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裕社会”精神文化冲突的写照——当代美国小说思潮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丰裕论文,思潮论文,美国论文,写照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当代小说有其复杂性、多变性和矛盾性。受50年代政治高压的影响，以及战后几十年美国社会生活产生的非政治化倾向，都酿成了一系列社会骚动，引发连锁的文化冲突，使各种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思潮显得异常活跃，也加重了思想文化领域纷纭驳杂的色彩。
任何时代的划分，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和约定俗成性。按照文学史家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标志着20世纪美国文学进入当代时期。
与参战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当代文学起始的具体背景不同，美国没有失败的羞耻，没有国土化为废墟的灾难和蒙受巨大伤亡的惨痛，更没有重建的艰难。战后的“丰裕社会”似乎使几经幻灭的“美国梦”得以重圆。然而，今天当人们回过头来看半个多世纪美国当代小说发展演变的历程时，却突出领略到其复杂性、多变性和矛盾性。这不仅凸现于整个美国文学史，而且使西方文学史上任何繁杂的阶段性文学现象都黯然失色。它作为一种象征性图象，表明战后美国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决不是“一条河流的流动，甚至不是一种合流；它存在的形式是一种冲突，或至少是一种争论”它的意义和力量正“存在于其自身的矛盾冲突中。”〔1〕
一
战后影响或者说规约小说发展的美国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生活，主要形成于两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变化的背景。”一个是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占据全球战略、经济发展等领域的“霸主”地位，另一个是其后工业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它们分别制约着美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战争给美国造成机遇，也扩张了它的野心，促使其战后在国际关系中颐指气使，由此而孵化出来的杜鲁门主义，竭力强化恐苏、反共心理和情绪，俨然要在两极对立中显示实力，充当国际宪兵。1947年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义滥觞的直接结果，标志着世界范围内冷战时期的开始。
冷战既是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感情现象，是政策的状态，也是思想的状态。它不仅表现为美国对世界事务强行、粗暴的介入，也是其国内社会生活充满压抑、沉闷、运行着冲突、反叛的表征。50年代盛极一时的麦卡锡主义，是冷战病态狂热在美国国内的典型实例。所谓“内部颠覆”的恐怖宣传，造成歇斯底里的政治迫害。政治高压挤压出一个“遵命时代”，知识界对政治噤若寒蝉，或加入赞扬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的世纪”的大合唱，或假托放浪以自保。整个社会通行的处世态度是循规蹈距、安于现状，在政治强力框定的习欲常规内“人人享受自由、平等”。这种自满自足的耽乐主义态度对个人来说掩盖着被压抑或丧失个性的痛楚，对整个社会来说则掩盖着美国民主的失败，即种族平等的失败。50年代的“冷战”给美国带来的是官僚机构的政治强化，社会政治热情的普遍消弭，知识界开始了脱离政治理想的历史转变。象诺曼·梅勒那样以激烈批评方式涉足政治的作家，在当代美国文坛上确属凤毛麟角，因此也越显其地位重要。
50年代政治高压的影响是深远的。受压在情感和文化心理上是一种反抗意识的积蓄，表现在文学创作中“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怀疑情绪，按照它们采取抽象思想的形式”，“表现出对生活威胁的一种感受”。但在理性和思维模式上，却长期出现了政治意识的真空。50年代末爆发的“垮掉的一代”地下文化运动，6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更大规模的嬉皮士和青年反文化运动，其激烈、骚动的程度，几乎达到病态的疯狂，但也仅仅是“没有纲领、没有目标”的情绪或文化心理的反抗，无法与30年代具有一定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的“文学抗议运动”相比。70年代初兴起的女权运动，给美国社会文化和文学批评增添了新的色彩，但也主要基于人权和对“男性中心”的社会传统的心理悖反，与本来意义的政治斗争相距甚远，以致60年代不断掀起的黑人抗议运动，也大大减退了原有的政治色彩，而趋同于民权运动。到了80年代，以里根主义为标志的社会改良运动，更是以超越政治为标榜，用人权、扩大社会福利等调解社会矛盾。
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看，战后几十年美国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倾向，与后工业化社会结构及其对知识界、学术界的影响有密切联系。后工业化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造就了一支以技术操作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应用型研究人员为主体的中产阶级队伍。他们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又受制于人；是知识分子，但偏重实用；善于思考，更关心财富；崇尚个性，却顺从于做“组织中人”。当代著名小说家索尔·贝娄的《雨王汉德逊》、约瑟夫·海勒的《出了毛病》，都描绘了这一类人物的典型形象。后工业化社会推崇“方法的理由”的价值观，提供了一种新模式化的社会结构类型，强调“功能的合理性”，认为手段比目的更加真实，形式和表象比内容和实质更重要，这就更加剧了美国文化本来存在的把理论当作一种“思想疾病”的倾向。其结果，导致以一系列具有超前性理性思考为主导的西方政治学传统，受到讲求实效、崇尚技术的社会学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促使知识界专注于经济上和行政管理上的问题，随之出现政治思维的枯竭和政治理想的贫乏。大多数作家不管是否意识到脱离不开政治，但都忌讳政治术语和概念，将政治表态视为空想家们的保留地。
政治思想上的贫困和逃避态度，同物质生活的富裕必然构成强烈反差，产生尖锐的矛盾，酿成一系列社会骚动，引发连锁的文化冲突。进入20世纪以来已逾不惑之年的美国，却处处表现出“青春期的精神烦恼”，带有典型的怀疑主义症状。中、下层社会的人们普遍感到过去残存的一点和谐关系，现已荡然无存。社会已成为己奋斗的个人组成的群体，社会关系只是兑现某种法定合同，自己受雇于人，无自主权，也无根基，是个体的“新的小人物”。他们急于探测、解释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处境，寻找自我的位置。正是适应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战后几十年，各种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思潮在美国显得异常活跃，加重了思想文化领域纷纭驳杂的色彩。
战后初年，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涌入美国，并迅速渗透其文化土壤，自然，美国知识界在接受法国存在主义的同时又进行了改造，使之美国化，成为社会生活直接的感知方式和实际图象。因此，受存在主义影响写成的当代美国小说在许多方面远比欧洲小说要“异化”得多。在法国，存在主义的眼光与其说是社会的，不如说是哲学的。而在美国，存在主义为人生构画的孤独、痛苦的精神状态，现存世界的荒诞性，则是一种普遍的“实在”。当代美国第一流小说家很少有不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梅勒是美国存在主义的发言人，其创作贯穿由他创立的存在主义政治观。索尔·贝娄是犹太作家群中最具有存在主义思想倾向的代表。当代最有影响的黑人小说家拉尔夫·埃利森笔下出现了染有浓厚存在主义色彩的黑人形象。60年代盛行文坛的“黑色幽默”小说，更是存在主义与美国幽默文学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即使在以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为主的约翰·契弗、杰·戴·塞林格、约翰·厄普代克的小说中，也不难看到存在主义的痕迹。
曾在20年代影响过美国文坛的弗洛伊德学说，50年代再度风行一时。美国知识界按照实用主义原则对它进行重新改造，从自我意识、自我关照的角度提出了“自我本质危机”问题。在当代美国文学中，这几乎成了普遍的主题。由于新左派和反主流文化理论家赫伯特·马库塞的宣传，美国思想文化界出现把经过篡改的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结合起来的哲学思想，单纯地强调通过意识领域的革命改革社会。泛滥一时的性解放和无政府主义暴力革命的狂热，便是这种思潮荡起的涟漪。阿尔文·托夫勒提出“第三次浪潮文明”，预言正在开始的“科技革命”必然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体制和价值观造成全面破坏，并代之以新的文明，这种预言对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强了“科学和人类价值问题”在当代美国社会的紧迫性，由此派生出一门新兴学科——未来学。它或探讨新的科学、传统人文主义及精神文化价值之间的联系，寻求协调一致的基础；或预示以上几方面失调所造成的人类灾难和价值毁灭。对美国社会持怀疑态度的作家，更将科学技术发展的畸型与城市结构的失调、生态环境的失衡、充斥社会的暴力、道德准则的倒错、民族主义宣传中军事威力的炫耀，以及日益庞大复杂的政府或商业官僚机器视为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利用想象，引入科技术语，构画了一幅高科技引发新极权主义统治，技术把生产力降为方法的悲剧性后果。“黑色幽默”作家是写此类小说的高手。托马斯·品钦以60年代流行的“热寂说”为创作动因，写了《V》（1963）、《万有引力之虹》（1973 ）等作品，对高度结构化社会的迫害狂特征作了预言性描绘。库尔特·冯尼格则在《黑夜母亲》、《猫的摇篮》等系列作品中，采用科幻小说形式，讽刺军备歇斯底里、战争在反人性、现代宗教的欺骗性，揭示“整个时代的问题。”其他60年代的“主流作家”，如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玛吉·皮尔西等，也在各自的代表作《阿达》（1969）、《时间边缘上的女人》（1976）中采用了科幻小说形式。
此外，当代社会家C·赖特·朱尔斯、 戴维·里斯曼等从分析美国中产阶级特性出发，观察“美国性格”的重大变化，广涉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制，婚姻与家庭，人口流动与城市生活，以及财富、贫困、种族关系等问题。他们的观点和预见在思想文化界也引起广泛反响。当代美国小说通常表现的个人无能为力和无足轻重，孤立意识和疏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影响。
二
在以上思想文化背景下的美国当代小说，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样式，与纷繁多姿的当代生活互为映衬。从整体上看，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渗透着“现实的绝境意识”，表现了“现实美国生活中隐藏的某种深切忧虑”和“存在主义的危机感，一种荒谬的虚无主义意识。”〔2〕
战后出现的第一股文学浪潮是战争小说，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1951）是其中的名篇。战争小说作家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与者或目击者，他们写进作品中的多是自己战时的经历和感受，主要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描写士兵、下级军官与军事机构的冲突，即人的个性与扼杀个性的权力机构之间的冲突；也有的作品用较多的自然主义笔触，描写战争中的暴力和恐惧。站在一种新的角度看，当代战争小说的时代价值在于对传统战争文学的超越，即作者关注的不是战争的本身及其后果，而是透过战争表现美国军事官僚的集权主义、扩张主义野心和政治阴谋，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倾向。梅勒因此有美国当代政治问题小说家之称。战后初期的战争小说对后来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库尔特·冯尼格的《五号屠场》（1969）都产生了影响。
战后初期的文学小阳春来得快，退得也快。不久开始的冷战，使文坛蒙受一场寒潮。出自对保守、沉闷的政治空气和学院派“高雅”文化的反叛，一些自称为“诗人、浪子、毒鬼三位一体”的年轻人创造出“地下文化”，以病态的内向性我探索和放浪形骸的“脱俗”来对抗社会，于是形成“垮掉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在小说方面的主要代表在杰克·克鲁阿克、威廉·巴勒斯等。“垮掉的一代”小说执意撇开传统，提出并实践过“自由散文”、“剪裁法”等艺术主张，打破一切固有的形式和规律，将个人情绪毫无约束地信笔发泄；情节破碎，形象粗犷，语言粗俗而富于暗示性，追求一种总体效果。“垮掉的一代”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得到梅勒等颇有影响的作家的支持。梅勒的存在主义宣言《白种黑人》，从理论上论证了“垮掉的一代”文学的意义，扩大了它的影响。但由于其本身的致命弱点，经历了短暂的兴盛之后，它于60年代初走向衰退，不久便彻底星散。但它毕竟反映并搅动了战后美国年轻一代的思想情绪，它所具有的反常和不和谐的特征，强烈影响了后来的反文化运动，以至对整个美国社会生活都产生了余震。
50年代的社会情况和造成文坛的冷寂、或激起病态的反叛，而在灰暗的背景下也不绝地流淌着现实主义小说的溪流。“战后之初，渗透现实主义精神的西方小说再度复兴的气候对美国也产生了影响。”〔3 〕文坛上先后崛起被称为“第三代”小说家的契弗、塞林格、厄普代克等。
塞林格的小说《麦田守望者》以深刻的心理洞察和准确艺术概括，再现了“丰裕社会”里美国青少年的迷惘情绪，提出严峻的社会和价值观念问题，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作。厄普代克也强调，小说家所反映的现实“是通过显微镜般的精细观察而反映出来的各种精确细节的综合”，这在当代美国小说史上实属不多见的自觉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
但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并不是“历史传统”的再现，它与19世纪欧洲“合乎规范的现实主义”、“世纪之交”享利·詹姆斯倡导的给审美和精神领悟以“具体、翔实表达”的现实主义，本世纪初辛克莱采用的揭发丑闻的现实主义，以及30年代蔚为大观的社会现实主义都有重要区别。它发生、发展于“人们变得被动、冷漠和四分五裂”的当代美国社会，这个“忧愁时代的消沉”、“缠绵不愈的灵魂疾病”、“繁荣掩盖下的心神不宁”规约了它长于伦理道理的沉思，而缺乏政治和历史的信念。当代西方现实主义文学逐渐染上存在主义色彩或纳入现代心理学因素的倾向，也从一个大的文化氛围表明，完全坚持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已不可能。“第三代”现实主义小说家不同程度地溶进了包括现代主义的非现实主义成份，有的甚至写出了近似现代主义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文学史家将他们的创作通称为“新现实主义”小说，这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变革之间达成了一种衔接与递进，并赋予其开放性。60、70年代以来，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沃特·阿比什等人的创作，熔心理探测、性格刻划、环境写实与某些象征、怪诞手法为一冶，被称为心理实现主义小说，也可归属于“新现实主义”小说之列。
当代美国小说一个令世界瞩目的现象就是犹太作家队伍的崛起。其成就之显赫足以占当代美国小说领域的“半壁江山”。作为一种种族性文学，这里主要指由美国犹太后裔作家创作的具有“犹太性”的小说，它是犹太民族文化与美国文化合流的产物。
战后，犹太小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受到重视。出现了专门研究它的理论专著。由于根深蒂固的宗教思想与排犹运动又使他们酿成飘泊感与流浪感；美国的异化社会又使他们产生寻找归宿的焦虑，因此，贯穿整个犹太小说的中心问题是寻找“自我本质”。美国文学史家通常把犹太小说归属于“自我反映小说”。在一些作家的笔下，这种寻找“自我本质”一旦和风行美国的各种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结缘，便被扩大成对整个人类命运和归宿的探讨。战后犹太小说的发展，以斐声美国文坛的索尔·贝娄、艾·巴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的成就为主。犹太小说一般具有古老的欧洲文学、尤其是古犹太文学与现代美国文化的双重色彩，但未形成统一的运动，流派内部不尽统一：有的保留了较多的传统表现手法，体现了浓厚的民族风格；有的则多采用现代派的表现技巧，体现出艺术上的标新立异。
在美国当代小说中，黑人小说是极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一部分。当代黑人小说是对20年代哈莱姆文艺复兴以来黑人文学的思想和艺术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有休斯歌颂黑人民族伟大，斥责种族主义罪恶，感情豪放、格调清新的作品；更有30年代赖特开创的抗议文学的优秀传统。但战后著名黑人作家埃利森发表的黑人小说《看不见的人》，却避开激进的抗议锋芒，从更深的文化和民族心理层次提出黑人问题。
60年代随着黑人民权运动的高涨，黑人小说出现哈莱姆文艺复兴以来最繁荣的局面。新起的黑人作家在思想和创作上倾向赖特的“抗议小说”传统。其主要代表詹姆斯·鲍德温在1962年发表了犹如一声惊雷的《来自我心灵深处的一封信》，他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悲剧性的神经错乱和疯狂的社会，但是它设计出来用以凌辱和压迫人的办法却无比巧妙。而受凌辱和压迫的人唯一罪过就在于他们的肤色是黑的。这集中表达了60年代黑人民众对美国现实社会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的控诉和抗议。鲍德温的创作以散文为主，而他的小说《到高山上去呼吁》则代表这一时期黑人小说的最高成就。
作为黑人民权运动在文化艺术观念的一个直接成果，是“黑人美学”的提出。其基本观点是：反对任何使艺术家和社会脱离的观念，强调黑人艺术是黑人权力观念的美学和精神上的姐妹；提出建立一种能直接诉说“黑人美国”的需要和愿望的艺术的任务，并为完成这一任务要求彻底地重新调整西方文化的美观，以确立另一种象征主义、神话、批评标准。“黑人美学”的提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中的某些观念带有分裂主义倾向，被事实证明是不可取的。但它重视民族性，倡导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创新和高品位，对70年代后新涌现的黑人小说家伊希曼尔·里德、托妮·莫瑞森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南方小说曾在30、40年代创造了自己最辉煌的时期。但是进入50年代，南方小说植根的文化土壤逐渐被当代生活和新的社会结构沙化，南方人特有历史感也逐渐消失。新一代的南方小说家不再象福克纳那一代人与南方历史有千丝万缕的情感牵连和心灵感应，他们关注的主要是一种不再肯定与历史有关的生存意义，而着力探索自我在现代社会的处境与本身。当代南方小说正消弭着往昔的“南方性”，这在50、60年代登上文坛的弗兰纳里·奥康纳、沃克·珀西等的创作中明确地显示出来。奥康纳宣称，艺术家必须“介入永恒，而这只有触犯对真实的全心全意的信仰才能实现。”这是她跳出南方历史，追求天主教原教旨主义的真理的宣言。新一代南方小说家对南方小说的文学传统表示尊重但未必遵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传统。他们不愿把自己的艺术世界构筑在回忆文化或神话基础上，而是采用哥特小说的阴沉、怪诞，塑造南方现代人和现代生活的类型，以此作为人类罪恶和人类痛苦的强烈意识的象征与隐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南方小说正走向衰微。战后，老一代的南方小说家仍活跃于文坛。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巨大工程尚未最后峻工。早在30年代就享有盛誉的罗伯特·潘·华伦，在战后几十年发表了多部颇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韦尔蒂、波特屡有新作问世。这些与南方历史、传统紧密联系的同一时代作家，自然不会放弃表现文学的“南方性”。但有一点必须正视，即所有的南方作家，不论声誉大小，都在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南方小说的主题。福克纳、韦尔蒂、波特进入当代的创作，表明了南方小说正把这种丧失主题当主题，而华伦则通过虚构的南方生活环境和南方人；表现当代美国人的自我追求。他相信南方人所处的地域或文化环境，能够表现普遍人类追求的最本质方面，在这一点上，他极象马拉默德。
三
60年代是美国的多事之秋，一系列矛盾的总爆发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在令人头晕目眩的纷乱之中，人们把握现实、把握自我的能力和信心进一步减退，颇有困窘与惶惶之感。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既不满，又无奈；既愤慨，又冷漠，于是借助“黑色幽默”这种特珠的小说艺术形式，表达自己对人和整个生活所作的极端悲观主义的理解。
一般公认的“黑色幽默”小说家有约瑟夫·海勒、库尔特·冯尼格、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等。他们通常描写的是存在主义的主题，在创作中把荒唐、梦魇般的事件，阴沉、绝望的情绪，玩世不恭的戏谑和愤世嫉俗的嘲讽交织在一起，突出表现人物周围世界的荒谬、自我遭遇的可悲，个人与社会相互排斥和敌对。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借用战争这个巨大而混乱的舞台，展示了一个由各种怪癖人物所组成的疯狂世界，以此影射美国社会官僚统治的专横，反映小人物命运的岌岌可危。作品的题目，正是那个控制社会，捉弄人的神秘力量的象征。“黑色幽默”作家往往塑造一些乖僻的“反英雄”人物，借他们的小丑式言行影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看法。情节结构多采用“反小说形式”，时序颠倒、层次重叠；并运用漫画似的夸张，体系庞杂、意象奇特的比喻，显示出讥讽、自嘲的冷峻语言风格。进入70年代，“黑色幽默”的声势逐渐减弱，但至今仍有新作问世。某些评论家认为，它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小说唯一的或重大的发展。
“黑色幽默”小说往往被美国评论家归属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由此涉及到当代美国学术界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一个问题，即后现代主义问题。
60年代中期滥觞的“黑色幽默”小说，与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1955）引起的讨论，使批评界和读者注意到一种新异的小说创作现象，即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精英文化传统”正受到一种新的小说创作风气的冲击。这种风气主要表现为“肆无忌惮的突然切入、玩世不恭的冷嘲热讽和渗透虚无主义的阴沉幽默”，它传达了当代小说创作的危机意识，同时又表现出应变姿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动摇了传统的小说观念。进入70年代，后现代主义小说又有了“元小说”（metafiction）的称谓。
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后现实主义”是美国批评界作出“现代主义枯竭”的判断之后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衰老母体中孕育而出的新生儿，又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性代。它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作为一个不稳定的开放性范畴，它反对现代主义既成范式的定义和固执中心的规定性。
时至今日，评论界有了共识：所谓后现代主义小说不是指某一具体的思潮或流派，而是批评家和学者对众多有类似特征的小说进行研究总结出来的小说创作模式。人们公认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主要有纳博科夫的《苍白的火》（1962）、约翰·巴思的《羊童贾尔斯》（1966）、冯尼格的《冠军的早餐》、品钦的《V》、《万有引力之虹》等。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曾以多姿多彩的试验性技巧、繁复怪异的色彩引人瞩目。在60、70年代，它是批评界关注的中心。但70年代后期出现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使它的影响逐渐减退。80年代，后现代主义小说的试验性失去了它原有的吸引力，呈现明显的衰退迹象。然而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评价却正在深入。
70年代初高涨的女奴运动，将有关妇女小说的讨论引入美国文坛，并很快成为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批评界关于女权主义批评派别的划分、确定和由此展开的热烈讨化，使文学史家深受影响，也纷纷对妇女小说进行划分、界定，编排妇女小说家的队伍，于是勾划出一条从凯特·肖班、华顿、凯瑟、格拉斯哥、波特、韦尔蒂、玛丽·麦卡锡、蒂丽·奥尔逊、吉恩·斯塔福德、西尔维娅·普拉斯、以致包括欧茨、莫瑞森在内的妇女小说家队伍发展的脉络。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足以显示出一个世纪以来妇女小说不容怀疑的成就和地位。但由此又带来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妇女小说的外延扩大，往往把妇女写的小说等同于妇女小说。宽泛化的结果是含混不清，至今对妇女小说尚未做出准确的界定。二是把写过妇女小说的女作家概称为妇女小说家。这种以点概全的划分其缺陷是显然可见的。实际上，把华顿、凯瑟、格拉斯哥等女作家称为妇女小说家是很勉强的。她们在各自的创作生涯中确实写过数量不等的表现女权意识的小说，但就其一生来说，主要还是现实主义心理和道德探索小说家或南方小说家。总的来说，美国多元文化的社会特点往往决定了其作家首先是种族或区域文化的代言人。真正一生以表现女权意识为创作宗旨的小说家是不多见的。因此不必牵强附会地归类。
进入70年代，美国的诗歌无重大发展，戏剧在走下坡路，小说却保持繁荣的势头。随着60年代现代主义集中试验期的结束，现实主义重新受到重视，这是一种普遍社会心理的文化及文学的反应。正如美国文学史家所说，“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美国作家与大众都确认，需要从他们认为已经走到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向后退却’”，“现实主义又备受赏识”。〔4〕
与此相互照映的是进入80年代后，不少现代主义作家意识到“不可避免的个人混乱，也是社会悲剧的写照”，严肃的创作离不开直面现实的精神。他们不再那么过份强调主观性、超小说和秘密主义，而是同现实主义握手，学习现实主义对待生活的感知方式和态度，将现代主义时空构架、现实主义的生活描绘、伦理道德的深度挖掘结合起来，创作出题旨明晰、内涵丰富、形象生动、心理容量宽厚的成功之作，显示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吸收、交融的积极成果。
这种交融、互补，不仅是80年代美国小说创作的主要倾向，而且延伸到90年代，它在整体格调上加强了小说创作的现实性和严肃性，使崇尚怪诞、离奇、神秘、挑逗的创作之风得以抑制。随之而来的是小说中的道德和社会意识加强。这写荒诞著称的约翰·巴思也予以肯定，“道德占优势的这10年，无疑也将是道德小说占优势的10年”。
注释：
〔1〕丹尼尔·霍尔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上）， 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页。
〔2〕〔3〕〔4 〕Emory Elliott,General Editor,'Columbia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P.139、1130 、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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