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探析
张可荣，刘奕汝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摘 要：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底蕴深厚、意涵丰富、特色鲜明，应当受到今人礼敬。为了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基于先秦时代的文化经典，通过文献解读、比较论证和理论分析等研究方法，多角度剖析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研究认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惠民利民、安民富民”，得民心顺民意，协商举贤以及“谋及庶人”等重要理念和观点，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彰显了人类民主理想和实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富含现代民主的养分，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可以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开出一条现代民主的道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实际上已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丰厚滋养。研究还认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在人类文明史册中独树一帜，当代中国具有民本特色的民主政治实践，包括党的群众路线的不断拓展、协商民主的日益完善等，正在发展成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人民民主，即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关键词： 中国政治思想；民主政治；传承发展；民本思想；人民民主
长期以来，中华传统民本思想都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存在严重分歧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在民本与民主的关系上，学术争鸣从未停止过。随着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提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学界关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研究，开始从西方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越来越重视挖掘民本思想中蕴含着的治国理政资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对先秦时代中华经典文献的分析解读，以及对相关研究动态的跟踪思考，我们认为，中华先民数千年前就开始反复探索和诠释的民本思想，底蕴深厚、意涵丰富、特色鲜明，理当受到今人的礼敬。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彰显了人类民主理想与实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成为当代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丰厚滋养，具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正在逐步发展为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1]，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人民民主，即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
一、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
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评价，学界的共识显然在不断增加。关于民本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一般认为其发源于上古时期，初成于西周时期，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即在中华文明生机勃发的先秦时代，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治国理政的立场和观点虽各有侧重，但主张“民本”却是不约而同、一以贯之，此后代代相传且有所发挥与创获。对于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的把握，虽因认识角度、理解深度和重视程度不一而各有取舍或轻重，但基本上都肯定民为邦本、重民爱民、民贵君轻、民心向背等思想的价值，有的则突出选贤任能、民生福祉、革命思想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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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学界研究民本思想所依据的历史文献，无不首先来自先秦时代形成的百家经典。以经典产生的时间为序，摘其要者有：
一是《尚书·五子之书》所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华民本理念破土而出的文本源头，“民本”一词即源于此；还有《尚书·泰誓上》“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洪范》“谋及庶人”等。二是《论语》倡导的“养民”“富民”“教民”“和而不同”、中道仁政等思想，《礼记·礼运》主张的“选贤任能”“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三是《管子》阐述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等思想。四是《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继承《管子》而倡导的“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政者，以民为本也”“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等思想。五是《墨子》以“兼爱”为核心的“兼相爱交相利”“为万民兴利除害”“尚贤”等主张及其所蕴含的民本思想。六是《孟子》强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理念和思想。七是《荀子》提出的舟水之喻，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如此等等，不可胜数。
上述历史文献都是中华民本思想的源头所在，学界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这些思想是否是优质文化资源、进而值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却有着不同的评价。研究发现，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值得挖掘整理、传承发展。从民本思想的内涵意蕴与时代价值分析，至少下列4个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关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核心理念。“所谓‘民本’，即国之有民，犹如树之有根、木之有干，民众是国家的基础”[2]，“人民是国家的基石”[3]，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君民关系中具有根本性，民意即天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水可载舟也能覆舟。所以，《尚书·梓材》强调，“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周易》则在哲学层面诠释了敬天保民、振民育德、以民为本的深刻道理。用当代学者的话说，民本思想理念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信仰人民”的文化源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4]。
第二，关于“惠民利民、安民富民”[5]的民生思想。既然老百姓地位重要、作用巨大，那么就得爱民、养民、安民、利民、富民……重视民生福祉，关心民间疾苦。中华传统文化史册中也因此留下了大量感叹草野民瘼、彰显民本民生的诗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艰”(屈原)；“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王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杜甫)；“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苏轼)；“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人间疾苦声”(郑板桥)……这些流传至今的经典名句也常常被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6]。
第三，得民心顺民意的重要思想。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和经典表述，揭示了古今中外国家政治的一条规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如何得民心顺民意？“惠民利民”“安民富民”以及“为政以德”“取信于民”等等即是常理和正道。
第四，协商举贤“谋及庶人”的重要思想。根据《尚书》中的《尧典》《舜典》记载，凡国家大事，尧、舜都要召集“十二有牧”“四岳群牧”开会商议，商议的内容就包括推选部落领袖，这种协商举贤方式被称之为“禅让制”。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内朝”和“外朝”概念，前者是国王与百官商议事情的地方，后者是征询万民意见、“谋及庶人”的地方。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华表”就是由上古时期专门为搜集百姓建议而设立的“谤木”演变而来，历史上类似的机构，如西周有“肺石”，汉朝有“公车署”，晋朝有“登闻鼓”等。
党的群众路线既是思想、原则，也是制度、方法。作为思想、原则，它始终秉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价值追求， 围绕国计民生大事探索良政善治，让人民民主更接地气更显活力。作为一种制度、方法，它把中华传统民本思想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思维与运行模式转化为双向的互动，实现了从传统民本、民生到现代民意、民主的跨越，成为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充分肯定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突出强调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民族特色与时代价值，为我们科学理解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提供了指导。
二、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彰显了人类民主理想与实践的中国特色
弘扬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指针与基本途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要深入挖掘和阐发“重民本”的时代价值：“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7]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去除其“君本”“官本”等陈旧观念与表达形式，汲取其重民思想理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观点，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实现其内涵与形式的现代转化。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中有价值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创新性和时代性，使其成为新时代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续写中华民本思想新的辉煌[32]。
与此同时，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与民主理念具有渊源关系，富含民族特色与时代价值。朱维铮在《走出中世纪》中明确指出：“任何统治阶级内部都有相对的民主”，“以为君主专制，便意味着皇帝或僭主个人可以恣意胡行，那是缺乏历史常识的误解”[14]。苏长和强调，中国民主传统意涵丰富且有别于西方，应当“从西方这一支民主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15]。具体到中华民本思想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不少学者基于中西比较视角，肯定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与林肯“民有、民享、民治”理想中的“民有”“民享”接近，甚至有异曲同工之妙。萧公权承认孟子的贵民思想“由民享以达于民有”，但“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16]。金耀基肯定中华民本思想“含有民主的因子”，具有“民有”“民享”的观念[17]。
“教书育人”信念还不明确。她不断反思关于人生哲学、教师角色、教师职业的问题。“黑暗中摸索”表明对自己教学现状的不满，“真实的自己”说明她对自己的教师身份认同感到迷茫。社会关系、教学环境、管理问题、生活问题和工作中的矛盾，以及对更高目标的追求，导致新的压力。甘于平庸，被迫放弃原来的教育理念，还是继续进取？这些问题困扰着她，制约着她的职业发展。
学界之所以对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有无民主传统或资源问题分歧明显，这与人们对人类民主的历史源流、丰富内涵、多样形式的不同理解、以及西方世界凭借其强势地位长期垄断有关“民主”话语权有极大关系。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体现了民主的精神，‘民主’是‘民本’发展的必然归宿”[18]，“民本思想、仁政学说与中正之道堪称传统民主思想的三大渊薮”[19]，“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20]，彰显了人类民主理想与实践的中国特色。
由于沙集泵站上下游水位差较大，正常在6.30 m左右，机组飞逸转速较高，所以该泵站是利用同步电动机组直接倒转并网发电，继电保护上设有过频、过压保护，以防止飞车损害设备。对于沙集站这种肘形出进水流道、直管进出水流道、导叶式混流泵机组装置而言，这种直接倒转方式投入小、见效快，但发电效率较低，实际测算仅33%左右，远低于一般小水轮发电机组的发电效率，而且发电功率受上下游水位变化影响和限制较大，河道废弃水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发利用，需要进行增效扩容改造。
第一，中华传统文化富含现代民主的养分且独树一帜。民主是人类在共同的政治生活中不断摸索实践的产物，西方文明的民主演进有源头有特色，中华文明的民主发展之路亦有源头有特色。现代民主政治从传统政治思想与实践中汲取了有益养分，西方如此，中国亦如此。近代以来，学界讲到民主的渊源时，认为：“古代只追溯到古希腊，近代只追溯到欧美。”[21]在讨论民主的形式时，长期受制于西方话语体系，往往把民主与选举划等号，以为人类民主只有“选举”这个原版。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思路，忽略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性这一历史常识。
同样不可否认，中华先民强调的“民本”在政治实践中，挡不住“君本”“官本”的威力，具有理想色彩，这正是它的历史的局限。今天的政治生活，“君本”“官本”的观念必须剔除，而“民本”的理想则应弘扬。人们津津乐道的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至今未必就是现实状态，否则，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不会如此感叹：“美国民主早已背离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实质上已经变形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31]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最具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的地方，就在于重视民众在国家与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由此出发而形成的系列思想观点，包括重视民生福祉、关心民间疾苦的“安民富民乐民”思想，“为政以德”“取信于民”的得民心顺民意思想，“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思想，选贤任能、谋及庶人、有事好商量的思想等，可谓独树一帜，在人类文明中还难以发现能够与之“等量齐观的理论”[22]。这些思想理念彰显着现代性因素，是现代国家治理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丰厚滋养。
对此，外部世界的观察与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更有启发意义。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将中国科举考试制度视为“真正的民主”，认为科举制度起源于中国先贤的“选贤任能”，并让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傲视于世界民族之林”[23]。这位来自现代西方民主发源地美国、又在中国生活长达60年的传教士，其对中华文化(包括科举制度)民主价值的肯定，是基于中西比较视角得出的独特创见，这样肯定性的评价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世界大肆贬损中华文化的氛围中显得尤为可贵。另一位研究中国科技史长达半个世纪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断言：“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从来没有西方国家所说有‘代议制’的民主政体，……但我深信，在中国的传统中坚强的民主因素一直是存在的”[24]。当代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认为：“科学与民主本身就蕴含在非西方社会之中，在现代以前，东方社会的科学与民主并不逊于西方”[25]。当代美国学者郝大维等提出的“儒家民主”概念同样极富启发意义：“传统的儒学包含了若干完全可以转化为一种社群社会的民主形式的成分”“可以借以构建一个有活力、充满人情味、有条理的民主模式”，中华文化是“一块可以培育出民主社会的原生地”[26]。鼎鼎大名的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指出，中华文化就像任何一种大文化一样，“也含有某些与民主兼容的要素，正如新教和天主教含有某些明显的非民主的要素一样”[17]。
关于古希腊民主，实际上也不过是奴隶制下规模较小的希腊城邦——“相当于中国村镇的规模”[3]——中极少数人的“微型民主”[15]，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资格参与到“民主”中去的，甚至古希腊实现民主的主要形式不是通常所说的“选举”，而是“随机抽签”，这是知名学者王绍光的最新研究成果[27]。历史上的西方民主，在古希腊之后曾长期远离欧洲人的政治生活，甚至成为一个贬义词，直到资本主义产生了代议制民主、成为推翻封建贵族统治的武器时，选举制和代议制才与古希腊的民主建立了联系，西方民主也由此成为迄今为止影响较大的“民主模式”。对于这种民主模式的“样板”美国民主，早在它产生之初的170多年前，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一方面予以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也郑重地告诉读者：“我也绝不认为，美国人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能提供的唯一形式”[28]。
2)关键区感热与长江以南地区夏季降水的关系。图6是高原感热通量指数与长江以南夏季降水的时间序列,其相关性系数达到-0.320,通过0.05信度的显著性检验。从图6进一步得出,高原感热通量指数与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具有相似的年际和年代际变化特征,其变化趋势相反。
历史地看，“所谓民主，无非是有什么样的‘民’，就做出什么样的‘主’；任何时代，都是当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那部分‘民’做出有利于维护他们的主导地位的‘主’”[29]。因此，我们在讨论民主的源流时，对于现代民主所拥有的“人民当家作主”“主权在民”“多数人的统治”等内涵规定，需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到人类民主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多样表现形式，无不打上各民族特定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的烙印。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所内含的民主性因素极具中华文明特色，套用西方民主理论很难得到科学解释。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类历史上超大的文明型国家，如果在政治生活中只有专制专断而无民主秩序传统、只讲等级尊卑而无平等自由精神，他怎么能够绵延发展五千年且依然充满生机活力？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人类历史上超大型的民族共同体，如果没有和而不同、各得其所等政治智慧的统领，他为什么能够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壮大、数千年来屹立于世界东方？
应当承认，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存在着“为民作主”“保民而主”的历史局限，的确是为统治者服务、受统治者支配的思想，不管这个“统治者”是奴隶主还是封建君主。但这恰恰正是民主演进历史的规律性现象，奴隶制时代古希腊的“选举民主”或“抽签民主”，明明白白是极少数自由民为多数人作主，谁相信古希腊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受统治者支配，这也符合思想运行的逻辑，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30]。
联合方案一诊断HIV合并IFI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9.66%、61.90%、39.39%、95.59%。ROC曲线下面积为0.758，P＜0.01。联合方案二诊断HIV合并IFI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41.38%、99.05%、92.31%、85.95%。ROC曲线下面积为0.702，P＜0.01。详见表1和图1。
第三，从民本走向民主的方式是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强调中华民本思想的民主因素与中国特色，并不是说传统民本思想可以直接运用于当代政治生活实践，而是表明其存在着的民主性因素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值得我们以礼敬、客观、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实际上，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我们也不能教条式地照搬照抄，更何况“精华”“糟粕”交织的传统文化呢！
关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与人类民主有无关系或内在联系的问题，学界一直争论激烈，成为民本思想研究中最突出的分歧，也是能否客观评价这一思想的焦点所在。其中，持否定或基本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只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传统，民本与民主界限分明。这种观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比较流行，今天仍有学者持类似看法。王来金认为：“民主和民本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从民本思想中根本发展不出现代社会的民主思想来”，民主是“人民做主”，民本是“为民做主”，两者在起源与内涵、解决的社会问题与功能以及文化底蕴上“根本不同”[10]。郑大华明确指出：“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或文化中,只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思想”，不过他承认，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存在着一些与民主思想有某些相似或相通的思想”[11]。 前辈学者刘绪贻一直强调，“应该把“民主”和“民本” 区分开来”，近代以前，除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外，“中国思想界没有出现民主思想”[12]。另一位前辈学者刘泽华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长期受到称颂的孟子“民贵君轻”思想其实只是其“一隅之说”，其思想体系中“占主流地位的观念是民卑贱君主神圣。只从‘民贵君轻’几个字推导出什么‘民主主义’是不符合孟子思想实际的”[13]。
历史是忠实的见证人。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历史正在证明：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生长的丰厚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长期内生演化的必然结果。
三、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成为当代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丰厚滋养
总之，早在先秦时代即已成熟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政治文明传统的核心理念、重要源头和特色所在。在人类追求民主理想的历史长河中，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及其内含着的民主资源或现代性因素，显现出不同于西方民主传统的内涵与形式，成为丰富多彩的人类民主中一种中国样态或曰东方传统。对于这一优质基因的传承与弘扬，应当遵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要求与实现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33]同时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4]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中华民本思想、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借鉴外部世界的有益养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立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与制度形式，包括：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与价值理念、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民主集中制”“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协商民主制度等等。这一切无不彰显以民为本的价值观念，散发出中华民本思想的独特魅力。其中，群众路线的民主意蕴和协商民主的独特民主形式尤其富有中国特色，且两者具有内在的贯通性。
第二，中华传统民本思想可以开出一条现代民主的道路。中华传统民本思想与人类民主政治之间不仅没有一条鸿沟，而且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的逻辑起点与思想依据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重民本”。潘维把“重民本”视为我们党“信仰人民”的文化源头是不无道理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重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都是民主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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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包括民本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文章和讲话中给予了高度肯定和科学评价，强调要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坚定文化自信，大力传承发展。仅2014年他就多次表达了这样的主张。当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他列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6个方面的重要思想理念，第一条就是“民惟邦本”的理念，他认为“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7]当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他一口气列举了15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其中就包括“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8]。当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9]。
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民主意义与实践形式的理解，当代学者有不同的概括。杨光斌把群众路线称之为“民本民主”，认为“中国的民主实践不但有横向层面的社会自治、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还有纵向层面的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民主，以及中国独有的、而且很可能是儒家文化圈以外的其他国家难以学习、难以模仿的自上而下的‘民本民主’。‘民本民主’不但是西方程序民主所难实现的本质民主，本身还是一种程序性的制度安排，即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35]。
听觉型学习风格：学习者通过口语及口头讲解来学习，通过大声朗读或小声阅读来帮助记忆，尤其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
张维为在他的“中国三部曲”和《文明型国家》等著作中强调，民本思想是民主的实实在在的体现，它远比空洞的民主说教更为坚定有力，而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的“群众路线”就是一种“新型民主集中制”[3]，因为群众路线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既要了解民意，又要整合不同的民意并顾及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最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决策”[36]。张维为同时也把群众路线的制度形式纳入到协商民主之中进行分析解读，这是合乎逻辑的，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37]。
这种将民间口承叙事作为狭义历史表述的重要手段去关注和探讨的研究取向，与新史学观的研究思路颇为契合。本文即从新历史主义视域出发，以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及辽宁满族区域文化史的建构为例，揭示民众底层的口述历史是如何与上层官方正史相互印证、相互作用。尤其是通过“叙事文本”及“历史文本”进行对比，阐释作为言说历史的两种路径——口述历史与正史在记述历史过程中的具体记录原则及作用发挥逻辑，突显民间口承叙事作为口述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33]当代中国协商民主正是彰显这一“真谛”，“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3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3个“独”，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理解，“独特”即“‘特’在中华文明的文化源头上”[38]。协商民主是民本思想催生的一种“民本政体”[4]，或者说来源于“中国式的‘自由主义传统’”[17]，它也同时“继承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强调的‘明主者：兼听独断，多其门户’的理念，继承了‘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大局观。从制度传承来看，它延续了中国古代朝廷的集议制度，包括廷议、宰相议、百官议、朝议等许多具体的做法”[3]。所谓“独有”即“是中国土壤中产生的一个内生和原创民主形式，其知识产权在中国”[15]。所谓“独到”即它主要是一种基于整体(集体)至上而非个人至上的民主传统，正如郝大维等所提醒的那样，“认为个人至上、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是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很可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26]
中国协商民主的传统在中国澳门地区也有充分体现。澳门特别行政区最突出的政治文化就是社团文化，各种带政治性质的社团组织十分活跃，平时开展各类社会活动，选举时组成临时性质的“参选组别”。澳门社团文化的核心就是凡事注重内部协商，避免内耗，追求稳定。
LED指示灯部分采用SK6812MINI实现，SK6812MINI是一款集成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的智能LED光源，其外形与一个3535LED灯珠相同，采用单线进行数据传输，多个SK6812MINI可以串联使用[3]。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和其德国籍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将西方民主的选举模式称之为”横向民主”，而把当代中国基于自身传统与国情创造的卓有成效的民主实践称之为“纵向民主”，即“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1]，“现在中国的纵向民主虽然并不十分完美，……但是正在逐步发展为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1]。这显然是抛弃了有色眼镜，基于中西比较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政治思想与实践所作出的富有价值的解读。
四、结语
为了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本文主要基于先秦时代的文化经典，通过文献解读、比较论证和理论分析等方法，多角度剖析了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试图论证中华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优质基因，彰显了人类民主理想和实践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已成为当代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丰厚滋养。
2.1.5 产量回归分析 由图1得出：播期与产量回归方程为：y=-9.868 1x2+855 996x-2E+10， R2=0.889 3，对应播期水平分析得出，9月25日-30日播种的产量表现较高。密度与产量回归方程为：y =-0.038 1x2+54.683x-9 248.2， R2=0.921 8。对应密度水平分析得出，密度为675万～750万株/hm2时产量表现较高。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我们应当摆脱西方政治学思维的束缚，摒弃政治领域里的“西制崇拜”，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这是我们应有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
参考文献：
[1]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M].程钢，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2] 张分田，张鸿.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13-118.
[3] 张维为.文明型国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4] 潘维.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7-01-26(6).
[6] 刘解龙，张可荣.勇往直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8]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9]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10] 王来金.“民主”与“民本”概念辩证[J].社会科学，2000(4)：16-24.
[11] 郑大华.晚清思想家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J].教学与研究，2005(11)：68-75.
[12] 刘绪贻.再论把“民主”与“民本”区分开来[J].同舟共进，2011(4)：71-73.
[13] 刘泽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渊源[J].史学月刊，2017(2)：125-127.
[14] 朱维铮.走出中世纪[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5] 苏长和.两种民主传统与中国民主的学术表达[J].红旗文稿，2015(17)：4-6.
[16] 萧公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萧公权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17] 金耀基.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18] 张可荣，刘艾妮.民主与中国民主政治札记[J].学理论，2013(27):4-5.
[19] 李飞跃.民主：邦民为本 仁义为则[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6-28(10).
[20] 易中天.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
[21] 苏长和.民主的希望和未来在中国：谈谈中国式民主与美国式民主(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09-06(7).
[22] 孟宪实.《贞观政要》的人本思想[N].人民日报，2019-01-23(20).
[23] 丁韪良.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M].沈弘，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24] 李约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M].劳陇，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25] 阿马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M].李风华，陈昌升，袁德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6] 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M].何刚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7] 王绍光.抽签与民主、共和：从雅典到威尼斯[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
[2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9] 庞卓恒.论历史周期律——兼说什么是民主[J].红旗文稿，2013(9)：4-11.
[3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1] 郑振清.透视三百年未有之世界变局与中国道路——评《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N].光明日报，2015-10-27(11).
[3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3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10-28(1).
[34]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6(2).
[35] 杨光斌.发展中国家搞“党争民主”祸害无穷：中国民主实践的分层性与多样性[J].人民论坛，2014(33)：58-61.
[36] 张维为.中国超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3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2(2).
[38] 李君如.协商民主是中国独特的民主形式[J].紫光阁，2014(11)：36-38.
Explorative analysis on the times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 -oriented thought
ZHANG Kerong，LIU Yiru
(School of Marxism，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Changsha 410004，Hunan，China)
Abstract : People today should pay homage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which has rich connotation, 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s and unique features.In order to inherit and develop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rich connotation and times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rough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comparative argument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the cultural classics of pre-Qin era.The study found that many important ideas and views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 such as “the people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a consolidated foundation ensures a peaceful country”, “benefiting, giving peace to and enriching the people”, winning the people’s hearts and obeying the people’s opinions, consulting and recommending talents, as well as “discussing state affairs with the commoners” and so on, are the essence of the Chinese culture.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 embodies the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mocratic ideal and practice of human beings. It is rich in nutrients of modern democracy and has timeless values. It can open a path of modern democracy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In fac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 has become a rich nourish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modern times.The research results also show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thought is uniqu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The practi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focusing on the peopl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cluding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Party’s mass line and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developing into an alternative model open for choices.The essence of this model is people’s democracy, that is,people are the real masters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democratic politics；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people-oriented thought；people’s democracy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19- 04- 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063)
作者简介： 张可荣(1962-)，男，湖南澧县人，教授。
文章编号： 1671- 6248( 2019) 05- 0075- 09
标签：中国政治思想论文; 民主政治论文; 传承发展论文; 民本思想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