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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7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8)06-0102-06
乔治·班克罗夫特所著的《从美洲大陆发现以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史》（以下简称《美国史》）于1834年出版了第一卷，很快此书成为那个时代美国最热销的书籍之一。这部书填补了自建国起到19世纪中期一直没有一部由美国人自己撰写的美国通史这一空白。《美国史》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甚至欧洲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和关注，乔治·班克罗夫特亦被公认为美国的第一位民族史学家。班克罗夫特以一部卷帙浩繁的《美国史》，在探讨美国起源的过程中，挖掘出美利坚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尤其是欧洲的特性，回答新民族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为美国的成长进行了精神上的指引。本文拟就对班氏著作中展现的美国精神予以分析和诠释，并以期对19世纪中期美国民族心理的概貌有所了解。
一
在《美国史》的前言中，班克罗夫特即开宗明义地阐明了美国精神源自于殖民地时期的人民对于自由的热爱和追求[1]preface,vii。这种自由原则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并且始终伴随着那些辗转漂泊来到美洲的人们。
早期殖民者大部分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他们使美洲殖民地避免了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及欧洲的极权主义——“除了一个自由的民族外，没有什么来自欧洲”。这使班氏相信，来到美洲土地的人们血液中流动着追求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和平等权利的传统，他们已经完全摒弃了欧洲封建贵族和专制主义的腐朽主流思潮。班氏眼中之美国自由传统的渊源，跨过了他认为已被旧制度摧残得千疮百孔的专制主义的欧洲，直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日耳曼人对自由热爱的传统。他甚至认为：如果说欧洲大陆对美国的自由原则有任何给养的话，那么也是其压抑的集权和迫害的土壤催生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种子。班克罗夫特赞颂为争取自身的自由而奋起反抗英国统治者的斗争精神，特别是当“马萨诸塞放弃了英王许诺的恩惠，决不向皇权屈服，而是要争取宪章所允诺的自由”时，他表示“如果自由遭到了致命打击，那么这种来自于外部的非正义和暴力对自由的毁灭总是比因为自身放弃而失去自由更能令人接受”。[2]
在班克罗夫特的著作中，自由精神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清教的教义和清教徒自身的特性，清教平民宗教的特点从宗教观念上塑造了美国的自由精神。在这里，班氏把清教和罗马天主教进行了对比。班氏认为，在对于宗教原则的坚定性上，清教徒并不逊于天主教徒。“如果上帝是正义的准绳，那么究竟谁是上帝意志的阐释者呢？在罗马天主教堂，这个职责是由据称是诚实可靠的主教来执行的，他们自称保护受压迫者，拥有废立君王，废除法律和颠覆王朝的权力。但这样的原则滋生了天主教神职人员的野心，结出了堕落的果实。清教徒却从未把这些权力授予他们所谓的精神引领者，即神职人员；在清教徒那里，多数人的意志对宗教事务具有裁决权，每个教堂独立于教区监督会；每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在每次宗教集会上选举本堂牧师，这不惕于是一场道德革命。”“宗教与人民同在，而非凌驾于人民之上”[3]，而且由于清教本身赞赏教士等神职人员以外的世俗阶层，认为每个个体，只要经历过投入信仰的热情，就会感受到因为得到上帝支持而带来的狂喜，每个教徒也会因此成为一个神圣的人，做出美好的事迹。所以班氏归结出“这种宗教的哲学观念唤醒了人们内心对于自身使命的意识，由此实现了与外部世界的和谐一致。这种神圣性与人性的结合在我们国家广泛地延伸，成为孕育自由的摇篮”。[1]604所以，清教徒而非天主教徒自然而然成为上帝意志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表人，清教的美国相对于天主教的欧洲在信仰上的优越性也不言自明。
在宣扬北美大陆清教徒自由独立，抗击皇权的精神的时候，班克罗夫特并没有引用和阐释源于欧洲的有关自由的各种深奥晦涩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学说，而是直截了当地把自由和上帝归于相对于专制和皇权的一方，他认为皇室滥用权力和对人民自由的剥夺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正是对上帝的深沉信仰使这些清教徒汲取了无穷的力量来对抗忠诚于皇权的强大势力。在班氏眼中，上帝是自由的化身，而皇室则代表着专制与暴政。上帝的意志是他们反抗皇权最强有力的根据，因为英国皇室的享乐主义和腐朽堕落与上帝的信条是背道而驰的。所以，班克罗夫特眼中的欧洲，已是一个具有贵族传统，由专制制度统治的衰落的旧世界，而美国却是一个没有任何腐朽历史包袱，具有光明前景、遵照自然法和自由原则不断上升的新世界。
基于清教对信徒个体价值的强调，班氏更重视人类固有的禀赋，强调个体的良知高于教会的权威，认为神性统一于人类的心灵内部[4]。他相信真理是建立在对上帝信条的感知或信仰上而不是建立在理智上，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内部感知把人和智识世界与上帝的信条联系起来。清教的教义，尤其是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之后，主旨更加趋向于崇尚直觉、个人的内在价值以及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班氏坚信，以清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美国历史就是不断向更高的阶段前进，最后返回伊甸园的过程。这种对人的内部直觉和理性的强调反映了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影响下的美国的主流社会思潮。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①中，“千年福音”的观念强调净化人的灵魂并改善罪恶的世界，这种宗教信仰鼓励人们积极进取，支持社会改革，以改善社会环境。人们相信可以通过个体努力来拯救自身并达到完善的境界。当时的美国拥有广阔的尚待开发的土地，各方面的实力都有待提升，这种基于普遍人性基础上的宗教观念正适应了当时跃跃欲试、大展拳脚建设新国家的美国人，同时也增强了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能够发展繁荣起来的信心。
在哲学观上，班氏相信一个种族的统一和趋向自由是同一个进程，既然美利坚是一个自始至终贯彻着自由原则的民族，其发展的过程也必将是不断走向统一的过程，美利坚也因此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榜样。一方面，社会进化产生了一种连续的状态，即自由的原则不断得到完善，而独裁和谬误不可避免地归于腐败和毁灭，自由和真理总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历史的过程始终是由这条伟大的原则指引着的，因此历史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另一方面他相信道德世界是由一般法则控制的，一般法则把“分散和多变的群体置于有条理和和谐的秩序下”[5]。自由的原则和一般法则是并行不悖的，自由的信条把美利坚民族纳入到一般法则控制的道德世界里，使美国的发展越来越有秩序并趋向统一，而“种族朝向统一和普遍性的结果就是社会组织会越来越符合自由的原则”[5]。信仰自由的美国，其发展越符合这个规律，美利坚的民族意识便越趋向于一致性和普遍性，在这个规律中运行的美国社会一定会向更高的阶段前进，美利坚独特的精神也因此在国家内部趋于一致性，在世界上具有普适性，美国也由此成为文明世界的范例。“美国的历史表明了为什么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而将来的时代会证明我们为什么是一个统一的民族。”[2]73班氏信心十足地强调，“人类事务进步的论断是可以得到证明的”。美国的历史发展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确信，我们的种族会走向更好的时代。”[6]这种对民族的使命感和价值观念的普世性为正在成长的美利坚提供了精神的纽带，使具有不同地域特征，不同利益要求的各个区域能够在这个统一的信条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二
在班克罗夫特所著的《美国史》中，另一个为其引以为豪的是美国优越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美国开启了近代世界依民主制度创建国家的先河，其向全世界传播民主的使命也应运而生。班克罗夫特在《美国史》中贯穿了对美国民主制度，尤其是杰克逊式民主的拥护和赞颂。
19世纪30年代，美利坚民族主义意识和杰克逊民主思想的气氛充满了美国社会。当来自边疆，出身卑微的杰克逊，依靠自己超强的判断力和在戎马生涯中累积的显赫战功当选总统，整个美国社会再一次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因为此前的美国总统要么出身名流世家，要么拥有巨额产业，而布衣出身的杰克逊通过自身努力登上了总统宝座，对于相信美国是一个机会均等，依靠个人奋斗即能够获得成功的人来说是一个完美的例证，人们对于以平等为基础的美国共和制度也更为崇信。
仔细探究，我们不难发现，19世纪主导美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在平等观念、个人奋斗精神的普及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与18世纪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不同，浪漫主义重新发现了人的内心世界，而非由理性占据的头脑。它相信，每个人无论其社会背景如何，在内心都存在一种共同的禀赋，即能够接受神圣的启示，从而不断完善自己。这种强调人后天可塑性的思潮为政治上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调。班克罗夫特的哲学观同样体现了这一点，他始终认为，人类不分种族与阶层，普遍存在着一种精神，这是人人都具有的内在禀赋，人的这种内在的感知能力不仅把人类引向真理，还把人与智识世界和上帝的信条紧紧联系起来。基于人类共同具有的理性和道德观，班氏认为普遍的决定，也就是大众的判断才最接近真理的标准。“普遍决定是最接近真理标准的……公众思想是把谬误从真理中分离出去的筛网……大众是倾听真理的声音的，如果他们也接受了一些谬误，那是因为谬误有时和真理缠绕在一起，而大众还没有把他们及时分离开。单纯的谬误从来不会存在于大众的头脑里。”[7]415-416
而且人类种族的属性，即“人内部的一种精神”把个人和上帝联系起来[8]409，使人能够从直觉上理解指引宇宙的永恒原则，就为以人的平等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奠定了基调。人类的这种禀赋也赋予民主社会以可行性，并使选举的程序能够被社会接受。人民集体使用其自身能力去分辨正误，那么人民就成为最高法庭。普遍决定(common judgment)——人民关于某一议题的推理，会消除个体由于激情导致的错误，而产生最接近理性声音的决定，因为“相对的、不公正的激情会彼此抵消，那么正义就显现了”[7]424。所以，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植根于理性之上的。
面对“只有当人民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来表达意见和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力时，民主社会才能够形成。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而民主政府也为保障个人自由提供了制度保障”的观点，班氏认为，大众政府(popular government)就是由“国家精神”(the mind of the country)管理，人们可以自由地对其施加影响，并自由地对其进行启蒙[8]。既然班克罗夫特认为大众的判断才是最终的真理，具有最终的决定性，那么作为公众意见的执行者——政府的性质和功能也是非常重要和必须明确的。“除了公众判断的审慎检验，没有什么能成为一种意见或观点的准绳。在政府管理科学中，就像在其它领域中一样，基于人民自身的幸福、需求和利益出发的论证是政治学真理的最高启示。”[9]“政府是一种由人民或对人民负责任的代理人进行直接管理的民主机构……大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10]因此，一个明智的政府是建立在民众基础上的，而且政府不仅仅是表达公民意愿的机器，政府就是人民本身，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最好地反映和执行公民的政见和想法。所以，建立在人民意志基础上的政府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政府，而民主的政府才会保障国家的稳定发展。因此，美国的代议制政体可以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免于专制政体下政府对人民权利的践踏。
在《美国史》一书中，班克罗夫特激情澎湃地表达了对美国民主和自由的赞颂。“我们把权力交给大多数人，希望他们最终能够利用这种权力来保护自身利益。大多数人有权制定法律，保障工业领域的行业平等，促进以法律的安全和公正性为基础的平等。”[9]因为共和制度消除了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剥削，保障了财富的平均分配和人们社会地位的平等。他认为，最能体现民主和自由原则的共和体制对美国自身的发展和进步的贡献最大。
班氏认为美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却源远流长，包含了从古至今文明国家制度的所有优点[11]。它包容并吸收了从印度到古希腊的政治智慧、古罗马的法理学、中世纪的自治区制度、条顿民族代议制方式、英格兰的政治经验以及法国与荷兰对法理的合理解释，因此美国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人类先进制度的集大成者，这种制度的实践捍卫了人类的平等权利[12]。
三
19世纪中叶的美国，正处于重要的成长和转折时期。尤其在心理上美国并没有作为一个民族真正独立和成熟起来，作为一个诞生不长时间的新国家，美国正在寻求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它呼唤一种精神能够凝聚民众，凝聚所有来自不同地区，有着相异生活传统与背景却有共同理想面对相同问题的美国人，形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民族，并使其超越其他民族。
独立战争结束后，民族主义浪潮逐渐席卷了刚刚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起统一稳固的国家成为时代的召唤，对于本国历史的研究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美国还没有出现一部利用原始文献和档案撰写的始自殖民地时代的美国通史。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史大多是充满对本州甚至本县的虔敬感情的地方史，或是编年体例的历史文件选辑，或是洋溢着爱国热情的美国名人传记。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史》弥补了这个缺憾，他在这部书里整理了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档，追溯了美利坚特性和美国制度的历史源起，叙述了美国自美洲大陆发现以来一直到制宪会议确立美国的历史框架的建国历程，概括了来到美洲大陆的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所面临的共同的处境，在建立国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精神，并挖掘了美国的主要特性，即对自由的追求，完善的民主制度，以及在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过程中实现美利坚民族的统一，及所肩负的传播民主的使命。这是第一部以新大陆发现为开端到制宪会议的美国立国史，而且是第一部由一个美国人撰写的美利坚民族历史。
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普遍认为，每个美国公民应该了解他的国家来自何处，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特性使它成为独特的“美利坚”，它的使命是什么，班氏的《美国史》和他在美国各地演讲所传递的思想观念正好回答了这些问题。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告诉美国人，美洲的主要移民盎格鲁－撒克逊人，信奉清教的信徒从最开始便带着追求个人独立和自由的精神踏上美洲这片新大陆，他们坚持个人权利和民主平等的思想，最终冲破了欧洲封建制度的枷锁和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建立起崭新和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美国追随上帝的指引，因此美利坚是一个得到神佑的民族，必然会不断向前发展，领导全世界追求民主和自由，这是个不会停顿和不断上升的过程，即人类朝向在上帝伟大设计下的更美好未来不断前进。这契合了美国人对于自身民族认同的热切渴望，浸润着的对美利坚民族的赞颂与信心，明晰了美国人的理想和要求，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尚处于成长时期的美国。
班克罗夫特在其著作中将美利坚区别于欧洲旧大陆，对独立、统一的民族特性进行进一步发掘，并把这些特性上升到历史的高度，定格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做法，反过来也促成了美利坚特性的形成，并坚定了人们对于具有这些特性的美国必然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信心。在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在各个方面渐渐摆脱了对欧洲的依附，而不断崛起，最终成为世界大国之一。除却经济活力、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机遇等因素促成美国的强盛，对美利坚民族特性的认知和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虽然是促进美国快速发展的一种潜在因素，却是美国自身成长中不可翻过的一页。
与班氏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普里斯科特客观表达了当时公众对《美国史》的反应。“在这以前，想要从书籍中了解美国历史要依靠外国人的著述，最好的独立战争史是意大利人博塔撰写的，而殖民地史的佳作则要诉诸苏格兰的历史学家詹姆斯·格雷厄姆。这部著作令人兴奋地填补了这种缺失。”尽管他承认那些由欧洲人撰写的美国历史具有种种优点，然而这些（欧洲）人却和他们研究的对象缺乏一种情感上的联结，也不能理解美国人最细微的、不易察觉的情感、偏见和特有的思考方式，而这些都是由这个民族的特性产生的。
班克罗夫特这部十卷本的巨著里洋溢着对美利坚合众国毫无保留的赞颂，有时会因为他的这种爱国激情而使其叙述暂时偏离了主题。虽然班氏自己也曾经说过：“理性比带有偏见的热情更加可靠。”但是，由于他自己不可遏制的热情使他的一些观点不免有失偏颇。有时他甚至为了表达自己强烈的爱国情感，而不惜扭曲史实，例如班氏对于独立战争爆发时一些细节的描绘就偏离了真实的历史记载。由于他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充满了信心，他确信美国会成为所有国家的领导者，所以他对民主的信念有时导致他把与民主无关的事件也贴上民主的标签。然而有趣的是，这种偏见恰巧成为当时美国社会刚刚开始日趋膨胀，且愈演愈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代言，他对美国繁荣前景和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极大信心，为当时正在寻求身份认同的美利坚民族在心理上提供了急需的养料，满足了当时的美国人的渴望和要求，使得《美国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班克罗夫特在《美国史》中发掘出的美利坚特性和立国要求的合理化、合法化解释，契合了那个时期美国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班克罗夫特从历史的高度揭示了美利坚民族的源起，美利坚的民族特性以及美利坚的民族使命等这些重要主题，这无疑为正在起步的美利坚指明了精神上的方向。詹姆森教授认为，班克罗夫特在《美国史》中“诚恳而又充满热情地道出了当时美国人的心声”[13]。而且，“班氏的著作增强了美国人对于共和国制度的忠诚，他体现在《美国史》中的思想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反映，因此，这部书成为研究19世纪美国民族心理的重要文献”[14]。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班克罗夫特的《美国史》仍然是美利坚民族崛起的伟大捍卫者，其中贯穿的未完全成长起来的美国精神是独立战争以外的另一种热情宣言。”[15]在这个意义上，班克罗夫特不愧被称为“美国的第一个民族主义历史学家”。
虽然班克罗夫特看待美国历史有失公允的态度受到了19世纪末期兴起的科学的历史学派的批判，他在《美国史》中传达的某些观念在现在看来也有些道德说教的意味而不合时宜，但是班氏却给出了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正在急切寻找的答案并帮助塑造了美国的民族特性，对于美国精神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国后来的政治、文化、外交政策和自我形象的树立等各个方面都能够看到这种美国精神的踪迹。这种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在美国的飞跃发展中发挥了无形的却是不可低估的作用。美利坚的特性既成就了美国的快速发展和繁荣，但有时也会成为它的禁锢。对于美国自身所体现的自由民主原则的过度自信使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变成“以救世主自居的民主普世主义者”，既让被其输出美国式民主和自由原则的国家，也让美国自身陷入囹圄。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收稿日期］2008-09-26
注释：
①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是对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后呈衰颓之势的新教的复兴运动。这次运动使新教的理论和实践与18世纪有所不同。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质疑了《圣经》的权威，强调对上帝和来世的信仰，呼唤一种基于普遍人性基础上的宗教，因而打破了宗派限制和教堂的控制，它的主力军是来自于西部边疆和南部的未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宗教被世俗化并迎合大众的需要。而且，宗教信仰推动了19世纪兴起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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