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新中国教育60年发展——专访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新中国论文,中国论文,专访论文,见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的60载教育生涯与共和国一路走来
记者：自1949年以来，您一直未离开教育工作岗位，从一名小学教师，逐步成长为全国教育学科的带头人，请问您怎样看待个人与新中国60年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
顾明远：60年来，我与共和国同成长，是在党的教育和老师们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同时也见证了我国教育60年发展的历程。
我的中小学生活是在黑暗的年代度过的，先是8年抗战，后是3年内战。由于家境贫寒，我是靠亲戚的资助才完成了高中学业。1949年5月，我在上海任小学教师，迎来了上海的解放。不久，我得到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坐了53个小时的火车，才从上海到了北京。
到校不久，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就召开了。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我们一大早就到天安门集合，等到下午3点钟，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那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在北师大学习，都是大师级的教授给我们授课，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上课，就是参加各种活动，还到街上去演活报剧。
1951年暑假，学校党组织通知我，到燕京大学去参加留学考试。8月19日就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出发前夕，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所有留学生。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周总理。留学生纷纷上前去敬酒，我们也去了。他问我们学什么专业，我说学教育专业。他对旁边的教育部长马叙伦说：“这是你的干部。”宴会后，周总理还和同学们跳了一会舞。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我就读的是莫斯科国立列宁师范学院。在前苏联学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习原著，还要围绕原著开展课堂讨论。当时学习非常艰苦，但却受益匪浅，为我后来的教育理论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6年回国以后就回到北师大工作，一直至今。其间，我被派到北师大附中工作了4年。这对我了解中学教育的实际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这两句教育箴言就是在这4年中悟出的道理。
我国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逐步向前推进的。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好转，我的思想也被激活了。过去总是讲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我国工作的重心已转变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一再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在教育。于是，我从现代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西方工业化的关系研究入手，提出了“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的观点，虽然学界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但至今没有被推翻。在教育的微观层面上，鉴于当时的教学只重视教师的教，不重视学生的学，我提出了“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这样一个观点，当时引起了教育界的轩然大波。经过差不多10年的讨论，这个观点才总算被接受。
1980年，教育部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胡昌度教授来北师大讲比较教育，并组织了10所大学10多位教师参加进修学习。作为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兼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我组织了这次活动，之后联合学员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本《比较教育》教科书，并开始了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通过吸收各国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为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从1987年至1993年，我担任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副主席，多次参加在各国召开的会议，促进了我国比较教育界与世界各国学者的联系。
可以说，60年来，我的成长与共和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在60年的学习和工作中，老师的教诲、同事的帮助、学生的催奋，使我一步一步成长。感到惭愧的是，作为一名教育理论工作者，不能说取得了什么创新和建树，要说做了一些工作的话，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得以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
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辉煌成就与经验教训
记者：60年来，与基础教育一样，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顾明远：是的，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巨大，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教育性质的改变，二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三是教育制度的创新。
教育性质的改变。就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解放以前，我国高等教育是十分落后的，而且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有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烙印。
首先，表现在教育主权不完整，自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教会到中国办学，开办了21所高等学校。这些学校虽然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但这些教会学校把传教作为办学的主要目的，宣扬西方的思维方式，我国的教育主权受到了侵害。
其次，我国高等教育自创办开始，无论是在办学思想上，还是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深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当然，旧中国也有一批著名的高等学校，同时，在老解放区还有一批高等学校，但以干部教育为主。从总体上来讲，解放以前的高等教育的性质是为旧社会服务的。
解放以后，高等教育根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对旧教育进行了改造，使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回到人民的手中。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更加明确了办学方向：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依靠教育，明确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高等教育要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培养创新人才。
教育事业的发展。解放以前，中国高等教育十分落后，规模也很小，1949年全国高等学校只有205所，在校学生11.7万人，教师1.6万人，平均每一万名人口中，仅有高等学校学生2.2人；工农大众更是被排斥在高等学校的门外；教育结构极不合理，高等工程教育极不发达，不能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立即提出“教育为发展生产建设服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对旧教育进行改造，并积极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自1951年至1953年高等学校经过两次院系调整，改变了旧中国重文科轻理工的缺陷，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建立了地质、矿业、钢铁等专门学院，加强了农林和师范学院。现在回过头看，这次院系调整也有一些缺点，就是把一些著名综合大学的学科拆散了。但总体上说，它适应了当时经济建设对专门人才的需要。
到1965年，我国高等学校由1949年的205所增加到434所，在校学生由11.7万增加到67.4万。1951年高等学校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只占全体学生19.1％，到1965年就增加到64.6％。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2008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的在学人数达到2907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到23.3％，使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超过了俄罗斯、印度、美国，名列世界第一。
教育制度的创新。新中国60年我国高等教育一直是伴随着改革和创新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中国教育的改造，是一次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使我国教育走上了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道路。1958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当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完整的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正确方向，对我国教育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
60年代初期，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高等教育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提高的时期。首先开始对过去受过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知识分子甄别平反，同时对院校进行调整合并。高等教育开始总结10多年发展的经验教训，探索高等教育的办学道路和基本规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使高等教育走上了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培养人才的正确轨道，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逐步提高。
十年“文革”，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的秩序得以恢复。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拉开了教育全面改革的序幕，实现了全党全国在教育思想上真正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转变。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高等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培养适应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基本上立足于国内，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为了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在90年代中相继出台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安排了602个重点学科，新世纪以后又增加到800多个。这些制度创新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国际一流学科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记者：6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值得肯定，但与此同时，外界对我国高等教育仍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如办学规模盲目扩张、学术不端事件屡禁不止等，总结这60年，您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顾明远：综观新中国60年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我个人体会，觉得有几点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高等教育始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办教育。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就是教育要与社会政治经济相适应，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6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高等教育按照教育规律办学，高等教育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违背了教育规律，高等教育就受到破坏。
第二，教学、科研、服务三大职能的统一。高等教育的本质就是传承文化、创新知识、服务社会、培养人才。教学是基础，科研是核心，服务是应用，最终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这是学校与科研机构不同的地方，求真育人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
第三，高等学校要依靠教授治学，充分尊重教授的学术权利。60年的经验教训集中表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什么时候知识分子得到重视，什么时候高等教育就顺利发展，否则，高等教育就要受到损失。要在教师队伍中树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学风。克服行政化倾向和当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风气，反对学术腐败。
第四，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强与国际的联系和交流合作，吸收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切先进成果。60年来经验证明，封闭使我们高等教育僵化，落后于世界水平，改革开放以后，吸收了许多外国教育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和提高，我国许多学科达到和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
推行素质教育不易，中国仍需努力
记者：60年来，我国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顾明远：新中国教育60年的发展，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8年为前一个阶段，这是向前苏联学习，改造旧教育的时期；后一个阶段是开始探索自己的教育发展之路，在60年代初经过调整、充实、提高，逐渐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第二个阶段是十年“文革”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30多年来的伟大成绩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制度的创新、科研的繁荣四个方面。
记者：60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整体上有了很大提高，作为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素质教育也推行了很多年，可效果并不太理想。请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顾明远：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从1985年到2005年全国实现了全面普及，普及率达到98％，这是了不起的成绩。2006年义务教育法的修订是一个转折点，实现了义务教育从人民办到政府办。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有学上。如果说我们之前做到的是让孩子上学，下一步则是让孩子上好学。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今在观念、概念上，素质教育已深入人心。但实际推行起来，却步履维艰。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复杂。最主要的还是社会原因。现在的中小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父母期望高，都希望上好学校，而实际上，我国的教育发展不平衡，尽管这些年要求取消重点学校，但实际上还是存在，这就带来了激烈的教育竞争。在目前的情况下，考试仍然是相对公平的选拔手段，学校、家长看重的自然是“分数”，于是不断给学生增加学业负担，根本顾不到素质教育。这是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一个“怪圈”。
其次，我们一直习惯用一种模式要求学生，用一种水平要求学生，这样很容易抹杀学生的个性。从微观来说，一个班的学生人数太多，很难照顾到每个学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记者：那么，怎样才能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呢？
顾明远：要彻底改变目前基础教育领域的现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素质教育想在短时间内有较大起色，说实话这很难。
当前我们能够做的，是各级政府要负起推进素质教育的责任，禁止往学校压升学率指标。要建立政府在推行素质教育方面的问责制。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尽可能做到教育公平，这样择校风气会好些。
为此，我国应努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使学生有多种选择，“条条道路通罗马”，每条道上都能有发展的机会。要把职业学校办成一流的，像法国、德国那样，同时提高职校毕业生的起点工资，只有这样，家长才能逐步转变观念，愿意送孩子上职业学校，不会再出现“非北大、清华不进”的现象。
基础教育应该是适合孩子的教育，现在之所以产生矛盾，是考核的方法过于单一、过于功利，把考试当成了目的。以分数论英雄，以升学率考评学校、考评教师，只有改变这种评价体系，素质教育的步子才会快一点，我们的孩子才不会陷于题海之中，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接触世界，接触生活，学习更多的知识，做更多的事，思考更多的问题，培养独立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此外，应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不设重点班或变相重点班，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有些学校对非重点班学生采取歧视政策，校长应负行政责任。要取消升中学的附加条件。还要停止“三好学生”的评选，评选“三好学生”不符合学生成长的规律，不符合教育规律。学生成长发展不是线性的，是会有曲折的，有时是会犯错误的。从小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不利于人才的培养。要树立每个学生都优秀的教育观念。
“使教师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
记者：在60年的教育生涯中，您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
顾明远：在我60年的教育生涯中，使我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推动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建立。
1980年，有一件事情刺激了我。为了编写中等师范学校学生用的《教育学》教材，我与两位同事到四川、湖北、湖南、浙江、上海等地调研。在湖北武汉时，与我同屋住的是一位劳动人事部的干部。茶余饭后闲聊时就讲到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体脑倒挂，我说我们教师的待遇也很低，特别是农村小学教师的待遇太低。他忽然说，“小学教师怎么能算是知识分子？”我说，“小学教师是教书的，有知识的人，怎么就不是知识分子呢？”他说：“你没有看到吗？农村小学教师大多是半文盲，怎么能称为知识分子呢？”这句话对我的刺激很大。的确，经过“文革”的破坏，教师队伍中充斥了许多不合格的人。因此，我就想，怎么才能让社会尊重教师呢？首先就是要使我们的教师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值得人们尊敬。
1989年5月我在《瞭望》周刊上发表了《必须使教师职业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文章，提出了“教师要具有不可替代性”的观点。我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职业，只有具有不可替代性，这个职业才能有社会地位，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如果一个职业是任何人都能担任的，则这个职业不可能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我认为这是社会职业的一条铁的规律。
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就要吸引优秀青年加入教师队伍。除了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以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是要为青年教师的发展提供条件。青年总是愿意进步的，渴望发展的。但过去教师除了短期的教学方法研讨培训外，没有提高进修的机会。为此，我从90年代初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酝酿为中小学教师开辟一个硕士专业学位。经过多年的争取，终于在1996年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4次会议的通过。我们立刻着手筹备，首先成立专家委员会，学位办公室聘我担任主任委员。
1997年教育硕士学位开始招生，参加招生的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16所师范大学。但是由于计划内名额有限，又是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因此第一年只录取了177人。这样一个数字对于我国1000万中小学教师来讲，实在是太少了。于是，经过讨论，决定走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那条路，绕开计划，采取在职申请的办法，但是只能授予学位，不能授予学历(这也是中国的特色，恐怕将来要改一改)；考试采取招生高校联考、联合出题。这可以说是一次创新。第二年采取这个办法招生就猛增至1400多人，1999年增至2000多人，2002年则招收8000人。到2007年招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大学增加到57所，全国累计招生6.5万人，有近3万名教师获得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其中绝大多数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2000多人走上了教育局长、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的岗位。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同意设立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更是值得欣慰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