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主要文件形成的若干情况——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下）（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我所知道论文,情况论文,文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以上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胡乔木在11月19日前主持起草的稿子是根据小平同志几次谈话写成的，之所以重写，是因为会议形势发生了变化，不存在什么邓小平对那个稿子“不满意”的问题。第二，胡乔木自始至终参与了对第二个稿子的起草工作，并参加了在邓小平家的几乎所有谈话，不存在什么“乔木看来不行了”、“改由别人另拟”的问题。具体执笔起草这篇稿子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有的同志虽然没写，也参与了意见，这些都应当肯定，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乔木同志在这里面所做的工作。他的一生，包括建国前也包括建国后，包括三中全会前也包括三中全会后，为中央起草、修改了数不尽的重要文件，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哪个是他写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他该做的，是份内的事。但是，如果有人要歪曲事实，那就有必要把真相讲清楚。就像当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代表说的那样：对乔木应当公正，不要诬陷。
（三）关于叶帅在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前面提到，一位内地人在香港出的书说，叶帅的讲话是书的作者和阮铭起草的，很快被通过；邓小平的讲话是胡乔木起草的，没有被通过，找了别人另拟。实际情况是，小平同志的讲话仍由胡乔木主持另拟，而他们为叶帅起草的稿子倒恰恰是由别人另拟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件事刚好我经历了。那是在12月12日，邓力群访问日本回来，叫我去他家取给胡乔木捎的东西。我是晚上去的，刚要离开，叶向真、刘诗昆夫妇进来，说中央党校为她父亲准备的讲话稿，由于会议的进展已不适用，他们和叶办的秘书又重新写了两个稿子（这也印证了乔木同志会前为小平同志准备的讲话稿之所以重写的真正原因）。为了和小平同志的讲话稿保持一致，需要再作些修改，可是明天就要讲话，时间太紧，故叶帅让他们连夜赶来，请力群同志帮助加加工。于是，我也被留了下来。夜里12点多钟，叶帅为示郑重，亲自给邓力群来了个电话，说请他帮帮忙。邓力群把叶向真他们搞的五个部分调整为三个部分，即领导班子、民主与法制、解放思想，一直搞到次日凌晨3点。 具体改了哪些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我当时提出加的一句，即：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是虚假的，但对资产阶级来说却是真实的，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的民主。最近看《叶剑英选集》，这个讲话仍是那三个部分，那句话也仍在上面。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后，叶帅要求在他的讲话稿印发三中全会前，再请乔木改一次。胡乔木除了在文字上加工润色外，主要加了两段文字，一段是在领导班子部分讲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一段是在民主与法制部分讲国家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
（四）关于全会公报
中央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即12月10日下午，中办来电话，说华国锋约胡乔木去人民大会堂谈话。我当时就猜，大概是谈公报的事，因为几个组都向中央致信，提出秀才班子要改组，全会马上要开，公报已迫在眉睫。晚9点，乔木同志回宾馆，说了谈话情况， 果然是请他主持起草公报。原来，中办研究室已搞了一个初稿，但华国锋不放心，所以请他主持重搞。
那时，农业决定稿和小平同志讲话稿都还没有脱手，故公报的事胡乔木放了两天。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后的第二天，也是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胡乔木召集开了个会，讨论公报问题，参加的有胡耀邦、于光远、胡绩伟，国务院政研室的林涧青，国家计委研究室的房维中，中办研究室的周启才、王愈明。我也去了，并作了简要记录。大家从中办那个稿子说起，分别提了些建议。
胡乔木说：“这个稿子很长，看后印象不深，要大改，使公报真正反映出这个会是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然后，他谈了对整个结构的设想，说：“第一部分讲会议概貌；第二部分讲经济，包括工作重点转移、农业、计划等；第三部分讲政治，回顾揭批运动，对成果作个评价，这里讲真理标准讨论问题，讲恢复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并解决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然后再讲民主和法制，讲党内生活的制度化，讲成立了中纪委，讲对毛主席的评价，暗含着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一两句，最后再用很少的话写人事上的几个决定。”
胡耀邦说：“除了开头结尾外，搞四个部分，经济、政治、思想、组织，都是围绕工作重点转移。”
胡乔木接着说：“这样公报可以答复世界上的很多问题，既使人家看到我们纠正了错误，又提高了党的威信，看到我们是有希望的。要把‘四人帮’强加给毛主席的缺点错误加以清理，使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更加鲜艳，解决目前群众中的思想混乱，从思想上把人民团结起来。”他要林涧青他们先搞个初稿，16日给他，以便18日提交全会。
中央工作会议与全会之间，隔着2天时间。散会后， 不是中央委员的就回去了，是中央委员的则留下来，等着开全会。胡乔木已被列入了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办通知他列席全会，所以也留了下来。但他没有休息，而是一边加紧对农业决定稿进行进一步修改，一边着手进行公报的起草工作。12月16日晚饭后，他看了公报初稿，感到写得不够精采，于是在第二天上午再次召集会议，研究公报稿问题。18日全会开始，晚上林涧青他们拿出了第二稿，胡乔木找胡耀邦、于光远等又在一起议了一次。19日上午，林涧青他们拿来第三稿，于光远按照胡乔木提出的意见，让林涧青当场在文字上压缩了一次，然后才交给胡乔木。胡乔木看后感到有修改基础了，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下午2 点开始，一口气改到晚上8点。由于改动较多，他的字又很小， 所以让我抄了一遍。我10点抄完，交会议秘书组送印厂排印。20日上午，清样印好送来，胡乔木又作了些修改，胡耀邦、于光远看后也提了些意见。中午，胡乔木没睡觉，改到1点半把我叫起来，将改稿发给华国锋。晚9点，华国锋请胡乔木、胡耀邦去人民大会堂谈公报稿。11点，胡乔木回来，接着改。21日，胡乔木上午应邀去小平同志家谈《告台湾同胞书》的起草问题；下午4点，列席政治局讨论公报的会； 晚上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对公报进行再次修改，9点多改完， 由我交会议秘书组印发。这样，公报草案终于赶在全会的最后一天，送到了与会者手上。
全会闭幕是在12月22日晚上10点，当天已不可能发表公报。第二天，胡乔木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的意见，利用上午和午休的时间，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的加工。下午1点半， 他把改动的地方交给我抄。记得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也到我房间来抄，因为晚上要广播，他们急于拿到定稿。下午6点，中央常委审定了修改的地方， 将稿子退回（原来说好5点退回，由于小平同志改了一处， 华国锋又要去看，所以迟了一小时）。晚上8点， 公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五）关于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
12月21日晚上10点多，周启才送来华国锋在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说华主席请乔木同志帮助改改。因为第二天就要用，所以胡乔木当即修改，用了一个小时改好。除了文字改动外，他还在原稿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部分加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现在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多都与毛主席有关，因此要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承认毛主席有错误，这无损于他的光辉伟大。
会议情况，我知道的大致就是这些。仅从以上情况就可看出，会议的内容确实非常丰富，成果确实很多。对它的主要成果，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曾有过很好的概括，其中讲了七八条。如果要再概括一下，我认为最重要的成果可以说有两个：第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第二，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
关于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小平同志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曾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那时，由于“两个凡是”的方针已被否定，中央工作的主导权实际上已从华国锋手中转移到了小平同志手中；另外，一位犯有错误的中央副主席在会议期间作了检讨，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且在不久后召开的五中全会上被批准辞职。因此，三中全会上建立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指也只能是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和李先念，其中邓小平是核心。
关于三中全会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全会公报上看，它的内容主要是：在思想上，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政治上，要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同时，不放松同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阶级斗争，不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不允许损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组织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保障党员在党内对上级领导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评意见的权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等等。其中的政治路线，那时虽然没有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这个基本意思已经有了。所以，三中全会路线是使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路线，而绝不是要搞什么指导思想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和政治制度西方化，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体系。
现在有人在谈论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把发展生产力和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谁要主张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而真正坚持三中全会路线，就被骂成是极左，是保守派，是要改变三中全会路线；而要扭转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从而改变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反倒自我标榜为三中全会路线的维护者，是改革派，是思想解放的先锋。这就歪曲了三中全会路线，也歪曲了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其实，类似现象早在三中全会结束后就出现了。正因为如此，小平同志才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专门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作了一次长篇讲话。他指出：“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20年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小平同志当年的分析是极具远见的。后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曾说过：“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但“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说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他还说过：“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是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这样讲的，从来没有变过。我们只是坚持既定的方针、政策，坚持原来的路线。”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就是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的历史。因此，我们在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也应当而且必须以这条路线为指导。任何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割裂和对立的做法都是错误和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