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雷国胜 蔡 芳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610031）
〔摘 要〕 基于2000～2017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本文构建静态与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阶段性、区域性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高，将越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当土地财政依赖度小于57.97%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超过该比重则出现抑制效应，两者间呈倒U型关系；在东部地区，土地财政促进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演进，却显著抑制合理化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土地财政先促进后抑制产业结构高度化，极值点分别为：45.15%、18.92%，同样对合理化的影响也存在极值点。
〔关键词〕 土地财政 产业结构 合理化 高度化 倒U型关系 面板模型
引 言
近年来，土地财政逐渐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支柱，2017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2059.01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3.23%。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预计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这将使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减少，从而更依赖于征收预算外的土地财政。据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2018年1～6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6941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9.49%。为缓解财政压力获得短期的土地出让收入，地方政府还将不断以更高价格向商业、服务业以及房地产行业供应土地，第三产业 （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土地资源的不断流入对其他产业资源要素的聚集形成挤占效应。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尚处起步阶段，产业结构虚高与产业间不合理协调发展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制造业产能过剩、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间结构性矛盾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因此，探讨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的影响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研究范畴。
1 文献综述
关于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研究，学者们具有各自不同的观点：（1）积极影响。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出让获得的收入，通过支出用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农地开发以及大规模经济开发区等方面，能起到吸引外来企业投资的作用，有利于以城市化为内容的产业转型升级［1］。 陈淑云等 （2017）［2］在考虑区域差异因素下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土地财政依赖对产业结构升级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消极影响。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导致了城市的过度扩张、产业积累不足，其对发展房地产行业的倾向促使 “产业结构虚高”问题突出［3］，然而房地产行业的过度繁荣会吸引原本投入工业制造业的资源要素，使得土地财政具有去工业化效应［4］。 赵祥等 （2016）［5］认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大城市过度服务化和小城市产业空心化，引发城市的 “去工业化”现象，从而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李勇刚等 （2015）［6］引入土地财政因素，对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进行拓展，发现土地财政虽然有助于加快工业化进程，但却显著地抑制了产业结构服务化。杨文韬等 （2018）［7］认为土地财政导致第三产业的发展成本上升、资源及资金被挤占，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起抑制作用； （3） 阶段影响。 陶长琪等 （2017）［8］认为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存在非一致性，土地财政的土地出让收益与税性收益分别低于其临界值时，将促进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反之将抑制产业结构的合理演进。邹薇等 （2015）［9］建立时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得出，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空动态效应和 “门限效应”。
综上可知，学者们普遍认为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未针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两个维度：合理化与高度化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在参考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理，选取2000～2017年30个省 （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阶段性、区域性影响。
2 影响机理
为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经营土地行为改变土地资源供给、用地成本高低以及投资倾向，从而导致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日益显著。根据国土资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招拍挂出让收入占总出让收入比例仅达71.31%，但这一比例自2008年跃入92.87%以来，就一直处于95.5%左右，出让收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的土地财政收入。历年招拍挂出让的单位价格不断攀升，从2003年的567元／平方米到2016年的1801.08元／平方米，单位价格的不断上涨再次增加了土地财政的收入。虽然我国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指出，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应当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但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的官员考核机制，促使地方政府形成对本地经济产出与投资规模的追求，常常以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吸引外来资本。因此，在分税制改革背景下，财权与事权极不平衡，为获得预算外的土地财政收入，地方政府通过招拍挂出让方式大量且高价向商业、房地产行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供应土地，改变了产业间的供地结构，影响了土地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配置。而大量土地资源进入房地产行业，会吸引大量资本、人力资源等资源要素的不断流入，从而对其他产业资源要素的聚集形成挤占效应，导致 “去工业化”现象提前到来。加之地方政府为获得持续的土地财政收入，又将其支出用于城市建设，扶持与房地产相关的工业、制造业，却造成了部分产业重复粗放建设、产能过剩。因此，提出本文假设：
假设1：土地财政会抑制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进行消费者行为分析，结合线下门店、超市系统，实现产品数据附能，从而拉动消费者二次购买行为，极大减轻线下门店运营压力，同时缩短线上取货流程，增强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粘合度，开启王致和新一代零售模式，最终实现了销售闭环的无缝对接。
参考周彬 （2018）［4］、 陶长琪 （2017）［8］、 陈淑云 （2017）［2］等人的研究， 引入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Y），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人均GDP平减指数剔除了价格影响因素；人力资本存量 （HC），采用学者们最常用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方法来衡量；对外开放程度 （FDI），采用各省份以人民币表示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衡量；基础设施水平 （JC），采用各省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作为代理变量；市场化水平 （MR），采用1减去地方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衡量； 技术创新 （R＆D）， 借鉴高远东 （2015）［12］等的做法，选取人均R＆D经费内部支出衡量，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CPI指数剔除了价格影响因素；金融深化程度 （FIR），采用各省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
假说3：东、中、西部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用地需求量以及产业结构存在较大不同，提出假说3：
3 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3.1 模型构建
为了探究土地财政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Fisher-Johansen检验法分别对LNSL与LNTC、LNTL与LNTC两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如表3检验结果所示，两组变量协整检验均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了 “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表明我国30个省份的土地财政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之间存在较为稳定的长期协整关系，可进行下一步研究。
式 （1） 中， TLit（SLit）为被解释变量， 代表产业结构高度化 （合理化），TCit表示土地财政依赖度；考虑非线性关系引入土地财政依赖度的二次项
； Control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i表示不可观察的地区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3.2 指标选取
3.2.1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优化
(1)用在光杆动词前时，“就”表示将要发生，而且表示快或用的时间短；“才”表示刚发生，而且发生的晚或用得时间长。
产业结构优化是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有机统一［10］，合理化是高度化的基础，高度化会促进产业结构在更高层次实现合理化。因此，本文拟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优化进行衡量。
“这支适马的鱼眼镜头能够提供180°视野，我用它单次曝光拍摄整个夜空。用它拍摄流星雨非常棒，也可以用来展示光污染。它是佳能卡口的，但我用适马的MC-11 E卡口转接环安装到索尼机身上。”
（1） 产业结构合理化 （SLit）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间协调能力加强和关联水平提高的过程，衡量依据是产业间发展是否协调、是否实现要素资源有效配置。本文借鉴张林 （2015）［11］的方法， 在综合考虑了学者们一般采用的产业结构偏离度系数和泰尔指数 （Theil Index）衡量方法的基础上对衡量指标进行了改进，公式如下：
由表4可知，Hausman检验结果P值均小于1%，显著地拒绝了 “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的原假设；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检验结果P值均小于1%。因此采用D＆K （1998）方法使用修正后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2） 产业结构高度化 （TLit）
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产业从第一产业产值占优向第二、三产业产值占优演进，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顺次转换，从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生产中间、最终产品为主转换的过程。本文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 借鉴张林 （2015）［11］的方法，采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来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公式：
， Y3、 Y2分别表示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SL的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向越高层次发展。
针对东莞石排镇的招商引资，尤其是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玩具、服装、电子制品、LED、汽车零部件等)，根据上下游供应链的协同关系，走产业链配套招商的新路，逐步完善产业链条，实现产业集群的发展。有针对性的在国际上寻找玩具、服装、电子制品及LED和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配套企业集中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定向招商，并在石排镇内规划出国家级的玩具、服装、电子制品产业园，以集中资源在局部建立知名度，增强招商的效果。对于引进的供应链配套企业，石排镇应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或税收返还，协助其发展壮大。
3.2.2 解释变量：土地财政 （TCit）
现有文献对于土地财政指标选取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广义的土地财政是指地方政府作为土地经营者而带来的所有收入，包括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土地抵押的债务收入以及与土地相关的税收。本文构建土地财政依赖度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出让收入能准确衡量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获得财政收入的实际规模；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越高，控制供地结构和提高出让价格的动力越强，从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高度化的影响越为显著。
3.2.3 控制变量
社区医院护士对标准预防知识的掌握情况还较满意，但在遇见患者血液、体液等物质泼溅下主动戴防护镜和穿隔离衣及对锐器的处理和锐器伤上报制度上依从性不强。这要求护理部和医院感染专兼人员进一步加强护理人员的标准预防知识培训，并要求把标准预防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护理工作中，养成良好的职业防护习惯，切实提高标准预防行为的依从性，保护患者和广大医护人员的健康。
假设2：土地财政与产业结构存在非线性关系，极值点范围内会促进产业结构向更高层次发展，超过范围会形成阻碍效应。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数据来自《中国国土资源年鉴（2001～2017）》 以及各省 （市、区）财政厅 （局）2017年财政决算公开数据，其余数据来自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 《各省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摘要（2018）》、 《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 《各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7）》等。本文以2000～2017年30个省 （市、区）为研究对象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考察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各变量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4 实证分析
4.1 单位根检验以及协整检验
4.1.1 单位根检验
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之前，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需要通过单位根检验对数据平稳性进行判断。为增强研究结果可靠性，本文同时采用常用LLC检验、ADF检验、PP检验等检验方法，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2）可以看出，原序列检验结果显示仅LNTC、LNRD在3种检验中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拒绝了非平稳的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一阶差分序列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统计量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所有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拒绝了截面对应序列都是非平稳的假设，即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②空气弹簧压力较大时的伸长过程：由于控制压力(空气弹簧压力)及油液流过PDC阀的阻力增大，大部分油液(取决于控制压力)必须流过活塞阀，使得减振器阻尼力就增大。如图14所示。
4.1.2 协整检验
基于研究假说，计量模型设定主要着眼于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效应以及对高度化的非线性影响。基本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表3 协整检验结果
4.2 基本实证结果分析
就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分析，回归结果中F检验值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拒绝了 “个体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R2以及调整R2的值分别为0.7975与0.7826，均大于0.5，表明选取的变量能较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土地财政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土地资源要素的聚集提高了商业房地产行业的边际生产率和边际效益，却造成了对其他产业资源要素流入的严重挤占以及成本的提高。为了推进城市化，地方政府将土地财政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又刺激了房地产业和相关建筑产业过度繁荣发展，造成了工业、制造业产能过剩。从 “要素驱动论”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资源要素的耦合性与协调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减少了土地、资本以及人力等资源要素对其他行业的支持，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
拓展实验实施阶段，从仪器的使用、试剂的配制、操作方法、注意事项等方面，对学生严格要求，使其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规范、熟练的操作能力。对于一些新的实验方法和仪器装置的使用，要提前做演示和讲解操作规范。
表4 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
4.2.1 全国层面的回归结分析
式 （2）中，
表示第i产业的产出结构，
表示第i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SL表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其值越大意味着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越合理，经济越接近均衡状态。
红色文化教育产业，在全国的院校都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全国的中小学和大中专院系都开设有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是目前的相关课程在红色文化的教育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深入发掘的内容。
固定效应模型 （FE）和随机效应模型 （RE）是分析静态面板数据最常用的模型，其判断适用于哪种模型可采用Hausman检验工具。但如果模型存在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截面相关，采用两种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将是有偏的。因此，本文建立面板模型 （一）～（八）研究土地财政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之间的关系，采用Driscoll和Kraay（1998）［13］提出的方法修正异方差、 序列相关、截面相关带来的偏误，在Stata15.0中使用“xtscc，fe／re” 命令进行估计， 结果见表4。
就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分析，回归结果中F检验值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拒绝了原假设，表明模型固体效应显著；R2以及调整后R2的值分别为0.9131与0.9065，均大于0.5，表明选取的变量能较好解释被解释变量，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土地财政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在1%显著为负，产业结构高度化极大值点在TC值等于57.97% （LNTC=4.06）处取得，表明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呈现倒 “U”型影响，意味着土地财政依赖度低于57.97%时，对产业结构高度化起促进作用，超过则起抑制作用。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向工业化、服务化转变，土地资源要素不断由农业用途转变为非农用途，这个过程中土地财政一直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资源浪费、农民利益受损、耕地红线或将被突破等问题却日益突出，土地财政带来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存在着严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地方政府对其的高度依赖将抑制实现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规模经济效益更高的产业结构高度化。
窜货会发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邻近市场促销费用支持的不均衡性，导致两个市场实际拿到公司产品的价格存在差异。那么以后营销总部在进行费用投入时，就应考量邻近市场的支持情况，尽力做到费用投入的均衡性。若存在特殊原因，比如在市场业绩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某销售区域用促销支持费用来换取市场成交量的高达成，而导致邻近市场的价格差距不得不变大，但是在差距加大后，价格较低市场主动向价格较高市场窜货时，在次月针对窜货市场的促销活动力度应做出明确的管控要求，比如一旦发生窜货，对于该市场次月的窜货产品补贴力度应降低。
4.2.2 分地区的估计结果分析
考虑到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本部分主要讨论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区域影响。由表4可知，除了模型（三）与模型 （四）的Hausman检验结果P值小于1%，其余均大于10%；异方差、序列相关、截面相关检验结果P值均小于1%。因此，除模型 （三）与模型 （四）采用 D＆K （1998）方法使用修正后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外，其余均采用修正后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就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区域影响进行分析，回归结果中 F／Wald检验 P值均小于1%，R2／Overall R2与调整 R2均大于 0.5， 模型（二）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 （三）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为正以及平方项不显著为负，模型 （四）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以及平方项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东部地区土地财政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土地资源较丰富，土地财政引起的资源挤占现象不明显，从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促进作用。
就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区域影响进行分析，回归结果中Wald检验P值均小于1%，东、中、西部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分别在10%、1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仅西部土地财政二次项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在东、中、西部均为倒 “U”型影响，极值点分别存在于6.71、3.81、2.94。这意味着东部地区土地财政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调整；中、西部地区土地财政依赖度分别低于45.15%与18.92%时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调整，高于则起抑制作用。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建设用地需求量较大，基础建设所需资金更多，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更高，通过出让土地获得的财政收入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则更为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第一、二产业产值占比更高，土地财政促进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影响仅在极值范围内存在，超过范围将对实现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规模经济效益更高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形成阻滞效应。
因此，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在稳定增长的目标下，如果耐用品的寿命足够长，货币政策当局应选择耐用品部门通胀作为货币政策盯住目标，无论是基于缓和产出波动的角度，还是基于降低政策引致的社会福利损失的角度，均应如此。
4.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1）更换变量的衡量指标。①采用泰尔指数 （Theil Index）方法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
；②借鉴谢婷婷等（2018）［14］的研究方法，构造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TL=
i∗Mi=1∗M1+2∗M2+3∗M3；③采用人均土地出让收入来衡量土地财政。（2）内生性处理。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前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具有持续性，导致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在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并采用SYS-GMM估计方法进行重新估计。
表5 动态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AR（1）的P值均小于0.01，AR（2）的P值均大于0.01，表明差分后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问题；Sargan检验P值大于0.01，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为负，表明土地财政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土地财政的估计系数在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二次项的估计系数在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为倒U型关系。由此得出，本文核心实证结果依然成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的影响。研究表明：（1）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高，将越抑制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2）土地财政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其极值点位于57.97%，表明目前土地财政依赖程度仍处于促进高度化的有效区间；（3）土地财政在东部地区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4）中、西部地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影响均为倒U型关系，当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对应的极值点时，则会抑制产业结构优化。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
（1）尽快拓宽土地财政税收渠道。土地财政绝大部分来自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地方政府这部分收入虽容易征得，但却从土地资源供给端抑制了各产业合理协调发展。未来应将以一次性地租收入为主的土地财政转变为以土地税收收入为主，通过加快推进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物业税等改革来拓宽土地财政税收来源。
（2）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需要大量的建设用地，地方政府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一直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从而导致使用权出让价格猛升。推进农村征地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联动改革，减少土地供给的政府行为，有利于土地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并促使土地使用价格趋于合理。
其次，贷款担保难。目前，农业政策性担保机构还没有建立，加之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小、资产少，大多不愿为其担保。
（3）实施有区别的产业结构优化战略。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在土地财政影响下，率先实现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形成了 “三、二、一”的产业布局，应着重注意土地财政对合理化带来的抑制作用。而对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应合理利用土地财政，促进传统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在保证产业合理协调发展的同时，夯实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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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Land Finance on Rationalization and Supererog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Lei Guosheng Cai Fang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from 2000 to 2017，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periodic and regional impacts of land finance on rationalization and supererog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building the static and dynamic panel model.The research shows： the higher the local government's dependence on land finance， the more it will restrain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effect of land finance on the supererog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inverted u-shaped， with its extreme point at 57.97%；the land finance restrains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promotes the superero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eastern region， bu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t firstly contributes and then inhibits the supererog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with its extreme points at 45.15%and 18.92%，and it effects the rationalization also has extreme points.
〔Key words〕 land fina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supererogatio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 panel model
doi： 10．3969 ／j．issn．1004-910X．2019．02．019
〔中图分类号〕 F121.3；F81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8-23
基金项目： 农业部农业行业管理业务经费项目 “西藏 ‘三个长期不变’政策执行情况评估及对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建设的启示”（项目编号：041721301124031009）。
作者简介 ：雷国胜，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蔡芳，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责任编辑： 史 琳）
标签：土地财政论文; 产业结构论文; 合理化论文; 高度化论文; 倒U型关系论文; 面板模型论文; 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