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缘起的文学地理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地理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5)03-0077-05 任何文学活动都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进行，一种新文体的生成总是在某一具体地域发生并渐次扩散。本文拟结合相关史料，穷尽赋体定型之前的赋家，据其籍贯、作赋地点，从文学地理的角度考察赋体兴起的楚地渊源。 一、汉初赋家的文学地理谱系 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源自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其分赋为四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客主赋之属。今本《汉书·艺文志》每略排序没有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如“屈原赋之属”中的王褒主要生活、创作在汉宣帝时，却列于主要生活在元帝时的刘向之后。但大体而言，遵循时间顺序，如“屈原赋之属”列序为：屈原赋、唐勒赋、宋玉赋、赵幽王赋。如此，《汉志》将屈原赋列于赋首便暗含屈原为赋之开创者的意思。“诗赋略”小序又云： 春秋之后……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1]1756细加分析，这段话包含三个影响深远的赋论观念：一是赋之《诗》源说，即赋由“学《诗》之士”所作；二是赋之兴起源于战国屈原诸人的赋作，后人或称为“《楚辞》”，或称为“骚”，汉人则多定其为“赋”；三是以儒家诗教观评论赋之起源而形成一种尊儒、尊经的赋源观，即不考虑荀卿晚于屈原几十年且赋作极少、对赋的创作影响甚微的实情，统称为“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第一种观点则为刘向、刘歆及后世赋论家所遵循和发挥；第二种观点得到汉人包括赋家的广泛认可；第三种观点汉人间有阐发，后人亦偶有因循，如元代陈仁子《文选补遗》认为： 荀卿避谗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在屈原先，今附于此。[2]496屈原活动于楚怀王、顷襄王之时，春申君在楚国东迁后为相，荀况因春申君而为兰陵令，其主要活动在楚考烈王之时，晚于屈原、宋玉。故而，陈仁子认为荀况在屈原之前，为不考史之妄言。晁补之《变离骚序下》在细致考证后认为： 计(屈)原之死，(荀)卿尚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园杀春申君，荀卿始废。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盖五十余年矣。故原与荀卿接，而荀卿后于原。[3]261屈原早于荀卿实为定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又提出宋玉和荀卿的先后关系问题： 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4]134刘勰承认赋源自屈原“唱《骚》”，并强调自荀卿、宋玉开始，赋与诗已然分离，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这是根据赋的发展历史得出的正确结论。但荀卿与宋玉谁先谁后，自此又成一桩公案。《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5]2491今由《风赋》《高唐赋》《对楚王问》等作可知宋玉作赋时间集中在楚顷襄王时期。荀况生卒年不可确考，但作赋时间较为明确。刘向《荀子书录》称：“春申君使人聘孙卿，孙卿遗春申君书。因为歌赋以遗春申君。”[6]366《战国策·楚四·客说春申君》载荀卿为书劝谏春申君谨防被李园所弑，其末云： 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祎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7]894文中荀卿所赋诗句与《荀子·赋篇》“佹诗”之“小歌”基本相同： 璇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6]319-320两相比照，可知出处一致。既然荀况诸篇为劝谏春申君所作，那么创作年代应晚于宋玉几十年。 今以《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所载赋为主，参以他书，将战国至汉武帝时的赋家赋作可稽者总列《武帝以前赋家的文学地理谱系及其他》一表(后简称为“表1”)，以观察“赋”如何成为一种稳定、独立的文体。关于表1有几点说明：一是该表以作家生年为主，参考作赋时间排列，作家顺序与前人多有不同，限于篇幅，未列考论过程；二是《西京杂记》载邹阳、公孙诡、羊胜、路乔如、公孙乘诸人作赋真假难辨，盛览、庆虬之诸人更不见于汉人史籍，但《西京杂记》所载也确有可信之事，今列其赋家于表，略可窥见赋体扩展的形式与路径；三是《荀子·赋篇》的篇名是后人所题，荀况并不作赋，《汉书·艺文志》“赋略”实以“不歌而诵谓之赋”的原则掺入部分供皇室娱乐的韵诵之文①，此处不论，暂依惯例录入表格。 二、赋家谱系的文学地理解读 据表1统计，至武帝时赋家共计40人(秦时杂赋未计人数，淮南王群臣姑计1人)，其中楚地赋家计20人，与楚地相关者8人(荀况、贾谊、司马相如习赋于楚人，邹阳、公孙乘5人亦在梁国与楚人枚乘等作赋)，其余有11人在长安作赋，有牂牁盛览1人习赋于司马相如。如果结合时间维度来看，赋之兴起有一个随时间推移创作地域不断变化、扩大的过程：其一，战国赋家前4人皆在南楚郢都，荀况在西楚浸染楚风始有骚句入文。其二，随刘邦东进，北楚系辞人陆贾、朱建始传赋长安。与此同因，刘汉宗室7人承风作赋。其三，文景之际，东楚人严忌、枚乘作赋于吴、梁二国，受其熏染作赋者有齐地3人，另有不明地域者2人。其四，武帝时，东楚人严助、朱买臣、庄忽奇、枚皋4人继续传赋长安，另有向楚人习赋经历的贾谊、司马相如等赋家。总之，自战国以来赋家多为楚人，至汉武帝时赋家才呈现逐渐脱离楚地浸染的趋势。这说明赋的兴起当有深厚的楚地渊源，试析如下。 楚人先居丹阳，楚武王熊通始徙居郢都②，至“(楚庄王)总帅诸侯，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后十余世，顷襄王东徙于陈”[1]1665，后又东南徙于寿春，春申君黄歇为相于吴地。因此，楚文化有一条明显的变迁、扩散路径：由江汉之间的郢都文化圈到淮西之郢陈、寿春文化圈，后又形成淮东、泗水之彭城文化圈，并扩展至吴楚等地。钱穆总结了楚文化在战国、秦汉之际的变迁： 及秦人一统，楚之故家遗族，流风余韵，尽促而东。则在淮泗以南迄于会稽，皆得楚称。项王围垓下，听汉军中四面皆楚歌。汉高命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和之。虞骓之辞，《大风》之唱，皆楚声也。[8]112 伴随着楚文化的东传，屈宋之赋也在西楚、东楚盛行起来，《汉书·地理志》云： 寿春、合肥……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1]1668 班固曾言及《地理志》论述各地风俗的材料来源：“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1]1640可见班固作《地理志》有采于刘向、朱赣的资料，则屈、宋之赋由南楚向西楚、东楚的传播路径得到两汉学者的一致认可。 表1的统计也印证了这条传播路径：最先作赋的屈原、唐勒、景差、宋玉皆故楚国人，荀卿于东、西楚之交界染楚风而创作，但影响甚微并没有造成楚赋北传的积极影响。汉兴以后，跟随刘邦的淮北楚人陆贾、朱建等把楚赋带入长安，造成楚赋的第一次北传(或许称西传较为妥当)，这一传播不仅为贾谊等的辞赋学习提供了土壤，而且随着刘姓宗室分封天下，为东楚赋的兴起做好了文化准备。日本学者冈村繁曾论楚室东迁与刘氏西迁对汉赋形成的积极影响： 以汉代辞赋文学为主体考察的话，则可以说楚王室在淮水流域东迁以后的数十年间是真正向汉赋演变过渡的出发点。之后，伴随着楚室的衰亡而在江淮一带流传扩散的辞赋文学于前汉再度兴起。其间首先是由附从于汉高祖的北楚出生的陆贾、朱建等，将一种与中原歌谣形式相混的变形了的北楚系辞赋带入了长安宫廷。这种辞赋所形成的风格在长安似乎一直持续到文景时代。[9]133
标签：屈原论文; 贾谊论文; 汉朝论文; 地理论文; 吊屈原赋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司马相如论文; 黄歇论文; 楚辞论文; 邹阳论文; 西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