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华[1]2002年在《试论典型人物报道与受众心理》文中研究表明典型报道，即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同类事物中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报道，它是我国新闻媒体的一个传统。可是现在，典型报道特别是典型人物报道已经走入了一个困境。本文试图改变以传者为中心的报道传统，而以受众的视角来审视典型人物报道并寻找其出路。 本文从驳斥“典型人物报道淡化论”开始，论述了典型人物报道存在的必要性，并通过对典型报道定义的再认识、对典型人物报道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从受众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得出结论：要搞好典型人物报道，不能忽视受众的需求和受众的心理。 本文根据受众心理过程中注意、理解、接受这叁个主要阶段，以及可能会出现的逆反心理这四个受众心理学特征，来探讨如何进行典型人物报道。 要引起受众的注意，典型人物报道要有吸引力。吸引力缘自于立足于普通人、关注业界精英、个性人物和新鲜多样的报道形式； 要让受众能够理解，典型人物报道要有形象感。形象感缘自于在写作中体现人物的时代背景、内心世界和闪光细节；同时，报道还应讲究策略与时机； 要使受众接受，典型人物报道要有合理性。合理性缘自于真实客观、隐藏宣传目的和报道效果的强化； 要防止受众可能出现的逆反心理，典型人物报道一要掌握好“度”；二要尊重受众的思考意识，提供思辨空间。
满方[2]2015年在《试论上海地区正面人物报道的宣传效果》文中认为正面人物报道作为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具有特殊价值的报道样式,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作为社会精神引领、行为鼓舞的一种重要手段,都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传统正面人物报道那种口号式、鼓动式、夸大的、拔高式的宣传模式开始产生反感,在价值观更加多元化的今天,人们对于那些总是被神化了的正面人物逐渐不信任、甚至产生逆反的心理。正面人物报道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虽然正面人物仍然不断被媒体作为重点的人物报道对象推出,但其社会影响力却相对有限。然而正面人物报道在引导公众形成、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体系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又使得我们必须重视和强调其作用的发挥。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和受众调查、访谈等方法,从议程设置理论的角度出发,对当前正面人物的报道模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在原有一体化宣传模式和宣传思路的影响下,我国正面人物报道在运作中存在着显着的统一安排、组织报道等特点,在报道过程中,就其所使用的具体呈现手法而言,也倾向于遵循传统的报道思路和方式,表现出了强烈的组织宣传诉求。这种报道思路和呈现方式在引起受众注意、提升正面人物知晓度方面确实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当前媒体已经认识到报道思路必须随着时代的变迁进行及时调整的重要性以及进行这种调整的努力,在正面人物的选择和呈现上,开始注重回避传统正面人物报道所存在的模式化、一元化价值取向等问题。然而由于一元化体系下单一、模式化的宣传模式的存在和影响,传统的正面人物报道的宣传理念和生产过程仍然主导着当前报道的实施,导致对于正面人物报道的改进只能被限制在诸如写作手法、表现方式等较为浅层和倾向于业务的范围内,而在人物选择、推出手法等根源性的层面较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滞后于现实发展和需求的状况,必然进而导致在当前受众价值体系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较难形成受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另外,这种改变也未能彻底转变受众心目中对于正面人物报道感知上的刻板印象,无法从感情上提升受众的接触意愿,这进一步加深了正面人物报道所面临的困境。改进正面人物报道的宣传效果,需要调整一元化体系下单一、模式化的宣传思路,重视受众多元化的价值评判体系,弱化正面人物报道的组织宣传色彩,变单向有利的宣传诉求为双向有利的导向,改善正面人物报道在受众心目中的刻板印象,进而达成有效的情感和行为劝服。
赵瑾[3]2011年在《“白衣天使”的形象建构》文中研究指明医疗卫生关乎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群众对医务工作者这个救死扶伤、生命相托的特殊群体理应有着由衷的崇敬和尊重。但是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纠纷、食品安全等问题屡见报端,医患关系与医疗卫生行业整体形象不尽人意。形象危机促使政府卫生部门一方面积极推进医改、着力缓解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加强卫生新闻宣传工作,大力宣传医疗卫生行业先进典型,树立医务人员“白衣天使”良好形象,以期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为开展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舆论氛围,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本文运用传播效果理论,以近年来医疗卫生行业开展的正面典型宣传工作为研究对象,设计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目前受众对医疗卫生行业典型宣传的接触情况及态度意见,分析传播效果及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并在总结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为政府传播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典型宣传工作提供参考建议。本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简要概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的思路与内容以及文献综述。第二章,探究作为“白衣天使”形象塑造的主要手段——典型宣传的有关概念、特点和意义,重点在于厘清“典型”、“宣传”和“典型宣传”的概念,为下文开展实证研究奠定基础。第叁章,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典型宣传效果的实证研究设计。这一章将在回顾传播效果理论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医疗行业典型宣传的实证研究框架(包括实证研究主要内容、研究变量及假设)以及实证研究方法(包括样本量的确定、调查问卷的内容设计、调查方法及数据分析方法设计)。第四章,实证分析。这一章主要利用图表和SPSS软件对调查得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这些分析包括问卷数据描述性分析、可靠性分析、传播效果与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等。通过对数据的处理,挖掘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从中总结宏观结论、找出规律性联系。第五章,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一章在分析总结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针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基于政府传播者的角度提出如何改进医疗卫生典型宣传传播效果的建议措施。
郭赫男[4]2006年在《我国大众传媒建构的“拟态环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拟态环境”一词自1922年由美国着名的专栏作家、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其名着《舆论学》一书中提出后，逐渐成为了新闻学、传播学的重要术语。我们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衣食住行用都在此环境中发生。同时，大众传媒对社会的渗透已达到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地步，它象空气一样弥漫在我们的周围。因此，我们又生活在一个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建构的媒介环境中，李普曼将其称为“拟态环境”(又译为“假环境”、“准环境”)。李普曼认为，大众传媒形成的信息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着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本论文首先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拟态环境”的定义、功能、成因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整合性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1、传统社会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匮乏，讯息的传播主要依靠人际传播，因而不存在拟态环境的问题。拟态环境的出现，是在大众传播媒介普及和高度发达之后。这是因为“媒介即讯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类的能力，人们获得更为长久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人们了解的人物、事件和经验远远大于通过日常生活所获得的；人们在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现实世界有了更独立的理解。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接触传播媒介越多，人们的观点越接近媒介的观点，对现实的认识也越“媒介化”，而非真实化。 2、拟态环境是大众传媒形成的信息环境。它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无法逃避
魏佳[5]2008年在《新时期我国典型人物报道叙述不可靠现象原因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典型人物报道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中占重要地位,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20世纪70年代后,它的发展势头已不如从前。2004年,新华社针对全国范围内受众的调查显示,受众对典型人物报道的真实性存在质疑。本研究从文本出发,引入叙述学中叙述者和隐指作者的概念。根据叙述可靠性理论,叙述者和隐指作者价值观的异同决定着叙述的可靠与否。我们将新时期我国典型人物报道叙述不可靠现象分成叁类:对典型人物事件的不可靠报道、对感知的不可靠解读和对道德的不可靠评价。本文重点研究造成典型人物报道叙述不可靠现象的原因。从文本叙述来说,被叙述对象在文本中的形象和现实中的形象存在反差,同时,占统治地位的全知全能叙述视角和不恰当的视角转换也导致了叙述不可靠现象的产生。从社会环境来说,典型人物报道形成的刻板印象、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介市场化趋势都影响着叙述可靠性的实现。本文指出典型人物报道叙述不可靠现象,绝非否定典型人物报道的巨大价值。分析叙述不可靠的现象和产生原因,最终目的在于指导实践,使典型人物报道取得更大的成功。
王丽花[6]2008年在《新世纪河南典型人物报道研究》文中提出典型人物报道是一种宣传性报道,是为了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人物进行的集中报道。上世纪末我国典型人物报道一度陷入低谷,甚至有学者认为典型人物报道过时了,但新世纪河南推出了任长霞,李学生、洪战辉、谢延信等典型人物,在全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尤其是任长霞这一典型更是深入人心,给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注入了全新的理念。在河南典型在全国成功推出并获得非凡影响的时候,以河南典型人物报道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对于新世纪我国新闻宣传的重要手段——典型人物报道的研究可以提供有益借鉴。典型人物报道具有政治性、宣传性和教育性特点。其主要是社会整合作用,同时也具有榜样示范和时代象征功能。典型人物报道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演变至今,其媒介形象已经从单纯的“道德之师”和“政治之师”,演变为具有多元个体特征的现代“自然人”形象,其报道手法也有很大改进。新时期河南典型人物报道取得很多突破和创新。在传播理念上摆脱了以往“高大全”的思维定势,在典型人物的选题、选材及议程设置上都趋向平民化;在写作模式上减少了空洞的说教,故事化写作更吸引受众,主要表现为注重细节、凸显人性化、寓观点于事实中、语言情趣化等;在传播方式上,变单向灌输转向网络互动,更加注重策划整合,分层次立体化传播,营造了强势效应,报道方式也灵活多变,内容丰富多彩。新时期河南典型人物报道应该注意把握好典型宣传的“度”、充分考虑报道结果是否在无形中损害了当事人的相关权利;要拓宽典型人物报道的“面”,新世纪河南人民在中原崛起过程中表现出的锐意进取、积极开拓等时代精神在报道中应适当挖掘;同时要注意典型人物宣传的持久性和连续性,防止典型宣传的“一阵风”。
邓仰清[7]2018年在《影像叙事的力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典型人物报道作为我国新闻事业独有的一种报道方式,具有政治宣传功能、弘扬主流价值观和教化大众的社会功能。典型人物报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大众价值观的引导和社会风尚的引领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影像时代,文字平面化的典型人物报道不能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视觉审美需求,典型人物报道需要从影视技术与叙事内容对典型人物报道进行创新。直观式的影像和影像叙事的手段能为典型人物报道注入新鲜血液,既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又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本文通过对典型人物报道影像叙事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运用影像叙事学理论从影像叙事特征、叙事视角和叙事符号叁个层面分析目前典型人物报道影像叙事的创作一般性特点。通过以《感动中国》为个案,分析该节目在画面、声音、造型等技术层面和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内容层面的特点,掌握其成功的叙事手段和叙事方式,寻求典型人物报道新的影像叙事模式,为今后典型人物报道影像叙事创新提供借鉴。
张静[8]2007年在《关于典型人物的宣传报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典型人物报道是我国新闻媒体的一种传统报道样式，也是我国新闻事业的一大特色，其产生既根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典型示范”和苏联的“典型宣传”，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延安时期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使命使然。通过归纳分析国内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种种定义，本文界定了典型人物报道的内涵和外延，认为典型人物报道是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的持续的集中的报道，强烈的宣传色彩、具象的情感冲动、抽象的道德感召和多维的推广模式是其本质特征；新闻典型与文学典型既相互区别，又存在交叉点；由于人物事迹和精神意义侧重点的不同，典型人物的话语内涵可以区分为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杰出人物和平凡人物。本文将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建国前的初创期、建国十七年的探索期、“文革”十年的伤痕期、“文革”后至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元期。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报道实践、传播效果和报道特点的梳理与分析，总结出典型人物报道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审美意义。它不仅以榜样的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而且许多典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化身；它既是当下构建和谐盛世的时代呼唤，又为当前困顿迷茫的人们提供思想的导航；它既指引人们实践真善美，走向自我完善，又启迪人们关于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考。建立在对典型人物报道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自90年代以来其报道数量的减少、规格的降低和效果的弱化等表明典型人物报道的“式微”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分析认为其走向式微的原因不仅在于外部条件如社会形态、人文环境、媒介生态、大众心理等的变化，而且在于报道本身存在的一系列缺失，如内容的陈旧化、主题的政治化、形式的僵硬化、表达的模式化、时间的滞后化、细节的虚假化、人物的理想化、生活的表象化、思想的平面化、精神的概念化、逻辑的教条化以及典型的“泛尸化”等等。年度人物评选是近几年来涌现的一种新型的典型人物宣传报道模式，“感动中国”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本文通过对其独特的传播理念、丰富的传播内容和新颖的传播方式的解读，揭示其深受欢迎的原因，为今后典型人物报道的有效性传播提供借鉴。21世纪以来，以都市报系列为代表的市民化报纸在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领域大显身手，其以新闻报道的短小、鲜活、新颖和贴近等为特征，与党报系列密切配合、相互补充，为日益疲软的典型人物报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与党报系列的报道经验的互相借鉴则为典型人物报道的改革和创新了提供了养分。本文跳出了典型人物报道研究的地域局限，将其放在一个更为宽广的传播环境中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对比分析了台湾《中国时报》陈定南报道和《人民日报》牛玉儒报道的异同，而且分析了西方社会对于典型人物的树立。西方新闻学界没有类似于我国媒体“典型人物报道”的概念，原因在于中西新闻体制、新闻理念、文化传统等的差异以及西方新闻界对“宣传”的讳莫如深，但是媒体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塑造自己的典型人物，不管是真实的新闻人物、亦真亦幻的英雄人物还是虚构的英雄等等。不同的新闻体制和文化传统等因素造成了传播理念和传播方式的差异，比较研究于是提供了开放的视野，为典型人物报道实现入眼入耳又入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典型人物报道尴尬的现实处境并不意味着其将走向消亡，从政治要求、时代要求、文化要求、大众需求以及传媒需求等角度考虑，典型人物报道有其长期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典型人物报道要实现传播的有效性必须以报道理念与报道方式的革新为前提。本文认为，在报道理念上，典型人物报道要实现宣传理念向新闻理念、传者中心向受众中心、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以及英雄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在报道方式上，则要采取平民视角、淡化说教信息、突出典型个性、增加趣味元素、实行媒体联合作战以及实现报道手法的创新等等。
林清容[9]2012年在《网络时代典型人物报道的创新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全球迎来网络时代时,正遭遇中国社会转型,经过改革开放叁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价值体系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时代发展产物的典型人物报道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和传播语境中。经过“消亡论”的命运探讨,典型人物报道不断探索适合已经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和受众需求的报道理念和手法。本文借鉴“社会史”的研究范式,跳出了就典型人物报道谈典型人物报道的单一框架,将典型人物报道放在网络时代环境中考察。结合典型人物报道的特征和社会环境,重新界定了典型人物报道的概念,面对典型人物报道影响力式微的质疑,提出并回答了网络时代需要典型人物报道的原因及网络时代做好典型人物报道的社会价值及意义。建立在网络时代语境之上,本文结合受网络时代、社会转型改变和影响下的受众需求以及自媒体大行其道备受欢迎背后的受众心理,充分展现了网络时代典型人物报道的受众环境。尤其是强化了典型人物报道的时代问题意识,这既是典型人物报道的新变化,也是典型人物报道在当下有效传播的逻辑路径。近年来典型人物报道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改革,有了新发展新动向,文章结合多家媒体在典型人物报道中实践,充分分析案例,发掘网络时代典型人物报道的新观念、新景象以及新的报道手法。都市报、网络媒体、党报等新旧媒体融合为典型人物报道提供了立体化的报道空间,从社会新闻中发现选题,强化典型人物报道的社会问题意识,网络时代典型人物报道的传播路径及传播过程中媒介议程、政府议程、受众议程的新变化和新关系,这是本文中创新性的见解和视角,也是典型人物报道走向未来的新方法。然而典型人物报道极左时期的顽疾在当今依然没有完全消除,处在转型和创新探索路上,也需要不断实践,向其他类型的新闻报道学习,不断扩大报道平台,结合网络时代舆论的生成逻辑改进宣传引导的方法,强化时代问题意识,提高传播的有效性。
张畅[10]2018年在《基于“框架理论”下的典型人物报道研究——以《新闻联播》典型人物报道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典型人物报道作为一种重要报道文体,在我国政治宣传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进入新世纪,我国典型人物报道的数量和影响力比上世纪明显减弱。除却自身局限外,媒介环境、受众需求的变化均对典型人物报道效果产生影响。本文拟从"框架理论"出发,以《新闻联播》典型人物报道为研究对象,分析《新闻联播》典型人物报道的特点及理论在实践中的表现,寻求新时期我国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新路径。
参考文献：
[1]. 试论典型人物报道与受众心理[D]. 郭丽华. 广西大学. 2002
[2]. 试论上海地区正面人物报道的宣传效果[D]. 满方.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3]. “白衣天使”的形象建构[D]. 赵瑾. 山东大学. 2011
[4]. 我国大众传媒建构的“拟态环境”研究[D]. 郭赫男. 四川大学. 2006
[5]. 新时期我国典型人物报道叙述不可靠现象原因探究[D]. 魏佳. 广西大学. 2008
[6]. 新世纪河南典型人物报道研究[D]. 王丽花. 河南大学. 2008
[7]. 影像叙事的力量[D]. 邓仰清. 南昌大学. 2018
[8]. 关于典型人物的宣传报道研究[D]. 张静. 中南大学. 2007
[9]. 网络时代典型人物报道的创新与发展研究[D]. 林清容. 湖北大学. 2012
[10]. 基于“框架理论”下的典型人物报道研究——以《新闻联播》典型人物报道为例[J]. 张畅. 东南传播.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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