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学术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研究对象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03）01—0016—04
1807年，德国图书馆学家施莱廷格第一次使用“图书馆学”这一名词。这一概念的提出和随后提出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标志着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1]1886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图书馆馆长K·齐亚茨科在校内开办了图书馆学课程讲座，次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M·杜威在该校创办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管理学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3]至此，图书馆学从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专业教育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现代科学的学科体系结构。至今，图书馆学已经经历了近200年的历史。研究对象问题，是一门学科赖以存在的首要问题，也是一门学科生存和发展的理论起点。图书馆学从产生到现在，它的研究对象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图书馆学家探讨、研究和追寻的重要课题。在近两个世纪的学术探索中，所形成的种种学说是中外图书馆学家们所留下的孜孜不倦、不懈追求的足迹。这些学术思想在相互影响和借鉴之中，一方面形成了中外各具特色的历史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先后实现了从具体描述到理论抽象的飞跃，并在这一学术抽象的历史过程中，呈现了某种趋同和整合的学术趋势。
1 国外图书馆学关于研究对象学术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1.1 具体描述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外图书馆学者着重从物质和技术层面来研究图书馆学，把技术手段、管理方法、图书馆或图书馆事业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尚处在表层认识上，缺乏深层次上的本质上的把握。先后有以下几种代表性学术思想。
（1）从图书馆学奠基人德国图书馆学家马丁·施莱廷格提出的“图书馆整理”到稍后的弗里德里希·阿道夫·艾伯特到著名的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都十分重视图书馆的技术和方法。特别是艾伯特，他明确指出“图书馆学应当研究图书馆工作中的实际技术”。后世图书馆学家称这种学术思想为“实用派图书馆学”。
（2）英国早期的图书馆学者帕尼兹和爱德华兹主要致力于对图书馆管理思想的研究。前者是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馆长，后者是曼彻斯特市公共图书馆馆长。由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职务，决定了他们以“管理”为主线去研究问题。
（3）1931年，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提出了著名的“图书馆学五定律”。这五定律虽然是对当时图书馆的实际工作所作出的要求，并成为当时图书馆界努力奋斗的方向，但是却反映出了阮冈纳赞把图书馆作为一个整体，把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整体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
这一阶段，西方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表层描述阶段，这一时期的相应的图书馆学教育严格说来还只是一种职业技术培训教育，图书馆学处于前科学阶段，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然而，这一时期图书馆学家把图书馆工作中的“技术方法”、“管理手段”和“图书馆事业”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思想对后来的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理论抽象和深入研究的学术资源。
1.2 理论抽象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外图书馆学家对图书馆学研究由具体的表层描述阶段转入到理论抽象阶段，由对图书馆现象的研究逐渐转向对图书馆本质的探究，并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代表性思想。
（1）以美国图书馆学家，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教授巴特勒对图书馆学的研究为开端。1933年，他在其著作《图书馆学引论》一书中提出：“图书是保存人类记忆的一种社会性机械装置，而图书馆则是将图书内容移植到现今人们的个体意识之中的一个社会装置。”这说明巴特勒对图书馆的研究已上升到了理论抽象阶段，而不再是简单的具体描述。他通过研究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图书馆的社会作用，推倒了图书馆学局限于对图书馆自身的关注的思想藩篱，开辟了图书馆学研究的新境界。
（2）1954年，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斯泰特在其出版的《图书馆社会学》将图书馆学与知识社会学相联系。1965年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在其著作《图书馆与知识组织》一书中也提出了“社会认识论”的思想。社会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是两个相互重迭和交叉的学科。国内外有人认为二者实际上是同一学科的不同称谓。二者都研究社会精神的传递、人类文化的积累和社会知识的交流和发展这一复杂问题。显然，卡尔斯泰特和谢拉的思想是对巴特勒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
（3）1992年，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克在《图书馆信息服务导论》一书中认为图书馆资源是为利用而组织起来的信息集合。[6]这一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图书馆事业与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相适应的产物。
本阶段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由物质、技术的表层认识上升到理论抽象，更加注重图书馆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意义的研究，这既是认识上的一种飞跃，也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升华。这一阶段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为国外图书馆学奠定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使图书馆学由前科学逐渐发展为一门常规科学，并促成了西方图书馆学从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对西方图书馆学乃至于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国外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发展轨迹：国外图书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图书馆的实际技术到关注图书馆管理、图书馆事业建设，然后到关注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功能，最后发展到关注信息资源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2 国内图书馆学关于研究对象学术思想的历史演变与发展
“图书馆”一词在1896年才传入我国，1904年随着我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在湖南的诞生才逐渐沿用开来。因此，相对西方来说，我国图书馆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使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得以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图书馆学最新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所以起点较高。另外，加之我国重理性思辨的文化传统，于是我国图书馆学学者在研究对象的研究方面在经历了短暂的具体描述阶段之后便很快转入了理论抽象阶段。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国图书馆学学者在吸收、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图书馆学思想的同时，致力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建设，形成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学术思想。
2.1 具体描述阶段
在这一阶段，由于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刚刚起步，中国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还停留在表层认识上，这是一个必然过程。这一阶段代表性观点是“要素说”，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图书馆的各个组成要素。该学说先后有陶述先先生的“三要素说”、刘国钧先生的“四要素说”、“五要素说”，以及黄宗忠先生的“六要素说”。
2.2 理论抽象阶段
中国图书馆学学者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在经过了具体描述阶段后很快转到了理论抽象阶段。但这一理论抽象阶段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成熟的发展过程，这一阶段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大致可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
2.2.1 理论抽象前期阶段。代表性观点先后有：以刘国钧教授为代表的“规律说”、以黄宗忠教授为代表的“矛盾说”和以周文骏、宓浩、倪波等人为代表的“交流说”（包括“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
上述学术观点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思考和认识的深化，但更多的是受其它学科理论的影响。因为这些观点大多是其它学科观点的移植或套用，还没有从深层次上挖掘图书馆学自身的本质规律。如“规律说”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的发生、发展、组织形式及其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矛盾说”认为“藏与用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这两种表述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虽有一定的概括性，但是表述有失空泛，不能深入揭示图书馆学的特殊规律。“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在科学交流和情报传递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图书馆学的特殊性，但还有待深化。
2.2.2 理论抽象中期阶段。前期理论抽象阶段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虽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并未满足人们对把握图书馆学规律的理论诉求。因此，人们再一次试图从图书馆自身来寻找突破口。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事业说”。1985年吴慰慈、邵巍在其专著《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事业及其相关因素，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微观对象是指图书馆多方面的组成要素以及知识、信息；宏观对象是指图书馆与图书馆事业。[4]“事业说”的提出旨在通过对客体的研究来揭示其内在的运行机制，是对前期研究成果的总结和概括。这一学术思想在国内图书馆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占有支配地位，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影响深远。
2.2.3 理论抽象后期阶段。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开发及迅速普及和应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对与信息技术休戚相关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强烈的震撼，促使我国图书馆学者开始从更高的理论抽象层次上来思考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先后形成了下列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想。
（1）1998年叶鹰在其发表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构建》一文中将图书馆定义为“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这是指“抽象图书馆”。他认为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序化信息时空”，并认为以“有序化信息时空”作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范围极其广泛。[5]这种提法实质上是因应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网络环境对传统图书馆的冲击而对图书馆在微观要素层次上的理论抽象。
（2）1999年徐引篪、霍国庆在其著作《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中认为“图书馆是针对特定用户群的信息需求而动态发展的信息资源体系，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6]
（3）杨文祥教授在《论21世纪图书馆学学科建设方向、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一文中提出“图书馆学必须致力于对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在人类社会中作为社会文献信息的社会载体和传通媒介的作用的研究，致力于对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在社会信息化进程中作为社会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中心和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心的社会功能的研究”。[2]这一思想，实质上是在信息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对“事业说”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这一阶段的研究，从总体上来看是对前一时期研究成果的继承和深化，是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呼唤，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综观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发展过程，可以得出如下发展轨迹：
中国图书馆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认识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图书馆的构成要素、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到有序化信息时空到信息资源体系及其过程进而发展到对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社会功能，即其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利用这一社会功能的关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发展，中国图书馆学也逐渐实现了由传统图书馆学向现代图书馆学的转型与过渡，并为我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石。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反复的深化过程，因此，上述所划分的若干发展阶段，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总体轮廓，在这一总框架中，并不排除在局部范围内的若干反复的具体细节和具体过程。
3 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发展轨迹的异同
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3.1 区别
3.1.1 研究起点不同。主要由国内外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条件不一样所造成。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成以后，实现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为公共图书馆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条件；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社会，没有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对中国而言，图书馆是舶来品。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文化也随之渗透进来，图书馆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发达国家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起点是技术和方法，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任何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都是从研究技术和方法入手的；而我国的图书馆学思想是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图书馆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起点较高，因此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直接始于具有一定理论色彩的图书馆构成要素而不是图书馆实用技术和方法。
3.1.2 研究成果对世界图书馆学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不一样。西方发达国家图书馆学建立的时间比较早，再加上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使得国外图书馆学思想相对来说比较成熟，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国外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对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大于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世界图书馆学发展的影响。
3.2 联系
3.2.1 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学术思想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大体上是一致的，都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图书馆实际技术、构成要素这类表层现象到图书馆管理、图书馆事业和与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相联系的图书馆的社会功能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逐层深入的认识过程。
这一认识过程就是图书馆学研究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零星到系统，由局部到整体，由实用到理念，由静态到动态，由现象到逐渐接近本质的过程。
3.2.2 研究对象、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是科学研究活动中与科学研究主体紧密联系的三大基本要素。其中，研究对象是决定因素，不仅决定着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也决定着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的展开。因此，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每一次演变都促进了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不断更新与完善，带来了图书馆学整体的飞跃与发展。[2]
3.2.3 国内外图书馆学研究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其中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受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较深，而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对国外图书馆学研究的影响力较弱，这是需要中国图书馆学界引起足够重视的方面。
3.2.4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遍应用，社会信息化进程不断深化，知识和信息在促进社会进步、科技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因此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化，国内外图书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沿着各自的轨迹，逐渐趋向同一个方向，即逐渐从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深化到与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相关的信息资源和开发利用信息资源这一层次上来。
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历史阶段性。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研究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无论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描述还是理论抽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具有历史发展各阶段的社会历史特征，与人类社会特定的历史阶段相对应，表现了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图书馆学关于研究对象的学术思想从最初的关注图书馆实用技术和方法到图书馆管理、图书馆事业，最后发展到关注图书馆所开发利用的客体“信息资源（体系）”和与此相对应的图书馆社会功能，这是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与当代社会发展相协调、相统一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