程度，必然导致长期衰退和危机。在政治上，又超越历史地照搬西方民主化，超越现实可能许诺高福利，形成选民对政府的选票倒逼机制，财政赤字高居不下，陷入政治经济僵局。 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层原因在于发展理念的偏差，尤其是创新力不足，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力的不足、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发展严重失衡，公平与效率难以协调。一是发展方式转变滞后，首先源于技术创新能力低，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缺乏竞争力；二是经济制度创新滞后，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市场竞争力不足，秩序不完善、不公正，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失灵领域政府又严重缺失，缺乏公平竞争的动力保障；三是法制秩序滞后，对市场经济竞争中的私权缺乏保障，对政府的公权缺乏有效约束和规范，由此便产生普遍的“寻租”，资源配置从根本上脱离市场效率原则，而是根据寻租强度配置资源，既无效率，也无公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切实使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变到效率提升。为此，必须在发展中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总对策。而要保证这一总对策得以有效实施，则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来创造制度条件。一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真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政府在宏观调控领域、市场失灵领域、社会长远发展目标方面起主导作用。二是全面推动依法治国，真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建设，形成法治中国、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治理格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与法治制度逐步完善。当然，无论是深化经济改革，力争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发展目标的同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不断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需要也只能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因而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便成为中国现阶段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逻辑起点。 ①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②习近平于2014年8月18日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的讲话。 ③习近平于2015年7月17日在吉林调研时发表的重要讲话。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⑤简新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生产经营方式》，《理论动态》2006年第34期。 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10～1311页。 ⑦参见秦晖：《什么是“集体所有制”？》，光明网2008年2月28日；《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经济观察报》2004年11月13日；《农民地权六论》，《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9期；《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7—8日。 ⑧由于农地向农业外部的流转即农地非农化不属于农地本身的所有制和经营方式问题，再加上篇幅有限，本文只讨论农地在农业内部的合理流转、规模经营和优化配置问题。标签：基本经济制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所有制论文; 公有制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市场规律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