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卡普：工程学传统的技术哲学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工程学论文,哲学论文,传统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和卡普(Ernst Kapp,1908-1896)是19世纪诞生于德国的同时代人物，先后对技术进行了整体研究与哲学思考。后者第一个使用技术哲学一词，而前者先于后者形成技术哲学的完整框架。两位都曾是左翼黑格尔派，经历相似，但各自走上不同道路。两人先后提出的器官延长论和器官投影论惊人地相似，却又有明显的不同。两人都开创了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但对技术解释及哲学分析各自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对此加以比较，对于今天技术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一、两位左翼黑格尔派人物经历的相近与不同
卡普和马克思都曾是左翼黑格尔派人物，经历颇为相似，但最后走上不同的道路。
卡普出生在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施塔特城一个法院职员家庭。1828年从波恩大学获得古典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威斯特法伦的一个大学预科任教。其思想受黑格尔辩证法和地理学家里特尔(Karl Ritter,1779-1859)用地理环境解释历史的著作的影响。1845年首次出版了两卷本著作《比较地理学》。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Carl Mitcham)对这部著作和一年前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都显示出想把黑格尔的能动的唯心主义翻译成坚实的唯物主义术语。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旨在把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同新的经济科学综合起来，卡普的唯物主义则是试图把历史与里特尔的新地理科学联系起来。卡普的《比较地理学》预示着今天可以称作环境哲学的那种东西”。从德文书名看，卡普试图从哲学高度上进行地理学研究。他接受了里特尔用地理环境解释历史的观点，认为地理状况，特别是河流、湖泊和海洋等水体环境对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结构与军事组织，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时，卡普进一步从客观环境进行外部的与内部的“殖民开拓(colonization)”，二者的辩证关系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认为，历史不是绝对观念的必然展开，而是人类为应付各种环境的挑战，克服对原始自然环境的依赖所作努力的特殊纪录。他设想，如果对自然环境进行外部的殖民开拓，铺之以对人类环境进行内部的殖民开拓，既通过农业、采矿、建筑等进行空间耕耘，又通过从语言到电报通信系统进行时间耕耘，将世界语、符号学和各种发明联系起来，以完美的形式建立一种“万能电报学”，那么地球和人类家园便将完全改观。这似乎是构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但这个“万能电报学”，仿佛是对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的国际互联网，作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科学预言。
1849年，卡普出版了一本题为“立宪专制主义和立宪自由”的小册子，遭到起诉并被放逐，流亡到美国德克萨斯中部一块由德国开拓的殖民地。他在那里生活了20年，其间经历了南北战争。在政治上他反对奴隶制，但他在田野上的生活更多地是同工具与机器打交道。这为他后来回国创建以工具是“器官投影”这一观点为核心的技术哲学，积累了厚实的生活基础。
马克思出生在莱茵省特里尔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835年，他考入了波恩大学。7年前卡普曾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两个可算得上是未曾谋面的校友。有趣的是，卡普写的是关于雅典国家的学位论文，却开始了地理学研究的学术生涯，而马克思写的是希腊自然哲学的学位论文，却投身于社会活动和社会经济问题研究融为一体的政治生活中。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被迫流亡到巴黎和布鲁塞尔，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和著述。由于深受费尔巴哈《论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唯物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参加革命活动，一方面致力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很快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当时未能发表的著作，代表了马克思这一转变的重大飞跃。
1849年，同卡普一样，马克思再度被放逐。不过卡普是作为左翼黑格尔派激进分子被放逐，而马克思则是作为共产主义者被放逐。因此，马克思没有像卡普那样选择远离欧洲革命活动中心的美国，而是流亡到工人运动活跃的伦敦。
让我们再回到米切姆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比较地理学》两部著作的比较上。卡普在其著作中，虽然试图实现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政治上主张进行社会环境内在的殖民开拓，但是，无论在哲学上还是政治上都未能摆脱左翼黑格尔派激进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这也成为后来两人技术哲学研究范式上差异的思想根源。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阐发了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不能归结于黑格尔的历史理论和新经济科学的结合。
其中，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谈到人、社会和自然界的对立和统一，涉及到人与环境形成的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两种关系，这与卡普关于自然环境的外部开拓和人类环境的内部开拓看上去颇为相似，而实质大不相同：他不是像卡普那样借助里特尔用地理环境解释历史的观点来分析环境和历史的关系，而是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的部分”。他不是像卡普那样试图从环境的内部和外部开拓这种改良方式去建立理想的人类家园，而是明确地指出：只有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才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本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
这里须指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还阐述了“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及其本质问题。从劳动创造对象世界，把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同时实现人的对象化、外化和自然界的主体化、人化这一过程，构建了一个基于人和自然关系、人化自然进化的技术哲学基础。
二、器官延长论和器官投影论的相似与差别
卡普是第一个创立和使用“技术哲学”一词的人，而马克思却先于卡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思想框架。两人的技术哲学在某些方面颇为相似。
马克思虽没有使用技术哲学一词，但在其许多著作中，包含有大量对技术问题的哲学思考与经济学分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1847)、《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861-1863)和《资本论》(1867)等著作中，马克思从哲学、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角度，考察和总结了技术发展史，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机器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技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技术与人、自然、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技术观或技术哲学思想。毫无疑问，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是其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但鉴于它是以大量的工艺学史文献为基础的，并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为背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归于工程学传统的技术哲学。
其中，马克思从劳动过程和工艺学方面提出了关于“劳动手段的人体器官延长论”。他从分析劳动过程入手，指出：“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他还指出：“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手段”，“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马克思进一步谈到机器的发展就是社会生产器官进化的人类工艺史，是达尔文揭示的生物器官进化的自然工艺史的继续和发展。
卡普的《技术哲学纲要》(Gtundlinien einer Philosophie derTechnik,1877)，被认为是技术哲学的奠基性著作。卡普回国以后继续从事学术活动，从新的视野推进其比较地理学著作提出的环境开拓工作。该书用了一个副标题“从新观点看文化发生史”，并提出了工具和器物是人体器官投影(organ projection)的核心概念与理论。这表明卡普试图用器官投影论的新观点，通过作为技术文化的工具发生历程来解释人类文化的演进历史。1978年，为纪念技术哲学诞生100周年，该书在卡普回国后的居住地杜塞尔多夫再版。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胡宁(Alois Hhning)在《技术的沉思》一书中评价卡普的这部著作时指出：这是卡普竭力对技术的一种人类学的和文化哲学的理解。卡普认为，人体的外形和功能总是作为人类最理解的客观存在，当成创造技术的外形和功能的尺度，投影到外部环境；所有工具的源泉和本原的技术，都是建立在人的器官特别是手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人是制造器物的尺度。他指出：“在工具和器官之间所呈现的那种内在的关系，以及一种将要被揭示和强调的关系——尽管较之于有意识的发明而言，它更多地是一种无意识的发现——就是人通过工具不断地创造自己。因为其效用和力量日益增长的器官是控制的因素，所以一种工具的合适形式只能起源于那样器官。”
基于这一理论，卡普对许多器物和工具作了详尽的解释：“这样，大量的精神创造物突然从手、臂和牙齿中涌现出来。弯曲的手指变成了一只钩子，手的凹陷成为一只碗；人们从也、矛、桨、铲、耙、犁和锹等，看到了臂、手和手指的各种各样的姿势，很显然，它们适合于打猎、捕鱼，从事园艺，以及耕作。”
卡普还强调了器官投影论对工具发展的深远意义：作为器官投影，不仅工具的形状、结构和功能跟人体的器官一样，而且尺寸和数量关系也可以从人体推算出来。此外，他对视觉工具和听觉工具同人的视觉和听觉进行了比较，还把铁路描绘为人体的循环系统，把电报描绘为人的神经系统，甚至谈到人的智能与生命在工具上的映射，等等。可以说卡普已经预见到人工智能技术了。不仅如此，卡普还试图将器官投影论扩展到非工具方面，对语言文字、人类社会、国家组织机构等加以解释。这暗示出他把器官投影论从自然环境的外部开拓转向社会环境的内部开拓。
由此可以看出，卡普的器官投影论和马克思的器官延长论，确实具有惊人的类似，但略加推敲也不难看出二者的差异。
首先，就器官延长和器官投影两个概念的含义看，都表达了工具与人体器官的某种关系，而且都有词源学的根据，因为希腊语的"organon"同时表示“工具”和“器官”两种含义。但对工具和器官的关系，马克思讲的是，劳动过程中工具或机器作为劳动资料被人当作人的活动器官或生产器官，作用于劳动对象，是人的器官的延伸，所强调的是劳动者及其活动工具在人和自然关系中的作用，器官和工具之间是技术主体和技术手段的关系。而卡普说的是工具和器官之间的形状、结构和功能的一一对应关系，即映射投影关系，是对工具及技术形态发生的解释，器官和工具之间是技术模型和技术客体的关系。当然，马克思关于生产的骨骼系统、肌肉系统、脉管系统等生产器官的观点，同卡普关于铁路运行是人体循环系统的投影这一观点相当接近，但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一种类比，意在阐明劳动技术手段是一个有机整体，并不是依照人体骨骼系统等的投影来构造生产器官。
其次，工具无论是器官的延长还是器官的投影，两者都把这个过程视为人的外化和自然的人化。这个观点，马克思在1844年就提出来了。胡宁在评论时指出：卡普认为一切技术的发展最终必然是人的外化或自然的人化，得出同马克思一样的结论，但他并没有抄袭马克思的观点，大概也不是受马克思的影响，而是像马克思一样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然而，同是讲人的外化，含义却不尽相同：马克思指的是人的对象化，人的肢体延伸到外部对象，人的器官和功能通过相适应的工具和机器而得到延长和强化；卡普讲的是人体的器官投影到外部环境，产生了同器官相似的工具。同是讲自然的人化，马克思说的是自然物被人转化为人的手段、人工自然物；卡普谈的是自然物按照人的器官投影被构造为人工自然物或工具。更突出的是，马克思特别强调人和自然界的不可分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又是人的意识和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的无机身休；这是整个自然界的人化，又是人的整体外化、自然化。或者说，马克思更强调自然的人化和人化自然；而卡普更突出人体的外化和外化人体。
第三，二者都阐述了工具和技术的发展过程，从工具到机器的进化过程。卡普把技术作为一种文化，把工具和机器作为技术文化的标志，解释文化发生史，是颇有见地的。但卡普所强调的是，从工具到机器的发展反映了人体器官投影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从人体的外形、结构到复杂的功能不断投影的过程。因此，一部文化发生史，就是一部工具发展史，从而也就是一部器官投影史。而马克思则把劳动资料从工具到机器再到机器体系的进化过程，视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他认为，从工具到自动化机器体系的进化过程，是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这是由达尔文揭示的动植物器官形成的自然工艺史，到社会生产器官形成的人类工艺史的质的飞跃。因此，这实际上揭示出技术进化是自然进化、人类进化的继续和发展。显然，仅从这方面看，马克思已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卡普。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哲学的核心，是自然、人类、社会、技术诸多方面综合系统进化论背景下的技术进化论。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器官延长论和器官投影论的本质问题。如果说器官投影是卡普技术哲学的核心概念，那么，关于人是技术创造的尺度的观点，就是器官投影论的人类学本质。这可以说是曾作为发明家的卡普在理论上的升华，却也是他从用地理环境解释社会历史拓展到用人类自身解释技术文化的思想延伸。其核心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发掘和利用人的潜在功能与智能，推进技术的智能化，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马克思的器官延长论，由于它并不是其技术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关于技术本质上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这一思想，视为器官延长论的本质和核心。因为正是人创造和借助于满足社会需要、适合自身肢体的技术手段，来引起、控制和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创造技术的尺度，既可以是人体自身，又不能限于人体自身。马克思指出：“实际创造了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但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是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
三、工程学传统技术哲学的两种研究范式
马克思和卡普不仅最早构建了技术哲学，而且开创了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同是工程学传统的技术哲学，但研究范式与思路却并不相同。
把马克思和卡普的技术哲学划为工程学传统，是否准确另当别论。当代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拉普(Friedrich Rapp)按历史过程把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式，分为工程科学、文化哲学、社会批判主义和系统论四种观点。米切姆把技术哲学的传统只分为工程学和人文科学两种研究范式，对这种两分法，米切姆自己亦表示未必准确，认为至少可以再分出一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或称之为社会科学传统的技术哲学。拉普和米切姆都把卡普划入工程学传统，马克思也被米切姆归入这一传统。罗波尔和胡宁各自把马克思和卡普分别归为政治哲学与文化哲学两种研究方式。
本文把马克思和卡普的技术哲学归于工程学传统，不是基于米切姆的划界原则，而是把工程科学作为技术哲学的原点和基点。因为无论是完整的技术哲学思想（马克思和卡普），还是后来派生的技术哲学其他流派，归根结底都是人们对工程活动或工程科学及其形成的技术世界与社会后果的某种反映，而不管技术哲学家们主观上是否自觉。然而，尽管这样，从马克思和卡普两位技术哲学的工程学传统开创者看，二者的研究范式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实际上，两人的两种研究范式，是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比较地理学》两部著作中确立的。
让我们先看看卡普的研究范式。在那部地理学著作中，卡普提出了以对人类历史的地理学解释为基础的范式，认为社会历史同时受到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的影响，不过自然环境比人类自身环境影响更大。卡普并不满足于对既往历史的解释和说明，还提出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的能动的殖民开拓，但以前者的外部开拓为主，以后者的内部开拓为辅。时过35年之后，卡普的《技术哲学纲要》依然继承了这一研究范式，但转换为技术的人类学解释。
一方面，他从作为技术载体的工具与器官的关系出发，提出器官投影的思想，是立足于工程学的；另一方面，他又从工具的起源和本原，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人类学的和文化哲学的解释。一方面，工具作为器官对外部（自然）环境的投影，把器官映射移植到自然界，属于自然环境的外部开拓；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技术手段与器官的关系，反过来用于考察人类文化，并尝试将人体器官投影移植到人类自身的社会组织，这显然属于人类环境的内部开拓。因此，卡普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是一种立足于工程学、按人类学标准的技术解释模式，一种将器官投影于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开拓模式。
马克思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萌发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前所述，在那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人与环境形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人和人之间的两种关系；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关系，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看，本质上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次的关系。只有从这两种关系，亦即生产方式的总体上来把握技术整体，把握技术与人、社会、自然所构成的综合体，才能揭示出技术的本质和规律，揭示出技术、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做出“历史之谜的解答”。
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正是依据这一研究范式构建出技术哲学的基本框架。首先，他从“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出发，在工艺学的层面上，阐述了作为技术载体的劳动资料在人（劳动者）与自然（劳动对象）之间的传导作用和发展过程，提出了劳动资料是人的活动器官延长的思想，并展示了劳动资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首先是技术生产关系，进而是社会生产关系和整个生产方式的变化。接着，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视角，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分析了在生产体制由家庭手工作坊到手工业工场再到工厂制度的社会背景下，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变为机器、从单个机器到机器体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条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以及一定阶段上引起机器与劳动的对立，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立，并反过来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最后，他从中得出有关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理论，引出如何解决这些对立和冲突，如何使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在实践中实现的结论。
这里，马克思揭示了技术进就通过促进生产力变革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揭示了生产方式的变革反过来又促进生产的技术基础变革的自然历史过程。显然，这也是一个既从客观世界的整体上把握技术现象及其本质，又从技术活动和工程科学视野观察整个客观世界的过程；既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层次上，从生产力方面考察技术，也就是工艺学或工程学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又从人与人的关系的层次上，从生产关系方面考察技术，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或人文科学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由于技术本身具有不可分割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两种基本属性，特别是由于技术通过满足社会需要的各种人工自然而同时取得物质存在方式和社会存在方式，这就决定了只从工程科学或人文科学一个层面上考察技术，不可能完整地把握复杂的技术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
因此，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把马克思技术哲学划入工程学传统的技术哲学，只是确认技术哲学的工程学基础与源泉，并不意味着赞同技术哲学的单一工程学研究范式，也不意味着否定从人文科学或文化哲学对技术作必要的哲学反思，更不意味着技术哲学研究的两种途径可以截然分割开来。米切姆通过对技术哲学的两种传统的比较，对于把两种传统截然分割与根本对立起来的作法提出质疑，主张“对工程学的和人文科学的技术哲学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综合研究”。作为技术哲学的奠基人，卡普的技术哲学虽然既立足于工程学，又着眼于人类学，但更侧重于对技术的解释学方式。不过他毕竟在从工程学和人类学的统一上考察与解释技术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尝试。拉普的分析技术哲学也试图超越他所区分的几种技术哲学流派，致力于从历史分析和系统分析的结合上进行技术哲学研究。在当代技术哲学家中，拉普的研究范式同马克思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是较为贴近的。但是，拉普把技术哲学作为独立于工程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之外的学科，恰恰离开了他主张的对技术整体的系统分析。因此，卡普和拉普的研究范式仍明显地区别于马克思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
总之，马克思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式，是一种对技术的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统一的研究范式，是从人和自然、人和人两种关系的统一上把握技术的研究范式，也可以说是从工程科学和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相统一的角度把握技术的研究范式。实际上，这种研究范式贯穿于马克思的整个科学研究与著述的活动中。如果说，存在一个如米切姆所说的技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那么，这就是马克思开创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
当然，学者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角，或侧重于从工程学的角度、或着重于从人文科学的观点，开展技术哲学研究，对技术及其社会影响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这有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把技术哲学的工程学方式和人文科学方式对立分割开来，片面强调从工程科学传统向人文主义传统的转向，并不利于技术哲学的发展。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技术哲学的策源地，德国当代技术哲学各种观点和流派杂然纷呈，其中尤以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的文化哲学分析和存在主义哲学关于技术的社会批判观点影响最大。这看似一种哲学转向，然而其技术哲学的主流却始终是以不同视野面向现实的工程技术活动，对工程界感兴趣而又无暇深究的技术问题进行沉思，做出不同的解答，因而一直得到德国工程师协会的支持和赞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德国工程师协会的倡导下，技术哲学界就技术及其相关的种种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涌现出一批拥有工学和哲学双博士学位的著名技术哲学家，并出版了大量学术论著。自马克思和卡普开创技术哲学以来，德国技术哲学之所以历久不衰，就在于它无论持何种观点，大都保持着面向工程科学与技术活动的传统，以某种方式同工程学界形成学术联盟，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既认同大工程科学的共同体，而又不失去技术哲学独立学科的地位。当我国技术哲学远离工程界坐而论道之时，是否应从马克思和卡普的技术哲学传统中、从当今德国技术哲学主流中，获得某种启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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