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从罗莎#183;卢森堡哲学的魅力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卢森堡论文,马克思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7)03-0005-11
一、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时空交错点
20世纪90年代，有两个事件激发了国际学术界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新研究：一件是苏东事变；另一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这两个事件对于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意义是不同的：苏东事变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从而推动了对她的政治哲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运动激发了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研究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从而推动了对她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探讨。初看上去，由这两个事件所引发的卢森堡思想研究，似乎是重提旧事，实际上却是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开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针对先前所有的罗莎·卢森堡研究的或多或少的否定。因为自罗莎·卢森堡提出自己的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起，在一个世纪的历史中，国际学术界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批评和研究从未间断，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因此，先简洁地论析一个世纪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及其变化的特点，对于凸显本文的研究主题、思路和方法是必要的。
概括地说，20世纪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研究，始终是在时空的交错点上展开的。在时间向度上，人们主要以罗莎·卢森堡对马克思资本积累公式的批评为契机，讨论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讨论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在空间向度上，人们主要以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布哈林的论争为契机，探讨罗莎·卢森堡对帝国主义时代东西方关系问题的基本理论观点。20世纪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研究者在研究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时，都不可能只取其中的一个向度，而总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的融合上寻找和确立自己研究的逻辑和历史的起点。这就构成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独特性。
这一研究特点的形成，首先是由罗莎·卢森堡本人理论创造活动的方式和条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理论创造的特点所决定的。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创造处在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在西欧资本主义内部，信用制度的建立、股份公司、交通和通讯工具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带来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另一方面生产部门不断分化，又使无产阶级中的一大批人上升为中产阶级，加之工会斗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两方面都起到了缓和资本主义危机的作用，使西欧资本主义内部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在世界范围内，西欧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加强，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世界历史进入了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而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又使东西方国家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西欧资本主义内部的变化和由帝国主义现象所引起的东西方关系格局的改变，直接挑战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一系列有关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面对这种挑战，罗莎·卢森堡一方面批评和修改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使其能够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现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一方面构成了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的时间向度；另一方面又在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上，与列宁、布哈林等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展开激烈的论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西方间的横向对峙。这一方面构成了她的理论中的空间向度。可见，正是罗莎·卢森堡理论创造活动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决定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时空交错点。
其次，从实际的研究看，20世纪人类历史的各种交错变化也都必然在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研究中表达出来。我们可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把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实质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评价罗莎·卢森堡理论的基调完全相反。从总体上看，人们对罗莎·卢森堡思想评价是批评和肯定兼有，但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评价罗莎·卢森堡理论的基调是批评。在这一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罗莎·卢森堡有关世界历史的政治和经济的一系列观点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其中只有方法和一些局部的、具体的论断值得肯定；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评价罗莎·卢森堡理论的基调却转向了肯定。在2004年12月16日意大利贝加莫召开的国际罗莎·卢森堡学术研讨会上，罗莎·卢森堡研究专家，意大利贝加莫大学Riccardo Bellofiore教授在大会的基调发言中强调：“在罗莎·卢森堡的研究上，我们不要总是说，罗莎·卢森堡犯了多少多少错误，而应该思考，罗莎·卢森堡作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为我们今天思考人类历史的发展究竟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基调发言实际上表达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最强音。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充分肯定了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成就，认为罗莎·卢森堡有关世界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预言了今天世界历史的变化，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世界的发展，尤其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应该说，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基调的这一变化体现了人们对于当代世界历史的新认识；其二，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时空交错点的内容和格局有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前，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交错点是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战中展开的。这种论战不单发生在列宁、布哈林等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对罗莎·卢森堡理论的批评中，也发生在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中。在这些论战中，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对罗莎·卢森堡的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把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当作评价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介。由于这两种不同的态度，罗莎·卢森堡理论中的纵向内容和横向内容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没有取得任何地位，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罗莎·卢森堡思想也由此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受到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几乎中止了对罗莎·卢森堡的研究。这就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时空交错点主要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野中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罗莎·卢森堡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中确立起“他者”的研究视野，讨论全球化时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变革，使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价值得到了极大的开掘。相比之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罗莎·卢森堡研究成果的影响才重新开展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研究。
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时空交错点的形成和变化表明，这一思想研究已经成为20世纪人们思考世界历史问题的最重要一环，人们不论对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是采取否定还是采取肯定的态度，都不能回避，更不能绕过罗莎·卢森堡提出的问题。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哲学的魅力所在。由于罗莎·卢森堡哲学的这一魅力，我们除了直接研究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外，还可以从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史的角度思考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梳理20世纪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时空交错点的变化，可以推动我们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为思考我国目前正在讨论的有关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理论问题开辟一个新的视野。为此，本文选择后一研究路向，通过考察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发展，思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有关理论问题。
二、从批评中的赞扬看罗莎·卢森堡哲学
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面对新的历史课题，整个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显得过时了，这其中包括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罗莎·卢森堡理论研究中的批评主调。然而，由于罗莎·卢森堡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是第二国际最富有激情、最富有理论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由于罗莎·卢森堡理论本身的价值，所以人们在批评的同时给予了她更多的赞扬。这就使批评中的赞扬成为这一时期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基本形式。这一点，无论对东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还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形式的相同，并不等于内容的相同。事实上，在批评什么、赞扬什么的内容上，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有着很大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历史命运，因而也是我们认识罗莎·卢森堡哲学更有意义的方面。
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罗莎·卢森堡的研究主要遵循的是列宁的评价基调。列宁在他1922年2月底写的《政论家札记》中曾经以鹰和鸡的寓言比喻罗莎·卢森堡，指出，罗莎·卢森堡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那么，在列宁眼里，罗莎·卢森堡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她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一只鹰呢？这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关键。列宁列举的罗莎·卢森堡所犯的错误有：“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1] 643列宁所列举的这每一个错误都涉及到罗莎·卢森堡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观点：即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的观点、关于资本积累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列宁认为，罗莎·卢森堡在这些观点上的根本错误就在于她一味地谈论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而忽略了东方国家的特殊性，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给落后民族和国际无产阶级斗争带来的新机遇。他在批评罗莎·卢森堡在民族自治问题上的态度时写道：“罗莎·卢森堡因追求‘实际主义’而忽略了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和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主要实际任务，即进行日常宣传鼓动，反对任何国家特权和民族特权，主张一切民族有成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同等权利；这种任务是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在目前)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捍卫住民主运动的利益和一切民族的一切无产者平等联合的利益。”[2] 列宁的这一批评绝不只是针对罗莎·卢森堡有关民族自治的具体观点，而是指出了他和罗莎·卢森堡在帝国主义理论研究出发点上的根本分歧：他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罗莎·卢森堡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却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为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一不同，决定了他们在一系列观点上的对立：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的观点上，罗莎·卢森堡认为，人民自治是民族自治的基础，民族自治不利于解决人民自治的问题，而列宁则强调，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须首先取得民族自决权，没有民族自决权，人民自治只是一句空话；在资本积累的问题上，罗莎·卢森堡主张外部市场，提出，资本积累的无止境扩大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前提和条件，从而把资本主义的考察视野扩展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方面，而列宁则主张内部市场，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技术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方面，强调俄国的资本主义比之西欧的资本主义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研究集中在东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的说明上；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观点上，罗莎·卢森堡强调群众自发性斗争的首要性，而列宁则主张自觉的斗争高于自发的群众运动，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先进的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能动性。在《怎么办？》中，列宁明确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 311；“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 312。这一系列基本观点上的对立落在具体的问题上，就是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专政等具体问题上的对立。所以，当列宁批评罗莎·卢森堡在这些观点上的错误时，实际上是全盘否定了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既然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是全部错误的，那么，列宁又在什么意义称罗莎·卢森堡是一只鹰呢？是在罗莎·卢森堡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对社会民主党的批评上，在罗莎·卢森堡作为勇敢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献身精神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罗莎·卢森堡“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1] 643-644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批评的是罗莎·卢森堡的全部理论，而赞扬的是她的革命精神。这一评价是对罗莎·卢森堡理论和全部思想的定性。自列宁、布哈林如此批评了罗莎·卢森堡之后，俄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很少论及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贡献，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也根本不提罗莎·卢森堡的名字。
与列宁的评价基调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对罗莎·卢森堡的批评和赞扬始终是从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内部展开的，并且在列宁批评的主要理论点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集中地表现在对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和自发性理论的评价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看来，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和自发性理论上，绝没有背弃马克思的传统，而是发展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和理论。她的不足仅在于，她过多地强调了自发性，而忽略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这就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罗莎·卢森堡理论的特有范式，即在哲学的理论和思维方式上高度评价罗莎·卢森堡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创造性发展，而在政治哲学领域集中批评她的政党理论。这种评价在卢卡奇那里最为突出。卢卡奇在《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充分肯定了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指出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种总体的历史分析，使积累的问题扩展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辩证法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排除在外，相反，它表明了它又回到了真正厚本的、纯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马克思的特有方法。”[4] 38这个方法就是“历史现实的具体总体性”的方法。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与罗莎·卢森堡的分歧，卢卡奇认为，这并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历史的新变化，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哲学传统。所以，他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两项基本研究都应用了马克思年轻时候采用的方法，这两项研究也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了保证辩证地看待所考虑的问题，他们都对这些问题基本上作了历史的描述，并分析了针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的变化和改变。……这就使他们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作为历史过程，他们自己的措施和解决方法就是这个过程的顶点……。为了恢复马克思、黑格尔理论和方法上的传统，列宁把它的问题的历史转变到了19世纪欧洲革命历史的内部。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历史的探讨逐步发展成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生存和扩张而斗争的历史探讨。”[4] 39-40在政治哲学领域，卢卡奇则站在列宁的立场上批评罗莎·卢森堡。在《对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的批评〉的批评考察》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两篇论文中，卢卡奇指出，罗莎·卢森堡在俄国土地问题上否认“党在革命及其自觉的政治活动中所充分发挥的作用”[4] 296，在民族国家问题上否认民族战争的可能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和民主等问题上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策略和经济行为，等等，这些观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而造成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她过高地估计了俄国革命的纯无产阶级性质，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工人的自发性斗争的作用。尽管如此，卢卡奇并没有完全地否认罗莎·卢森堡自发性理论的意义。他认为，“重要的是自发性和自觉掌握之间的相互作用”[4] 342，在对自发性的批判中确立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这样，卢卡奇就把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连同她的资本积累理论都纳入到他的阶级意识的批判理论之中。葛兰西以与卢卡奇相同的态度评价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在自发性理论上，葛兰西也批评罗莎·卢森堡的经济主义倾向，但他认为，尽管如此，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还是思考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政治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他说：“关于军事科学和政治科学中机动战和阵地战的概念比较，罗莎·卢森堡的小册子(《总罢工——党和工会》——引者注)值得一看，……这本书(同作者其他的文章一样)还是成为总结政治科学机动战的最重要文献之一。”[5] 除此之外，葛兰西还高度评价了罗莎·卢森堡重视实践和日常斗争的理论。他认为，罗莎·卢森堡哲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群众运动、与日常生活斗争之间最深刻的联系，从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哲学性质。葛兰西通过对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乃至整个哲学的评价，而把罗莎·卢森堡的哲学作为他的实践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之一。
比较列宁与卢卡奇、葛兰西对罗莎·卢森堡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一时期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面对时代的课题，都批评罗莎·卢森堡轻视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工人运动的能动作用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自觉性的观点。但他们批评的理论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出发点是，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背离了马克思的理论，因此是根本错误的。由此出发，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中把罗莎·卢森堡的理论置于一边；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出发点是，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是错误的，但她重视历史分析的方法和日常生活斗争的理论则是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由此出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把罗莎·卢森堡的历史分析方法和日常生活斗争理论当作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最重要思想资源。他们批评罗莎·卢森堡，只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罗莎·卢森堡的哲学，使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有机部分。罗莎·卢森堡也由此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直接的思想来源。这种差别构成了这一时期罗莎·卢森堡研究的时空交错点的复杂性。概括地说，这种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无论是在对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哲学关系的说明上，还是就罗莎·卢森堡有关东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评价上，都包含着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极不相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评价。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从这种复杂的时空交错点上转出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从否定罗莎·卢森堡的理论价值中创造了具有认识论特征的辩证法；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则借助于罗莎·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和有关无产阶级开展日常斗争的理论回到了马克思，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罗莎·卢森堡哲学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不可忽视的一面。
三、从肯定的评价中反思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的关系
自卢卡奇和葛兰西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罗莎·卢森堡理论价值的发掘。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对罗莎·卢森堡的研究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形式展开的。这种研究虽然不能改变先前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基调，亦不能算作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中的一个质的阶段，但却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罗莎·卢森堡理论研究的转向奠定了基础。因此，比较这两个时期，不仅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罗莎·卢森堡研究时空交错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历史演变，也可以从中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说明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哲学关系上的变化，从而引发我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重新思考。
把罗莎·卢森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这本身就是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充分肯定和极高的评价。不仅如此，在对罗莎·卢森堡理论的叙述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分析了罗莎·卢森堡与第二国际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与列宁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罗莎·卢森堡哲学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意义。针对20世纪20—30年代人们普遍否定罗莎·卢森堡，列菲弗尔首先提出了新的研究原则。在《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一书中，他说：“不应该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运动仅仅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甚至归结为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而应该把视野再扩大一些来看待这个问题，从总体上来考察这个问题，既不要分‘左翼’和‘右翼’，也不要把真理归于这个人或那个人，把偏差和错误归于另外某个人。这难道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从停滞、甚至变质的境况中摆脱出来的唯一办法吗？必须把有关的每一部著作既当作有关政治上的某种可能性的一种假说，又当作有关未来前途的一种障碍。很可能，如果没有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们’，现代世界不会出现现在这样的形势；也很可能，即使这个或那个人并不存在，世界的战略方向和选择也会被确定。”[6] 176应该说，列菲弗尔提出的这一原则对于评价罗莎·卢森堡的哲学来说，是具有折中性的。因为他在要求打破把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简单对立起来，孤立地考察某一个人、一个时代的哲学，把某一个人、一个时代的哲学看作一个简单的、无矛盾的整体研究方式时，就已经把罗莎·卢森堡的哲学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并且强调应该对这个复杂的整体作多棱镜地评价。这样一来，他既可以保持先前列宁对罗莎·卢森堡政治哲学的批判基调，又可以深入到罗莎·卢森堡复杂理论中的细节，发掘其中有价值的理论，修改先前对罗莎·卢森堡理论的过分批评，从而使人们对罗莎·卢森堡哲学的评价能够从列宁的全盘否定中解放出来。这一点在他对罗莎·卢森堡哲学的总体评价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把卢森堡的各种论点组成一个整体，即‘卢森堡主义’来加以全盘接受或加以全盘否定，同把她的经济观点和政治观点加以孤立地考察一样是错误的和虚假的。罗莎·卢森堡同列宁的重大争论，尤其是关于工人阶级与党内的民主问题、关于自发性问题的争论，掩盖了她的基本理论成果：资本积累的理论，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和外围地区的区分和联系的论说。”[6] 177在这里，列菲弗尔虽然没有改变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的政治哲学的批评，但却对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较为深入地分析了罗莎·卢森堡有关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和外围地区的观点，指出，这一观点不仅贯穿了马克思的历史的、总体的辩证法，而且还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只考察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而罗莎·卢森堡则进一步考察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相比之下，列宁在研究这一问题上的论据是弱于罗莎·卢森堡的。至于这一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也都没有像罗莎·卢森堡那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打开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禁锢了起来。[6] 189列菲弗尔对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这一评价比之卢卡奇有了很大的变化。卢卡奇只是从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方法上肯定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而列菲弗尔不仅肯定了这个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而且还肯定了这个理论本身的价值，强调这是“罗莎·卢森堡的一个辩证的、与众不同的、也是具有吸引力的看法”[6] 181。这就把罗莎·卢森堡置于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来发掘她的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弗兰尼茨基和科拉科夫斯基也以类似的方法对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作了新的研究。弗兰尼茨基认为，罗莎·卢森堡与考茨基虽然都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们却代表了这个时期两种不同的理论方向：“考茨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盛衰，而罗莎·卢森堡则不仅是这个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的最杰出的光辉形象，而且是这个时期的否定。”[7] 367既然罗莎·卢森堡的思想是这个时期的否定，那么，人们就不能以当时的具体历史事件来评价罗莎·卢森堡理论的对错，而应该从历史未来的视角去发掘罗莎·卢森堡思想中所包含的比这个时代更为长远而深刻的内容。由此出发，他不仅肯定了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创造性，而且在被列宁批评的每一个问题上，都为罗莎·卢森堡作了辩护。他辩护的理由是，列宁有关工人运动的主张符合了当时的形势，而罗莎·卢森堡对领导官僚化危险的警告却是具有预见性的。[7] 372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主流》第2卷中把罗莎·卢森堡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一方面，她以《资本积累论》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她作为反对苏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象征而成为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8] 在对罗莎·卢森堡理论的肯定性评价上，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人物麦克莱兰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走得更远。他把罗莎·卢森堡从他所批判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分离出来，指出他的自发性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革命理论“惊人地相似”[9] 60，而对列宁与罗莎·卢森堡有关党和群众关系问题的分歧，他是肯定罗莎·卢森堡而否定列宁。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的这一系列的研究，罗莎·卢森堡不再仅仅作为一个革命家的鹰而得到赞扬，更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鹰而得到赞扬。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肯定性研究是前一段肯定性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两个时期的肯定性研究是在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展开的。前一段的肯定性研究是在“回到马克思”的范式中展开的，而这一时期的肯定性研究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中展开的。我们知道，“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象征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回到马克思”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反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提出的口号，象征着以革命、批判精神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就被定义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象征着以经济、历史必然性范畴为内核的马克思主义。罗莎·卢森堡之所以在“回到马克思”的范式内能够得到肯定，是因为她始终坚持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结论，坚持从历史必然性上说明帝国主义现象，也正因为这样，在“回到马克思”的范式中，她常常被作为一个坚持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思想家而得到肯定。比如，麦克莱兰在分析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受批评的原因时，指出：“这部著作一直受到批评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当时人们大都批评这部著作持的是技术经济论点，而且普遍认为她对马克思的批评是错误的。第二，对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自动崩溃的想法，认为相当含糊不清。她似乎肯定相信某种崩溃理论对制订正确的社会主义战略是至关重要的。对此，列宁当然不同意。罗莎·卢森堡的自动崩溃论，连同人们认为她自发性观点中固有的宿命论一起，后来都成为列宁主义连续密集批判的目标。这些批判很多是完全错误的，卢森堡肯定不比马克思本人更崇信‘宿命论’。尽管她在再生产的技术性问题上思想混乱，但是她对经济帝国主义及其对不发达社会的破坏性影响的主要论述仍然是中肯的。”[9] 65很明显，麦克莱兰是通过论证罗莎·卢森堡理论中包含着革命的能动性观点，以及她的观点与马克思理论的一致性，来肯定罗莎·卢森堡，反驳20世纪初人们对罗莎·卢森堡的误读和批评。
与之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中，罗莎·卢森堡是作为创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思想家而得到肯定。在这里，人们不再从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理论的同一性上寻找肯定罗莎·卢森堡思想的证据，而是从两人理论的差异性上发掘罗莎·卢森堡思想的当代价值。沃勒斯坦对罗莎·卢森堡提出的资本积累图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罗莎·卢森堡在这个图式中使用的“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术语虽然使她的研究陷入混乱，但是，“她的视野是完美的：‘从实现剩余价值和生产流动资本的物质因素方面来看，国际贸易是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首要条件——这种国际贸易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的交换。’关于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雇佣劳动的需求，她同样显示出了真知灼见。她将其称为‘可变资本’的增长”。[10] 美国罗莎·卢森堡研究专家保尔·泽瑞姆卡强调，罗莎·卢森堡理论的现代价值正在于她在资本积累的图式中纳入了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马克思恰好把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排除于资本积累的图式之外，因此，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图式比之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图式更能说明当代的资本全球化运动。相比之下，列宁、考茨基、布哈林、格罗斯曼等同时代及之后众多思想家的批评之间经常是矛盾的，每一种批评都非常草率粗心，并没有构成真正有分量地对罗莎·卢森堡理论批评。[11] 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从经济、政治到哲学对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拓展了罗莎·卢森堡理论本身R研究内容，比如，开展对罗莎·卢森堡的第三市场理论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研究，并由此推进到对当代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资本的研究等等，而且还重新思考了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列宁哲学的关系。在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的关系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改变了前一时期以马克思的理论为标准衡量罗莎·卢森堡理论的研究方式，主要结合当代世界历史的变化说明罗莎·卢森堡在哪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这就把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置于当下实践中加以考察，既揭示了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在探讨历史必然性上的同一性，又展示了罗莎·卢森堡在说明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变化上的个性特征，这其中既有对罗莎·卢森堡理论的批评，也有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在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关系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更是从20世纪人类历史在时间和空间的交错点上分析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争论，认为罗莎·卢森堡与列宁在资本积累、政党、社会主义民主、民族自治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其实是由东西方国家的差异决定的，与列宁相比，罗莎·卢森堡的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思考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比如，在罗莎·卢森堡与列宁有关政党问题的分歧上，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秘书长、德国学者奥图卡·鲁本(Ottokar Luban)对罗莎·卢森堡从1904年到1918年有关政党问题的研究资料进行了考证、核实，纠正了先前有关罗莎·卢森堡批评俄国革命观点的一些“定论”，他得出的结论是：罗莎·卢森堡于1904年、1908年对列宁的极端中央集权的政党观念的批判，并不是一种出于某种特别的政治情势而作的偶然的论战，而是源自她与列宁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分歧。[12] 在罗莎·卢森堡与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分歧上，国际罗莎·卢森堡协会主席、日本中央大学教授伊藤成彦考证了罗莎·卢森堡自1895至1909年期间发表的有关波兰民族独立和自治问题的论著，纠正了以往人们在此问题上对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种种误读。他的结论是：罗莎·卢森堡在民族自治上的基本观点是：民族自决权不是抽象的，不能通过集权制的国家形式实现，而只能以人民自决的权利为基础，如果人民自决的权利实现了，民族自决的权利也会自动实现。这一基本观点是与她对帝国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理解相一致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与列宁的分歧在于：列宁主张利用国家去建设社会主义和解决民族问题，而罗莎·卢森堡则主张通过发展市民社会，建立真实的民主来解决民族自治问题。很明显，罗莎·卢森堡向我们描绘的是“废除民族国家以后的世界”，由此决定，她的民族和国家理论不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的。[13]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当代的罗莎·卢森堡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了质的变化。在理论上，更为重视罗莎·卢森堡理论中有关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化过程和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方面的内容，在方法上，更注重揭示罗莎·卢森堡富有个性创造的内容。由于这种变化，罗莎·卢森堡不再是以一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左派的面貌出现，而是以一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预言家和思想先驱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研究视野中。这就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的对罗莎·卢森堡肯定性评价的质变。
事实上，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是由罗莎·卢森堡理论的本质决定的。关于罗莎·卢森堡理论的本质，美国学者杰里弗·里曼作了十分准确的概括：就罗莎·卢森堡更重视经济基础、阶级斗争和国际关系而言，她的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而更接近阿尔都塞的思想，同时，就她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及其生长的准确预言而言，她的理论给予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全球对抗以更有说服力的证明，比之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当代的全球化思潮。[14] 正是由于罗莎·卢森堡理论的这一本质，所以，当人们持续地、深入地研究罗莎·卢森堡时，就必然放弃“回到马克思”的研究范式，而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从这一方面看，研究罗莎·卢森堡又是我们走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契机。
四、从罗莎·卢森堡走向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反思一个世纪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发展和当下中国实践中的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理论上看，一个世纪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启示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学术界在“回到马克思”的口号下开始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提出“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是针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是为了突破这一教科书体系，创造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这一口号一提出，就引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变化：首先是加深了对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展开了文化哲学的探讨，弥补了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研究中的不足；其次是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研究，发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内容；再是推动了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这一切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了学理化建设的道路。但是，囿于“回到马克思”口号本身的局限性，中国学者又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完全排斥和否定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建设只能通过研究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而完成。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建设又被封闭在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解释之中，而难以走进中国的现实。那么，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呢？这里首先有一个概念辨析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在什么意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罗莎·卢森堡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使用这个概念，是特指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才波及到恩格斯和列宁。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狭义内涵。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兴起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时，“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就超出了原有的狭义内涵，在广义上包含了7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在新社会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罗莎·卢森堡研究其实是把罗莎·卢森堡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了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通过这种转换，才能揭示罗莎·卢森堡理论中那些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而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这就告诉我们，在讨论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时候，不能不加区分的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也连同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一并否定了。如果以这样一种方式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的马克思哲学研究就不可能走进时代，不可能走进现实。其实，20世纪的罗莎·卢森堡研究还不只是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复杂性，同时还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内容的丰富性。它告诉我们，无论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是我们思考当今全球化运动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就狭义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对相对和平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种种分析和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说明，对于我们研究新帝国主义现象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如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后马克思主义讨论当今政治哲学的理论起点。拉克劳、墨菲等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无不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问题中建构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中最杰出的思想家罗莎·卢森堡更是他们研究的重点人物。由此可见，无论是研究当今世界历史，还是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传统，我们都不能不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相反地，是应该结合当今世界的变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重新思考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汲取其中合理的思想。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当代的罗莎·卢森堡研究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这种历史的联系中，无论是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只是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产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该时代和该民族的局限性，因此，马克思哲学只有通过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不断批评和完善才能保持其永恒的生命力，而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该民族和该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这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地批评和完善马克思哲学而创造出来的，其中每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又都是我们回到马克思的中介，即使是提出“回到马克思”口号的西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过是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种，也只是我们回到马克思的中介。正是这些中介的存在，决定了马克思哲学的不可还原性，决定人们只能通过那些最具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发现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一个可供我们进行现实批评的对象，又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一个不可跨越的阶段。既然如此，我们在“回到马克思”时，绝不能简单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其斥责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应以开放的心态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分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从中探寻它们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开展对马克思哲学的新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化建设与对当代现实问题的思考融为一体。
从实践上看，一个世纪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向我们展示了罗莎·卢森堡理论的丰富内容，启示我们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视角重新研究罗莎·卢森堡，从她的思想中汲取对今天的中国发展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看来，罗莎·卢森堡理论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依然具有借鉴价值。其一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把非资本主义国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加以考察，并且以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的过程说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罗莎·卢森堡以东西方国家之间的资本联系为主线，描绘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结构，指出了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从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以及东方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化的特殊性。这些思想在当代的全球化运动中得到了强化，并且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是全球化运动增强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统治；另一方面是反全球化运动带来了世界历史的多元化发展。面对世界历史的这一新发展，重新研究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和世界的相互作用中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一方面，把中国置于世界体系之中，从当今世界的基本构成及其本质去认识和把握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又根据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制定中国自己的发展战略，以借助于国际资本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二是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观。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二是强调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健康的公共领域的建立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根本保证。这两点对于建构当今中国的政治文明具有借鉴意义，应该成为中国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资源。[15]
早在20世纪初，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但是，由于受到列宁批判罗莎·卢森堡的影响，罗莎·卢森堡的学术价值一直被中国学术界所忽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世界历史发生了新的变化，罗莎·卢森堡思想才再度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现在，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从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不同的角度研究罗莎·卢森堡。问题是，我们的罗莎·卢森堡研究不能停留于原有批评模式中，而应该充分汲取当代国际罗莎·卢森堡研究的成果，站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高度理解罗莎·卢森堡的思想，使其成为我们思考当代中国问题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国际马克思主义相互交流，共同探讨人类正面临的那些最富有挑战性问题的学术论坛。只有这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不断地破除原有的观念束缚，从封闭而走向开放。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卢卡奇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罗莎·卢森堡论文; 列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