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劳资矛盾的心态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工人论文,劳资论文,心态论文,矛盾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获得快速发展，中国也被称为“世界加工厂”。但是近年来，“人口红利”的式微[1]、劳动力市场规范化程度的提升及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行，都促使我国劳动力使用成本不断上升。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每年上升10％～15％。人工成本的上升与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组织目标间的矛盾冲突极易影响劳资关系，引发劳资矛盾。特别是随着具有新生代特色的青年群体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近年来我国劳资矛盾激化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这在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地——珠三角地区体现得极为明显。 近年来，随着青年产业工人成为该地区产业工人群体中的主体组成部分[2]，加上产业转型与产业转移等各方因素作用，导致该地区包括劳资争议、劳资冲突甚至集体维权在内的各类劳资矛盾状况频发。调查数据显示，自2011至2013年，广州法院受理一、二审劳动争议案件总量分别为15492、16554和16208件，主要涉及劳动合同、工资、工伤、社保等基本权益问题；2013年全国停工次数共计730次，其中广东省工人停工次数约为224次，占全国停工次数总数的近三分之一[3]。该地区频发的劳资矛盾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上述背景下，基于对劳资矛盾和青年产业工人的集中关注，本文将从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的日常生活出发，在与被访者共建“在地性文化”(指访谈者与被访者在沟通过程中所建立的“共同情境”，是由这两者所搭建的特殊的对话场景)的过程中，结合舒茨的“生平情境”“手头知识库”及“经验图式”等重要概念，描述并分析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在“劳资矛盾”这一议题上主观意义脉络的形成与转变。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遵循现象学社会学的基本原则，在对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进行深度访谈时，秉持“悬置”(现象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指研究者在研究进行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将自己对待事物的观点和态度卷入访谈过程，从而保证被访者叙事及意义表述过程的完整性与相对一致性)研究者主观态度的原则，从青年产业工人的日常工作入手，围绕“劳资矛盾关系”这一主题进行相关资料的收集，结合实地“感知与洞察”(现象学社会学研究实践中对研究者“心智”及研究能力的核心要求，该要求强调研究者对被访者所处环境、被访者本人的非语言特征等细节的敏感度，对被访者主观意义脉络的梳理与建构有着重要作用)，形成对被访者意义脉络的描述与分析。 此外，由于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在其“年龄结构、财产状况及实际需求”[4]等方面均有区域特殊性，依据质性研究方法的方法论，本研究中的描述和结论仅适用于对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对“劳资矛盾”问题的心态解读，研究结果不具统计学意义上的普遍性，相关结论在更广泛地区上的类推性有待深入论证。 二、“生平情境—手头知识库—经验图式”概念框架的引入 现象学社会学关注社会行动[5]的意义分析，强调在“自然状态”下对“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社会行动”进行观察与解析，并由此出发去探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同“意义脉络”，寻找其共性影响因素并探讨“社会形成与秩序稳定”的可能性。杨善华认为，现象学社会学理论内涵所强调的“积极认知”[6]生活世界(该世界以日常生活为主体，包含社会行动者自身、行动者间主体间际和社会生活环境)的研究态度，对质性研究的实践过程有着重要意义，其贡献突出表现在以“感知和洞察”为核心的质性研究方法中，这成为现象学社会学独特研究进路。 阿尔弗雷德·舒茨是现象学社会学的典型代表，他在承袭韦伯“诠释社会学”及胡赛尔现象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主体间性”[7]理论，该理论所强调的社会科学研究目的即为“以社会科学的方法来诠释他人的主观经验”[8]。 舒茨的主体间性理论涉及三个核心概念，其解释如下： (1)生平情境，即个体由其自身生活经历、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重要社会关系处获得的，包括经验、知识、性格、信仰等多重特征在内的历史性的认知积淀，“生平”在这里即指“个体经验储备形成的历史性”[9]，其形成与变化与个体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生活史间紧密相连。生平情境既是个体现下生活的“过去”，又与现下生活紧密相连，它是手头知识库形成的基础与前提。 (2)手头知识库，即个体关于世界的常识性知识的类型化体系[10]，它是“生平情境”在当下时间节点的汇总与体现。这种类型化的知识体系影响甚至决定个体在面对事物时的态度与行为，当个体遇到生活事件时，他们首先会回顾“手头知识库”寻找类似的情况，如有相似经验，个体通常都会遵循原有的思考路径。如遇“例外”，个体则会在行动与反思的过程中，将新的认知与经验放入“手头知识库”，进而增加自身经验图式与意义脉络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3)经验图式，即所谓的“意义脉络”，是个体通过归纳与反思，从包含众多知识与经验的“生平情境”与“手头知识库”中提炼出来的认知层面上的总结，是独属于个体自身的认知与归因图式，对个体的自我认同、归因模式及行为方式都有重要影响。它包含着个体过去的经验(生平情境及手头知识库)，并“概念性地包含着可于后来发现的经验客体，但不包括它们的构成过程”[11]。 归纳而言，生平情境是手头知识库产生的基础与前提，手头知识库调整塑造着生平情境，而经验图式则从认知层面上对两者的形成与变化过程进行归纳与提炼。从时间流动的连续性来看，“过去”的情境影响“现下”的手头知识库，“现下”的手头知识库不断进入“过去”并沉淀成生平情境的一部分，而由此提炼出的认知图式则概念性地指向“未来”，三者紧密相连，其所构成的概念框架“生平情境—手头知识库—经验图式”是分析行动者主观意义脉络的重要工具，本文将使用这一工具分析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对劳资矛盾现象的主观意义脉络。 三、生平情境：青年产业工人的需求及表达 “生平情境”是包括经验、知识在内的认知的历史性沉淀，它受社会环境、生活经历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是手头知识库产生的基础与前提，并同时影响认知图式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将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在劳资矛盾[12]这一议题上的生平情境集中在对青年产业工人需求及表达的描述上。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根据关系发展的激烈程度，将广义的劳资矛盾关系划分为“劳资矛盾、劳资纠纷及劳资冲突”三个层次。其中劳资矛盾仅指劳资双方在利益需求上存在的矛盾(但并未到达申诉、纠纷或冲突的程度)；劳资纠纷[13]则是劳资双方或在第三者参与下通过一定方法和手段化解劳资矛盾的过程；而劳资冲突则指“劳资纠纷和劳资矛盾激化和公开化，劳动关系双方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争取自己权益的社会行为”[14]。在下文中，笔者对青年产业工人需求及表达的描述将依照上述三个层次分别呈现，具体情况如下： 1.劳资矛盾核心：青年产业工人的发展需求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及实地调研情况，本文将从“收入需求”“工作环境需求”“消费需求”及“生活方式需求”四方面，呈现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的发展型需求。 首先，就“收入需求”而言，青年产业工人的关注点集中表现为对“工资涨幅额度”的关注，要求企业与员工共享发展利益。《劳动法》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推行促使企业不断健全与完善工资调整机制。依照调研企业管理人员的表述，目前，企业在进行工资涨幅调整时，主要考虑“法律及所在地区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限度、CPI指数、企业当年收益状况及员工资历、级别”等几个因素，而劳资双方的争议也往往集中在对这些指标的定义与衡量之上，特别是对“企业当年收益状况”这一指标的评估。青年产业工人往往通过日常工作的繁忙程度、工作订单数及工作时间等直观经验标准(访谈编码：YTWLG)，对企业当年的盈利水平进行估计，并由此确定自身对“工资涨幅额度”的预期。特别是当有“新产品”或“新工具”进入生产流程时，青年产业工人的这种预期水平也会随之提高。而企业出于“成本—利润”的综合估计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往往无法给出符合工人预期的理想薪资，两者间的差距构成珠三角地区劳资矛盾激化的重要诱因。 其次，就“工作环境需求”而言，“食堂及宿舍”成为青年产业工人的关注要点。笔者在厂区食堂与青年产业工人一起用餐时发现，青年产业工人在饮食上往往有更高的追求，他们不只满足于吃饱，而愿意多花一点钱“吃好的”，部分青年产业工人也在访谈中表示，周末他们也会约上老乡或朋友“打打牙祭”。(访谈编码：NZWWLML)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食堂“大锅饭”很难满足青年产业工人多样化的饮食口味及丰富的饮食需求。此外，虽然企业建立了员工宿舍，但宿舍相对落后的硬件条件(例如缺乏独立卫生间与空调设施等)、相对狭小的居住空间(笔者访谈企业大多为6～7人一间宿舍)及相对严格的管理条件(家属来访需要登记、水电等资源的低限额使用以及宿舍内部分区域安装的监控设施)，都使得青年产业工人更愿意在外租房，这也使“房租补贴”问题成为劳资矛盾激化的另一影响因素。 再次，就“消费需求”而言，青年产业工人的消费态度更为开放。他们更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例如，年轻女工小李这样支配所得收入： “一个月存两千块钱，然后剩下的买衣服……就是每个月给自己买一套新衣服，就是偶尔存一点钱啊，去别的地方旅个游啊，玩一下啊或者怎么样……趁自己没有负担的时候，让自己……(潇洒一点)。”(访谈编码：JPWLBS) 作为现代社会的标志性“消费品”之一，手机品牌、机型及套餐选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个体生平情境”间相互关联[15]。在调研过程中，笔者有意留意观察并询问过青年产业工人所使用的手机品牌，发现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青年产业工人很少购买单价过高(市价约为1000元)的手机，其所选择的品牌及机型以国产智能手机为主，但相较于老一辈工人而言，青年产业工人更换手机的频率更高，他们对“潮流消费”明显有着更大的热情。 最后，就“生活方式需求”而言，青年产业工人更为重视生活质量、自我规划及价值实现。有工人这样表达他们关于生活方式的需求： “刚开始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工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仅是我跟着搞，我还要干得舒服，环境要好，食堂的伙食也要跟得上，还有文化生活，我不仅仅想要在这里干活，我还得去外面玩，包括交通啊，附近的交通，附近的一些文化设施啊，娱乐设施啊，对这方面要求比较高。”(访谈编码：LSFWUWW) 青年产业工人在职业选择或职业更替时，除考虑收入因素外，也强调自身的“规划”“发展”及“职业的自由选择”，工资待遇、员工福利及职业晋升路径等内容都是他们行为选择的重要动机。例如，工人小田在换工作的时候称： “首先通过老乡及朋友关系网络详细地询问几家同类型企业的工资待遇及职业发展，然后结合自身学历条件及工作经历进行评估，最后综合收入及职业晋升路径两个指标，选择能够提供准班组长(基层技术管理人员的预备)位置的企业就职。”(访谈编码：NZWWLLH) 总的来说，青年产业工人主要需求已逐步转向对“生活质量、消费体验及自我实现”等较高层次的发展型需求之上，这既是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的重要生活情境，也是该区域劳资矛盾最为核心的表述形式。 2.劳资纠纷调解：青年产业工人的需求表达渠道 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的需求表达渠道以企业内部的劳资双方沟通机制为主，部分企业的基层工会也为青年产业工人提供需求表达平台。调研中，青年产业工人较常提及或使用的需求表达渠道包括“员工座谈会、援助小组、互助小组、生活指导室、指导员制度及班长委员会”等，这些渠道为工人提供需求表达平台，工人通过这些平台向资方反映自身的工资增长需求或表达其在人际关系、生活境遇中的求助需要，女工刘某这样谈论企业中的“座谈会”： “不是(非)员工和我们组织起来谈……有时候一个月一次(时间不固定)……主要是单价(工资问题)嘛，一个款，新款，单价不合理的话就会提一下……看一件有多难做(根据这一标准提出自己的工资涨幅)。”(访谈编码：NZWWLQX) 但必须指出的是，此类沟通渠道在构成上通常都是以“基层管理人员(班组长及人力资源部门员工等)”为主导，青年工人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他们更多的是被动接受上级“指导”或“被召开”例会。比如，有管理人员这样表述企业的“指导员制度”及“生活指导室”： “就像政委，兼职做思想工作。有什么问题跟员工交流，有问题反映，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说明情况……我们还有生活指导室，人事部门设立的，也接待员工的投诉……比如的话，员工对这个月的工资发下来后，他有些不明确的……就是自己有些不太懂的，不太理解的，他就会到生活指导室或者到现场自己负责的那个班组的组长，到那里去进行一个询问咨询。”(访谈编码：LSFWUGN) 此类以“上传下达”及“被动咨询”为主要运行方式的表达渠道具有更强的企业主导性，当青年产业工人试图解决自身的发展型需求时，已部分或全部嵌入企业管理系统的上述渠道就很难发挥正常的沟通作用。 在部分调研企业中，工会也是青年产业工人表达自身需求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必须指出的是，调研所涉及的企业基层工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工会的管理人员主要由企业管理人员(如人力资源部门管理人员)兼任，虽然这种“高度依赖行政主管和企业领导的工会，无法代表职工利益”[16]，其在劳资矛盾协调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与所起作用的大小也饱受质疑[17][18]，但不应忽视其在塑造企业内部民主环境方面的实际作用，如工会人员王某这样描述工会的作用： “我们工会的职能主要是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我们在制定或发布的时候都会征求工人的意见，我们会集体开员工代表大会，用一种民主的方式来制定相关文献制度和规定。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一旦后续员工在工作生活中违反了相关的工作生活纪律，产生纠纷的时候，工会也可以和人力资源部，员工关系那边一起配合，和员工协调解决问题，可以在公司内部将劳资矛盾降低到最小，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另一个……我们工会在平时组织一些员工活动，相关的公司一些福利政策的宣导或者是跟进执行这块，工会起到协调建议以及组织者的作用。”(访谈编码：NZWGHXW) 第二类工会则依靠“自下而上”[19]的建会方式，由职工自发组建而成。此类工会组织能更好地代表工人表达自身实际需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这种集体性表达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企业针对代表个体的可能性报复行为，有利于工人更为直接地提出自身需求，如某工人表示： “有了工会就不一样了，可以直接对着上面讲(工资需求)，因为我说的话不是代表我个人的……因为我是工会代表，你(资方)针对我没有用啊，他们的声音，只是我讲出来而已，这个利益完全不一样。”(访谈编码：YTWLXG) 总体而言，青年产业工人的组织内需求表达受到企业组织内部沟通机制及工会组织的影响，并构成青年产业工人处理劳资矛盾时的重要生平情境之一。除上述内容外，必须强调的是，当青年产业工人表达自身的发展型需求并试图就相关事宜与资方进行协商时，上述沟通渠道很难为工人搭建与资方对话的理性沟通平台，在青年产业工人求诉或求助无果时，便极易引发不同形式的劳资冲突。 3.劳资冲突表征：青年产业工人的集体争议行为 集体争议行为[20]是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面对劳资冲突的重要表征形式。从法律的一般意义出发，集体争议权是劳资双方共有的权利，囿于我国相关法律的现有条件，实际发生的集体争议行为大多是工人指向资方的单向行为，原因主要集中于“主张拖欠或克扣工资；主张工资低、福利待遇差；企业搬迁，不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者逼迫员工自己辞职；社保争议；劳动合同争议”[21]，如： “2015年1月14日，广东省佛山市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热水器事业部净饮工业园200余工人罢工，要求加薪。据一位工友介绍，他们的总工时有33天，每天加班一个半小时，月工资发不到3000元。参与罢工的是一个总装车间，200人左右。1月15日，因要求增加工资的诉求未获解决，工人继续罢工，并到工业园大门外集会，大量警察到场戒备…… 2015年3月17日，东莞高埗裕元新三厂近3000名工人因住房公积金及工厂合并等原因发生全厂罢工，工人要求买断工龄及退回全部公积金。据了解，裕元三厂跟裕元一厂合并，有一些工人担心，由于工作调整会影响他们的工作，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及补偿，还有一部分可能因为住房公积金的一些事情，要求将原来的住房公积金取出来。” (资料来源：锤子之声.2015年第一季度珠三角劳工集体维权事件盘点及图文分析[EB/OL].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ehui/2015/04/341983.html) 综上所述，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在“劳资矛盾”这一议题上所面对和拥有的生平情境以“发展型需求”为核心，包含以“企业沟通机制及工会组织”为协调途径的劳资纠纷解决过程及以“个体抗争与集体停工”为表征的劳资冲突。复杂的组织内外环境与青年产业工人的个人认知及群体态度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的日常行动。而生平情境的积淀与发展为青年产业工人“手头知识库”的形成与调整提供知识储备与经验依据，并影响他们看待劳资矛盾的态度及面对矛盾冲突时的行为选择。当青年产业工人再次面对劳资矛盾或处理劳资纠纷时，他们会根据自身所有的生平情境及对该情境的反思，适当地调整自身的“手头知识库”，从而形成新的行动策略依据。 四、手头知识库：青年产业工人行动策略的依据与调整 “手头知识库”是基于生平情境的知识类型化体系，它影响着行动者处理问题的行动策略选择。在不断面对与处理劳资矛盾的过程中，珠三角地区的青年产业工人逐渐形成以“重塑自身需求、推进集体协商、强化集体行动”为特征的“手头知识库”，其具体情况如下： 1.青年产业工人重塑自身需求 作为社会中的行动者，珠三角地区的青年产业工人在与资方沟通时，为提高双方沟通的效率及自身需求被满足的可能性，会主动且有选择地重塑自身关于“收入、工作环境、消费及生活方式”的发展型需求，其重塑方式包括： 第一，青年产业工人将收入增长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相联系，这种方式集中体现在“劳资双方”就工资涨幅问题进行沟通与协商的情境中。在与资方不断进行沟通的过程中，青年产业工人逐渐摸索出“符合资方语言体系”的需求叙述方式，这套叙述方式以数据为核心表现形式，通过列举CPI指数、消费指数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指标来提高自身“收入增长”的合理性，比如，“物价涨了，我们没有加到钱，就要把买菜卖肉的钱加进去”(访谈编码：YTWLXG)，其目的在于便利沟通并通过数据列举增加自身的议价能力。这种以“数字说话”的表达方式不同于无具体指向性的抱怨，其叙述方式与企业的管理方式相契合，既容易将需求“可视化”，又便于将资方拉人“讨价还价”的情境中。 第二，青年产业工人将自身生活质量与企业组织效益相挂钩，这种方式集中体现在青年产业工人对企业运营情况的关注与描述中。他们往往通过在日常工作环境中的观察及感受来判断企业的运营状况，比如“新产品的生产、新生产线的引入及厂区扩大等”均为直观衡量标准，也有工人表示由于自己是一线工人，所以自己工作的劳累程度与企业的效益有着直接的相关关系，“我们干活累不累，公司效益好不好，我们心里很清楚”(访谈编码：YTWLXG)。基于“一线生产直接影响企业组织效益”的逻辑，工人们往往通过强调自己与企业“共同情感”的方式，表达与企业共享“发展利益”的期望，如“提高工资，共享发展成果”等，此类表述方式即强调工人在生产中所处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又以相对缓和且切中资方核心利益的方式提出自身需求。 第三，青年产业工人将消费及生活方式需求与同辈群体进行比较，这种方式体现在青年产业工人对“相对剥夺感”[22]的表述中。青年产业工人在描述企业待遇及其相应的生活与工作方式时，常以“相对于其他厂/比其他厂……”或“不比别的厂差”的方式进行叙述，此类语句的前后通常跟随同行业其他企业的相关情况。这种将参照系设置于身边群体的表达方式，暗含工人表达需求时的一种“我要的并不多，和其他人持平，最好比其他人稍好一些即可”的心态，在工人看来，这种向资方“示弱”的表述方式有利于资方对其需求的满足。 2.青年产业工人推进集体协商 劳资沟通过程中，青年产业工人对自身需求的单方面“重塑”并不能构成企业调整薪资待遇的依据。前文提到“企业劳资沟通机制”不足以承担劳资双方在“青年产业工人发展需求”这一议题上的沟通需要。作为新的知识经验，青年产业工人开始将“集体协商制度”引入自身的“手头知识库”之中。 青年产业工人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称为“集体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理性沟通”与“群体力量”成为必不可少的两大内核，前者指集体协商制度的规定流程，后者指作为工人集体性代表出现的“发挥集体谈判和协调内部纷争作用”[23]的工会组织，两者共同发展。 在劳资双方不断的沟通与磨合过程中，青年产业工人逐步意识到工会及集体协商的重要作用，部分企业中“一盘散沙”状的工会逐渐开始自我组织与完善，“刚开始大家都是凭着自己的想象或者个人的意愿去运作工会，然后慢慢地逐渐包括工会的工作都进行了文本化书面化规定你去怎么做”(访谈编码：LSFWUWW)，工会的作用开始更为集中于集体协商活动的组织与发展，“工会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者角色更加突出”[24]。但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这一转向趋势不容忽视(在调研个案中有所体现)，但就调研组走访企业的整体状况而言，工会职能转向的实际进程仍然较为缓慢，这一状况值得在后续研究过程中进行深入探讨。 总体而言，青年产业工人通过采用集体协商机制获得与资方“讨价还价”的平台，在他们看来：“有了这个平台完全不一样了，之前是他说的算，就是一个公告出来今天工资调整了多少，(但现在)他说1％。不一定啊，因为这个自己在里边干活就知道这个今天有没有赚，你这个涨1％达不到我们的要求”(访谈编码：YTWLXG)，由此，推进集体协商成为青年产业工人解决劳资纠纷时手头知识库的调整内容之一。 3.青年产业工人强化集体行动 珠三角地区工人的集体行动频发，数据表明：“珠三角地区每月平均有15次的罢工，过半数的罢工人数超过百人，甚至有高达5000入的全厂大罢工”[25]。部分青年产业工人采取集体行动的动机已经开始由“忍无可忍”的对抗性意识[26]转向“利益取向”的策略性应用。这种利益取向指工人将集体行动作为一种提高社会关注度的方式，利用资方维护“企业生产环境稳定及企业声誉”的心理，引入政府及媒体等第三方力量，加速劳资矛盾的解决。比如：某日资企业中曾参与集体罢工事件的工人在表述罢工原因时表示：“因为这个(赔偿问题)找中方的领导没用，只有堵外国老板才有用，才可以引起政府出面。(因为)其实当时这个钱日本人都给了的，但是被中方这边的老板给私拿了。”(访谈编码：YTWUXW) 在多次发生集体停工事件的企业YT中，笔者询问该厂工人2013年发生集体停工事件的行为动机时。工人十分隐晦地表明：此次停工的前提不是因劳资双方沟通机制导致的矛盾冲突升级，停工的目的也并非要求达成薪资的增长，其行动的内在逻辑是试图通过集体行动引起政府及媒体对该企业该工种工人生活现状的关注，进而增强工人自身所提出的发展型需求的合理性。(访谈编码：YTWUXW) 在工人的手头知识库中，采取集体行动能为他们带来社会各界(特别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实际关注与介入，而这些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客观上增强工人与资方谈判时的实际力量，这种可能收益不断强化工人对集体行动作用的认知与选择，而法律对“罢工权”的模糊规定及“法不责众”的习惯认识又在客观上影响着工人的行为决策。 综上所述，在行动与反思的过程中，珠三角地区的青年产业工人策略性地调整自身所拥有的“手头知识库”，在重塑自身需求的前提下，将集体协商制度引入劳资纠纷处理的过程中，并通过强化集体行动的方式策略性地直面劳资冲突。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的“经验图式”加以归纳总结。 五、经验图式：青年产业工人的主观意义脉络 在对相关文本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经济理性及依法维权”是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在劳资矛盾议题中“经验图式”的重要“索引性”(常人方法学中的术语，它依赖访谈者与被访者间的共享知识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共享假设，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就强调从“索引性”线索出发，挖掘被访者自身的意义脉络)信息，由此出发，结合前文所述，该群体所面对的劳资关系生平情境及其对“手头知识库”所做的调整，本文认为“经济理性与依法维权”是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经验图式中的核心，它将影响该群体面对劳资矛盾时的认知及行为。 1.经济理性 本文所提到的经济理性并非将行动者个体抽象为“以利益为唯一行动导向”的“经济人假设”，而是指“社会人在从事经济活动中，对现有经济条件及相关因素的认识和把握，争取实现符合社会要求的当下和长远经济收益最大化的思维自觉性”[27]，这种经济理性既是青年产业工人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决策或采取行动时的内在预设，又是该群体透过言语与行为试图表达的一种自我认同。 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的态度与行为转向过程包含经济理性的考量，从“实际需求情境的变化”到“依照企业叙事方式梳理自身需求”，从被动使用企业设置的劳资沟通机制到主动推行“集体协商”，从“个体性抗争”到“有策略地强化集体行动”，他们并非盲目地服从或是一味地忍让，而是在自身经验图式的基础上，结合生平情境及手头知识库，努力地达成自身损失最小化、获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经济理性”不是试图拆散劳资关系获得工人单方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以“劳资共存”为底线。这种“共存”意识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资方强势”的普遍现状、青年产业工人自身的劳动议价能力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 笔者在与青年产业工人的日常交流中发现，他们不仅在言语中表达对笔者教育经历的羡慕(强调更高的教育水平所内含的更强的市场竞争性与不可替代性)，也采取实际行动对自身进行再教育(部分青年产业工人选择在企业培训部门或外部授课机构中继续进修，获取更高学历)。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青年产业工人受到实际利益(教育水平是企业薪酬及晋升的重要依据)的驱使，另一方面是源于青年产业工人希望提高社会地位，成为所谓的“理性人”(这里表达的是工人对具有较高“文化资本”并由此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体及群体的羡慕性情感。工人的推理逻辑是：“较高的文化水平能够帮助个体找到较好的工作并获得优越的待遇及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期许，这种内在的意义脉络同样影响着青年产业工人的行为选择。 2.依法维权 “依法维权”是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在面对由“国家政策、法律规定及其所面对的劳资矛盾生平情境”共同组成的复杂情形时所形成的又一经验图式。这里的“法”：“既有制度性因素也有非制度性因素。前者是指国家与地方颁布的法律规范和政策规定，后者是指地方政府的治理原则、治理逻辑，即地方政府对集体行动的容忍度”[28]。 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在调整手头知识库的过程中，无论是重塑自身需求、推进集体协商或是强化集体行动，其行为的动机和导向都是试图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博弈间寻找“合法”途径，这一过程与吴忠民归纳的劳动者寻求利益需求的活动演变路线十分相似：“先是进行上访、静坐、罢工、停工的抗争活动，提出类似于增加工资或是改善劳动条件的某种具体要求；然后与资方交涉，劳资双方认真寻求都能接受的方案(其间往往伴随着政府对劳资双方的协调行动)；最终，方案确定，劳方停止抗争活动，复工上班”[29]。因此，尽管以停罢工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集体争议行动在数量上不断提高，其在性质上仍然区别于社会运动[30]，而更多的是工人维权的一种自我组织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青年产业工人对集体协商的推进与对真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他们对劳资矛盾的认知水平。这集中表现在工人们对待“劳资矛盾及其双方利益表达形式”的态度上。工人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企业管理层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真正代表该群体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他们开始在言语及实际行动中明确区分“政府”“企业”及自身的位置，并表明对各方不同利益需求的尊重。尽管这种认知仅出现在调研的极少数个案中，但其可能的后续发展值得进一步关注。 总的来说，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在面对和处理劳资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经济理性及依法维权”的“经验图式”，对这一经验图式来源及变化过程的理解有助于进一步解读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处理劳资矛盾时的心态及动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预测该群体在劳资关系议题上的行为走向及变迁。 六、结语 在解读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面对劳资矛盾的态度及解决劳资纠纷的行为动机时，本文引入现象学社会学中“生平情境”“手头知识库”及“经验图式”等理论概念，有助于更好地从总体上把握该群体的心态及行为动机： 首先，本文选取“生平情境—手头知识库”的角度，有助于结合宏观环境、群体认知及个人意识三大影响因素，深入理解青年产业工人的意义脉络及行为动机，从该群体所面对的“劳资矛盾核心、劳资纠纷协调方式及劳资冲突表征形式”出发，把握并分析该群体的手头知识库调整及其背后的行为动机，揭示该群体以“经济理性”及“依法维权”为突出表现的经验图式，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该群体的心态。 其次，本文有助于深入理解并分析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的行为动机。行动者在进行决策和选择行为方式时的主要依据是他们在“当时”所拥有的“手头知识库”，对该知识库的解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的具体行为动机。在面对劳资关系新情境时，“调整需求叙述方式、推进集体协商及强化集体行动”，是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处理劳资矛盾的重要策略。 最后，本文强调重视并关注青年产业工人的“主观意义脉络”。 在日常生活中，劳资关系并非学术脉络中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而是被行动者(雇主及雇员)赋予诸多实际意义的社会互动关系。无论是经济学领域的“成本—收益”视角，还是法学领域对“法律文本”的强调，都不能完整地体现行动者自身意义脉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但正是这一脉络影响甚至决定了行动者的态度及行为方式。 总而言之，珠三角地区的青年产业工人具有相对较强的行动力和自主性，而本文所揭示出的该群体“经济理性及依法维权”的经验图式，有助于进一步解读珠三角地区青年产业工人在劳资关系这一议题上的特殊心态。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所得出的相关结论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相关发现是否具有普遍性则有待进一步研究证明。此外，本文从工人主体意识出发的研究视角，缺乏与资方及其他主体的互动，部分结论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且本文的分析重点在于青年产业工人在处理劳资矛盾时在“经济理性与依法维权”的经验图式指导下做出的行为选择，缺乏对“非理性行为”的关注与研讨，相关情况有待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