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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时期。信息高速公路、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程序式传输设备和监控仪器，组成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力体系。目前这场生产力革命，估计将比工业革命要深刻得多、剧烈得多、迅猛得多！
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着这样一轮新的技术大革命，这轮新的技术大革命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它给我们的工业化会带来什么机遇与挑战？我们应如何重新审视传统的工业化理论与方法？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人们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信息化正改变着生产力的性质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生产力性质的划分（时代划分），大致都是以“能源——动力”的属性为尺度进行的：自然能源（动力）时代——人力（体力）、畜力；化石能源（动力）时代——煤炭、石油；电力能源（动力）时代——火力、水力发电；原子能源（动力）时代——原子能发电……。这些均属“动力驱动型”生产力。但是，进入信息化阶段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以致一些发达国家在统计GDP增长源泉时产生了巨大的困惑：按照传统的人力、资本等有形要素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进行计算，无论如何总还有50%以上（有的多达70%）的增长份额不知从何而来？后来才明白，这个巨大的份额是信息——科技的进步所带来的增长！
这说明，信息与科技这种智力因素，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驱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了。所以从总体上来说，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开始由“动力（能源）驱动型”向“智力驱动型”转变了。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生产工具的革命。如果说工业化时代生产工具的特征是用机器制造机器，那么，现代生产力的特征则是用机器控制机器。机器系统的构成，已经不仅仅是由发动机、传动机和工作机三个部分组成，而是由四个部分组成：再加上一个控制机。而且后者具有主导作用。
这样，“机器”这种生产工具，已经不仅仅是“人的体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的脑力的延伸”了。——在现代工厂里，只须一个高级技术人员按动电脑的按扭，便可以启动整个车间，使全部机器有条不紊地进行运转。从此，人彻底摆脱了“机器的奴隶”地位，而真正成为机器的主人了。
2、生产力要素结构的改变。“生产力三要素”说，显然已远远不足了。“信息——科技——管理”已成为生产力结构中的重要因素，而且是主导性的要素，可称其为“第一生产力”。因此，生产力结构正在由传统的“物力要素主导型”向“智力要素主导型”转变。以下事实提供了佐证：
——1987年至1991年，美国信息投资的收益已占到企业利润的70%；
——科技进步因素目前在世界汽车行业中已占到生产要素总和的60～80%；
——在电脑成本中，软件由60年代的20%上升到目前的80%。
显然，信息科技要素，不仅已占到生产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其他物力要素改进与革新的推动力。
3、劳动力分布与结构的改变。这首先表现为劳动力由生产领域大量转向服务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服务领域的劳务成本已占到总成本的80%。其次，表现为“白领”职工的大量增加，“蓝领”工人的大量减少。制造业工人在发达国家已下降到职工总数的10%左右，而知识工人（白领）则上升到绝大多数。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工人将是未来社会的重心”。再次，表现为少数“无人工厂”的出现。
4、管理已成为现代生产力的主导要素。各生产力要素均靠管理来协同，否则无法运转。在信息化的条件下，生产力诸要素几乎完全是在一个“控制中心”的指挥下运行的，任何一个环节、要素都无法独立调适。如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程序化的传输设备等，离开了高度科学化、程序化的管理——“脑民”的管理，将寸步难行。
二、新的生产力正改变着生产方式
显而易见，这种新的生产力已经不是旧的生产方式所能适应得了的，它正在冲破旧有的生产方式，重塑适应它发展的新方式。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经济跨国化。信息化使时间缩短，空间变窄，地球变小。目前世界跨国公司年产值已相当于世界总产出的50%，其贸易额相当于国际贸易总额的50%；相当于国际技术转让经营总额的70%。美国1987年至1992年在国外的资产增加额占全国资产总增额的35%，外资在美投资增加一倍以上，美国公司在海外子公司的销售额比美国国内全部出口额多三倍（这也说明美国以“贸易逆差”来压中国和日本是没有道理的）。
经济跨国化，促进了生产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当代经济已经开始分不清国界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西方发达国家海外生产的增长大多超过了其国内的增长，生产、管理、科研、融资、销售以及售后服务，都向本地化（即市场所在国）发展了。所以，当今的国际分工，已经开始由“产业分工”向“产业内部分工”转变。
2、增长方式转型化。总的来看，由“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由“资源投入型”向“资源利用型”转变，并将在九十年代完成这一转变过程。
这些转变又表现在：①生产技术从“高耗型”（能源、原材料消耗高）向“节约型”转变；如发达国家石油消耗总量从1979年的4100万吨降至现在的3600万吨。②生产方式从“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向“灵活性、多元性、分散性”转变；如日本1986年至1988年间，在汽车工业设备投资中，扩大规模（外延）投资的比重从19%降到11%，而新产品和高性能化投资则从20%上升到45%。这种转变，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由大工业模式向“手工作坊”的“回归”。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复旧，而是在高度自动化、社会化基础上的“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因为它是依靠工序与工具的“多功能化”，即在一个工序上设置多用途工具来生产出多种多样品式与色调的产品。这样，就由过去的“大批量、小批次”转向了“小批量、大批次”。
3、产业的轻型化。重型产业的绝对量仍会继续增加，但其比重则在下降。一般地，制造业份额下降，服务业份额上升。预计到2000年，美国、西欧、日本的服务业比重将分别达到各国GNP的82%、75%、73%。过去的钢铁企业每个雇员的投资为3——4.5万美元，现在则只要1.5——2.5万美元了。
4、国际竞争的新趋向。趋向之一：一个国家对物力资源的拥有，将逐渐不再是决定国际竞争成败的主要因素，而智力资源特别是“综合经营力”将会是决定因素。所谓“综合经营力”，是指从研究开发、产品设计、生产质量管理、营销策略、售后服务一直到顾客信息反馈等全方位的系统经营能力。这些大都属于“智力资源”的范畴。趋向之二：以低成本参与竞争的优势正在丧失。“非价格竞争”的关键是质量——而质量主要在两头：研究开发的质量和售后服务的质量。趋向之三：竞争取决于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机制（特别是需求结构与品种花色）和企业的声誉。这也是商品“个性化”需求所决定的——发达国家做衣服的又渐渐比买衣服的多了。趋向之四：国际贸易由“互补型”向“占领型”转变。尽管异质型商品的互补贸易仍在进行，但将不是主要的了，主流将是同质商品对抗式地“占领”市场份额的较量，凭借经济实力和广告攻势，打垮竞争对手，从而牢牢地控制（或垄断）市场。
三、新的生产方式将改变发展模式
根据上述信息化的大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有许多问题是值得重新研究的，而不能照套70年代以前的老框框了。
1、还需要走过去工业化那种高度城市化的老路吗？
既然在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城市不需要大量的大工厂、大办公楼（而将作业家庭化），也不需要许多大商店，“厂店云集”的城市模式将向“头脑”城市模式转变。那么，今天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该怎么办呢？是先搞大集中，将来再分散呢？还是适度考虑未来前景，不搞过度集中，而让大、中、小城市“结团”发展呢？
我们认为，应采取后一种模式。好处是：第一，可以照顾工业化阶段“聚集效应”的客观需要，即没有跳跃阶段；第二，又可减少未来城市的改造成本；第三，还可以大大缓解“城市病”。这样做的办法是：以发展中等城市为主，鼓励卫星城市发展，适度发展大城市，尽力避免城市间的产业同构化，加强产业的地域分工。这样做的前提是：超前发展交通、通讯和信息网络化。
2、企业发展还需要追求过去那种“大规模”的老路吗？
在信息化条件下，既然企业组织将由“规模化、标准化”向“小型化、灵活化”转变，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照搞大规模的大企业（托拉斯之类）呢，还是稳定中小企业，而大力发展联合式的集团化“企业群”呢？或者说是采取企业大型化基础上社会联合的老的企业规模化模式，还是采取社会联合化基础上的企业中小型化的新的企业规模化模式呢？
我们认为，应采取后一种模式。好处是：第一，单个的企业不大，便于技术更新和资源重组，“船小好掉头”，在竞争剧烈、市场变化加快的情况下，易于迎接挑战。第二，中小企业相对独立，产权效应易于到位。第三，中小企业间进行社会化联合（松散的与紧密的集团化），同样可以发挥规模化效应，强化竞争力。
这样做的办法是：对于（现有的）中小企业，不用过分鼓励“兼并”或个体扩张，而应促进其联合——在不改变法人所有权情况下的集团化，纵向的（配件总装一体化联合），或横向的（产销内部化联合）均可；对于大型企业，鼓励其适当划小核算单位，直至分解为母子公司等。
3、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应该大量流向大中城市吗？
前面已讲过了城市化的模式可能改变，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也要相应调整。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多极转移。这是中国现行的方式，但大多是自发进行的。即一方面受比较利益的驱动，“人往高处走”，发达的高收入的沿海地区成为首选的流向目标，并往往造成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受交通阻塞、信息不灵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流向沿海的不一定是沿海所需要的，留在就近或本地的也不一定就是低素质的。这种情况会产生两种不好的后果：一是沿海地区（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存在“结构失调”，进而出现“游民”阶层，影响社会治安。二是一旦欠发达地区的交通、信息条件改善，“盲流”流向发达地区的趋势会进一步加剧。
第二种选择：限制性转移。即鼓励“离土不离乡”。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思路，但事实上农民是不大会听的。如果强行这样做，则会造成小城镇盲目发展，耕地大量流失，生态环境恶化，而且工业化的成本也是最高的（因为聚集效应最小）。
第三种选择：曲线转移。即在第一种选择的基础上，用政策和文化导向，引导在外地得到“市场培训”和积累了一定资本的农民，返回故乡或欠发达地区开发实业（应尽可能集中到县城周围），推动本县（市）的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便可形成一批批以原县城为依托的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第三种选择的好处是：①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效果良好；②避免城市化过度集中或过度分散的弊端；③有利于消除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和工农差别，从根本上抑制人口过分地、盲目地向发达地区流动的势头；④有利于适应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就业方式的革命，从而可以降低未来城市改造的成本。
4、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可能会大大缩短。
由于工业化与信息化的交叉发展，渗透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肯定比过去老牌工业化国家要短。据西方学者估算：日本由过去落后发展到今天的“四小”水平，用了50年的时间，而“四小”只用了10年时间，中国珠江三角洲所用的时间不到10年。
工业化与信息化交错进行，意味着什么？首先，从积极方面来看：①后发性工业化国家，可以不必亦步亦趋地完全按照老工业化国家的旧路循序渐进，完全可能跳跃式发展。如机电一体化与信息技术的嫁接，便可以大大提高效率，缩短工业化时间，赶超发达国家。②由于经济的跨国化，使得发达国家往往会带着信息化的“礼物”打入发展中国家。这必定在客观上加快发展中国家的跳跃进程。亚洲“四小”大多数就没有像过去工业化国家那样，循着“轻工业—重工业—新兴工业”的路子走，而是由轻型的“三来一补”一下子跳跃到新兴工业（电子、通讯、新材料等）。③由于技术传播的加速，后进工业化国家可以不必从头做起搞大量基础研究，而可以直接通过购买或合作开发来得到新的技术，至少可以大大缩短科研的进程，这也为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从消极方面来看：①“信息高速公路”既有加速国际间合作与交流的一面，但也有加剧“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一面。这种斗争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同时更多地是在文化领域。法国近年来对美国文化的渗透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就是这种信号；东南亚诸国纷纷对国际联网进行管制，亦可见其端倪。这种“高速公路”有祸有福，关键在于人们要有准备，在新一轮的文化整合过程中，本民族如无充分准备，其文化可能就会被“淹灭”。②“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将会出现新的格局。从既有情况来看，一般地讨论“中心——边缘”问题已经意义不大了。在“信息化——国际化”的背景下，一方面“中心”与“边缘”国都在发生变化，“中心”已不是“铁板一块”，其多极化的格局已开始形成，中心国之间的内部矛盾加剧了；边缘国也不是“马首是瞻”的弱者，只要政策对头，也可以“异军突起”，的确也出现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另一方面，对于还没有找到正确道路与政策的“边缘”国家，它们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则更进一步拉大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说：“世界上358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超过了全球近一半人口的年收入总和。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由1960年的5700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5400美元，增大了两倍！”收入差距拉大的结果，一则使人力资本大量从不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特别是高素质人口）；非洲1／3的高中毕业以上的人口都移居到了欧洲。二则使科技差距进一步拉大。《1994年世界科学报告》指出，今天世界的科研活动80%掌握在几个工业化国家手中，其科研经费占它们GNP的2.9～12%。欧共体科研经费人均300多美元，美国600美元，日本700美元，而大部分拉美国家只有10美元，尼日利亚仅0.22美元。
四、信息化加速经济国际化
前面已讲过，信息化引致生产方式的改变，其中经济国际化就是重要的一个方面。
1、经济国际化的三大支点。
第一个支点是：信息化为经济国际化提供了生产力的基础；第二个支点是：企业的跨国化为经济的国际化提供了组织基础；第三个支点是：区域性集团化，为国际化准备着综合性的条件。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
争议的焦点是：区域化集团是贸易对抗——保护主义的产物，怎么会促进国际化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应当辩证地看待。的确，从这些区域集团产生的初衷来看，是具有排他性的一面。欧盟是为了对抗美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又是为了回敬欧盟的。目前全球这样的集团约有30个之多，涵盖了150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我们应该把集团化的主观动因同集团化的客观后果二者区别开来，特别是要区别集团内贸易的扩大是主要地来自“贸易创造”，还是来自“贸易转移”？关键在于，现有的集团如果只是具有“贸易转移”效应，其排他性就占主导；如果主要是由“贸易创造”效应而扩大相互的贸易量，则必定会推进经济的国际化进程。事实上，后者是主要的。
具体地说，集团化会推进全球化有4个依据。第一，这些区域化组织，大都不是封闭性的“地区保护圈”，保护主义不等于也不可能等于闭关自守。以欧盟为例，它本来是由排他性的动因组织起来的，但1992年统计说明，其进口总额15140.2亿美元中，来自共同体以外国家的为6116.6亿美元，占40%。这说明，即使是欧共体这种集团，也不可能成为绝对排他性的组织。第二，先在较小范围内协调经贸规则，使之与世界组织的国际惯例相适应，更为容易些，这也是一个“培训”过程，为经济国际化作准备。第三，可以强有力地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开放化和“自由化”。第四，区域化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小范围内的国际化。
2、经济国际化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经济国际化显然还仅仅是一个端倪，现在要来全面地评估其影响，还为时过早。这里只能就现有的情况，作某些科学的推理和判断。
第一个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想得到发展，欲避开“中心”，不与“中心”合作、交流，看来是行不通的了。这是因为：①信息化与国际化使世界范围的技术更新频率极大地加快了，一国的经济如不参与接轨，很快就会丧失竞争力，会使自己的贸易条件更加恶化。②过度的保护必定会弱化本国企业的生命力，实际是保护落后，削弱自身的动力机制，最终会导致本国的产业结构恶化和技术的“老龄化”。③在经济国际化的大局之下，不可能有绝对封闭的民族经济，也不可能有绝对的国内市场，如不主动出击，只能被动挨打。④对“中心”的作用要一分为二，不能绝对地只看到它消极的一面（即中心国主观意愿的一面），还应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客观效果的一面）。“中心”在当代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对依附国搞残酷的掠夺了，由于市场的饱和和本国资源优势（物质资源）的下降，中心国不得不考虑对不发达国家作某些诸如培育市场、改善基础设施、培训人力资本等等举措，目的是为了扩展其商品乃至资本的市场容量，赚更多的钱。从这方面来说，即使它们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可以利用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目前中心国的制造业大幅度地减少（相对地），为什么呢？由于中心国国内资源与工资成本的上升，制造业许多都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去了。据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世界就业状况》的报告，发达国家在电子商品、服装、皮革加工和其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过去30年中，在就业总人数的比例由37%降到24%。
据此，我认为应该建立一种新的“中心——边缘”理论：由过去的消极地评价和避开“中心”，防范“中心”，转为积极地利用“中心”来发展自己。这里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采取明确的、有力的政策。这种政策，必须符合“有防、有利、有节”的方针。
第二个判断：无论大国或小国，都必须转向“出口导向”的战略，使本国经济逐步外向化，与国际经济接轨。拉美一些国家过去就是由于过度地实行了“进口替代”而使发展出现了曲折，不很成功；而台湾等地区和国家由于及时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而获得了成功。这里的关键，也在于政府要实行适度的、明晰的“开放”与“保护”两手兼顾的政策。
这里谈一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由于APEC（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标准高于WTO（世界贸易组织），而且中国外贸额的74%都集中在亚太，所以中国只要能承受得住亚太地区自由化的冲击，就一定能经受得了世贸组织的冲击。此其一。其二，由于我国利用外资实行大量减免税政策，从而使实际征收的关税显著少于名义关税。所以如能尽快实行国民待遇原则，税基便可以扩大，税收额便可以增加，税率就可以大大降低。在未来15年内，把我国平均关税税率分别降到15%、10%和5%是可能的。
第三个判断：“赶超发展论”的提出。要义为：强力政府+赶超战略。
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格局已形成了一种“先到为君”的状态，少数几个发达大国（如七国集团）实际上控制着国际经济的走势。后来者（不发达国家）要想“后来居上”，不被侵蚀和淘汰，如不采取特殊的战略，是绝对办不到的。这种特殊的战略，可称之为“赶超战略”。“赶超战略”的主要内涵是：第一，在经济发展上，要充分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尽可能避免其走过的“弯路”，取捷径而登之；在产业发展上要直接进入，在收入分配上要避免“两极分化”的加剧，在生态上要尽力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等等。第二，在国际贸易上，既要大力接轨，又要保护民族经济，要能顶得住“中心”的种种压力与制裁，做到最大限度地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尽快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又不丧失经济独立，防止本国经济的殖民地化。第三，在国内要能最大限度、最迅速地动员资源，并能高效率地利用资源。为此，既要有意识地加速市场的培育，又要有秩序地强化宏观调控，把资源配置的浪费减到最小限度。第四，要能超前发展科技事业，加快人力资本的投入速率，在人力资源上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显然，要做到以上四点，没有一个强力政府（而听任自由主义的自流发展），是根本办不到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强力政府”，决不是那种旧式专制政府，而是一种由文化精英组成的、按民主集中制产生的、既开明又权威且具民族气节的新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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