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牛疫流行与政府应对机制
高云波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 耕牛作为唐代农耕主要畜力，对农事生产至关重要，集中爆发的牛疫灾害一定程度上限制唐代农业生产发展。为避免疫情蔓延，政府主导下的应对机制在时间维度上体现出有别以往的理性特征。解读有关文献，分析唐代牛疫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影响，梳理政府整治牛疫、抚恤民众的应对措施，可探究特定历史环境下唐代政府的深层现实考量。
关键词： 唐代；牛疫；政府应对机制
唐代国力充实，农业资源得到高度整合，土地连片耕作成为可能，加速了以耕牛为动力的新式农耕工具的推广与应用。据文献记载，频繁爆发的牛疫灾情，与唐代“农事所本”之发展相冲突。唐统治者高度关注牛疫问题，将其视为社会问题。关于唐代牛疫问题探讨，学界研究已有浅涉，以乜小红《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一文为代表，从唐五代畜牧经济切入，整理与阐述当时畜牧业发展情况较为详实，指出畜疫“对畜牧业的发展影响之大”，但将其归于自然因素突发事件，留有很大讨论空间[1]。笔者解读有关文献，综合考查唐代牛疫流行情况，认为牛疫爆发并非偶然，政府应对措施符合唐代经济发展实际。
一、唐代牛疫流行特点
纵观唐代农业历史，牛疫灾情爆发呈现时空特征，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牛疫作为社会问题首次见录于史籍，始于宋人撰写的《新唐书》“五行志·牛祸”[2]。结合《册府元龟》整理发现[3]，唐代共爆发9次范围不等的牛疫：
首先，疫灾在一定时期爆发频率较高。其中，唐高宗时期2次，武后主政时期3次，玄宗时期1次，德宗时期3次。高宗、武后莅位，经过隋末战乱，刚刚稳定的农业生产突遭牛疫侵扰；玄、德二帝在位期间处于安史战乱之后恢复的关键期，国序尚未稳定，又遭牛疫凌虐。牛疫频繁爆发严重阻碍了农业发展。
二是疫情持久，且突发于农耕时节。武周时期长安牛疫，从公元701至公元704年，前后历时四载。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疫情由春及次年冬持续近两年。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疫情，从当年初春延至下一年，且接续蝗灾、旱灾，灾情反复。武周、神龙疫情虽无详表，但从持续时间判断，六年中三次疫情无间断，当属延续。另结合爆发时段，多见于春夏二季。神龙二年（公元706年）记录亦应为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春疫之继续。疫灾流播在季节分布上基本与春耕夏播同步，持续时间较长，见表1。
根据采购经理在不在现场来进行操作流程的安排：(1)在现场，这时候可以按照职责分工来安排采购经理、招标代理和评委这三个角色；(2)不在现场，这是可以根据职责分工来安排评委和招标代理这两个角色。必须得注意的就是这两个计划的工作流程都是一样的。
图3为空心轴与车轴、电机外壳间隙示意图。图3中，Gd为空心轴与车轴以及空心轴与电机下部垂向间隙设计值，Gu为空心轴与车轴以及空心轴与电机上部垂向间隙设计值。
三是牛疫流播广泛，局部疫情严重。依文献记载，牛疫普遍发生于唐境农耕要地，整体沿黄河、长江流域由东至西辐射流播。如夏州、京师、关辅地处京畿要地，居黄河上游，河北、河南二道位于流域末端，囊括整个华北、东北平原和长江北岸大片农区。且牛疫一旦爆发，均为“大疫”，耕牛流失极为严重，仅京畿道一处，即见“死者十五六”“十不一在”惨状。
四是牛疫往往引发次生灾害，扩大受灾影响。耕牛作为古代社会常见畜力，一旦遭遇异常气候，极易引起大量死亡，尸体如若处置不当，更易滋生病菌，二次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神龙元年（公元705年）疫情为水灾所致[2]。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牛疫因蝗灾、旱灾而起。综合考量各类记载① 参阅韩毅《宋代的牲畜疫病及政府的应对——以宋代政府的诏令为中心的讨论》表一《宋代牲畜疫病流行及政府应对情况表》所列疫情，不难发现牛疫与其他自然灾害之关联特征。 ，韩毅言：“旱、涝等自然灾害发生，使牛、马等动物的食物链和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极易引起动物疫病的发生。而动物尸体若不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病的发生和流行。”[4]
表1 唐代牛疫流行情况表
综上分析，在唐代农业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阶段，均伴有牛疫侵扰。牛疫灾情的时空“流行”，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甚至危及社会稳定。
二、唐代牛疫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古代农业社会，耕牛属于重要劳动工具，既是生产力诸要素相互牵制、关联的纽带，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标志之一。牛疫爆发影响农业社会生产各环节运转，阻碍生产力发展。
（一）制约农业生产运转
从生产工具角度而论，牛疫引发畜力流失，直接导致农耕无牛可用，生产效率大幅降低，产量急剧下滑。表1九次牛疫，四次“大疫”。3、7、9处记载耕牛减量超半。长安年间牛疫最重，耕牛存世“十不在一”，减量近90%。贞元七年（公元791年）牛疫，“死者十五六”，损失过半。张廷珪针对长安牛疫灾情，指出耕牛对于小农经济的重要性：
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2]
各组大鼠给药42 d后，肉眼观察结果显示：各实验组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牙龈增生，其中颊侧牙龈增生较腭侧明显；增生牙龈颜色暗红，质地坚韧，探诊不易出血，严重者呈结节状，且接近或覆盖部分咬合面；其严重程度依次为Nif+CsA组﹥CsA组﹥Nif组﹥对照组(图2)。
鉴于耕牛对农业生产的作用，时人将牛疫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唐玄宗谈及耕牛效用“牛之为畜，人实有赖，既功施播种，亦力被车舆。自此余牲，尤可矜悯。”[5]扩大耕牛的运输载体功用，强调其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如此重要的农业生产生活工具因疫受损，枯耘伤岁之害显而易见。
就耕作而言，耕牛受损，农事生产链条即遭破坏，“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便无从谈起。
还应注意唐代中后期，因牛肉风味独特，导致耕牛被食现象颇为严重。据《朝野佥载》语，严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6]，牛畜成为副食品。诗人岑参描述泉州太守宴会：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7]。
虽远在西北，但牛肉烹饪已是常见美味。另据《太平御览》顾微《广州记》载：
阳县里民有一儿，年十五六，牧牛。牛忽䑛此儿，随所䑛处，肉浮白而甚快，遂听牛日日䑛之。儿俄而病死，其家塟儿，杀此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为虎[8]。
古代社会，土地是财富之源。囿于生产力局限，附着于耕地之上的劳动力对耕牛依赖程度较大。耕牛不足，农事生产链条易断，必然导致农业生产萎缩，甚至引发社会矛盾。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命商鞅颁布《垦田令》，拉开了全面变法的序幕。在商鞅前后两次变法中，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从未改变。《史记·商君列传》载：“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6]商鞅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适应了当时以铁器、牛耕为代表的新的先进的生产力，奖励“耕织致粟帛多者”，惩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在今天看来是落后的，然而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无疑是正确的，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可以更好地控制金字塔底端的农民群体，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
凡食牛肉有毒者，由毒蛇在草，牛食因误啖蛇则死；亦有蛇吐毒着草，牛食其草亦死，此牛肉则有大毒。又因疫病而死者，亦有毒。食此牛肉，则令人心闷，身体痹，甚者乃吐逆下痢，腹痛不可堪，因而致死者，非一也[9]。
其秦、威、原三州及七关侧近，访闻田土肥沃，水草丰美，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税赋。五年已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温池盐利，可赡边隆，委度支制置闻奏。凤翔、分肠宁、灵武、径原守镇将士，如能于本戍处耕垦营田，即度支给赐牛粮子种，每年量得解斗，便充军粮，亦不限约定数[12]。
凡可食之肉，无甚有毒。自死者，多因疫气所毙，其肉则有毒。若食此毒肉，便令人困闷，吐利无度，是中毒……
食牛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减耗耕牛数量，而误食疫牛造成的反噬则降低人口生存质量。
（二）加重农民生产生活负担
内容虽富玄幻色彩，实际揭示了食牛风俗带来的人畜共患病问题。时医巢元方指出：
以五口之家③ 据张功考证，秦汉时期形成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家庭人口基本在4～5人之间；魏晋南北朝时期，五口之家家庭规模逐渐扩大，家庭人口规模在5～6人左右，隋唐时期家庭人口达到5～7人，故五口之家应为此时家庭规模常态，见张功.汉唐家庭规模探析[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1（5）。 为主的小农社会，如应劭言“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10]耕牛与农人关系密切，是国家稳定编户、发展生产的重要依靠。牛疫流行使小农经营濒临破产。唐人戴叔伦《女耕田行》一诗写到：“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7]兵役徭役重压下，牛疫灾祸成为压垮小农之家的最后一根稻草。诗中农妇截绢买刀，以刀代牛，劳动负担极重。再如《太平广记》载“冯大亮”逸事：
运用SPSS Statistics 19.0软件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Microsoft Excel 2007进行数据处理并绘图。
冯大亮者，导江人也。家贫好道，亦无所修习。每道士方术之人过其门，必留连延接。唯一牛拽步磨以自给，一旦牛死，其妻对泣。叹曰“衣食所给，在此牛尔。牛既死矣，何以资口食乎。”慈母山道士，每过其家，即憩歇累日。是时道士复来，夫妇以此语之。道士曰“皮角在乎”“在”。即取皮擎缀如牛形，祈木为脚，以绳系其口，驱之遂起，肥健如常。曰“此牛不复饮食，但昼夜使之可也。慎勿解其口。尔以此牛拽磨，为倍于常。”道士亦不复来。数年盛暑，牛喘甚急。牧童怜之，因解其口。速成皮骨而已。然其家已渐富，改置酒肆[11]。
冯妻“衣食所给，在此牛尔。牛既死矣，何以资口食乎”，应为当时农人的真切感受。
另一方面，牛疫导致农民生计困顿，必然引发社会问题。表1所列“牛少者谷不成”“属牛疫，民废田作”，是牛疫影响下粮食欠收、土地抛荒的现实写照。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八月，凤翔节度使李砒收复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后奏报：
长江水资源总量9 958亿m3，人均水资源量2 330 m3/人。2016年用水总量为2 038.6亿m3（含太湖水系335.8亿m3），人均综合用水量446m3，万元GDP用水量76m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71 m3，农业灌溉亩均用水量411m3，综合耗水率41%。长江流域用水指标见表2。
为恢复生产，稳固统治，“赐牛”之策与“不加税赋”“重定户籍”“温池盐利”军屯政策一并实行，防民叛地、杜绝流民的政治用意十分明显。
简言之，牛疫、牛乏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经济萎缩，农人破产，流民滋生，其影响必然牵扯社会生活各方面。
（三）限制先进农具推广使用
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随冶铁技术发展，牛犁配合操作化程度提高。牛耕被广泛使用，成为当时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万楚《题江潮庄壁》“野闲犬时吠，日暮牛自归。”[7]元结《漫歌八曲·将牛何处去二首》“将牛何处去，耕彼故城东。相伴有田父，相欢惟收童。将牛何处去，耕彼西阳城。叔闲修农具，直者伴我耕。”[7]记录了耕牛作为重要农业生产工具，广泛参与农事生产的场景。前引戴诗“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意味着牛犁配合已普遍应用。储光羲《田家即事》“迎晨起饭牛，双驾耕东苗。”[7]鲍溶《云溪竹园翁》“因兹千亩业，以代双牛耕。”[7]更从技术层面强调二牛一人耕作的必要性。
频繁发生牛疫灾害制约南北方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力提升。表1调露元年（公元679年）苏州④ 安史乱后，长江流域得到规模开发，苏州成为江南产粮赋税要地，故有“苏湖熟，天下足”，韩愈言“当今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李伯重评述当时江南粮产，在维持国家统一与安全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牛疫“近从江浦，远至海沂，人尽郁蒸，牛多疫疠”[13]；夏州（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关辅⑤ 赵建勇研究认为，含夏州在内的关辅地区（今关中平原）是关中地区重要粮食产区与供应来源，是“关中高度依赖模式”典型代表。见唐关中农业与长安城粮食供应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 、河南⑥ 河南（今河南洛阳地区）地居中原腹地，黄河下游，垦种优势明显。唐人李翱论及其地农产“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 、河北⑦ 河北地区（唐代河北道，辖地相当今北京、天津二市及河北、辽宁大部，河南、山东古黄河以北地区）主要依赖屯田经济，张泽咸先生依《唐六典》分析各屯类型，认为开元时期全国共1 039屯，其中河北道208屯，约占20%，收谷约占全国的21%，仅次于关内道，且大部分用作军事储备，史载“军务星繁，粮馈军甲，动以亿计”。见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张泽咸.晋唐史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又恰指北方产粮大区，牛疫问题造成多地生产力受限。
综上，无论从生产力诸要素还是与其关联的经济环节而论，牛疫对唐代农业经济的影响范围很广。
三、政府对牛疫流行的应对机制
牛疫对农业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引起唐代政府高度关注，迅速采取政治、医疗、经济措施，系统化解牛疫灾害带来的社会经济危机。
（一）政治措施
正视灾祸、保护耕牛是唐朝政府面对的首要社会问题。
神龙年间牛疫，为水患引起，《新唐书·宋务光列传》载：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大水，诏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极谏，（宋）务光上书曰：
纳入标准：（1）经组织病理学诊断为胃癌；（2）年龄＞18岁；（3）肿瘤分期为IV期；（4）ECOG分期≤2分；（5）患者及家属知情并同意；（6）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贞元七年（公元791年）疫情巨大，耕牛损失过半，官方调拨两税贱卖耕牛于农，《旧唐书·德宗下》载：
臣尝观天人相与之际，有感必应，其间甚密，是以教失於此，变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窃见自夏以来，水气勃戾，天下多罹其灾，洛水暴涨，漂损百姓。……后廷近习或有离中馈之职以干外政，愿深思天变，杜绝其萌。
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气浸淫。《传》曰：‘思之不睿，时则有牛祸。’意者万机之事，陛下未躬亲乎？……愿勤思法宫，凝就大化。……灾兴细微，安之不怪，及祸变已成，骇而图之，犹水决治防、病困求药，虽复僶俯，尚何救哉！夫塞变应天，实系人事[2]。
当前强化信息化手段在农村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是农村经济管理现状的现实性要求，也是农村经济大繁荣大发展的必然性选择，更是农村经济管理者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工作创新。只有农村经济管理者站在信息化时代视域推进信息化手段与管理工作的高度融合，才能提高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水平和效率，从而更好地引导广大农民发家致富。
客观指出“自春及夏，牛多病死”属自然灾害，其发生与“自夏以来，水气勃戾”“洛水暴涨，漂损百姓”并无不同；将治疫措施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可见政府对牛疫问题的重视程度。
从中央至地方，禁屠诏敕、止杀奏议及杀牛惩罚规定的颁行相对严肃，为生产性牲畜提供政策保护。依《唐会要》《唐全文》《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粗略统计，武德至大中年间，禁屠政策颁布15项之多。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十一月，对随意宰杀耕畜颁布《禁屠杀马牛驴诏》，要求“其王公以下，及天下诸州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5]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刑部上奏“牛主自欺欺人杀及盗窃杀”，要求地方官员“严加止绝”，宣宗下制“爰念农耕，是资牛力，绝其屠宰，须峻科条……如有牛主自杀牛并盗窃杀者，宜准乾元元年二月五日敕，先决六十，然后准法科罪。”[14]《故杀官私牛马》“见血跪跌即为伤，见血不限伤处多少，但见血即坐；跪跌谓虽不见血，骨节差跌，亦即为伤；若伤重，谓所伤处重五日内致死者，亦从杀罪及偿减价。”[15]更有大中二年条文将“牛主自杀牛”视为犯科[25]。另有条文监管屠宰流通环节，大中五年严禁不明死牛上市，须“勘验无他故，然后始令就市解剥货卖”[5]，约束私屠滥宰。武则天长寿元年“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16]、唐玄宗开元七年“宜令所事进蔬食”[5]、开元十三年“并令断屠，及渔猎采捕”[3]、开元二十二年“禁断宰杀渔猎”[14]，因势利导，对社会食牛风气加以规制。
（二）医学措施
一方面完善畜牧兽医机构。兽医一职，《周礼》仅言，“掌疗兽病，疗兽疡”[17]，至唐，机构设立已明显制度化、规范化。中央以太仆寺领衔，长官太仆卿总领司职，“有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2]职能相同的驾部、尚乘局亦为中央常设机构，分属尚书省兵部与殿中省六局。基层管理为监牧，按全国地势、农产分为上、中、下三等⑧ 关于唐代监牧制度的梳理，详见乜小红.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二章唐五代官府畜牧业管理机制，第23～79页。 ，为规范牲畜放养程序，减少畜疫流行提供管理指导。实行专业化培养选拔兽医人才。如，在太仆寺设兽医等职，据《唐六典》载：
太仆寺设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一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凡补兽医生皆以庶人之子，考试其业，成者补为兽医，业优长者，进为博士[18]
另一方面普及畜牧兽医学知识及药物防治疫病。一是制定治疫标准，广颁医方。据日本辑佚唐代农学家韩鄂撰《四时纂要·春令卷》，正月、三月分别录有《治牛疫方》《牛欲死肠腹胀方》《牛鼻胀方》《牛疥方》《牛肚胀及嗽方》《牛虱方》《牛中热方》《治牛马温病方》八个医牛组方[19]，王焘《外台秘要·卷四十》亦收录“牛狗疾方六首”[20]。唐政府屡次下令州、县誊抄中央医事认可的药剂、组方。玄宗时，广颁医方之法已成治疫惯例，玄宗曾亲制《广济方》，又下令各州抄写陶弘景《神农本草经》《百一集验方》，推广医牛方书亦应属“德迈百王，泽流万世”[19]之举。二是简化操作，规范治疫用药。《酉阳杂俎》载易于农人采用的汤药内服之法： “牛，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则为独肝。”[21]
庞庄水库位于太谷县城东南约20 km处，总库容2 300万m3，兴利库容1 315万m3，设计年供水量408万m3。水库流域面积278 km2，其中，砂页岩石山区208.5 km2，占75%，砂页岩土石山区69.5 km2，占水库流域面积的25%。水库最大水面1.13 km2，库区库岸线呈带状，蜿蜒迂回。
吐鲁番阿斯塔纳19号墓出土文书中，亦有《唐人写牛疫方》残片二则记述熏药气疗⑨ 此方定名，考古界与中兽医界尚有分歧，详见王成.对吐鲁番唐墓“64TAM19：44”定名的初探[J].牧业史志，2002（3）。 ：
（一）
[上残]牛疫方 鬼[
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府防疫倡导下，唐代民间开始出现保护耕牛遏制牛疫蔓延的防病和隔离措施。《耕桑偶记》载“青齐间遇春耕，则饲牛以天麻饭，仍用锦缕系于角上。”[23]牛食天麻避疫。“牛衣鲋足和蓑睡”[7]，为耕牛提供御寒披盖物。诗人陆龟蒙《祝牛宫词》有：
综上所述,为小儿支气管肺炎患者采取优质护理干预,能够有效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的发病率,促进患儿肺功能的恢复效果,从而有利于患儿预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二）
前缺
]三两木二两
细辛一两
]初以瓶盛药
]小□瓶内烧，药
]气熏牛鼻，中
埋藏深度1152.90～1597.50 m，厚度444.60 m。该地层据测井解释成果反映，共有47层砂岩，砂岩总厚度为101.60 m，砂厚比为22.84%。砂岩孔隙度22.96%～47.38%，渗透率18.02～1444.70 md；热储层顶板井温为58.11℃，底板温度为66.06℃。
]出即止。养牛[
]疫宜顿置
[后缺][22]
[后缺]
滤波器有多种不同的端耦合模式,端耦合方式的不同,会影响滤波器的通道带宽和插入损耗特性。常见的耦合模式有抽头耦合、平行线耦合、双指耦合等。平行线耦合模式结构最为简单,且对滤波器的初始性能影响很小,得到广泛的应用,但其缺陷是耦合强度不足,容易增加滤波器的插损;抽头耦合为直接耦合方式,信号耦合强度大,但其缺点是抽头位置对滤波器的性能影响较大,从而使设计过程变得复杂;双指耦合模式具有耦合强度大,同时对滤波器的原始性能影响很小,是理想的耦合模式,因此本文采用双指耦合的端耦合模式。
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纳此室处……东西几何，七举其武。南北几何，丈二加五。偶楹当闲，载尺入土……耕耨以时，饮食得所。或寝或卧，免风免雨。宜尔子孙，实我仓庾。[7]
良种繁育、圈舍规格、规模载述详尽，而圈舍隔离养殖恰为遏制牛疫蔓延的有效之举。
（三）经济措施
唐朝政府为恢复生产、稳定秩序，采取相关经济手段以减轻牛疫流行造成的损失，如调整租赋、补充耕牛、发展农技。
后王乐闻过，罔不兴；拒谏，罔不乱。乐闻过则下情通，下情通则政无缺，此所以兴也。拒谏则群议壅，群议壅则上孤立，此所以乱也。
关辅牛疫死，十亡五六。上遣中使以诸道两税钱卖牛，散给畿民无牛者[12]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给事中袁高就“量地给牛”提出合理建议，满足下层农人耕牛需求：
药品供应保障是医疗机构最基础的工作，临床上出现药品短缺情况不能全部归咎于“两票制”政策的实施，“两票制”政策实施后出现短缺的药品也不能完全采用“非两票制”采购模式解决。笔者认为首先要进行合理性与真实性界定，即详细区分“两票制”无法执行的真实原因，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按照现阶段的情况来看，部分药品不能执行“两票制”政策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沟通问题与协调对接问题，有望随着“两票制”的推进及配套措施的完善而得以缓解。
帝以大盗后关辅百姓贫，田多荒茀，诏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劝课。量地给牛，不满五十亩不给。高以为圣心所忧，乃在穷乏。今田不及五十亩即是穷人，请两户共给一牛[2]。
《新唐书》卷一五七，陆贽建议完善屯边人家农具保障制度，突出强调耕牛保障：
至者家给牛一，耕褥水火之器毕具，一岁给二口粮，赐种子，劝之播符。[2]
最终将屯募标准颁行于法：
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川泽，土有硬软，至补耕恳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项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硬有软，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解斗皆准顷亩折除。[24]
随着唐代畜牧业繁荣发展、允许耕牛买卖，物畅其流，对缓解牛疫、牛损具有一定作用。武则天长安年间，监察御史张廷珪针对朝廷和市牛羊，官营垄断畜牧贸易上书：
今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诏虽和市，甚於抑夺。并市则价难准，简择则吏求贿，是牛再疫，农重伤也。高原耕地夺为牧所，两州无复丁田，牛羊践暴，举境何赖？荆、益奴婢多国家户口，奸豪掠买，一入於官，永无免期。南北异宜，至必生疾，此有损无益也。抑闻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羊非军国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2]
文中指出过度垄断牲畜交易、奸豪掠买，既于农重伤，也对治疫不利，应适度放开民间流通。《唐故虢州刺史赠礼部尚书崔公墓志铭》载，崔亮任歙州刺史期间，歙州百姓“民畜马牛而生驹犊者，官书其数，吏缘为奸……尽焚其籍，孳息贸易，一无所问。”[5]牲畜贸易得到默许；《唐律》规定“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15]牛市买卖已获法律保护；而据《三水小犊》卷上《卫庆耕田得大珠》：
卫庆者，汝坟编户也。其居在温泉，家世游惰，至庆乃服田。尝戴月耕于村南古项城之下，倦憩荒陌，忽见白光焰焰起于垄亩中若星流。庆掩而得之，遂藏诸怀。晓归视之，乃大珠也，其径寸五分，莹无纤翳，乃衣以缣囊，缄之漆匣。会示博物者，曰：“此合浦之宝也，得蓄之，纵未贵而当富矣。”庆愈宝之，常置于卧内。自是家产日滋，饭牛四百蹄，垦田二千亩，其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25]
卫庆是政府节制之人，其经营范围理应先获政府批准，而“饭牛四百蹄”的富家事实，印证了民间畜牧贸易的繁盛。诸多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耕牛不足，保证农业生产发展。
为防止“耕稼失时”，唐政府鼓励研发替代技术，推广新式农具。
结合当时耕作水平，在耕作方式上，降低单纯的牛力倚重与损耗。表1第2则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大将王方翼主政夏州，其治下发生牛疫“无以营农”“方翼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百姓赖焉”[12]。
耕作工具方面，均衡人牛负力，改善耕牛“疲氓多乏”。以曲辕犁为代表，唐末苏州人陆龟蒙《耒耜经》[10] 详见宋兆麟.唐代曲辕犁研究[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1）；王星光：试论耕犁的推广与曲辕犁的使用[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详述其11个部件，使用起来“耕而后有爬，渠疎之义”[5]，促进了一人一牛耕作方式的定型与普及。在缓解耕牛不足的同时，提升农田精耕程度，有助于牛疫流行地区农民渡过难关。
四、余论
农史学家游修龄先生认为：“农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兼受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任何一个特定因素的作用，只有在系统的协调之下才能发挥作用。”[27]耕牛正是此种特定农业生产要素。牛疫带来的问题影响农业系统各方面，籍此引发的经济困顿、社会恐慌，势必引起统治者高度重视。就观念而言，均田制瓦解、两税法实行、唐代社会推崇的契约文化，为唐朝政府理性对待牛疫问题、采取实际应对措施，提供了思想上的可能，已超越前代“月晕，蛟龙见，牛马疫”[28]的经验之谈。就实践而言，唐代经济繁荣，国力充实，为治疫救灾提供了经济与制度保障。正如阎守诚总结古代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重要性时强调：“在以个体小农生产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民众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作为专制统治国家——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能够集中有限的人力与物力，应对灾害造成的危机。因此，封建国家在防灾、救灾活动中占有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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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805(2019)05-0090-07
收稿日期： 2019-06-21
作者简介： 高云波（1985-），男，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家口市塞北管理区农业农村局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隋唐五代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