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周年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阔步前进，社会主义在中国已有九十余年的历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新时期改革开放为标志，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改变中国人民的苦难命运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哪种理论能够对这两个历史课题作出正确回答，它就会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哪条道路能够引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哪种政治力量能够带领人民实现这两大任务，它就能够成为掌握中国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领导力量”①。
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接触和选择，发端于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和向往。自1840年始，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寇深祸亟的形势，使先进的中国人从封闭的梦中猛醒，向西方学习，走西洋道路，正是他们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的痛苦抉择。但在此过程中，地主阶级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农民阶级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更是成为无法兑现的空中楼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效法西方经济、政治制度的努力横遭扼杀，资产阶级革命派流血牺牲创建的中华民国也只是昙花一现，无数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苦难的中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追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高擎人权与科学的大旗，向以孔教为核心的封建意识形态进行了猛烈冲击。但是，启蒙者们希望在中国建立西式资本主义文明的愿望，很快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严重危机所打破。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彷徨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也在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之间架起了桥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对社会主义刮目相看。
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可选择的救国方案，不外封建主义、君主立宪和资本主义。虽也有人译介过马克思主义，但仅视其为一种理论学派，还没有把它当做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当《新青年》读者要求介绍社会主义时，陈独秀答复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②即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尚不发达，暂时还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和可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这种看法。由于这场革命发生在与中国同样是封建压迫严重、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苦苦求索的中国人便具有了特殊的吸引力。正如瞿秋白所言，虽然社会主义早在19世纪末就传到了中国，但“只有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中国学生才认真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过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学生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在中国无疑正在成为很受欢迎的研究对象”③。曾致力推动湖南自治运动的毛泽东，在给好友的信中也谈到了自己认识的变化：“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④“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⑤。早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反映了当时一大批先进中国人的心路历程。
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也为急于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新的方向。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对比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同年底，又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高度赞扬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⑥1921年1月，陈独秀在一篇演讲中指出：从世界范围看，“我们可以断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济自身底危机必然崩溃的命运，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才能免剩余价值、剩余生产等弊，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能讲社会主义”；就中国而言，单独实行社会主义虽“免不了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但也“确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努力打破这层困难底必要及可能：（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底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现实，渐渐成为国际化，那时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资本制度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正应该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资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资本家的地位经营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据这五个理由，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中，中国人应当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陈独秀在批评了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后，对俄国共产党走革命道路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走议会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了详细比较，指出中国人应该选择前者，因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国外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⑦。
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先进青年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李达、李汉俊，以及老同盟会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也先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旅法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就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俄国就是个明证”⑧。恽代英在比较了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学说之后也认为：“要根本的为世界求个长治久安，必须看清社会的真性质，社会主义实际的必要，为社会福利主张、传播、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我自信的一点心得。”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长期艰苦探索，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对中国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认识飞跃。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大会通过的党纲确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党的根本目的，表明中国共产党同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不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成为新式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要想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而别无他途，这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时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是一个前人未曾遇到过的复杂问题，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的认识上，既取得了初步成果，也经历了严重曲折。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状况，揭示出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党在这个联合战线里的奋斗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⑩。这样，中共二大就第一次明确区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设想，这也是党在认识上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结起来的开始。但是，党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还不成熟，先后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的“二次革命论”，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将两个革命阶段混同起来的“一次革命论”，皆使革命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在正确分析中国国情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如何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问题。
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主的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的革命过程。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比重的增加，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权的承认，就是国营经济与合作经济的增长，加以有利的国际环境，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避免了资本主义前途，而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则具有了极大的可能性。因此，要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是不可能的(11)。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精辟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从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指引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
旗帜是主义的化身，旗帜指引着方向，在实现奋斗目标的过程中，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毛泽东曾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中指出：要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因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2)。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作为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吸引、凝聚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浴血奋斗。经过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并继续为实现更高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而阔步前行。
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艰辛探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消灭旧制度转变为建设新社会，从消灭贫穷落后的状态转变为铲除贫穷落后的根源。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或理论问题，而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能否直接跨越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尽管马克思曾经预言，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从前资本主义直接迈进社会主义，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没有先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此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和艰辛的实践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策和工作，都立足于搞好新民主主义建设，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条件。因此，从实质上看，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从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建国初期，由于认真执行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规定的方针政策，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全国工农业生产在1952年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得到显著增长，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产值的比重，在绝对数字上虽然都有增加，但国营企业增加得更多，由1949年的公四私六发展为1952年底的公六私四(13)。这说明，我国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已经具备。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52年底开始酝酿并于1953年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和再认识的结果，是党中央在运用马列主义总结建国三年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不断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规律的努力中形成的新认识。
从1953年起，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伴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树立。有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建设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当然，我国只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过去的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现在的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中国共产党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自己的经验，借鉴外国的模式，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自1956年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了良好的开端。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都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毛泽东特别强调：“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4)《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针和观点，对我国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后来评论道：前几年搞建设，“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直到“《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5)。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些重要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共二十大及其后发生的波匈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对中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形势下，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教训入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这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成果。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历程，需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是如何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1957-1966年的10年间，多种复杂因素导致我们党在这两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失误且相互影响，从而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党的指导思想也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种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些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10年探索中，两种趋向在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10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16)。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为何会出现严重失误和曲折？除了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此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7)。历史表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此时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合，还需在新的探索中继续完成。
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繁荣发展中国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党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并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条是继续按照“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走下去的封闭僵化的老路；一条是根本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改旗易帜的邪路；一条是重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新路。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党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性决策，由此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并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造了条件。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和国家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18)。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于1982年9月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从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植根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愿望、适应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党从长期探索中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20)党的十七大的这一科学论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精辟的概括，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21)党的十七大的这一重要论述，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伟大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主要体现在：锐意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与此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22)。所有这些，都生动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使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四、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创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中显示出勃勃生机，源自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成熟和认识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不断深化。
“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23)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政治上的成熟首先来自于理论上的清醒和自觉。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始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理论自觉基础上的不断创新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24)这一科学论断，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性，它公开宣称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它来源于实践，又在指导实践中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它总是在把握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总结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吸取当代文明的最新成果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因此，扎根实践、创新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内在要求。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史，它昭示我们：社会实践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的，实践主体的思想认识也必须随之不断提高，并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在此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作为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为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树立了学习榜样。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不能完全照抄马列主义的“本本”，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外国经验，而必须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夺取革命胜利、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并以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也有着深刻的教训，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由于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实践证明，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中国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列主义，也会把革命引向歧途。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5)。“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26)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27)。正是从这种态度出发，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问题，引领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胜利。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的又一光辉典范。邓小平一方面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讲新话，要研究、回答和解决新问题。他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同样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8)他向全党大声疾呼：“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9)正是从这种态度出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并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世纪之初，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否则我们就不能更好地前进。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要使党和国家的发展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则一切新的发展都谈不上。”他强调要“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从两个方面做到“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30)。正是由于坚定不移地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创新理论，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回顾中国共产党近90年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法宝；近90年的奋斗和探索历程，就是一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历史。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政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而实践过程中的理论自觉，则是理论创新的内在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觉，就是在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不断深化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实践探索提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有增强理论的自觉性，才能提高实践的主动性。因此可以说，理论自觉的程度是衡量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成熟、是否充满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自觉问题，实际上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学风问题。学风问题至关重要。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就将学风问题作为“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解决，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31)他号召全党大兴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有的放矢地解决中国具体问题，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全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程中，虽然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但认识上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没有形成规律性的认识。正如毛泽东在1960年所指出的：“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32)正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没有搞清楚，致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的曲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这一新的探索，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33)。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34)因此，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首先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从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出发，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时代发展的新形势、广大人民的新要求和改革开放的新实践，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准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以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基本观点，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上述三大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科学水平。
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为何能够始终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
一是我们党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丰富发展密切相联。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二是我们党善于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并把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经验总结上升为理论原则，用以指导新的实践。江泽民曾深刻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重总结历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35)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中，能够不断实现重大的理论创新，正是在深刻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取得的。
三是我们党尊重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不竭源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成功探索和新鲜经验都来自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我们党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热情地支持、鼓励、保护、引导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地把这些新的创造概括起来，在认识上提升为理论原则，从而使坚持从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寻找路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重要途径。
从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百年来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它向世人昭示：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要想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而别无其他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探索的必然结果，要使当代中国走上繁荣发展之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别无其他途径；由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与时俱进并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和成功实践，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收稿日期：2009-07-20
注释：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北京：学习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②陈独秀：《答褚葆衡》（1917年1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70页。原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标题为选编者所加。
③瞿秋白：《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1921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3、294页。
④毛泽东：《致向警予信》（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548页。
⑤毛泽东：《致蔡和森等》（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页。
⑥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9、263页。
⑦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词》（1921年1月19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91-98页。原载1921年1月19日《广东群报》，选自《新青年》第9卷第3号。
⑧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0、51页。
⑨恽代英：《论社会主义》（1920年11月15日），《恽代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6页。
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77-78页。
(11)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6-652页、第664-685页。
(12)毛泽东：《致罗璈阶信》（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554页。
(13)参见周恩来：《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资本主义》（1953年9月11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
(1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5)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8页、第369-370页。
(16)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最新校印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51-452页。
(17)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1页。
(18)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4、61页。
(19)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2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2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1-12页。
(22)参见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12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0页。
(23)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1993年11月2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24)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2页。
(25)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26)毛泽东：《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页。
(2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28)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29)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30)江泽民：《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335-337页。
(31)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3页。
(32)毛泽东：《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8页。
(33)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3页。
(34)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1993年11月2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页。
(35)江泽民：《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00年1月14日），《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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