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方法与系统整体性的生态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整体性论文,思维论文,生态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法是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所必须借助的手段，是人类生存不可回避的路径。有效方法的运用，可以拓宽、扩展认识的视域，延长人们的肢体。方法是实现人们认识和思维目的性的重要工具。方法具有中介性、工具性、技术性和目的性，同时方法也是人的一种思维活动。作为手段和工具性的方法，其思维特性表明，它不是先验的、固定的，而是依据人的生命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同步演进，在人的行动和行为方式中得以表现，并在目的的不断实现中展示其方法论的价值。
一、生态学方法：探求生态系统功能的方法论
简单说来，生态学方法就是通过生态学思维而认识、理解、解析以及体验生态现象的方法，也是人在天地世界的共生过程中，努力寻求自己的生态性融入，在交往互动中，促进生态世界的合理运行，演替生态韵律，并且不断生成人与自然共生与和谐性结构关系的方法。
我们认识生态学方法应该把握几个视点：其一，整体性的方法将生态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力在激活内在结构与功能的活性因子，使之不断展示系统化的动态与和谐的结构特征；其二，关系性的方法超越对立意识，解构二元性思维，寻求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间的互动、和谐与共通；其三，过程性和生成性的方法是自然生态不断地向人类生态性存在生成的方法，因为迄今为止，只有人类能够认识和把握这种生态关系和生态世界的存在；其四，肯定性方法要求通过生态系统内部诸要素的同生共长，而肯定生态系统内部所有生物体存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肯定多样存在的生命体之间作为能量摄取和互换的关系网络，任何生命体都是作为其他生命体生存的前提与条件，否定某一生物群落和生物体的特立独行，在危害其他物种及生物中独立发展自己。
生态学方法以生命现象与环境的关系为出发点，研究人与自然的生态性存在，更要解析与构建人的生命现象与和谐性生存的关系，同时还需要深刻地析理作为派生性形态的社会生态关系、精神生态关系的和谐对人自身的意义，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现象的意义。毫无疑问，生态方法论的意义不可能排斥人的活动，因为方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人类思维是无法游离于自身活动之外的。我们理解和体验自身生态性存在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体验人与生存环境（主要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同时我们也必须在这种关系中把握生态思维的基本线索。自有人类存在以来，人在生存实践活动中便建立了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并且也不断地使用工具性的手段与方法，创制着永远难以割舍的，对自然的征用情结。现今，工具性的方法不断地使人们感受到生存的压力，世界似乎在不断缩小，但又在不断拉大人们心理与情感的距离，并由此而不断地扩大了人与自然本真的距离。查伦·斯普瑞特奈克就称：“时代告诉我们，世界正在缩小，遥远的距离已经被计算机和传真机征服。地球现已成为一个‘地球村’，里面所有的人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它看上去却不是这样，仿佛让人感到是距离和分离在塑造现代的生活。”“如果说确有什么东西在缩小的话，那就是现代自我所体验到的存在的完整性”。当人们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中把握生命的存在结构时，人们往往是将这种系统性存在结构视为人类的主体性占有结构，尽管人们是思考着，并不断践履着人与自然、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关系，但总是将其视为一种本源（自然）——征服性（人类）关系，往往是以解构乃至牺牲和谐性关系的结构为代价的关系。当人们超越现实的生存结构，并以生态学方法去不断思考人类未来性生存时，人们会反思这种本源——征服性关系的合理性，人们会去寻找生态—未来性的关系结构。
现代生态学的研究具有宏观发展的趋势，它以对生态系统的研究为基础，特别注重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尤其注重解决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涉及维系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性，以及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由于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迫切希望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环境、人口压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社会的持续发展及人类生存等重大问题，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极大地刺激了现代生态学的发展”。的确，我们从人类的生存境遇中掌握生态学方法，需要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我们难以抛离人类自己的生存去孤立地研究自然生态现象，事实上，我们必须在对自然—人（社会、人类精神与文化）的系统整体性的把握中，来认识和掌握生态世界的系统、结构与功能。
二、中介性思维：联系的和整合的方法论
我们游历在人类存在的“生境”中把握生态学方法，必然会体认人类的生存对生态系统运行的中介性意义。人的生存必然是生态学思维的中介。为此，我们应该通过这个思维中心，从人与自然的联系与整合性的结构中研究人的生态性存在，那么，生态学方法就必然体现出中介性思维特征。
中介性思维是以人的生存为中心视点，但又同时坚守着广泛联系的、整合性的方法论意义。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结构性要素，并且是具有主动性、能动性的要素，同时还是“意义”性本体的存在，应该是合理地调节系统和谐结构的中介。首先，中介性思维不是一般性地确证人及自然的伦理性存在。人类对自然拟或是对生态系统不可能只是一个伦理性的确证问题，如果从人际伦理学的视域去解析这种对自然的确证，就只能是一种生态觉醒。人对于自然的伦理性认同与体验，有同于罗尔斯顿所说的那种“道德效仿”意义上对自然的态度，因为“自然中除了人没有其他物类能有道德行为。不管是猩猩、蝴蝶、风还是雨，其行为都不具有道德性；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其行为也不具有道德性，尽管我们可以将其拟人化为‘自然母亲’”。“人类的行为可以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但自然的‘行为’（假设能用这样的词的话）纯粹是非道德的。在自然母亲那里没有与人性中的道德维度相对应的东西。一种存在，只有当它有自由意识，当有些事是由它决定时，它才可能具有道德性。而自然中除了人就没有什么别的事物有足够的心智使之能称得上具有道德性”。人类生存于生态系统中，就如同作为个体的人生存于社会中，必然需要和谐自由的关系。个体生存的不自由必然影响社会关系的和谐，同样，人类生存的不自由，也必然会影响生态系统结构的和谐；其次，中介性思维也不同于一般的生态伦理研究那样简单地、外向性地确证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确，人类的存在需要调节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无论怎样调适，人类总是需要关注自己的存在，即便是人类确证自然的权利与价值，维护生态系统的和谐结构，其目的也不可能不为人类自身的存在。人的自然生命的存在与其他任何生物性生命的存在是同一的、也是共通的，是和谐共存的，因此，从最低限度讲，人为了自身的生存，也必须认同其他生命体存在的权利与价值；第三，这更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片面的各执一端的对峙。中介性思维需要在整合性的意义上，在系统与整体的结构功能意义上把握生态系统的循环性和谐结构，这种结构是系统的自组织结构，是非线性的因果结构，而不是所谓中心性结构。
从人类创立生态学到利用生态学方法研究现实事物，以及人的生存，再到形而上地从人—社会—自然的系统性结构存在中把握生态系统的结构性，是基于科学地揭示自然现象、生命现象和人类社会—精神—文化性存在。生态学方法的基本理论动因不外有两个：一是深化对生命现象的体认、理解，以及全面、合理的把握；一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并且特别关注人类的终极性生存。两种动因是一个因果性链条，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也就是说，生态学视域指向的就是人类的终极生存的视域，尽管它必须立足于人现实的生存，也必须关注人现实生存的质量，但它所把握的应该是生命存在的历史性、延续性、未来性。它的研究中心不是单向的、孤立的，而是在因果性的生成性关系而构建中介性思维，以及交叉互补关系形成的系统整体性结构的方法论意义，以此而指向人类未来性的存在。因此，我们把握生态学方法的理论基点不可能抛开这种系统整体性结构，而两种逻辑关系形成的交叉互补的网络结构，实际就是这种系统整体性结构。人作为主动性、能动性的网络中介——结点，从横向上，可以串接起多样存在的生命世界；从纵向上，可以建构起历史—现在—未来的脉系。为此，一些学者在评述生态学方法时就说：“所谓生态学方法，是用生态观点研究现实事物，观察现实世界；又称生态学思维，用生态观点思考问题。”那么所谓“生态观点”，“主要是生态系统各种要素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观点，生态系统物质不断循环和转化的观点，生态系统物质输入和输出平衡的观点，说明与生命有关的现象及其发展变化，提示各种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性，认识和解决与生命有关的问题”。生态学方法论“就是用生态学观点说明与生命有关的现象及其发展变化，揭示各种现象的相互关系和规律性，认识和解决与生命现象有关的问题。它的特点是：全面地和辩证地把握所研究的对象、对象的整体性，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化和网络化的观点，从线性因果关系分析过渡到网络因果关系分析，注重概率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方法的应用；它既表示对人目的、人的作用和人未来的关切，又表示对地球生态系统、生命多样性的自然环境健全的关切”。
可见，生态学方法也是一种特殊的辩证思维方法，它是在生态关联中辩证和谐地、整体亲和地、汇聚包容地关照生态系统中的各个生态元素，从生态整体的、具体的、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包括人在内的每一个生态因子，努力确立它们存在的价值合理性，并且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历史与逻辑的链条中，将每一个生态元素都合理地内存于生态整体结构中，使它们各自的活动都符合生态整体性要求。同时从人类思维及生态性存在的中介性意义上讲，这也是人类的生态关切。人类的生态关切，需要两重指向，一是指向自然，指向自然生态系统；一是指向人类自身。这两重指向既是互补的又在最终趋向上走向同一。因为在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中，人作为中介性存在，其生态性的生存活动指向自然生命和自然生态，目的不能排除是为了自身更优化的生存；指向自身，更需要在最优化的状态中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自由关系。
三、系统整体性的生态思维本性
生态学方法必然体现系统整体性思维特征。生态性思维既需要整体性的结构与功能的逻辑关联，更需要展现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层次结构、功能互补、互为协调。部分的结构与功能特性同整体的结构层次性和功能互补性、协调性，就表现为生态系统性的联系。在系统和整体的运动过程中研究人的生存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生态现象，应该成为现代生态学的主要方法，这曾被称为是“生态学的革命”。
在系统整体性思维方法的结构性特征中，部分不是孤立的、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主动的：其一，部分与部分之间建立生态联系，构成生态整体性的逻辑构架；其二，部分可以直接反映整体，可以表现整体的特征，有时还可以代表整体来体现生态系统的特征。哲学家张世英先生认为，部分可以“反映惟一的全宇宙，都是全宇宙的一面镜子”，人们谈论的部分“只有相对意义。严格讲来，每一部分都是一个整体，因此也可以说，世界上归根结底，没有部分。说‘部分’，乃是人为地把整体（全宇宙）加以割裂和撕裂的结果，所以部分总是抽象的”。从生态系统整体性方法论角度解析人类的生存活动的各个方面，这不仅是有效促成人的生态性生存活动的方法，并且也从中体现出强烈的实践意义。余谋昌先生说：“生态学方法可以作为一般方法。在这里，生态学不是作为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思想，一种观点，一种特殊的方法。生态学方法作为一般方法，是将理论转化为方法。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学在科学认识和生态活动中，既是一种先进的思想，又是一种先进的实践。它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这种普遍意义的方法，更是思考人类的终极存在的方法，或者是深刻思考地球—世界—人类“向何处去”的方法。
美国人巴里·康芒纳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了著作《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该书在论述“生态圈”问题时，也深刻论述了四种生态学法则。其中：第一条法则是“每一种事物都与别的事物相关”；第二条法则是“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第三条法则是“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第四条法则是“没有免费的午餐”。
显然，康芒纳作为一位生态学家，他所构建的生态系统的基本法则具有强烈的关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意义，但在整体性的论述中，他始终是将自然生态现象与人类的生存紧密联系，并且直接就是将其放在现实的人类生存活动中进行讨论，并直接解析工业文明的后果为人类的生存所造成的生态危害。他在1997年为该书的中文版所作的序中说：“美国在1970年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于各种环境危险的困扰之中：光化学烟雾笼罩着许多城市；农场主忧虑着有毒的杀虫剂和硝酸盐所污染的供水；青年人抗议着来自原子弹和核电站的射尘威胁；孩子们遭受着他们体内的高水准的铅所引起的病苦……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生产体系中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的结果。”“中国目前也面临着犯我们50年前在美国所犯的错误的危险。但历史使中国有机会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使它的新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电力机动车、太阳能和其他非污染的生产技术之上”。任何一位明智的，在现实中理智性生存的人都不可否认，我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我们的生存灾难并不是自然生态系统为我们造成的，而是我们自身为始作俑者。
康芒纳的第一条法则着重讨论的就是从控制论的视域把握生态系统内部的多重联系，以及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并且还着重把握控制与循环的结构性及关联性。康芒纳认为，“控制”同于“舵手”（希腊词语），是系统中的一部分，如果要使一艘航船在稳定状态下安全行使，它还需要与罗盘、船舵，以及与船协同共进的行动，从而通过相互间的周期运转，“使船的行进过程处在稳定的状态中”，这就引申出“稳定的控制论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为一种生态上的循环”。康芒纳指出：“循环周期的各个不同过程的效率是处在一种自然的平衡状态中的，这种平衡状态只有在没有外部加在这个系统上的干扰时才能维持下来。当这样一种影响来自循环以外时，它就不再由循环关系中的自我调节所控制了，从而也就成为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的一种威胁。”康芒纳的第二条法则起始于那条简单的“物质不灭定律”，它解答了一个任何事物“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条定律在生态学上的表现就是，“在自然界中无所谓‘废物’这种东西的。在每个自然系统中，由一种有机物所排泻出来的被当做废物的那种东西都会被另一种有机物当做食物而吸收”。他的第三条法则给予我们的启示更在于，只有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的循环结构是最本真的，任何外力的侵入和占有都会破坏这种平衡结构。“没有免费的午餐”作为第四条法则具有包容性，它包含了前三者，并且在生态学和经济学上都内存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每一次获得都要付出某些代价……因为地球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在这个整体内，是没有东西可以取得或失掉的，它不受一切改进的措施的支配，任何一种由于人类的力量而从中抽取的东西，都一定要被放回原处”。尽管“拿取”与“归还”是一些简单的生活道理，但由于人类在占有性的生存欲望的驱使中，即便是要合理地实施这种方法而不受到反向的冲击，都将是极为困难的。
四、系统整体性思维与审美活动
系统整体性的生态思维方式，即适用于自然生态系统，也适用于人类生态系统，适用于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包括人类的自然、肉体的生命体验，人类的文化性存在，人的政治、经济、道德、宗教、法律、军事、教育与精神等社会活动方式，同时更在审美活动中得到了优势性的发挥。人类的审美活动不仅内联着生态系统整体性思维，并且是动态地、全面地，赋予神奇魅力地呈现了生态“全宇宙”的精神风貌。审美活动的情感与想象性的思维脉络还可以活化着生态系统整体性思维，促使人们以生态化的审美体验演奏着生命的韵律，创化着生命存在的无穷能量。
审美活动是关系性活动方式，它不是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的，尽管审美往往表现为精神活动方式，但由于审美始终不可能脱离人的自然、现实感性的存在，其精神——文化性的特征实际是对感性存在的超越，它是最直观、最全面、最富有生命感、最能够形象化、最认同对象权利与价值、最能够以和谐与平衡的方式体现人存在、最具有人类精神品质并反映人类存在的灵性境界的人类活动方式。审美活动本质上就表现为系统化、生态化的结构性存在，或者说，审美活动本身就是最佳展示人的生态性存在方式的人类活动形态。为此，我们也可以确切地说，审美活动离开了人的生态性存在，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基；人的生存离开了审美活动，将难以成就优化与和谐状态中的生态性存在，那么，人的生态性生存体验也就失去了独有的魅力。
系统整体性思维与审美活动的联通需要一个由外向内转换的逻辑环节，具体说来可以表现几个层面：其一是本源性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性思维层面；其二是自然生态系统向人类生态系统推进的思维层面；其三是以人类生态性生存方式而存在的主体活动的逻辑层面；其四是由人类的精神性活动方式而升华的审美活动层面，这是以人类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为中介的，以生命与精神的审美体验性展示的系统整体性存在的思维层面。这几个层面形成了一个逻辑的循环结构，它不仅表现了人类存在的生态结构与功能的本质特征，也表现了生态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
我们把握的生态思维的系统整体结构，还应该从人类存在的多重自由关系中展开。趋向自由和谐的多重关系，是审美活动的自由关系，同时也是生态性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生态所构成的自由关系是基础性的，它首先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的结构性关联，同时通过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社会生态的结构性关联，而人与自身的关系则是精神生态的结构性存在状态。但作为一个逻辑的过程，生态审美化的多重自由关系是一种和谐，也是一种回归，是追索自然本真的和谐与回归的未来景象。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活动起始于自然，而又回归于自然。老子的“道生性”和谐结构论，其实也是回归性的结构，但这不是本源性的回归，即不是回归人类的自然本能状态，以及茹毛饮血的原始洪荒时代的回归，而是超越性的和谐与回归，是走向人类与自然在更高境界中和谐一致的回归，是生态系统世界在更高层次上的存在。
我们从生态系统结构性存在中把握人类的生态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逻辑起点，又是逻辑终点，其目标指向，应该是人类的终极存在，它所走的应该是一个逻辑的圆圈。时下，这种生存境遇往往被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以及技术、工具理性对人类现实生存活动方式的提升，人类现实生活中物质化的富裕程度的普遍提高所遮蔽。审美活动生态化的自由性品格作为人类终极生存的生命体验形式，它不仅作用人的精神结构，更重要地是平衡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生命体验，能够通过平衡人的社会生态性存在结构，以及构建人的精神——灵魂境界的生态平衡，进而和谐地调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这不仅是为了人的现实生存，更是为了人的终极生存，它需要不断澄明被物质化、欲望性的发展观念所遮蔽的人类生命存在的精神本体，实际就是从终极意义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审美活动的生态化尽管是起始于人的自然感性的存在，但却不是沉溺在感性生命体验的躁动中，不是徘徊于现实利益性存在，以及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力的流向中，而是从超越意义上进入精神境界，在精神生态的和谐状态中合理性的调适人的现实与精神的生存活动，并最终生态化的调适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我们应该承认，人类能够在两种状态下体验自由与和谐性的生存：一是生态状态，一是审美状态。因为在这两种状态下，人既能够消除功利性的桎梏，又可以超越理性的禁锢，必然是在无目的的生命体验活动中而自由和谐地实现人类生存的目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