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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4-0131-05
西安事变一发生，蒋介石尚未就逮，张学良就迫不及待地于12日清晨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报告事变成功。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①从电文看，毛泽东是让周恩来在13日就赶往西安抢得先机。但令人费解的是，最早赶到西安的却是端纳，而最早得到消息的周恩来直至17日晚才到西安，此时距“日内即去”已经5天有余，比端纳整整晚了3天。查《周恩来年谱》，除13日开会之外，并无记载周恩来的任何重要活动。这种在关键时刻出现的反常现象，其中必有原因。
一 周恩来毛遂自荐赴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后，约定俗成的说法是张学良就立刻电报邀请周恩来赴西安解决难题。但是，现在能够看到的历史史料并不支持这一多年来通行的“邀请”说，因为从12月12日的文寅电起至12月17日周恩来到西安为止，西安与保安之间来往的电报中，不仅没有一份张学良对周恩来的邀请电，而且恰恰相反，都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向张学良提出赴西安的要求。
事变当天张学良从西安发往保安的文寅电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蒋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在简单叙述了有关情况后又问“兄等有何高见？速复。”②这是张学良的文寅电中对保安方面的询问而不是邀请。
毛泽东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立刻复电，嘱咐张学良“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需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最后又特别提出：“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③毛泽东显然对张学良不太放心，因此决定让周恩来前往西安，一个“拟”字明确无误地表达了保安的单边想法和要求。这就是说，最初提出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应该是保安方面的毛遂自荐，而不是张学良的主动邀请。
如果按照当时保安与西安的关系，让张学良立刻派出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应该易如反掌。因此，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在12日24时颇有把握地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说“恩来日内即去”。然而，事情却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
二 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要求不表态
从文寅电的“速复”看，张学良在事变当天确实急于知道来自保安的“高见”，对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也不可能拒绝，必定会像以往那样，迅速派出飞机迎接周恩来。但从13日起，张学良的态度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13日，毛泽东、周恩来没有等到答复，就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次提出：“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电台时刻联络。弟，东、来叩。”④对于张学良的沉默，保安方面深为不安，因为红军的电台已经得悉苏联的广播，估计张学良也已经初步了解了苏联方面的态度，因此一面说对国际方面“已有所布置”以示安抚，一面加紧催促张学良派飞机来接。电报中一连两个“拟”字，既强化了保安的要求，也反映了保安的焦虑。但张学良依然保持沉默。
张学良没有理会保安方面的催促，却在13日首先邀请了冯玉祥：“务期迅即命驾来陕，共决大计，力挽危舟。”⑤同一天，当端纳致电张学良要求来西安时，张学良立刻复电发出了邀请：“此间态度一贯，君能来此一视，甚佳。”⑥这或许就是端纳为什么在14日就到西安的原因。
13日深夜，保安还不见西安回电，不得不再次发电张学良：“恩来及同行人员计共二十人，拟于十六号午赶到肤施城外，请派飞机届时往接，并商虎城兄电告驻肤程团，烦其负责保护，如何，盼复。弟，东、来，元亥。”⑦在一连串的“如何，盼复”无果后，保安决定“先斩后奏”，去了再说。当然，电报依然用了征询张学良意见的“拟”字。
尽管保安方面已经在两天里接连三次提出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但张学良一直没有具体表态。
三 周恩来准备骑马上西安
14日，张学良终于回电保安。据《张学良年谱》与《张学良年谱》(修订本)两书记载，此电最后一句是：“红军恩来到延安时即派飞机前来。”⑧此份电报一改以往“兄”或“同志”等亲密称呼，代之以保持距离的官方字眼“红军恩来”，在张学良以往发给保安的电报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而且，这句电文也没有邀请之意，只是表达了同意周恩来前往西安的意思。换句话说，张学良同意周恩来赴西安的正式表态是在14日，这也就是周恩来为什么只能在15日一早出发的原因。但是，张学良14日的电报竟然没有像以往那样约定飞机接人的具体时间，这就给周恩来增添不少麻烦。
15日，毛泽东接到张学良14日的电报，就立刻电告张学良：“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请派飞机于十六日上午到肤施机场视察，见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⑨同一天，毛泽东又致电张学良：“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端纳停止南京正在发动的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端纳返宁，派人同去，与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接洽。”⑩照理，对这种电报应该回电确认，但张学良又是一声不吭。
16日，当周恩来到达肤施时，不仅没有见到理应等候的飞机，连肤施县城的大门也没有打开。周恩来见无人接应，更无飞机，为了争取时间，不得不一面向毛泽东告急，一面准备于17日骑马上西安。
对于这一情况，当年任中共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在延安郊外迎接周恩来的王世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我们的周总理》一书中，以“我在陕北红军时见到的周恩来”为题，比较详细地回忆了当时周恩来的决策：“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你们布置一下，让部队明天一早在飞机场上用白布摆好十字标志，并加强机场的警戒；同时再研究一下如果飞机不来怎么走法。他把目光转向我，问骑马3天能不能到西安。我说：‘延安到西安700多华里，有时还得绕道走，骑马3天可到不了，要7天时间。’周副主席又问：‘3天到不了，4天、5天行不行？’我想了想说：‘如果一天能走150多里路，5天可以到西安。’我向周副主席建议：精简人员和行李，沿途争取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帮助下，尽量加速前进，力争尽早赶到目的地。”“在工作人员动手给沿途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起草介绍信时，周副主席说：‘现在情况紧急，绝不能延误时间，有些小游击队可能不知道我们。再说，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来怎么办？’他又对着我说：‘你在这里打了多年仗，基层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同志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义写吧。’大家听了无不叹服周副主席考虑问题真是缜密周到。于是，给沿途各点负责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绍信上都署上了‘陕北省军事部副部长王世泰’的名字。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可见周恩来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骑马也必须赶到西安。
四 毛泽东要求刘鼎派卡车接周恩来
17日凌晨1点，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学良终于回电保安：“电均奉悉。”“现此间诸事顺利，一切恩来兄到后详谈。再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之革命有何批评，乞告。篠子。”(11)这个“篠”(“筿”的繁体字，通“筱”)是电报中表示17日的代码，“子”是代表时间23点至1点。这份电报反映了张学良当时极其复杂的心情，他在电报中没有用“红军恩来”，又恢复了以往的“恩来兄”称呼。这表明木已成舟的张学良经过再三考虑，对苏联的态度还抱有一丝希望，因此最后没有拒绝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但是，张学良首次明确要求保安方面必须告知苏联的真实态度，这是张学良最为关心的，也是毛泽东最为棘手的。
据当年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路易·雷纳多回忆，他是16日深夜在张学良的密室中接到17日飞肤施接人的命令。可见张学良是在下决心派出飞机后才向毛泽东发出17日凌晨那份“篠子”电报的。但令人奇怪的是，张学良在电报中依然没有明确告诉毛泽东是否派出飞机，以及飞机降落肤施的具体时间。缺乏这一关键内容，“恩来兄”就无法到西安。如果真的骑马上西安，恐怕没有十天半月是不行的。由此可见，有没有飞机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问题，其实质是要不要周恩来赴西安的问题。
先后接到周恩来准备骑马上西安的告急电报与张学良的“乞告”电报，却依然不见飞机具体消息的毛泽东，立刻回电张学良：“筱电奉悉，集力抗战甚妥。”“我们对远方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民众运动情形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恩来在肤施城外等候，请速饬肤施民团让出该城。如何，盼复。弟赵东十七日”。(12)毛泽东当然懂得张学良“乞告”的含义与分量，因此不敢再指望张学良的飞机，就一面安慰张学良以争取时间，一面于17日凌晨5时急电刘鼎：“刘鼎转李毅兄：甲、恩来昨到肤施城外，肤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乙、有何方法接恩来到西安请即示。丙、可否派武装大汽车两辆到甘泉，何日可到。弟泽东。17日5时。”(13)肤施守军根本没有接到来自西安的命令，因此拒不配合。毛泽东不得不向刘鼎告急，毕竟从甘泉到西安乘车只需一天半的时间，比骑马的速度快得多。
17日清晨，周恩来一行按照预定计划策马蓝家坪向西翻山，沿着崎岖的山路，绕过肤施城，到达杜甫川时已近中午。正准备继续沿着公路向甘泉行进时，突然听到飞机的声音。“周恩来一把勒住马的缰绳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又来接我们了，赶快折头返回肤施。’果不出所料，真是张学良派出的飞机，已降落在肤施东郊的机场上了。周恩来一行沿肤甘公路，策马急行，很快返回到肤施城郊。”(14)当天傍晚，周恩来终于乘上飞机抵达了西安。
张学良既然决定派出飞机却又不通知毛泽东，这种奇特的做法一再出现，决不是张学良无意中的疏忽，很可能反映了张学良当时非常复杂的心态：我派出了飞机，能不能接到周恩来就要看天意了。也许，此时的张学良又赌了一把，否则就无法解释张学良为何在电报中始终不明确飞机降落的具体时间。因此，周恩来之所以能够赶上飞机，除了碰巧听到飞机的声音，更可能是因为刘鼎的及时报告。
五 张学良态度微妙变化的原因
1936年10月26日19时，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王以哲每日都有电来往，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15)尽管目前还看不到可以证明毛泽东所说的“张学良与我关系更加密切”的具体史料，也难以猜测这种关系究竟密切到怎样的程度，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双方的关系显然已经不止“每日都有电来往”。但历史史实表明，这种极其亲密的关系，在文寅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致使得周恩来几乎无法顺利到达西安。
从前述电报史料中可以看出，在12月13日至17日至关重要的5天里，张学良只给保安发了2份电报，内容都是被动回答，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总是主动汇报情况和征询意见。换句话说，以12日的文寅电为终结，张学良再没有主动向保安发出电报。
这种突发现象是十分反常的。由于苏联政府不仅没有像张学良所预期或所获承诺那样的支持，反而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强烈的质疑和公开的谴责，迫使张学良不得不重新考虑事变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众所周知，失去了苏联支持这一不可缺少的基础，“三位一体”就成了空中楼阁。如果张学良事先就了解苏联的态度，他发给保安的文寅电也许就不会那么自信和乐观了。但是，张学良对保安“紧急时诛之为上”的建议还是认真考虑的。周恩来到西安的当晚与张学良会谈后，在致“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一份电报中，就非常含蓄地说：“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16)12月18日，周恩来又致电“毛泽东并中央”：“宜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彼衷心甚虑因此内战绵延，有碍抗战。”(17)周恩来的这两份电报非常重要，起码反映了两个问题：周恩来及时报告了张学良的基本态度，让毛泽东放心；张学良已经从突然的变故与失望中冷静下来，开始面对现实并及时调整了心态与策略。
张学良为何突然消极对待周恩来赴西安的要求，究其原因，也许正如有论者认为的那样：“莫斯科舆论的公开指责，共产国际指示的变卦，共产党不得已的退避和国内民众的一致反对，都是张学良原先没有估计到的，其打击、苦闷、冤屈，甚至一种被欺骗的感受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18)对于这种“被欺骗的感受”，有历史当事人作了更直白的回忆：“苏联的抨击使张学良对中共也有点怀疑。一次，张学良拿着内容载有苏联评论事变的新闻记录下楼，宋黎在楼梯下面给他让路，听见张学良似乎自言自语，说：‘我对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19)张学良那种“被欺骗的感受”，显然起自12月13日苏联报刊开始对事变的抨击。换句话说，张学良的突然“变脸”其实是根本没有料到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竟然突然“变脸”，或者更准确地说，张学良在准备事变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正确认识莫斯科和共产国际的“脸”。
顺便指出，几乎所有涉及12月15日周恩来从保安骑马出发赴肤施的著述或文章，几乎都千篇一律地描述当时的气候是大雪纷飞。但当年的日记表明，周恩来一行出发的那天并无雨雪。据当时红军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的《长征日记选》记载，1936年10月3日起至12月31日止的90余天里，期间仅10月7日、8日、13日、24日、12月15日、16日、17日等7天为阴天，其余的日子全部都是晴天，既没有下雨，更没有下雪。(20)童小鹏的《军中日记》也记载那天根本没有大雪，周恩来一行“在寒风中浩浩荡荡地离开保安城”。(21)因此，用天气恶劣来作为周恩来赴西安行程迟缓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应该说，保安与西安之间那种极其机密的飞机加汽车的现代化交通模式的突然失灵，才使得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周恩来赴西安之路倍加艰难。
以上的电报史料，也许可以说明周恩来为什么在西安事变发生后5天才抵达西安的真正原因，也可以表明事变后的局势是多么的复杂和险恶，更可以表明周恩来肩负的使命是何等的沉重和艰难。
注释：
①张友坤：《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5页。
②“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关于已将蒋介石等人扣留致中共中央领导人电”，总政治部联络部：《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1999年内部版，第282页。
③“1936年12月12日毛泽东致张学良的电报”，张友坤：《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4页。
④“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1936年12月-1937年2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⑤“张杨请冯玉祥来陕共决大计电”，毕万闻：《金风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42页。
⑥“复端纳欢迎来陕电”，毕万闻：《金风玉露——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5部，第447页。
⑦“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1936年12月-1937年02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⑧张友坤：《张学良年谱》，第1147页。
⑨“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到延安请派飞机去接致张学良电”，《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第299页。
⑩张友坤：《张学良年谱》，第1167页。
(11)“张学良致毛泽东、周恩来电”，《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第300页。
(12)“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1936年12月-1937年2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3)“毛泽东关于请接周恩来到西安致刘鼎转张学良电”，《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第302页。
(14)郝建生：《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15)“毛泽东关于我与张学良关系致彭德怀电”，《争取东北军联络工作史》，第268页。
(16)“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1936年12月-1937年2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7)“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1936年12月-1937年2月)，《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8)张雪山：“共产国际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导作用——兼论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真实动机”，《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19)“宋黎在西安事变史编纂会议上的发言”，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
(20)见伍云甫：“长征日记选”，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72辑，第71-78页。
(21)童小鹏：《军中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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