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分析与汉字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汉字的重新分析
重新分析(reanalysis)这个概念来自于对语言变化的观察。Langacker(1977)把重新分析定义为：没有改变表层表达形式的结构变化。
在汉字的使用和演变过程中，同样也存在重新分析现象。汉字的重新分析指的是对同一个汉字所做的又一种符合汉字系统的形体分析。这里的形体分析包括对汉字构件的拆分、对构件关系的理解和对构件功能的认定等。
汉字的重新分析一般是在整个汉字构形系统的关照下对形义关系做出分析，与流俗字源学对汉字结构的随意解释是不同的。流俗字源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随意分析汉字结构、杜撰构意。如“奶”本是从“女”、“乃”声的形声字，有人把它分析成从“女”从“乃”的会意字，说“奶”就是“一个拄着弯弯曲曲拐杖的女人”，王宁(2002:33)把这种情况叫做望形生义。望形生义的解释是对汉字进行的个体解释，与整个汉字系统的构件功能是矛盾的，在整个系统中，“乃”并没有“弯弯曲曲的拐杖”这一构意，因此这种分析是错误的。流俗字源的另一种情况是借字形分析表达某种主观意图，完全不考虑汉字的构形理据，比如人们为表达心中怨怒而把“魏忠贤”的“魏”拆成“八千女鬼”，而“八千女鬼”与“魏”的意义是不相关的。这种借汉字形体传达某种主观意图的做法，属于汉字文化学研究的内容，不是重新分析。
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即使从甲骨文算起，也已经连续使用了三四千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社会生活、语言、字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是汉字在每一历史时期都很好地完成了记录语言、记录中华文化的任务。是什么力量使汉字能够穿越历史的变迁，出色地行使着它所肩负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我们认为，重新分析能够不断赋予和补给汉字新的能量，它是汉字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重新分析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表现，也蕴含了汉字发展的许多规律，认真考察这些表现和规律，客观评价重新分析对汉字发展的影响，对于引导汉字继续健康地发展、更好地发挥其记词职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 重新分析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的表现
在汉字发展和使用过程中，人们会对汉字构形做出重新分析。重新分析不但会形成个体汉字的新理据，而且还会衍生汉字构形方式的新机制。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字形构造方式的演变
传统文字学将汉字的构形方式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会意”和“形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具有很高的能产性，而这两种构形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由最初的会意、形声发展到后来的拼合会意、拼合形声，是由重新分析完成的。
早期的“会意”构形方式并不同于今天所用的拼合会意法。王宁(2002:60)将传统的“会意字”分为“会形合成字”与“会义合成字”。会形合成是指构件以物象体现意义，并且按物象的实际状态来放置构件，如甲骨文“涉”的字形是两只脚跨在水的两边，以此来体现“涉水”之义。构件“水”和两个“止”都是象形的，三个构件按涉水的实际状况来摆放。会义合成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表义构件组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义。甲骨文的“涉”演变到小篆，两个“止”的象物性淡化，也不再写在“水”的两边，而是组成了新的表义构件“步”，“涉”的词义由“水”和“步”的意义会合生成，其构形方式变成了从“水”从“步”的会义合成字。从甲骨文到小篆，“涉”的构形方式由会形到会义的转变是在汉字自我发展的基础上由重新分析来最终完成的，重新分析是对这一演变过程的确认。重新分析的过程如下：早期汉字是象形的，通过构件的象物性及构件的相对位置传达构意；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形体的象物性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人们根据变化了的形体重新对构意做出解释，以构件独用时所记录的词义来分析构意，这样，构件的功能就从表形变成了表义，整个字的构形模式就从会形合成演化为会义合成。构形方式由会形到会义的演变大大降低了原来具象化构形的局限，使会义合成成为一种简单易行的构造方式，后来的许多会意字都是按这种意义拼合的方式构造的，如“尘”、“宝”、“体”、“灶”等。
今天用“形符”加“声符”拼合来创造形声字的方法也是对早期“形声”构形方式进行重新分析的结果。李国英(1996:11)认为：“就产生的动因来分，形声字可以分为强化形声字与分化形声字两类。”强化形声字“指增加意义或声音信息以强化它的标词功能的形声字。”例如，“祭”原以“手持肉”的“
”形会合“祭祀”之意，后又加“示”以强化其意义类别，这样原来的“”就转化为声符，整个字变成了形声字。“分化形声字是以区别为目的，在源字上累加义符或改换义符而成的”。例如，“云”本是“云朵”的象形，后借用为“云语”义，为示区别，在“云”上加义符“雨”另造“霎”字记录“云朵”义。在分化字“雲”中，“云”转化为表音构件，整个字变成了形声字。不管是强化形声字还是分化形声字，都不是形符和声符的简单相拼，源字和形声字有一个历时发展的过程，义符或声符是由源字转化而成的。但当这些不同方式转化而成的形声字叠加在一个共时层面上时，人们会对它们进行静态分析，源于不同动机的形声字就会被静态分析为“形符”和“义符”的简单相加。这种对构形方式的重新分析产生了汉字构形史上的重大革命，汉字从此找到了能产性高、系统性强的造字方法——拼合形声字。后来的许多形声字就是用这种拼合的方式构造的，如“村”、“态”、“邮”、“审”等。
2.形借
形借是不管一个字原来的音义，只借用它的字形的一种现象（裘锡圭，1988:209）。形借实际上就是对已有字形进行形体或构意的重新分析，找到这个形体与其他词义的联系，从而用一个字形来记录两个不同的词，被记录的两个词的词义都可以与该形体达成形义统一。例如，甲骨文“
（获）”字从“隹”从“又”，构意是“手里拿着鸟”，以此表示“抓获”义。这个从“又”从“隹”的字形，构意可以重新分析为：手里拿着一只鸟，强调的是“一只”而不是两只（手里拿着两只鸟就是“雙”）。这样，“”这个形体就可以用来表示“单个”的意思，于是人们就借原本记录“获”这个词的“”字来记录当“单个”讲的“叟”这个词（裘锡圭，1988:124）。这是一个对既有字形重新做构意分析的过程。从广义的造字来说，如果把造字看成是为语言中的词寻求书写符号的过程，那么形借本身就是造字，是一个不创造新形的造字过程。
有一些音借字久借不归，可能存在这样的原因：借字的形体可做重新分析从而与借义发生形义联系。如“草”本为“皂斗”义，借来记录“艸”后，久借不归。原因可能是：“草”从“艸”、“早”声，这一构形与本义“皂斗”、借义“艸”都可以发生构意联系，“草”形和“艸”义实现了偶然的形义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借“草”为“艸”不只是音借，同时也含有形借的成分，可以说是形音双借。
形借的结果是造成同形字，即两个不同的词所用的字形相同。除了形借以外，同形字还有两种来源：造字的同形和书写、演变的同形，它们不属于重新分析的范畴。
那些分头为不同的词所造的偶然相同的字形，当它们叠加在一个平面上时就成了同形字，这就是造字的同形。这种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形体蕴含几种不同构意解释的现象，实际上是几个字在造字之初就已被分别赋予的不同的形义联系，后来人们根据几个词对一个偶然同形的形体所做的几种构意解释只是一种对历史的还原，不是重新分析。比如，“体”这个形体有两种构意解释：(1)从“亻（人）”、“本”声，表示“愚笨”的意思，记录的是念“bèn”的那个词。(2)从“亻（人）”从“本”，表示“身体”的意思，记录的是念“tǐ”的那个词。我们共时地从“体”这个形体中分析出的两种构意，是在不同时期分别为“bèn”和“tǐ”这两个词构形时就已经赋予形体的，它们在发生学上是毫无关系的，不属于重新分析。
书写、演变也会造成同形字。比如隋唐碑志中“標”字有一个变异写法“摽”，这个“摽”的写法就和“擗摽”的“摽”字同形了。对书写、演变造成的同形字进行结构分析时，需将发生混同的形体分别与自己的形源认同，然后再进行分析。当我们分析“標”的变异写法“摽”的结构时，需要把“扌”认同为“木”，把“摽（標）”的构意讲成从“木（扌）”、“票”声才是合理的，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这不是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而是一个形体认同、理据追溯的过程。
3.从异写字到异构字的转变
异写字是指同一个字因写法不同而造成的形体差异。异构字是指音、义相同，而在构件、构件数量、构件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别的一组字。
汉字书写手段的发展（主要指书写工具和书写载体的历史变化）和书写单位的发展（指汉字由甲骨文的刻纹、金文的铸迹、小篆的线条发展为隶书、楷书笔画的过程）、书写的随意性、书写快捷等诸多因素都会造成汉字形体的变异。当书写的变异达到一定程度，汉字的原初理据会遭到破坏。作为表意性质的汉字，对理据的探求是识读者的普遍心理，当字形的变异达到某种程度，人们会在追求形理一致心理的促动下对变异形体做出重新分析，使之达成新的形义统一。这样，由书写变异所造成的异写字经过重新分析就达成新质——异构字。举例说明：
1職——2
——3
。《说文·耳部》：“職，记微也。从耳，戠声。”本义为识记，后用为掌管、职务等意义。在书写过程中，“耳”形逐渐变异，与系统的联系减弱，理据随之模糊。在各种变异形体中，有一种形体（见“形2”）的“耳”写得和“身”相似，而古人把所司之职视为自身分内之事，“身”和“掌管”、“职务”义有联系，于是在追寻理据的推动下，人们对变异形体“形2”进行重新分析，把义符解释为“身”，把整个字理解为从“身”、“戠”声，这样“形2”与“形1”就由书写变异造成的异写关系，经过结构的重新分析，变成了义符不同的异构关系。而有人干脆就把“形2”的义符置换为“身”，于是就有了“形3”。经过对书写变异形体“形2”的重新分析，最终形成了“形1”和“形3”这一对典型的异构关系。这样，变异字形“形2”的形义模糊状态、形体与系统的脱离状态得到了补偿。
1恥—2
——3耻。《说文·心部》：“恥，辱也。从心，耳声。”在书写过程中，出现了异写形体“形2”。“形2”右边的构件是“心”的变异，但该构件的写法与“止”的变异形体非常接近，因此又有人将“形2”的结构分析为从“耳”从“止”。“耳”本是“恥”的声符，随着语音的历史变化，“耳”与“恥”的声音渐不相合，“恥”的声音理据也就变得模糊。“止”与“耻”的声音相近，把“形2”的右边重新分析为“止”，就为这个字重构了声音理据。有人直接就把“形2”的右边置换为“止”，这就是今天通行的“耻”字的来源，它是由两个声符构成的字。
对变异形体的重新分析是人们追求字形理据的反映，这个过程本身并不产生新的形体，但经过重新分析以后，人们会根据新的理据对变异形体进行改造。从异写字到异构字的转换，在两方面维护了汉字的系统，使汉字更好地服务于记录汉语：一方面，新生成的异构形体维护了汉字构形的系统性。与形源相比，异写形体总是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异，这就使异写形体从构件到全字都脱离了与其他字的直观联系，使字形处于系统边缘；新生成的异构字使用的是合乎系统写法的构件，这就使变异形体脱离边缘状态，重新回到了系统。另一方面，经过重新分析生成的异构字，形和义的联系是清晰的，维护了汉字形义统一的表意性质。
4.本字重构
本字与本义形义统一，关系密切，本字与引申义的形义联系逐渐疏远，本字与其所承担的假借义没有形义关系。汉字在总体上所具有的形义统一的特点使据义析形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面对引申义或假借义，人们总是想从字形上找到根据，因此根据意义对字形进行重新分析，使字形结构分析与引申义或假借义相贴切，在汉字的使用过程中间或有之。
“東”本为“橐”之初文，象橐中实物以绳约括两端之形，是独体象形字。甲骨文、金文借来记录“东方”之“東”。在形义统一心理的促动下，人们将象形字“東”的结构重新分析为“日在木中”，这就与“东方”义发生了联系，字形结构就由原初的独体象形字变成了从“日”从“木”的合体字。《说文·東部》：“東，从日在木中”。因为形义贴切，从“日”从“木”的“東”就成为“东方”义的后出本字。
陳——陣。“陳”本用来记录“陈列”义，引申指“战阵”，但引申义与字形的联系已不密切。在书写过程中，“陳”的最后两笔可以连作一笔，这样“陳”右边的构件就写得近似“車”了。“車”与“战阵”义联系密切，人们就把记录“战阵”义的“陣”形的结构重新分析为从“阝”从“車”，并以这个字形作为“战阵”义的后出本字，重新实现了形义统一。
三 汉字重新分析的动因与作用
汉字的重新分析是因为发生重新分析的字可以做出两种形体分析。当第二种结构分析被文字使用者理解为某个字的默认结构时，重新分析就完成了。
为什么有些字可以做出两种结构分析而这两种分析都可以为汉字系统所接受呢？这与汉字形理联系的广泛性有关。汉字的义符只表示与其所记录词义相关的意义类别，而汉字声符的同音字又很多，因此为某个词义构形时，就可以有很多符合条件的义符与声符，上述的“職”和“”、“恥”和“耻”，虽然每一组字的构件不同或功能不同，但每一组字都可以与同一个词的意义或声音发生联系，字形与字理“79”是一致的。反过来，一个形体也可以与多个不同的词发生意义或声音联系，上述的、“草”都是这样。
为什么要进行重新分析？重新分析是为了满足人们追求构形理据的心理。汉字据意构形的特点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使用汉字的人，以形索义是每一个汉字使用者的普遍心理，比如主要以会意方式讲解字义的流俗文字学和大量的望形生义现象，就是汉字表意性在人们心目中烙下印迹的反映。上面提到的重新分析的种种表现，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字形理据的追求。人们以意义拼合的方式重新分析会形合成字，以形符、声符拼合的方式重新分析强化形声字、分化形声字，都是汉字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理据追寻的反映。人们以形借的方式为词语寻找记录符号，某些音借字的久借不归，某些假借义和引申义的本字重构，在书写变异的基础上生成异构之形，这一切都是因为借用之形或变异之形可以经过重新分析而产生新的理据，使形体与其所负载的意义或声音实现人们期望的形义统一。
但重新分析的意义不止于此。重新分析在满足人们追求构形理据心理的同时，还为汉字找到了新的构形方式。在重新分析的过程中，人们总结并创造出了汉字构造的新机制——拼合会意、拼合形声的方法，这是两种能产性高、区别度大、系统性强的造字方法，它们的出现使造字变得简便易行。从古文字阶段的后期开始，象形方式已很难创造新字形，指事的能产性本来就极差，绝大多数新字都是采用意义拼合或义音拼合的方式来构造的。
在历史上，重新分析帮助缺失理据的个体字形实现了理据重构，为一些词语找到了自己的记录符号，也为整个汉字系统找到了新的构形方式，这一切都使汉字能够穿越历史变迁成功行使其记录汉语的职能。在未来汉字的发展过程中，重新分析仍将继续发挥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