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的经济增长是否伤害第一世界的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波 谌锦标 译
（原载《哈佛商业周刊》1994年72卷No.4）
仅仅不久前，我们最具影响力的工商业专栏评论员们就一直在警告说：对美国繁荣最大威胁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你只需看一看莱斯特·瑟罗的1992年最畅销书“针锋相对，即将爆发的日本、欧洲、美国经济战》。但是，大约在去年，我们假想的经济对手已开始显示出并非不可战胜：日本、德国的经济都陷入难以控制的衰退。由于高估的货币以及他们引以自豪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在经济衰退影响下运转的不力，致使出口遭受打击。相比之下，尽管美国经济还难以堪称一片繁荣景象，但看起来是健康的。
然而，甚至当许多经济评论家和公司高层经理们也日益对预期已久的“美—日之战失去兴趣时，却在地平线上看到了一场新的战争，发达经济国家与第三世界经济上新崛起的国家之间的战争。过去20年中，发达国家令人失望的经济成了鲜明对比。本世纪60年代一些小的亚洲国家与地区最先开始高速的经济增长。目前，已扩大到东亚这一广阔地区，不仅有相对富裕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而且包括拥有巨大人口的两个穷国：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在智利，或者说在北部墨西哥，也显示了类似的快速增长的迹象；象班加罗尔软件联合体这样迅速发展的中心，甚至在印度也正在涌现。
人们或许期望每个人都欢迎在全球景色上的这一变化，都将那些大多先前非常贫困的几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看作进步，并且看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发展工商业的机会。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一全球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满意。相反，西方越来越多有影响的人对第三世界经济增长看作为一种威胁。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并成功地主持了有名的达沃斯会议（Davos）的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其今年初期广为传播的一封信中阐述了这些新的担心，施瓦布为了给联合国秘书长准备一份名为《人类基本假设的再定义》的文件，询问了许多人以搜集资料。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他提出了再定义的样品。他答道：传统上，世界被划分为高生产率、高工资的富国与低生产率、低工资的穷国。但目前，一些国家却是高生产率与低工资的结合。他说：世界市场上这类国家的不断出现导致了“生产性资产大规模的重新部署”，这种重新部署使发达国家难以维持的生活水平。换句话说，来自第三世界新兴经济的竞争已成为对第一世界经济的一种威胁，或许已是一种威胁。施瓦布的观点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比之毫不逊色的一位人物，“欧洲委员会”主席雅各布·德洛（Jacques Delors），他好像也有与施瓦布同样的观点。急待其出台的关于欧洲经济困境的欧洲委员会白皮书“增长、竞争、就业”，于1993年10月发表了，它列举了欧洲失业率呈长期上升趋势的四个原则。根据此报告，最重要的因素为那些在成本水平上，而这种成本水平我们简直无法与其匹敌的，在世界市场上与我们竞争，甚至在我们自己市场上与我们竞争的国家的崛起：这是对来自第三世界低工资竞争的欧洲式说法。
这类观点在美国并未广泛流传。尽管克林顿政府有试图以竞争力因素来定义经济问题的倾向，但他是集中火力对付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1994年总统经济报告中认为：从第三世界的进口并未构成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压力，至少目前没有。然而，一些像《商业周刊》的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这样一些经济评论家以及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智囊们却不断提出警告：从低工资国家的进口对美国生活水平形成威胁。《总载/国际战略》杂志1993年10月/1994年1月号内， 着重谈了“全球经济再定义”这一主题，共刊登了三篇关于论述来自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竞争的威胁的文章。一些据我所知的对非经济学家的非正式的民意测验表明：其中大多数，包括许多认为自己对经济事务洞悉深刻的人，都认为这已是既成事实，即来自第三世界的竞争是如今美国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
然而，事实是，对于来自第三世界竞争的经济影响的恐惧，几乎是完全不公平的，低工资国家的经济增长原则上有可能增加或降低高工资国家的人均收入，实际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从理论上讲，来自第三世界的竞争可能会对西方收入分配（而不是收入水平）产生影响，给予关 注还是有一些理由的，但实际上，至少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这种关注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这么多深谋远虑的人会犯如此的错误呢？（为什么我能如此肯定他们是错误的呢）？为了说明所谓的第三世界威胁论，有必要从对世界经济作一简要讨论来开始。
思考一下世界经济 第三世界竞争威胁了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想法似乎是简单易懂的。假如曾学会做过去惯常是我独家垄断的专长的事情。但也许他或她并非像我做得那么好，然而却愿意以只是我工资的一小部分的薪水来做那些工作：这难道不是显然要让我或着接受一个低的生活水平，否则就选择失业吗？这基本上说明了那些害怕随着第三世界发展，西方工资率必须下降的人的观点。介入这种观点是令人误入歧途的。当世界生活率上升（当第三世界国家与第一世界国家生产率趋同时，它就会这样），世界平均生活水平必然上升；毕竟，额外的产出必然流向其它地方。这本身就假定了第三世界高的生产率将体现于第三世界提高工资上，而不会降低第一世界的收入。另一种考察方法是，请注意，在一个国民经济中，生产者与消费者是同一个，削价的外国竞争者可能降低我得到的工资，但它们也提高了我所赚工资的购买力，没有理由期望负面效应会占主流。
世界经济是一个系统，是一张有反馈关系的繁复的网，并不是一个只有单向效应的简单的链。在这个全球性的经济系统中，工资价格，贸易以及投资流动是结果而非给予，当基本参数变化了，不论这种变化了的参数是如关税、课税等这种政府政策或者如中国劳动者的生产率这样的更为神秘的因素，那种以日常经营经历为基础而直觉地形成的看似合理的对未来事件的预测，可能会对这个系统发生的事情的产生深深的误导。正如任何一个研究复杂系统的人都懂得的：无论是全球的气候，洛杉矶交通的格局，还是通过制造过程的材料的流向，都有必要建立一个理解这一系统为何动作的模型。通常的程序是以一个非常简化的模型开始，然后使之不断增加现实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对该实际系统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
本文，我将遵循此程序来考察新兴经济对发达国家的工资、就业的影响。开始，我将描述一个极端简化且非现实的世界经济图景，然后逐步加入现实的复杂成份。在每一阶段，我也将加入一些数据。到最后，我希望能最终阐明这样一个道理，第三世界引起第一世界危机这一看似复杂深刻的观点在概念上是有问题的，在数据显示上是完全不合理的。
模式1：一种商品，一种投放的世界
设想一个没有全球性经济的复杂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生产一种具有用途的商品，让我们称这为筹码，只需一种投入，即劳动力，所有国家都生产这种筹码，但在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劳动力更具生产性。假想的这个世界，我们忽略了现实世界经济中的两个重要事实，它生产成千上万种各具特色的商品与服务和它要进行这样的生产就需使用的众多投入，包括有形资本和由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这样一个简化了的世界中，什么是决定工资与生活水平的因素呢？没有资本投入或没有熟练与非熟练劳动力间的差别，工人将得到他们所生产的产品，这也就是说，在每一国家中，以筹码来表示的年实际工资等于一年中每一个工作所生产的筹码的数量即他或她的生产率。又因为筹码是唯一消费的商品，也是唯一生产出的商品，消费价格指数（CPI）将只包括筹码，再无其它东西。以CPI表示的每一国家实际工资率也将等于每一国劳动的生产率。
相对工资如何呢？由于可以运送货物到任何其可以索要最高价格的地方，这种套利的可能性将使筹码的价格在所有国家趋同。因此，每年生产10000个筹码的工人工资率将是生产1000个筹码的工人约10倍， 即使这些工人在不同国家，两国工资率的的比率将等于他们工人的生产率的比率。这一模型有何错误呢？它是荒谬可笑地，过于简单化了。但这种简化在哪些方面导致了我们误入歧途呢？这个模型的一个直接的问题是它没有进行国际贸易的余地：如果任何人都生产筹码，那就没有进口或出口的必要。 （这一问题似乎并未困扰象莱斯特·瑟罗（ Lester Thuroua）这样的竞争力理论家。瑟罗的《针锋相对》 一书的中心主题为：由于发达国家生产相同产品，过去已危险的竞争让位于只有输或赢的针锋相对的竞争。但如果先进国家都生产相同的东西，为什么它们要卖给另一国这么多产品呢？尽管国与国间确实有贸易的事实意味着我们的简化的模型实际上并不正确，同时，这一模型的确引出了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间贸易实际上能发展到怎样的深广在问题。尽管如德洛斯白皮书这样的文件中强调与第三世界的贸易，但实际上两者贸易却小得令人吃惊。在1990年，先进工业化国家只花费了其综合GDP的1.2%从。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口制成品。发达国家没有理由与低工资国家进行贸易的这类模型虽然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98%以上是正确的，差不多等于是完全正确的。
此模型另一个问题是没有资本，没有国际投资。当我们将资本因素置于模型中时，我们将回过去来看该问题。然而，有一点是值得指出的，在美国经济中，国民收入的70%多归于劳动力，只有不到30%的归于资本。这一比例在过去20年中是非常稳定的。劳动力显然不是生产商品的唯一投入；但平均实际工资率与每个工人的产出几乎是一对一地对应的，对美国有益的对美国工人也是有利的或反过来也一样，这种说法似乎近于正确的。一个也许困扰着一些读者的最时髦的说法是：工资会随生产率自动地上升。现实中是这样吗？是的。经济史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了长久生产率增长，却没有相应的实际工资增长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当欧洲生产率低于美国生产率一半时，其工资也是一样；今天，以美元表示的平均工资几乎是相同的。日本的生产率在过去30年飞速发展，其工资也从占美国水平的10%上升到110%。 韩国的工资在时间推移中也大幅上升。的确，许多韩国经济学家担心工资幅度也许上升太大了。目前，韩国劳动力价格过于昂贵，以致于难以与中国、印度尼西亚这样的新的新兴国家在低技术信号的商品上竞争，同时，在像汽车这样的领域，劳动力价格太高，难以补偿其低的生产率与低的产品质量。
那种在某种程度上旧的规则的观点不再适用了。那种认为世界经济舞台中的后起之秀们即使在他们生产率已上升到了发达国家水平，也将总是支付低工资的观点，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一些经济评论家力图通过指出那些相对工资与相对生产率不符的特殊行业来反驳这一观点。例如：孟加拉的衬衣制造者，几乎有美国制造者生产率的一半，但却只获得永远不到美国工资一半。正如当我们转到多种商品模型时会看到的，那正是标准的经济理论所预测的）。我们的一种商品，一种投入模型看起来好像蠢了一些，但它迫使我们注意到两个关键问题。第一，第三世界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世界产出的增加，世界产出的增加必然体现为一些人的收入的增加。确实是这样：它已在第三世界工人提高的工资中体现了出来。第二，无论我们最终对于第三世界提高的生产率对第一世界经济产出的影响最终地得出什么结论，它一定不是负面的。这个最简单的模型说明了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模型2：众多商品，一种投入当然，在现实世界中， 各国专业生产于有限系列的商品；国际贸易是专业分工的原因，是最终结果。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大体地是以复杂的、技术含量高的商品如飞机、微处理器，来交换劳动力密集商品，如服装。在一个各国生产不同商品的世界里，世界上一部分地区生产率的提高可能帮助或伤害世界其他地区。这无疑是一个新的命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与朝鲜战争期间，许多国家经历了一系列的国际收支困难，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的“美元荒”的感觉。在那时，许多欧洲人相信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高生产率的美国经济的压倒性的竞争。但是，美国经济真正伤害了世界其他地区吗？更一般地说，一国生产率增长真的会增加或降低别的国家的收入吗？一个广泛的从事理论与调查工作的机构将得出结论为：外国生产率增长对国内福利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这取决于那种生产率增长的偏倚，也即决定于这种增长发生在那些部门。
W·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W.Arthur Lewis）以其经济发展著作获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发展中国家生产率增长作用于发达国家实际工资的两面性问题作了灵活的阐述。在刘易斯模型中，世界被划分为两个地区，称为北部与南部，全球经济不只生产一种而是生产三种类型商品：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商品。然而，如我们的第一个模型一样，劳动力仍是唯一的生产投入，在所有三种类型商品中，北方的劳动力比南方的劳动力更具生产效率，但是生产率优势在高技术产品中是最大的，在中技术产品中是中等的，在低技术产品中是小的。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工资和生产的格局将是什么样呢？可能的结果是：高技术商品将只在北方生产，低技术商品只在南方生产，两个地区将至少生产某一些中技术商品，如果世界对高技术产品需求非常高，北方可以只生产这些商品；如果对低技术产品需求旺盛，南方地区可以专业化生产它们。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两个地区都会生产中技术商品。竞争确保了北方与南方工资率之比将等于这两个地区针锋相对竞争的中技术生产部门的工人生产率之比，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北方工人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但由于工资率太高，而使其在低技术商品上没有竞争力。相反，南方地区低工资率却难以补偿其在高技术产品生产上的低生产率。
下面这个数字的例子可能会有所帮助。假设北方劳动力在高技术商品的生产率是南方劳动力的10倍，在中技术产品方面是其5倍， 但在低技术产品的生产率只是其2倍。如果两国都生产中技术商品， 北方工资必然为南方工资的5倍。以此工资比率，即使北方劳动力更具效率， 南方生产低技术商品的劳动力成本将只是北方部门的2/5， 与此相对照，在生产高技术商品时，劳动力成本将只是南方的2倍。 在这例子中请注意：南方生产低技术商品的工人只收取北方工人工资的1/5， 即使他们是北方同行业工人效率的一半，许多人，包括那些自称为国际贸易专家的人都相信：那种差距显示了传统的经济模型的不适用。事实上，这正是传统分析所预测的：如果低工资国家出口行业没有比高工资国家相对较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他们就不能出口。
现在假设南方生产率提高。这将会产生如何影响呢？这取决于哪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如果生产率提高是在低技术产出部门，且此部门并不与北方劳动力相竞争，则没有理由期望会改变北、南方的工资比率。南方劳动力将更廉价地生产低商品，这些商品价格下降，将使北方实际工资提高。但如果南方生产率的提高是发生在相竞争的中等技术部门，南方相对的工资将上升。既然生产率在低技术部门设有提高，低技术商品价格将上升并减少北方的实际工资。但是，如果南方生产率在低技术与中等技术生产部门以相同比率上升这又会如何呢？相对工资率将上升，但将为生产率提高所冲销。以北方劳动力表示的低技术商品价格将不会改变，因此，北方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将不会改变。换句话说，在这一个多商品模型中，生产率水平全面提高，将对北方生活水平产出与在一种商品模型中生产率水平提高所产出的影响相同，也即：根本没有影响。
现在看起来，好像第三世界经济增长对第一世界的影响，这在我们的最简单的模型中是微不足道的，一旦我们使模型更具现实性，它就变得不可预测了。然而，仍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第三世界经济增长对第一世界会造成伤害的方式与在施瓦布书信或德洛斯白皮书中所描述的方式不同。因为第三世界工资水平很低，但又因为其会增长并最终使其出口价格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所以第三世界经济增长不会伤害第一世界。当韩国在生产小汽车方面水平提高时，美国可能会感到威胁，但这是否因为美国失去了汽车市场，而是因为韩国的工资水平提高了，意味美国消费者要为其已从韩国购买的睡衣、玩具支付更高价钱。
第二，这种潜在负数应会在一个易于衡量的经济统计，即贸易条件或出口价格对进口价格比率中表现出来。例如：如果由于外国的竞争，致使美国公司被迫在世界市场上更廉价的销售商品，或由于对材料的争夺，或因为美元贬值而使美国因为进口支付得更多，美国的实际收入会下降。由于美国出进口总额占其GNP的大约10%， 所以贸易条件每下降10%，将使其实际收入降低大约1%。 第三世界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经济潜在的伤害取决于发达国家贸易条件下降的可能性。但尚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在1982—92年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贸易条件实际上提高了12%，其中大部分是因为石油价格的下降。
总之，一个多商品的模型比我们起初的一种商品模型可提供更多可能性，但它也导致了同一个结论：第三世界生产率提高会致使其工资水平提高。
模型3：资本与国际投资
让我们给模型增加另外一个投入要素以使它进一步接近现实。现在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生产中既需要资本又需要劳动力的世界的话，那又将作何变化呢？从全球角度看，在劳动力与资本间存在一个很大不同：国际移动性的程度，尽管在1920年以前，大规模的国际移民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从那时起，所有发达国家纷纷设置法律障碍以阻止经济动机的移民的移入。从南方到北方只有有限有特别的高熟练人员流入——即臭名昭著的“智力流失”。同时，某种程度上，相对大量的涌入了一些非法移民。但大部分劳动力并没有国际性移动。与此相对照，国际投资是广为人知并不断地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许多发达国家银行贷给第三世界国家大量款项。这种资本流动在80 年代由于债务危机变得停滞不前了。 但在1990年后开始的新兴市场的繁荣又恢复了相当大的资本流动。
许多关于第三世界经济增长的担心好像更多集中在资本流动而非贸易上。施瓦布担心将会出现一个“生产性资产的大规模重新部署”，其所指就是在第三世界的投资。由“经济政策研究所”做出的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将使美国失去500000 个就业机会的著名估计，是基于一个完全假设的关于美国投资转向的计划方案。甚至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克，在1994年3月在底特律举行的就业高层会议上， 将西方国家就业问题归之于资本的流动性。事实上，他们好像是在断言：现在第一世界资本只给第三世界增加就业。这些担心有道理吗？
理论上，简单的回答为：是的。但在实际上，却是否定的。根据标准的教科书理论，从北方流向南方资本的国际流动会降低北方的工资水平。然而从1990年以来发生的实际的流动产生的影响远远小于许多人预期的灾难性影响。为了理解国际投资流动如何对发达国家劳动力产生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劳动的生产率部分取决于其运作所需要资本的数量。作为经济的事情，在国内产出中，劳动的份额十分稳定。但如果劳动力装备的资本减少，生产率以及其后的实际工资率都会下降。
那么，假设对于第一世界投资者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已日益比第一世界更具吸引力。这可能因为政治条件的改变使这种投资看起来更安全，或者由于技术转让，提高了第三世界工人的潜在生产率（一旦他们装备了充足的资本的话）。这会伤害第一世界工作吗？当然，输出到第三世界的资本，也即不在本国投资的资本，所以这种北方—南方的投资意味着北方生产率及工资将下降、北方投资者可能在这些投资中获得比他们在国内投资所得更高的报酬，但那不会给工人带来任何好处。
在我们跳至得出第三世界经济的发展以牺牲第一世界为代价的结论之前，我们必须不仅要问问经济伤害在理论上是否成立，而且要问问其实际的影响会有多大。有多少资本已从发达国家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在本世纪80年代期间，实际上没有北南方的净投资，的确，利息支付和债务返还一贯地超过新的投资。然而，从1990 年后， 新的投资发生了。1993年，是迄今向新兴市场投资的最高年份，从所有发达国家流出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资本总计约1000亿美元。这看起来好像非常高，但与第一世界经济相比，这并不高。去年，北美、西欧、日本GNP总和超过 18万亿美元，他们合起来的投资超过3.5万亿美元， 他们合起来的资本存量达60万亿美元。在1993年创记录的资本流动中，也只有3 %的第一世界投资额从国内使用中转出，同时，减少了不到0.2 %的资本存量增长。自1990年以来整个新兴市场投资繁荣只使发达世界的资本存量减少大约5%，如若他们把这些资金都投于国内的话。在发达国家， 这种情况对工资产生多大压力呢？由于资本只是一种投入要素，资本存量每减少1%，将使生产率降低不到1%；标准的估计为将使生产率降低0.3 %。一个较精确的计算表明：自从1990年后流入第三世界的资本（且请记住），在80 年代实际上没有资本流动）， 使第一世界实际工资降低了约0.15%，根本不是施瓦布、德洛斯或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预计的灾难性结果。
有另一种方式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任何从发达国家工商业投资中抽出资本的行为都会趋于降低第一世界的工资。但在第三世界投资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变得显著。同时，有巨大的储蓄转入纯粹的国内消耗：美国和其它国家迅速增加的预算赤字。自从1980年开始，单是美国累积的联邦债务就已达3万亿美元，是整个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国家投资的 10倍。因为向第三世界输出的奇特性，所以吸引了大量的注意，但其数额与发达国家的国内预算赤字相比，只是较小的。在这一点上，一些读者可能反对将这两个数字进行比较，被联邦预算赤字所吸收的储蓄只是简单的消失，把储蓄在国外投资可以创造出工作以制造产品，于是这些产品就与我们的产品相竞争。看起来，海外投资似乎比预算赤字更具危害性。但是这种直觉是错误的：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率，并且我们在前面两个模型中已看到提高的第三世界生产率并不会减低第一世界生产水平。在许多决策者与权威们中的传统思想是我从前生活在一个难以意料的流动的资本世界中，而且这种流动性改变了一切。但是，资本并不一定是那么流动的，我们迄今所看见的资本运动变化是非常小的，至少对于发达国家可以这么说。
模型4：收入的分配 我们似乎已得出结论：第三世界经济的增长对第一世界几乎没有负效应。但是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三世界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作为我们最后一个模型，我们再增加一层复杂性。假设有两种劳动力：熟练的与非熟练的，再假设非熟练对熟练工人比率，南方比北方高。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可知北方的熟练对非熟练工人工资的比率比南方要低。结果，又可知北方要出口技术密集型商品与劳务——这也就是“在他们生产中具有高的熟练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比率，而南方则出口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商品。在北方，这种贸易对工资会产生如何影响呢？当两国以技术密集型商品相交换，他们就间接地以熟练与非熟练劳动进行贸易：北方运到南方的商品“包含”比北方所进口的货物更多的熟练劳动力。这就好比一些北方的熟练工人移民到南方。同样地，北方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就如同以间接形式移入非熟练工人。实际上，与南方进行贸易使北方熟练劳动力短缺，提高了所需工资，同时使非熟练劳动力实际上更过剩，降低了其工资。
增加与第三世界的贸易，虽然对第一世界工资水平无任何影响，但是在理论上应导致这些工资的更加不平均，这对熟练劳动力给予了更高的溢价。同样，由于北方非熟练工人的的工资向南方工资水平下降，这样就会有“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使这个结论令人担心的是，收入不平均在美国已迅速加剧，而在其它发达国家则其程度较小些。即使如果第三世界出口没有伤及第一世界工资平均水平的话，他们也不应对美国70年代后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和欧洲工人失业率上升负有责任吗？
关于这一点，有力的证据似乎是，在美国“要素价格均等化”未成为日益加剧的工资不平均的主要因素。尽管此证据比我们前面的模式中引入的证据更间接，更小把握。实际上，与第三世界的贸易并没有那么大。因为与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只占GDP的1%多一点，体现在那种贸易中的劳动力的净流动比之劳动力大军的规模只是较小的一个部分。
更为深入的研究可以导致关于北—南贸易对工资分配的影响较为大一些估算，或者说那种贸易未来的增长的可能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有更大影响。然而关于此点，现有的证据并不能支持那种认为与第三世界贸易是工资不平均的重要因素的观点。再者，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北—南贸易可以解释一些收入不平均的加剧问题，但它却不能解释平均工资令人沮丧的表现。在1973年以前，美国的平均工资平均增长率增长2%， 而1993年以后，只是0.3%。这种下降根子是我们经济自身的病症， 与第三世界向我们的出口没有任何关系。
真正的威胁那种认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竞争是发达国家的主要问题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有疑问的，并且也被数据断然地否定掉。为什么这会是个问题？这是否仅是学术界的诡辩？一种回答是：那些谈论与第三世界竞争的危机的人无疑认为它是个重要问题：欧洲委员会不可能将对低工资竞争的评论写入白皮书只是“为了填满章节”。如果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所认为强调低工资竞争的负效应是重要的，那么至少对经济学家们和工商界领袖们来说，告诉他们那样的看法是错误的，也是同等重要的。观点是应重视的。根据最近报纸报导，美国和法国已同意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国际标准的要求列入下一轮关贸总协定（GATT）的谈判议程，美国官员很可能宣称他们这样做是发自内心地关心第三世界工人的利益。但发展中国家已警告说，这种标准只是试图通过阻止他们利用其唯一竞争优势，即丰裕的劳动力，从而来阻碍他们进入世界市场的一种诡计。发展中国家说的是对的。这是在人道主义幌子下的保护主义。
最令人担忧的前景是，那种伪装下的保护主义最终地会转为更为粗暴地更为公开的贸易壁垒，例如：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早已宣称所有世界贸易应遵循多种纤维的路线进行。此协定是将纺织品、服装市场份额固定。实际上，他希望所有世界市场的卡特尔化。此类建议虽仍被排除在严肃的政策讨论范围之外，但当权威人士的声音使人们相信了第三世界应对第一世界问题负责的那种完全不合情理的观点时，他们将为以强权手段来干预世界贸易准备了道路。我们不是在讨论狭义的经济问题。如果两方出于一个误导的信念，即保护西方生活水平而抛出进口贸易壁垒。其效应将破坏当今世界经济最具光明的前景：正在开始的散布甚广的世界经济发展，千百万甚至几十亿的人们在憧憬着能过上高雅的生活。第三世界经济增长是一种机会，而不是一种威胁；是我们对第三世界成功的恐惧而并非那种成功的本身，才是对世界经济真正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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