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认知价值
胡志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作为现代中国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五四”实际上有多种面向。它是一个政治事件，但主要的还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引入、倡导、根植一些新的社会价值观念，以推进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这些观念中影响最大的是科学和民主。从那以后的一百年间，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大名以各种曲折的方式广为传播，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集体话语的一部分。
一般认为，在关系数据库中，如果将多张表进行连接操作，形成的临时表中包含某个项集，则可以认为该项集在数据库中是存在的，是待挖掘的对象。而如果该项集中的项存在于不同的关系表中，则可以认为这些不同的项是可以连接的。借鉴元组ID传播方法，可以将多个项集通过项集对应的键进行连接，进而实现关系表的虚拟连接。通过该方法，可以通过项集的连接，挖掘存在于多个关系表中的频繁项集。
接受一个术语和认同一个观念，往往并不是一回事情。认同一个观念，需要更加周全和细致的论证。对科学的价值、民主的价值的论证在不同时期可能会非常不同，与这一时期的问题、实践和理论资源有很大的关系。在今天，社会问题有了很大的变化，科学的实践和政治的实践也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科学哲学、政治哲学中也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潮和理论，在这一背景下，甚至出现了一些质疑科学和民主、质疑现代性的一般价值的声音。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对科学、民主的价值进行再认识和再论证。
对于民主价值的论证，可能会涉及到许多不同的方面，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在一百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一种论证民主价值的思路，就是以科学证民主，以赛先生支持德先生。这个思路简单来说就是：民主有利于科学的发展，既然科学是个好东西，那民主就是个好东西。张申府、殷海光等人，还有上世纪80年代的许多科学哲学、科学史领域的学者在这条道路上进行过系统的尝试。这条思路在今天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在一些人那里，科学的价值（其实主要是技术的实践价值）可能还不那么确定。但这条思路包含了一个重要的洞察，那就是民主的认知价值，即民主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对于人们集体认识真理的活动所起到的保障作用。
谈到民主的认知价值的时候，需要进一步明确“民主”的含义。从狭义上讲，民主指的是大多数人规则，即以公民投票来表达个人观点并以大多数人的观点作为集体决策的依据。狭义的民主是否有利于认识真理，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历史上，孔多塞有一个著名的基于概率的论证：在一个只有两种可能答案的问题上，大多数人的观点比任何个人的观点接近于正确的可能性都要大。弗朗西斯•高尔顿也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他邀请800个人来估计一头牛的重量，结果几乎没有单独的个人能够给出精确的估计，但所有人估计值的平均值非常接近这头牛的实际重量。孔多塞的论证和高尔顿的实验受到质疑，因为其论证包含两个假设的前提，一是每个人的观点正确的可能性比错误的可能性要高，二是每个人的观点是独立形成的。这两个前提都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保障。
但我们通常说的民主，是广义的民主，指的是典型的民主社会，不仅包括狭义民主的大多数人规则，还包括法治、权力制衡、人权保障等观念和制度。大多数人规则是和这些观念制度组装在一起应用并受到这些观念和制度的约束的。从经验上看，良善的民主社会比其他体制的社会，能够对思想和言论自由提供更稳定、持续的保障。民主的认知价值更为充分地体现在这一方面。
根据教育部修订的最新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年)》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显示，中职设321个专业，高职设761个专业，远多于中职[3]，这必然使得一部分中职毕业生难以到高职院校的对应或相应专业继续深造，制约了中高职衔接的连贯性。
思想和言论自由对于认知活动的重要性，核心在于它能保障认知多样性，而认知多样性对于集体的认识活动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其实我们的常识中，就有一些关于认知多样性的意义的看法，比如，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历史上，密尔等人对此做过较为系统的解说。近些年，社会认识论领域的研究成果，则以更加细致和周全的方式来加以论证。科学哲学家基切尔对科学共同体认知劳动分工的研究表明，假定对于同一个科学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比如建模方案、实验设计），一种方法成功的概率比另外一种方法更高。对于科学共同体来说，最优的状况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用成功概率更高的方法，而是两面下注，让一部分科学家采用成功概率较低的方法。一些社会认识论学者还采用了计算机模拟技术来证明认知多样性的积极作用。麦克尔•魏斯贝格（Michael Weisberg）和瑞安•穆尔顿（Ryan Muldoon）假设科学家之间的交流有三种策略：第一种是控制者，即只采用自己的主张而完全不考虑其他科学家的做法；第二种是追随者，即只采用在其他科学家那里已经得到明显成效的做法；第三种是标新立异者，只采用其他科学家没有采用过的做法。他们建立了一个科学探索的模型，把这三种策略算法化，并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运行，发现：在更快地得到有价值的成果上，标新立异者优于控制者，控制者优于追随者，而由标新立异者和追随者组成的混合团队将表现得最好。凯文•佐尔曼（Kevin Zollman）注意到，过早地在集体的成员中形成共识，会造成这一共识偏离正确的观点。在科学史上就有这样的情形，在某个领域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前期的实验结果可能会偏向错误的理论。佐尔曼用计算机模拟表明，认知多样性能够使得科学共同体避免这种过早的、不成熟的集体共识。如果科学家之间相互影响很强，前期的偏向错误理论的实验结果会得到迅速传播，科学家集体走向错误方向的风险加大。而如果科学家之间相互影响较弱，有不同看法的人较多，特别是有一些人不轻易受到前期实验结果的影响，那么得到正确理论的机会就会增加。
当然，认知多样性的意义还需要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不同的观点更广泛地传播，这会对社会认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细致研究才能回答。我们不能只是把赛先生和德先生供奉在庙堂上膜拜，而是要秉承科学和民主本身的精神，以新的问题、新的实践和新的理论资源为背景，对科学和民主的价值不断进行阐发和论证，使得我们对科学和民主的价值的认同建立在更理性、更深刻的基础之上。
DOI: 10.19524/j.cnki.10-1009/g3.2019.01.031
本文参考了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的“Social Epistemology”一文，见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epistemology-social/.[2019-3-4].
（责任编辑 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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