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主因是经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因论文,经济问题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军长征的原因，通常把它看成是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的结果。然而深究下去又可发现，当时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并未发生主力间的大规模决战，虽然红军处境不利，但主力尚在，战斗力犹存，仍是一支完整的军队。那么，导致红军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综合考察中央苏区的情况，我认为主因是经济问题。
自中央苏区创建以来，如何保障红军给养一直是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人关注的大问题，每次军事行动前都要把筹措战费提到重要位置，战事一结束，立即在新区分兵筹款，这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表现得最为充分。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红军的给养虽不宽裕，但也未出现大的问题。可惜这种状况未能继续下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错误使苏区由盛到衰，最终导致战争资源枯竭，红军失去立足之地。具体来说，其错误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左”倾的土地、经济政策使苏区工农业生产发展受到限制
苏区土地革命的开展，使根据地和红军因此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条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也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却在苏区推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1933年又在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查田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其一，过分打击了地主富农，使地主生活上无出路，富农经济上无出路，这批人或逃往白区，或上山为匪，或在苏区内部破坏捣乱，影响了根据地的稳定。其二，扩大了打击面，造成群众的恐慌心理。有些地方混淆富农与中农的界限，将中农当富农对待。有的地方搞人人过关，按户按亩查田，甚至上查三代五代，使不少人害怕。有的中农要求改变成份以离富农远点，有的贫农怕被查成破产地主，惶惶不安。一些地区出现几百几千群众集体逃往白区的事件。其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地一分再分，频繁变动，使农民对土地所有权产生怀疑，因而没有发展生产的长远计划，再加上中农利益经济受损，许多人担心努力生产会使自己上升为富农地主，于是有钱就吃穿，不想扩大生产。
与此同时，工商业政策也有严重失误。“左”倾劳动政策将适用于大城市现代企业的8小时工作制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苏区推行，取消了私营企业的雇工自由，规定了过高的工资、劳保、福利条件，使原本规模有限的私有工商业不堪重负，不少企业只好关门歇业。在经营困难的条件下，税收却在提高，从1932年7月起，将商业税的起征点由200元降为100元，税率由2%提高到6%，而对商品售价则实行了严格的限价政策。此外，在打土豪筹款时往往侵犯私营工商业者的利益。上述做法对私营工商业打击很大，尽管到后来党和苏区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极“左”的经济政策作了某些纠正，但为时已晚，土地革命后期，苏区内私有工商业已基本绝迹。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建立安定巩固的后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经济，保障前方供给是关系到根据地和红军能否维持生存的大问题，我们的政策要围绕这个问题做文章。然而“左”倾领导人不是如此，他们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片面的“阶级立场”，表面上看来非常重视工人阶级和贫雇农的利益，但“左”倾政策的施行并未给工农群众带来真正长远的利益，反而造成根据地内部动乱，工农业生产受到限制，并最终成为失去苏区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财政政策的失误导致苏区财政拮据，红军给养失去有力保障
苏区财政最初是取之于敌，靠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筹款来解决问题，稍后改为取之于敌为主，取之于民为辅，适量向群众征税。在苏区初创时期，采取上述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土豪总有打尽的时候，因此，建立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是苏区财政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根据地巩固扩大时期，苏区财政转向取之于民为主，取之于敌为辅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财政政策的一大转折。然而“左”倾领导人在实现这个转折时，其指导思想是“进攻路线”，是为了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因此要红军专务打仗，不能因筹款而误了“进攻敌人”。而且他们采取的是没有思想准备、物质准备和过渡措施的休克疗法，于1932年上半年突然停止红军的筹款任务。此举一出，苏区原来的主要经济来源迅速减少，而政府的后勤保障系统尚未健全。时隔不久，给养问题就直接影响了红军行动。在红军日增，收入税减的情况下，苏区采取了提高税收以增加收入的办法，除前面讲过的提高商业税外，农业税田4担起征改为3担起征，大多数农民的税率增加4%，税负比原来增加1到2倍。这种方法虽然能增加收入，但也会增加农民和商人的负担，对发展农业和商业有不利影响。
在想办法增加收入的同时，苏区还开展了反贪污浪费运动，统一全苏区财政，地方各级政府的收入除留用费外全部上交。对贪污浪费，虚报冒领的典型进行惩处，中央总务厅厅长赵宝成因此受撤销职务，罚苦工一年的处分。与此同时，各种节省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如1932年的节约经济运动，1933年军政机关的每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伙食费运动，1934年军政机关的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运动，群众的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运动等。
然而，在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下，为了筹措急剧增长的战争经费，不得不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1932年6月发行了短期战争公债60万元，同年11月又发行了第二期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7月，又发行了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与此同时，眼光“向石印机瞄准”的现象也逐步发展，原本信誉良好的苏区纸币，逐渐贬值，受到群众挤兑甚至拒用，为保留为数不多的硬通货，到1933年夏，只好停兑。到长征前夕，共发行了无物资和银元担保的纸币800万元，纸币几乎完全失去信用。
毛泽东指出，“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①]然而这一正确的方针并未得到实行，“左”倾领导人在提高税收、推销公债、征集粮食等扩大收入的举措中倾注全力，对发展经济却重视不够，办法不多，“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②]虽然在战争紧张期间向群众索取多一点，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但也必须考虑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承受能力，否则就是“竭泽而渔”，会在根本上危及苏区的生存。
三、苏区连年出现的粮荒使红军军粮常处紧张状态之中
赣南闽西地区的自然条件适合农作物生长，粮食本不应成为大问题，导致苏区出现粮荒的因素有三个。第一，红军取消筹款任务后，给养、战费完全由苏区负担，粮食是主要支付手段。第二，在国民党经济封锁情况下，苏区低价卖出粮食，高价换回盐、布、煤油等工业品，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使苏区粮食大量外流。第三，粮食市场不稳造成的收获时粮价大跌，青黄不接时粮价腾贵现象，使一年中粮价季差可达十几倍，谷贱伤农，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苏区每到春夏时节发生粮荒已成惯例，而每到此时，向群众借谷以解决红军军粮也成了惯例。
1932年3月，人民委员会发布第四号通令，要求将打土豪的谷子“以区县为单位集中起来送到前方供应到红军，各地政府要以最大力量派专人到各地买粮食送到红军，要发动群众自动捐助谷米以贱价卖给红军，每个人都要卖米或捐米。”[③]1933年苏区春荒又见严重，尤其红军大部队驻扎地区，缺粮更甚。3月初，人民委员会发布《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的命令，指出，“前方缺军粮，大家不能坐视不理”。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向群众借谷20万担的训令。6月，中央政府又写信给中央政府和红军驻地周围的瑞金、会昌、博生、石城四县群众，指出，“红军发生了严重的粮食问题，有些红军在吃稀饭，中央政府各机关每天也要吃一半稀饭，米价很贵，又买不到，真正成了困难问题”。[④]要求四县群众节省稻谷5万担卖给政府。到1934年，春荒更显严重，年初，二苏大主席团和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突出运动的决定》，指出“去年粮食恐慌的现象，现在又在威胁我们”。要求将乡的突击情况，每天向区报告一次，区的情况3天向县报告一次，县的情况5天向省及中央报告一次。为减少粮食消费，人民委员会又发布命令，规定自1934年4月1日起，前方和后方红军部队每人每天食米分别为一斤六两、一斤四两，红军后方机关、国营企业工作人员等每人每天食米一斤二两，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天食米一斤。不久，在节省二两米运动中改为每人每天十四两（十六两一斤）。6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又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信各地，《红色中华》为此发表的社论，题目就叫《红军等着我们的粮食吃》。这些粮食尚未凑齐，7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又作出在秋收中借谷60万担、征收土地税的决定，此时红军去意已决，这次征集钱粮目的很明显是为转移准备路费。
粮食在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军事行动的基本准则，古人将“屯田足兵”视为千古之策，将断敌粮源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国民党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唯独对苏区粮食出口不加阻拦，其目的即在动摇苏区稳定的基础。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他认为，“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⑤]然而“左”倾领导人对粮食问题从无未雨绸缪的长远规划，在困难面前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眼看每年的春夏粮荒愈演愈烈。试想，一年倒有半年为吃饭发愁的军队，能在一地长久支持下去吗？
四、庞大的军政队伍超过了苏区的负荷能力
根据地在初创时，苏维埃政府以精干高效为宗旨，脱产干部控制在很小比例，如闽西将区乡按人口多少分为甲乙丙丁四等，脱产干部依次递减。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地方苏维埃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有生活费的工作人员最高限额，乡苏为三人，区苏为十五人，县苏为二十五人，省苏为九十人，经费困难时可减少百分之四五十。同时还通过了《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规定乡苏管辖人口山地不超过3千，平地不超过5千。区苏管辖范围山地不超过9个乡，平地不超过12个乡。县苏管辖范围山地不超过12个区，平地不超过15个区。以此推算，当时建立的25个县苏政权，两个省苏政权与规模不大的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总数最多不过二万人，不到苏区总人口250万的1%，群众负担是不重的。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控制苏区后，在加强苏维埃建设的口号下，机关规模不断扩大，脱产半脱产人员迅速膨胀。特别是1933年7月，中央政府又以苏维埃政权要接近群众，区域大了就很不便利为由，决定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乡分为三等，人口1至2千，每区以7个乡为标准。这等于将原来的一乡划为二乡，区也增加了一半多，于是又重新调整县数，在全苏区增设8个县，省份由两个增至4个，这样一来，政府工作人员呈几何级数增长，1934年已达8万人。
与此同时，扩红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9年红四军以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时只有3千余人，到1931年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4万人。1932年，随着红军的不断增多，给养已出现问题。然而到1933年初，在红军已扩大到10万，苏区财政已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左”倾领导人还不切实际地提出“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连续不断地进行扩红的“突击”、“冲锋”运动。总计这两年内先后动员了约20万人参军。而在历年战争中牺牲者还在此数之上。江西省25万革命烈士中，绝大多数是这时期牺牲的。
上述情况表明，在连年战争不断消耗的情况下，苏区军政队伍却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后二、三年，总保持着20万人左右的规模。这样庞大的军政队伍几乎将中央苏区的青壮年悉数动员。其中最典型的是江西兴国县的长冈乡和福建上抗的才溪乡，参军和出外工作者占青壮年的80%和88%。当时24万人口的兴国县，当红军的有8万。这样高比例的青壮年脱离生产，使苏区劳动力出现极端紧张的局面，尽管苏区动员了广大妇女参加生产，组织了耕田队和犁牛合作社，但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劳力缺乏的问题，每到农忙时节，短工价格上涨七八倍。而大批生产者变为消费者，也使地不过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二三百万的贫困山区难以承受，以如此家底与敌拼消耗，显然是不能长久支持的。
五、不能有效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使苏区物资短缺现象十分严重
根据地建立以后，敌人的经济封锁随之而来。尤其是在三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在继续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加紧了经济封锁。1932年，在苏区周围实行“油盐公卖”，每人每天只能凭证购盐三钱，煤油也是如此。1933年5月，国民党南昌行营颁布《封锁办法》，在根据地周围的县及水陆关隘设管理所和检查站。9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设立赣江封锁处。国民党为加强封锁的严密性，还设立了“五家连坐法”，遏止白区群众向苏区输送物资。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处于极度匮乏之中。
在敌人的封锁面前，苏区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组织各种合作社、开展对外贸易、兴办军需工业、自熬硝盐等，对缓解军民生活的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在想方设法反封锁的同时，苏区内一些“左”的做法却造成了不应有的自我封锁。杉木本是苏区的大宗出口货，国民党禁止同白区输出，商人做这种生意要担很大风险，本应受到苏区政府的鼓励。但是商人在木材运输过程中经常受到各地区乡政府阻拦，多次收税甚至被没收。致使木材生意停顿，大批木材烂掉，连杉山也无人管理。商人出入苏区也不方便，人员和物品要受到严重检查，原来较为简便的手上盖印当路条的方法被禁止，改为出境要有省、县二级国家政治保卫局颁发的出境护照，区政府根据护照发放路条，二者缺一，不得放行。商人出境携带现金则更为困难，1933年4月苏区颁布的《现金出口登记条例》规定，商人凡带现金20元出口，须向区政府登记，1千元以上须到县政府登记，无登记证则没收。非为办货不能带现金出口，货卖完后也不能携现金出口（要办货出口），现金运出后，要限期办货回来，并向原登记政府销案，如到期无货回来或所办货物价格比带出的现金少，则要严厉处罚该商人。
在国民党层层封锁，企图“困死”、“饿死”红军的情况下，苏区本应有一整套对付封锁的办法，然而“左”倾领导者既不在“自己动手”和发展生产上狠下功夫，又不采取有力措施鼓励商人积极从事赤白区域贸易。生产、流通两条路都不顺畅，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希望就难以成为现实了。生活与军需物资的严重短缺无疑使处境艰难的红军雪上加霜，为转移的决策又增添一个砝码。
上述情况表明，土地革命后期，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区经济已经到了枯竭的边缘，红军除了转移，易地求食外，别无它途。这一事实之所以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原因有三点。
第一，在考察战争问题时习惯从胜负的角度看问题，而忽略对战争物质基础的研究。其实，毛泽东对此早有过精辟论述，在对井冈山根据地经济困难有着深刻体会的基础上，他认为，“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有耐不住之时”。[⑥]离开井冈山后他明确指出，“我们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要是经济无出路。”[⑦]当时的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和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也持同样观点。然而他们的观点并未受到人们重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研究仍更多着眼于军事方面，涉及经济困难时也只是作为艰苦奋斗的一种铺垫。从这种习惯思维方式出发，红军长征的内在经济原因被忽视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对苏区经济问题的考察偏重原则肯定，缺乏精细分析影响了“经济原因”的定位。我们讲到苏区经济问题时，总是强调土地革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而对于农民到底分了多少田，工农业生产有了多大发展，群众生活改善了多少，却语焉不详。也就是说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由于总是强调生产发展，自然对苏区存在的经济问题不会多加关注。
第三，对苏区群众革命热情的赞颂弱化了对经济问题严重性的研究。人们在大力宣传苏区群众为革命英勇奋战，积极支前的崇高精神的同时，难以承认苏区经济最终枯竭的事实。
第四，重温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段话，或许对理解本文观点有所帮助。“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⑧]五次反“围剿”时正是这种情况。
注释：
①②⑤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120、202、70页。
③④《红色中华》1932年3月9日、1933年6月4日。
⑦《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67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