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空间的耗散形态、情感结构及政治协商论文

跨文化空间的耗散形态、情感结构及政治协商论文

跨文化空间的耗散形态、情感结构及政治协商

岳俊辉,夏蓓洁

(合肥学院 外国语言系,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跨文化空间是一个远离平衡态,并借助能量交互不断演进的复杂开放系统,具备热力学上耗散结构的特征。其能量耗散的本质是“情感结构”交互。此空间是文化能量政治协商的平台,因此应强化对文化间隙的监督,管控异文化能量的输入,进行文化政治协商,引导文化主体“情感结构”的健康演进。以此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系牢“一带一路”情感纽带,营造和谐的文明新秩序。

关键词: 跨文化空间;耗散形态;情感结构;政治协商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建设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伟大事业。此构想贯穿亚、非、欧三大洲65个国家,涉及不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文化多样性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的先行。”[1]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交流是实现沿线国家“民心相通”的基础,可使沿线国家消除偏见、化解分歧、增进共识。

文化交流必涉及至少两个文化。单文化的特征在学术界已有论述。苗东升多次从系统论视角分析了文化特性,认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分系统,具有复杂系统的所有共性:开放系统、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动态性、不确定性以及这些特性整合起来所涌现的复杂性”[2]。崔新健论证文化系统内的要素构成及其演变路径。[3]邵建则立足本土文化,分析我国文化的系统特性。[4]单文化的系统特性在学界已有初步共识。

遗憾的是,学界对两个文化交流形成的跨文化第三空间鲜有论及。关于文化空间,有观点认为其“不是单纯的文化场所,而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或性质的物理空间、场所或地点,而前者被指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形态”[5]。但是本文所讨论的更多是另一种文化空间。“文化空间是群体在一定区域内通过特定的实践方式而创造出的文化氛围,是人类实践活动以及实践范围的 ‘文化场’。”[6]“文化空间的 ‘时空边界’……取决于非遗保护主体对传统文化活动或表现形式在特定族群中的时空建构。”[7]文化空间是基于人类文化活动的抽象场域所在,而跨文化空间作为抽象空间,其型构特征、具体性质以及运作机制等,学界则未有探究。我们认为,耗散结构能够为理清上述问题提供思路。文化交流进行能量交互,形成动态的跨文化空间,体现出耗散结构特征。本文以耗散理论为基点阐释跨文化空间特性,分析以“情感结构”交互为核心的耗散机制,并就如何进行跨文化政治协商提出建议,以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民心相通构建提供参考。

本文利用CiteSpace V软件对导出的近十年武术文化研究的文献记录进行分析,形成了机构分布知识图谱,如图4所示。

当前,世界格局加快演变,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各国要秉承 “共商、共建、共享”,牢牢抓住发展这个 “最大公约数”,在国际上, “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 ‘快车’、 ‘便车’,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1];在国内,各省市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审时度势、抢抓机遇、顺势而为。湖南作为红色资源大省,充分发挥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历史价值,是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客观要求,也是湖南省开放崛起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必然需求。

一、跨文化空间的耗散形态

热力学上的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是一种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涨落触发下从无序突变为有序而形成的一种时间、空间或时间—空间结构。[8]此结构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维持动态的平衡。其形成需要特定条件:系统具有开放性、远离平衡态、非线性作用以及随机涨落、突变。

跨文化空间具有耗散结构的特性。文化也是开放性复杂系统。全球化背景下,任何文化系统,都不可能完全封闭,不与其他发生任何交流与传播。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应朝日常生活开放。他进而提出:“就是把文化看作由人所创造的、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包括观念和实物的动态有机系统”,“文化是一个开放的可延展的集合”。[9]跨文化空间兼有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和共同性。对于文化特殊性的理解必须在承认和经受认了文化发展的统一性的前提下完成。[10]对文化同一性的承认则表现了选择中的价值重构。 跨文化空间在开放中吸纳单文化能量,融同一性于自身的特殊性中,实现空间的再生产。跨文化交流必然是在开放的文化系统中基于文化共性的价值选择过程,唯此能量代谢才能得到保证,文化才能敞开意义怀抱,拥抱发展的多重可能。

当今世界,多样文化并存,我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也必然涉及多种文化间的交流。但“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只是问题的起点,而非结束;它只是一个漫长的也许还是艰苦曲折的但最终又是有益的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的起点”[20]。基于多样性的交流是一个政治过程,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政治协商达到各文化的健康演进。文化强弱不均使跨文化空间必然具有政治色彩,一方必定基于本身视角去建构另一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东方事物的想象性审视似乎是仅以西方的主权意识为基础的,一个东方世界就是从这个意识未受到挑战的中心生产出来的”。[21]在此空间中,认识并引导文化能量的传播特征,实现文化和谐共生,需要认真思考。

在小学班主任的管理工作中,沟通艺术有着很多种方式,只要班主任对每位小学生都有足够的爱护,那么就能让沟通艺术得到更好地运用。班主任在对班级进行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对多种沟通交流的方式进行学习,并在管理工作中对其进行运用,这样就会让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使得小学生能够更加健康的成长。

第四,技术优势。爱思唯尔在发展数字出版的技术方面毫无疑义地居于首位,其核心策略之一就是高科技,驱动力就是技术革新。早在上世纪90年代,爱思唯尔就开始发展数字出版并积累了丰厚的发展经验,2008年对ChoicePointInc.的收购更是发展了其网络订阅和信息服务业务,使爱思唯尔的数据库技术不断完善。其拥有1000人团队得研发人员和每年4亿美金的研发投入,也是其他服务商所不能企及的。

耗散结构的核心是依赖能量吞吐维持结构的动态稳定,而跨文化空间也遵循类似机制,只不过后者有其“人”的特殊性。文化本质上是人化,因此文化交流的本质是人的交流,人的交流的根本是思想层面的互动。考察跨文化空间更不能忽视文化主体的能动作用。文化空间的主题就是文化的主体,是文化空间的开拓者,更是文化演化的具体执行者。主体对有利信息进行选择、区分、吸收,形成耗散空间的“涨落”。当多数主体的选择一致时,文化交流主体形成,若只有少数选择,交流就会困难,也只可能形成边缘文化。主体主导文化演变,遵照“趋利”原则使空间分叉,朝向符合己文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离开“人”去分析空间无法把握其内涵,忽略了文化的终极旨归,即主体的福祉,简约了主体选择对空间发展的可能影响。跨文化空间内主体选择必会产生矛盾、制约和抵制,这只有通过协商才能解决。而作为协商平台的跨文化空间,与人的交往本质相关,也涉及不同主体的思想结构差异。

二、跨文化耗散中的“情感结构”

如前所述,跨文化耗散本质上需要维持文化能量的吸收和消化,不断推进文化的演进。我们认为,跨文化空间的能量是“情感结构”,雷蒙德·威廉斯的相关理论因此可以提供可靠的分析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威廉斯认为“情感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把分歧视为否定性的反应,不大可能从中出现一个新的建构性时期”。[18]而汤普森更为直接,批评威廉斯未触及权力与冲突问题,因而未涉及意识形态领域。[19]这不无道理。但无论如何,跨文化空间的能量交互必然涉及关系、力量的作用与反作用,是政治特征明显的事件。因此,进行政治引导是必须重视的问题。

情感结构虽然因生成环境和时间不同而具有特殊性,但其实践都是基于现实处理而生成的反应,如此便形成质性相似的结构。这种相似性就来自于不同主体依据相似身体机能处理相似对象的实践。情感结构作为这种实践的“个性化”反应本质上是一定时期人们对于现实反应而形成的认知结构,同时也是人类整体情感的接收器,必承续了形塑于文化的同一性。“作为一种实践意识,情感结构既不是凝固不变的,又是相对稳定的;情感结构分析即对各种元素的动态分析,通过揭示文化因素的物质力量,把握文化的现时性、连续性和流动性,把握文化进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7]可以说,情感结构是文化的内核,而跨文化交互本质上是情感结构的互动。文化交流实际上是文化经验的交互,被“抛洒”到跨文化空间内的经验是蕴含着特定民族的是世界观和精神价值,所以跨文化需要这种动态经验来激活本文化中的惰性部分,并对照改进经验的获取方式。不管哪种情况,跨文化能量交流可得到保障,长远来看也促进了各自“情感结构”的健康发展。

威廉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情感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社会总体中所有成分的特殊的现存结果。”[14]“现存结果”是“情感结构”,也是“一个时期的文化”,更是群体体验的阶段总结。情感结构是一种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沉淀于特定文化人群的潜意识中,同时又与新兴的社会型构相关,体现了现在性及其对未来的意义。“大多数现行艺术的有效构型都同那些已经非常明显的社会构型,即主导的或残余的构型有关,而同新兴的构型相关的则主要是溶解流动状态的感觉结构。”[15]可见情感结构是稳定的意识结构与动态的社会经验结合的产物,相对应地,“文化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而是一个不断 ‘构型’的过程”[16]

跨文化空间是一个不断远离平衡态并借助能量交互而生成文化随机分支和涨落的复杂开放系统,具备热力学上耗散结构的特征。其能量交互的本质是不同文化主体间的选择及其后果的协商合作,文化主体的精神、思想、情感等间的交互实际上是其能量之源。总之,跨文化空间具备耗散结构的特征。

文化系统要素包括文化产品、文化现象、文化学术、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语言密码等。跨文化交流就是这些要素的相互交流而形成的能量。能量是耗散结构存在的核心成分。文化具有能量。“文化具有物质、能量及信息的属性和‘自主进化’的能力。”[11]文化“从精神属性上象征、映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能量及社会文化变迁,具有自身特有的生成机制和意义内涵”[12]。文化能量受政治、经济等影响,但其根源在于人对文化价值的判断。文化的本质是特定人群、特定时期对特定现实的特定反应。个人对现实的反应是文化的缘起。对个人来说,情感是对真实或想象的刺激作出的一系列自动的、有意识的反应。人的价值可以分为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的社会价值就是对社会的贡献”[13]。跨文化视野下,人的“贡献”在于以鲜活的生活体验丰富了整体的反应。而特定团体的人的反应就会沉淀为特定的情感结构,构成其能量的核心。吕西安·戈德曼的“世界观”以及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同样言说了此要点。

三、耗散空间的政治协商

跨文化空间不断发生文化能量的随机涨落,促使系统远离平衡态,是不同空间内共性因子和异性因子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全新空间。进入跨文化空间的因子质性必然发生变化,不再完全具有原文化的质性,而是“杂交”了一种专属于此空间的属性。因子无法回归原空间,被永远的“抛离”了其“母体”。因子互动交流,尤其是异因子叠加形成文化“势能”的涨落,造成系统非线性涨落,导致结构失衡,进而形成远离平衡态。耗散会伴随大量的随机分支和涨落,主要通过耦合作用来实现。耦合即是在全局数据环境下质性相似能量间的瞬间结合。跨文化空间内多因子互动,形成了一个“全局数据结构”,即共享的通信区,这是因子配置的基本原则,构成因子耦合的根源。特定因子的能量耦合一旦达到临界点,就会促使系统远离平衡态,生成空间变化的可能。

为此,首先要厘清耗散空间的权力机制。福柯认为“空间是一切公共生活的基础,是一切权力动作的基础”[22]。空间是权力的空间,权力是空间中的权力,两者相互生成。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话语体系,后者又衍生出不同的权力系统。跨文化空间必然是话语权力协商的舞台。文化权力可以借助军事、经济等非对称权力与其他文化互动。而弱势文化也会通过矛盾性、混杂性、模拟和文化翻译等策略消解权力,“逆写”文化。但若要同化对方,必先“伪装”,调整话语体系。跨文化空间因此演变为一个充斥着不可避免的对抗而又需要政治协商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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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从物理本质上讲是能量交互和耗散。控制并引导能量,形塑特定的政治场域就成了把控耗散结构的要害。 一方面,要深刻认识文化能量的本质,提高对权力运行的敏感性,重视评估异文化影响,基于本文化需求引导能量输入。殖民主义背景下,需“观察那些被剥夺权力的人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利用文化和文化实践与霸权文化交流,来夺取权力”[23]。当前世界,强权政治不得人心,但防止“被强权”应属必要。需增强敏感性,对文化能量的“评估”应始终贯穿交流全过程。把握空间的权力本质,通过协商引导维持文化正常耗散,也正是型塑本文化耗散空间的逻辑前提和根本手段。“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交流与宣传,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构建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运用适合的交流与宣传方式和形式,以此形成社会共识和社会影响力。”[24]

另一方面,要立足文化本体,争取在耗散中赢得主动。 要获得自我表达的权力不能仅靠对 “传统的坚守,而是要在传统力量的支持下”,经由对现实发生的种种状况进行认知后才能“重新获得”这一权力。[25]坚持文化主体性是一切交流的根基。解决跨文化问题的任何方案都要藉本文化传统精髓,坚持文化自觉。后殖民理论有效解构了西方中心,但其最终目的仍是“通过观察西方现代文化体制与殖民地东方的历史关系,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前者的语境和知识构成”[26]。无论何种交流,其终极目标还是应契合(至少不损害)本文化利益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要注重基于文化自信与自觉的维度,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增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自觉实践和养成”[27]。本民族文化,或文化本体,应成为一种自觉意识。没有这作为交流之锚,文化演进之船必将迷失在跨文化耗散空间的权力协商中。

跨文化空间具有耗散结构特性,是一个开放、远离平衡态的复杂系统,不断进行能量吞吐。其能量源流是不同文化主体间的“情感结构”。跨文化交流的本质就是情感结构的交互及协商。跨文化空间是文化能量政治协商的平台。跨文化空间应关注空间内的权力机制,管控异文化能量输入,并基于文化自觉进行政治协商,实现“情感结构”的健康演进。以此为基础,讲好“中国故事”,系牢“一带一路”的情感纽带,营造和谐的文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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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ipative Form,Structures of Feelings and Political Negotiation in Intercultural Space

YUE Junhui,XIA Beiji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Hefei University,Hefei,Anhui230601)

Abstract: The space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s a complicated and open structure with far from equilibrium and ever-ongoing interaction of energy,bearing some similarities to dissipative structure in Thermodynamics.The essence of dissipation of energy i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uctures of feelings.The intercultural dissipative space becomes a platform of politically cultural negotiation.In regard to this,we need focusing on facilitating the supervising over cultural gap,controlling the inputof other cultural energy,conducting political negotiation of culture and 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ing of structures of feelings,so as to tell good Chinese stories,tie tightly themental bonds of“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nd create a new harmonious order of civilizations.

Key words: intercultural space;dissipative form;structures of feelings;political negotiation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19)04-0058-05

收稿日期: 2018-09-14

基金项目: 合肥学院教研重点项目(2018hfjyxm19);安微省级线下课程项目(2018KFK122)。

作者简介: 岳俊辉(1977-),男,汉族,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冯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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