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之本质的一种揭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本质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的社会发展有一种值得讨论的取向，即走向物化的社会主义的取向。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观，是追求生产力的盲目发展，忽视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物化的社会主义”的片面发展观的反拨，质言之，就是人文化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物化的社会主义，以对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追求为标的，偏废了人的精神需求和人文追求。人文化的社会主义，并不反对物质追求和技术进步，而是把它与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人文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人们实现全面而自由地发展的手段。全面发展观的提出，意图在于纠正现实社会中的片面发展倾向，而我们所说的人文社会主义，可否看作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质的揭示？可否看作是校正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根本价值取向呢？
一、人文与人文主义
解读人文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了解“人文”与人文主义的内涵。
从字面上看，“人文”由“人”和“文”组合而成。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人能通过劳动制造和使用工具。诚然，很多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也能够使用和制造工具。在这一方面，黑猩猩与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用工具制造工具，而黑猩猩则做不到[1]。“用工具制造工具”，即人能通过劳动实践创造与发明工具，使之成为丰富与延伸人的自然器官的“人为器官”：“在劳动工具上，人好像是获得了改变他的身体构造的新的器官。从他提高到使用劳动工具以来，他给了自己的发展史以完全新的面貌：以前这个历史正如一切动物一样归结于他的自然器官的变化；现在它首先是他的人为器官的改进的历史，他的生产力增长的历史”[2]（p108）。在这一方面，动物则无能为力。有些动物只能利用现成的自然工具，至多是因应自然工具的天然属性，进行修改性的“工具制造”。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恰在于能否创造工具。当然，在这一根本区别之外，还存在一些第二性的因素，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对人与动物予以界分。例如，人所独具的丰富的精神世界、精神活动和精神创造，以及作为这种活动和创造的主要成果的语言文字。所以说，人与动物，在精神领域也同样存在着根本区别。在此意义上，人更像是精神动物或文化动物。
文者，文化、文明之谓也，即所谓人文化成。概言之，文化或文明有三个层次：器物文化（文明），制度文化（文明），精神文化（文明）。对于人类而言，文化与文明的创造，是其他任何一种动物都无可比拟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种种表现形式，如不断进步的物质技术，丰富多样的社会制度，以民主法治为特征的政治文明，以自由平等为标志的精神文明，无不彰显人类在本质上区别于动物界的人文化成之功。研究表明，有的动物也有类似于人类所拥有的“文明的”决策机制。比如野生水牛、酒瓶鼻子海豚这样一些物种，是以一致通过的方式来做决定的。在旱季，一个野生水牛群落寻找下一处草场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在一头母“头牛”的组织下，通过轮番站起，以头指示方向的方式，“投票”决定行进方向的。酒瓶鼻子海豚会花费数小时在一处海湾里来回巡游嬉戏，彼此用鼻子拱着，并奏出一曲由乌里哇啦的声音构成的海上交响乐。喧闹的声音会越来越高，当声音达到显示一致通过的高度的时候，就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比如，冲出海湾去捕鱼。民主需要时间，因此，它们每天花费几小时的时间作决定[3]（p53）。但动物的这种“文明”的决策机制，并非像人类那样，来自于社会化的、自觉的、总是趋向于最优化的发展实践，而是源自动物的生存本能与生物遗传，也即自我保护与传宗接代的本能需要。这与人类自觉的、社会化的、永不停歇的文化创造本领和进程，不可同日而语。
人文理想，或者说人文主义，其本质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把人放在首位，极力维护个人尊严的思想。这句话只说对了后一半。至于前半句，则是含混不清的。“把人放在首位”——当现实的人的需要与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为了现实的人的需要，牺牲掉他人或后人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人文与人道的吗？为了现实的人的功利需要，置自然生态环境于不可恢复与再生的险境，是人文与人道的吗？现实社会种种不择手段的物欲主义，难道不是仅仅把“追求者”这些“人”放在首位的自私行为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文主义的本质在于将人的尊严视为摆脱神定论的理性存在。这样的定义，源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神性压抑下的人性的觉醒，是当时社会背景的产物，它仅从其人性对神性的挣脱的意义看问题，不适于我们用以观照现实的社会主义。从黑格尔赋予这个词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言，人文主义被理解为人的精神上的努力，它肯定的是人对于人的崇高尊严、人的无可比拟的价值、人的广泛的能力的信仰，它力求保证人的个性的全面实现[4]（p784）。这里，无论是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还是人的信仰、人的个性，其背后无不隐藏着“自由”之本质。自由，正是人文主义的本性。“文艺复兴”一词的真正含义是自由的新生。文艺复兴运动所力图复归的，正是人性之自由本质。因为希腊人的人文理想就是自由，希腊人的人文精神就是自由精神。这里的自由和自由精神，是形而上的普遍自由，是一种理性信念，它统摄自由的种种具体形式——经济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等等。
但是，对以自由为本质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处，这就是“唯人主义”的兴起和“技术理性”的泛滥。“所谓唯人主义，是指一种特定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它以人为最高的价值中心和价值原点。从表面上看，唯人主义将人置于某种中心的地位，依照人的要求来安排世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的自由；但事实上，恰恰是在人们强调人的自我塑造具有无限可能性时，人对自由的背离开始了，这就是人的‘本质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必然损害人自身的自由发展和自由创造。”“技术理性的泛滥与唯人主义紧密相关。服从‘力量’的要求，允诺‘无限’的可能性，构成了技术理性的两大要素，并最终表现为对理性具有无限‘力量’的肯定。技术理性使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合流了：唯人主义认为，人的理性具有无限的能力，因而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技术理性可以广泛地发挥其威力。”[5]唯人主义与技术理性二位一体的所谓人本主义，很具有人道主义的迷惑性。因为它高扬的旗帜是人类自由，是以人为本。实则，在人类自由的旗帜下面，张扬着的却是“无所不能”的技术理性。当然，技术理性在其本初的理念诉求上，并非没有扩展人类自由的意涵。事实上，人类的自由也确实因为技术的进步而部分地扩展了：交通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活动半径延展了何止百倍千倍；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在信息海洋中尽情畅游的自由，甚至自由地出入于虚拟空间……但是，在为人们拓展着自由空间的同时，技术理性也在无情地消解乃至消灭着人类更为本质的自由：在技术理性的“推进”下，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变动，使人们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人们的社会交往，日渐失去至纯的心灵之交的自由品质，为功利主义因素所缠绕；天下之大，因为空气污染，人们甚至失去了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权利；百川横流，因为水质污染，身居河边却无喝水的“自由”，甚至守着河水渴死人。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顺口溜：“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说的是哪儿的境况？是淮河沿岸！说的是淮河，但又远不止淮河。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因为对经济数字的盲目崇拜和追求，造成多少条“淮河”为害一方？技术理性的泛滥，已经使世界范围的社会发展在客观上陷入背弃人文主义的迷途。
二、现实社会主义：怎样的价值取向？
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证明，物化的、技术理性的社会发展之路成本高昂，是一条歧途。走这条路，既要支出昂贵的物质资源代价，又要交付人文精神失落的巨额学费。但它还不至于被视为一条绝路。说它不是绝路，是因为先发现代化国家已经在痛定思痛中真切地反思这条弯路的“非人”之处，并对这条道路做出必要的修正，尽量为这条既成的技术理性之路安装上人文主义的灯塔，给现代化增加人文含量，实现物化发展向人文发展的转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波又一波的新社会发展思潮和运动的涌起，即是明证。“罗马俱乐部”、环境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反全球化运动等，无不或隐或显地表征着对既有现代化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西方社会对现代化程度的衡量指标的一再修订，也无不透露出对现代化之路进行人文主义校正的努力。
现实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虽然有对先发现代化国家经验教训的汲取，有着试图避免重蹈覆辙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是间接的，无切肤之感，加之对“贫穷社会主义”的后怕，对“富起来”的企盼，使我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重蹈了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当然也就生出了与西方现代化一样的通病。这也就是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根由。更深入地看，能否以对科学发展观的探讨为契机，深入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更科学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呢？人们已经和正在对此问题进行着深入的思考。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的思考，目前有这样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1.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应使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地位永久化，小资产阶级普遍化是未来的希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改革和转变现存的金融市场体制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6]。
2.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保护弱势群体。按照马克思的理想，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国家也不是专政的机器，它只具有维护劳动平等和分配平等的经济职能；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实际上是在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在西方，所谓左派政党，就是一些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党，如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工党等。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即是促进分配平等，维护社会正义。左派政党执政时，往往要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福利制度、增加就业机会、发挥工会作用、保护劳工权益。所以，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制度、模式，更多的，她是一种文化，一种制度文化——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体现社会公平。在这里，制度成为手段，是可变的，可调节的，公平才是目的，是永恒的追求，是社会主义的精髓。所谓社会主义意味着“计划经济”、“公有制”、“代表制”、“集中制”，以及“阶级斗争论”、“专政论”、“镇压机器论”等等，都是以手段代替目的、将手段神圣化的理论。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本质论”，对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功不可没。不过，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是：以民生为中心、以人为本、公平优先、人权第一，而不能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GDP第一。如果说资本主义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正像西方右派政党与左派政党的分野那样。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在保护人权，特别是在维护弱势群体权利方面比资本主义国家做得更好、更出色，否则，我们就没有资格自称为“社会主义”[7]。
上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趋向的两种看法，名异而质同。前者认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在经济上通过市场经济之路，实现无产阶级的有产化，在政治上辅之以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其实质是小康与共富。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地导致“共富”的结果。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规律，是竞争越激烈，资本越集中，贫富越分化。而且，市场经济的一项客观社会功能，是对人的物欲意念的挑逗和熏陶。在市场经济的物欲蛊惑下，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他任何意义。因此说，实现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无异于痴人说梦。后者认为，社会主义应以民生为本，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其实质是保护弱势群体。倘要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正，首先必须提高其经济地位，改善其生存条件，最终还要归结为前者所追求的小康与共富。但这样的追求，最终还是难以跳出物化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沼泽，而将人沦为物欲追求的工具。而且，二者都没有提出如何处理和协调日益严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在这层意义上，人文社会主义的提出，具有超越工具理性的意义。
三、人文社会主义：必然的价值选择
人文社会主义，新儒学大家杜维明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概念，可惜未见他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性文字。回顾社会主义实践几十年的跌宕起伏，以及资本主义发展所透露出的技术理性和物化本质，应该可以给人文社会主义的内涵一个基本定义。初步的概括，人文社会主义应该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法律至上，社会公正，文化多元，天人和谐，精神愉悦。
第一，区别于以技术理性为先导、以物化追求为标的的所谓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人文社会主义，应以精神理性为先导，以人文追求为标的，另辟蹊径的现代化观念与社会。它既要避免重蹈资本主义把人物欲化、工具化、役使化的覆辙，又不同于放弃物质基础、一味进行精神大跃进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它是在工具意义上理解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建设的，适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只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手段。
人，是动物性与文化性的复合体。动物性，往往使人追逐物欲而不择手段；文化性或者人文性，让人追求至善而讲求道德。恰是这文化性与人文性，乃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精神本质所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孔宪铎先生这样评价人类文化发展史：“人类自从采撷了第一片树叶披在身上开始就有了文化。从钻木取火到登陆月球，从入山采药到复制人类，从羊肠小道到网络大道，这一页一页的古今历史，都说明人类的发展史就是文化的发展史。遗憾的是，人类在科学上发展有余，在人文上升华不足。”[8]人的逐利本性，督促人们拼命研发能够直接带来物质利益的科学技术，而忽视与追逐物质利益不太相关的人文素养的化成；西方科学理性将物质、美善与道德分离开来的分割式思维方式，忽视了人类的物欲行为对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的负面影响；资本主义制度的逐利本性更加强化了人们的这种片面发展倾向，以至于科学技术异化为逐利的工具，成为社会霸权，生活变得日益复杂和技术化，整个人类文明受到科学理性的严重挑战。科学技术无罪，但对科学技术的误用或者说异化则是人类无可推卸的责任。克隆技术，基因复制，这些潜含着危险的生态后果和伦理后果的科学技术的误用，严重挑战着物竞天择而来的自然秩序、社会秩序、伦理秩序和人们的精神秩序；目迷五色的高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嫁接于消费品，无尽止地膨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当代消费意识形态凭借现代高科技塑造了种种消费欲望和满足这些欲望的方式，使当代消费者的本能快感得到极大满足，而快感追求又成为更大的消费动力。感官快乐泯灭了所有的人文忧患，于是，真正的精神生命必然消亡了。”[9]人文社会主义的提出，可以视作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它的信念应当是，道德高于科学，道德高于知识，道德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标杆。因此，它试图在科学技术大道的旁侧，并行修建一条人文主义大道，通过强化人文追求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以人文规范科学，制约对科学理性的误用和异化，以高尚的道德标准引领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从而复归人的文化性本质，找回失落已久的精神家园，使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幸福，更加富有人性。目前，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对以GDP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提出质疑，转而主张用人文指标如社会公平度、公民受教育程度、环境保护度等来全面衡量社会发展。这正表明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人文转向。一直以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把人文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各国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人文发展指数是把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实际人均GDP）合成为一个复合指数，以此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据最新公布的《2004年人文发展报告》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H DI）为0.745，居中等人文发展水平。但是，这个指标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未把人的精神幸福程度列入考评范围。因为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均GDP，与人的精神幸福程度并非同步关系。所以说，这个指标体系的人文含量，还有待提高。
第二，区别于人本主义、唯人独尊，宰制自然、践踏自然的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人文社会主义，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视人与自然为主体间的伙伴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互动和谐体系。天人合一，共存共荣，人们以自然为家园，诗意地栖居。人在其与自然的关系中所处的强势地位，决定了人们必须以悲天悯人的态度善待自然，珍视自然。在这里，人文社会主义即是对人本主义的反动。因为在人本主义看来，人是环境的主人，人类生存其中的环境问题，都可以由人及其所掌握的技术来解决；一些资源是无限的，可以无节制地开发，而不必杞人忧天。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本主义，其实质仍是物欲主义的。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那些物欲制造者和蛊惑者，绞尽脑汁地夸大着物质欲望及其需求，以达到误导消费、掏空消费者口袋的目的。不是社会需求决定商品生产，而是商品生产决定社会需求。现代文明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及其由此导致的生态破坏，很大程度上源于商业社会的物欲挑逗。这种以物欲为其本质的所谓人本主义，为认同人与自然是双主体关系、倡导天人和谐的人文社会主义所不容。因此，人文社会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就表现为生态主义。生态主义以人类与生物圈和非生物圈的相互依赖、相互滋润为出发点，尊重自然，尊重多元性，鼓励多元性的良性循环，不提倡过分强调“人是万物之灵”的单边主义思维[10]。人不在自然之外，更不在自然之上，而是在自然之中。“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构建的时候，人就把自己通向‘诗意地栖居’的敞开之路完全堵塞了，从而作为此在的人，便面临生存之根被拔起，家园被破坏的多重困境。”[11]需要补充的是，人文社会主义并不一味地排斥人本主义，而是认为，人本主义是有条件的，是相对的。在公民与社会或国家的关系上，必须旗帜鲜明地高扬人本主义的旗帜，通过宪法和法规限制国家权力，维护与保障公民权利，逐步推进人的自由发展的进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必须否弃唯人独尊的人本主义立场，转而采取生态主义立场，由天人对立转向天人和谐，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自然生态予以特别的保护。自2004年始，我国的绿色GDP核算框架的初步建立和试点，应当视作是我们的社会发展观向人文方向进行重大转折的一个良好开端。
第三，区别于苏联以国家为目的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上，人文社会主义是个人首位的社会主义，以个人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前苏联、东欧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与社会化的社会主义大异其趣的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化的社会主义之路。之所以称之为国家化的社会主义，是基于国家职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无限膨胀这样一个事实[12]。质言之，国家化社会主义，就是以个人为工具，以国家为目的的所谓社会主义，因而它是一种忽视人性和个人权利的社会体制。与这种国家决定论的社会主义相反，人文社会主义持个人决定论立场，国家是工具，个人是目的；国家因个人而存在，国家的意义系于个人；国家服务于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决定国家的存在方式。诚如爱因斯坦所言：“国家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也如朱厚泽的深刻体验：“社会主义者，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13]（p25）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跃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表现为党的执政理念的重大变革。执政理念是在执政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与定位，不同理念导引下的执政能力建设就会体现出不同的形态。在以往的执政过程中，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同志“见物不见人”，有意无意忽视群众利益。这种情形应当改变。执政能力的提升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而不是相反，不是把人作为手段与工具；执政是为人民执政，而不是相反，不能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再寻求什么别的利益。鉴于此，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这都是我们党在对执政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这一执政理念更加科学、更加进步、更加体现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14]。
第四，区别于苏联无视人权建设、忽视个性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人文社会主义应是弘扬人道的社会主义。过去我们回避“人道”这个词，好像一谈人道，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立场，站到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了。这是一种奇怪而僵化的思维模式，是以“斗争哲学”为思维背景的，必须破除。难道社会主义与人道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吗？社会主义就不讲人道吗？从人文主义的立场看，如果社会主义不讲人道，这样的制度要它何用？人文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邓小平反对“贫穷的社会主义”，倡导“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不就是在提倡一种不同既往的、更加注重个人的生存质量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吗？今天我们提出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在不同利益群体间强调妥协与协商；讲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生态的和谐共进；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行政许可制度，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约束政府权力，保障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正，不也是追求一种更加人道因而更富有人性的社会主义吗？
第五，区别于以苏联为代表的集权社会主义模式，人文社会主义是以个人自由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受僵化的阶级观的束缚，一直以来，“自由”身上贴着的是资产阶级的标签，因而总是谈“自由”而色变，视自由为洪水猛兽，把自由推到了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不能理直气壮地谈论自由，创造自由，以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交往中，也往往受到传统人权观与自由观的束缚，而屡屡陷于被动。今天，是到了为“自由”正名的时候了。自由是一个公共性资源，谁都可以拿来以为己用，而不是哪一阶级的独享战利品。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实质性个人自由至关重要。根据这一观点，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15]（p13）。“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15]（p30）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由已经须臾不可缺少。没有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就失去了源头活水，而沦为权力经济的点缀；没有政治自由，政治民主也就变成一句空话，所谓的《行政许可法》之类的良法也就成为摆设；没有社会自由，社会个体就不成其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一个没有迁徙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信仰自由的社会个体，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由乃社会主义的本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一共产主义原则，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性价值选择。社会主义如果不与自由相统一，不把自由作为目的性价值选择，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宗旨，它与资本主义相比较，其先进性又该如何体现呢？只不过，自由是有限度的，富有理性的，不是无所不能、无所顾忌的。在人际关系上，它以不侵害社会与他人的合法权益为条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以天人和谐的生态主义为前提，不因人的无所不能而对自然环境颐指气使，甚至肆意破坏。
结语
以不同的标准看待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制度，结论有时会大异其趣。以人文为视角或标准看待社会主义，自会使社会主义在概念上更具包容性，更富人情味，因而更具感召力。以人文为视角或标准看待社会主义，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拓展出新的目标指向，并反思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观，使我们认识到，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以生态大破坏为代价的盲目物欲追求同样不是社会主义，构建起心灵自由的居所，让人们寻找到精神栖息的家园，当是社会主义的真谛；无视人性的、空洞的国家目的论不是社会主义，尊重人权，尊重人道，尊重自由，才是社会主义的本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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