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致陈启伟教授的回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否定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回信论文,也谈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启伟兄：
收到你的信很久了。尽管你说你的信只是你我之间的学术聊天，但你聊的是关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这样重大的问题，你谈的内容很系统，是一篇经过深 思熟虑的学术论文。我理应接过你提出的问题说一些想法。不巧当时我已办好赴美手续 ，只好暂时搁下。回国后我又一直忙于其他一些急待完成的工作，未能多顾及于此。你 在文章中对长期以来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的来龙去脉已作了 详尽的历史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反对任何一种宗派主义也作了相当深刻的理论 分析。一切尊重历史事实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人对你所谈的，大概不会有多大异 议。我觉得你的信中留下的主要问题是，究竟应怎样看待和合理解释你详为引述的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同时代西方哲学家和哲学流派所作的那些否定性评价，而这，是我一 时难以回答的。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及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时大多作了否定性评价。过去，人们在 “左”的影响下对现代西方哲学作简单否定时，往往引此为理论根据。现在，当我们按 照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克服“左”的倾向、对现代西方哲学重新作出评价时，究竟怎 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对它们所作的那些否定性论断?或者说，究竟怎样看待 他们理论上的严格的求实精神与他们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基本上持否定性评价这种似 乎矛盾的现象呢?我想这是问题的主要所在。你的文章指出了他们提出那些否定性评价 是出于对所处时期欧洲社会历史进程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但你对此未作具体论证。 我如果接过你的话题继续讲下去，势必要对他们提出这些评价的缘由和意义作出力所能 及的解释，这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是非常严肃的工作。我对此虽有所思索，并初步形 成了一些想法，但总觉得不够成熟，担心说出来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几次尝试动笔都 欲言犹止。
然而我又强烈感到，如果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就难以对这两种哲学的关系 获得全面深刻的认识，更难以从根本上克服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态度。尽管 随着我国学界对“左”的倾向的批判以及对这两种哲学的研究近年来有重大进步，已很 少再有人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但究竟怎样看待两者的关系，哲学界的讨论尚未能深 入具体，当然也很难有广泛共识。例如，有些哲学家虽然肯定这两种哲学都是在批判继 承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必然有着密切联系，但在作具体 解释时，往往过多强调两者的对立，而较少肯定其统一。大家明确肯定马克思在哲学上 的革命变更，但不敢肯定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包含了重要进步。其所以如此， 原因当然是多样的，而担心对现代西方哲学明确作出肯定评价可能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的某些否定性评价发生冲突，担心由此被指责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显然是重要 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能否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的求实态度和发展眼光来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同时代西方哲学所作的否定性评价的缘由和意义 ，就成了我们能否如实、深刻地认识现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认为，这当然需要从多方面加以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 面：第一，重新研究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关系 ，由此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际所是作出体现马克思主义求实精神的客观、准确的评价； 第二，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原因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否定性评 价，他们的这些评价与他们的学说本身在本质上是否一致?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没 有前一方面的研究作为基础，很难对后一方面作出正确解释；而后一方面的正确解释， 将会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前一方面问题的意义。
二
关于第一方面的问题，近年来我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如下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现代西方哲学的出现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思维方式(涉及哲学研究的前提、 基础、方法、目标、基本理论架构等)的一次新的重要转型，主要表现为多数哲学流派 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企图超越(不是简单否定和抛弃而只是超出)近代哲 学思维方式，后者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前提，以倡导和颂扬与信仰相对立的理性为旗 号和基础，以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 理论特征，以认识论的转向的实现为主要表现形式。由此，现代西方哲学家使哲学研究 在不同意义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他们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因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而陷入的独断论和怀疑论等困 境，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 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而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仅将其简单归结为由唯物主义和 辩证法转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由进步转向反动。
第二，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马克思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 家更彻底、全面地超越了具有上述特征和倾向的近代哲学，而且最为明确地为西方哲学 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现实的道路。他不再企图从被绝对化的观念或脱离与人的牵涉的自 在自然界出发来构建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 前提下，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界是与人发生交互作用的 自然界，人是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马克思由此进一步建立了他的唯物史观即历史 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可以从不同角度，分别用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辩证 唯物主义等名称来表示，但它们的基本含义相同，即都是把社会实践观点当作其整个哲 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只有通过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社会实践，才能形 成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才能有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才能解决主客、心物等关 系问题；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 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社会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实现了对近代 哲学的超越。
第三，从批判和超越近代哲学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建立一种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 实践以及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哲学来说，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 与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向可谓殊途同归，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 但两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社会作用上都有原则区别。西方哲学家不可能把哲学的变更 与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改造结合起来，他们的哲学必然在不同程度上与现实脱节，由 此必然存在各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陷入各种矛盾和危机。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 伟大导师，自觉地把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革命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从而克服了西方哲学家无法避免的种种不彻底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哲学既超越了西 方近代哲学，也超越了西方现代哲学。马克思不仅为哲学发展指出了崭新的方向，而且 通过建立这种哲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因此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发展道路是当代 哲学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上述观点在我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一书导论以及近几年发表的一些论文中分别作 了较为详细的论证。为了减少重复，此处仅作以上概述。我当然知道，我的这些观点， 特别是关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转型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因而 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殊途同归的观点，与我国哲学界以往流行的观点有很大差 别，明确提出这些观点存在风险。既然我确信自己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的研究， 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宗旨，对这种风险也就坦然了。
我提出这些观点经过了认真探索，力图使之有较充分的根据。我在研究西方各派哲学 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时非常注意它们的个性，但也注意它们的共性，即，将各派的特殊 具体理论加以分析，找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我由此发现，尽管西方各派哲学从近 代到现代的转化都是通过曲折和漫长的道路实现的，而且都存在着各种片面性和不彻底 性(包括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等)，但它们在“语言的转向”、 “后形而上学的转向”、“生活和实践的转向”、“存在论的转向”、“生活世界的转 向”、“历史和人学的转向”、“后现代的转向”等等名目下实现的转向，都在不同程 度上超越了近代哲学那种绝对理性主义或抽象自然主义等界限，在不同意义上转向了人 的现实生活世界，使哲学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而这种转向在哲学发展的根本方向 上，与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实现的哲学的革命变更有着重要的共同之处。最近几十年 来，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哈贝马斯、福柯等人不约而同地肯定马克思开辟了现代 西方哲学发展的道路，这不是偶然的，毋宁说是由于他们也认识到了许多现代西方哲学 家的新理论归根到底没有超越马克思的眼界。
由于有了对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化的上述新的认识，当我回过头来重新研读《关于费尔 巴哈的提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马 克思的著作时，我就觉得理解比过去要深刻和具体得多，特别是较有条件把马克思本人 的学说与后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名义下对它的误解和扭曲区分开来；由此对马克思 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意义就有了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指引我更好地重新认识西方 哲学。
三
我对第二方面的问题的体会，与我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进展的 曲折历程的认识相一致，因此我想将两者结合起来讲。
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作了相当全面和具体的引述 。长期以来，这些评价被当作体现马克思主义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的权威论断。这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本学科简单否定的倾向。你谈到的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 文化派”和中国“文革”中的“四人帮”在这方面当然是登峰造极，不过在不同时期和 不同国家中，在持“正统”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这种倾向。由于 这种倾向已影响深远，要克服它，既要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摆脱 各种对它们的偏离或扭曲，更要重新探究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否定性评价的历 史背景和本来意义(例如其具体所指)，避免把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范围内所作的 评论普遍化和绝对化。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左”的思潮的批判，大家越来越发觉以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 全盘否定不符合其实际所是，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再三强调的求实原则，因 而纷纷要求作出重新评价，但具体评论时大家又深感问题较多、较复杂。原因是多方面 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人们难以很快摆脱沿用已久的理论框架和评价模式的影响，在认识 和评判现代西方哲学时，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纳入这种框架之下。他们依旧将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同时代的哲学流派所作的那些否定性评价引为权威论据，而较少考虑 经典作家作如此评价的特殊时代背景及因此造成的局限性，更不敢作出与之不同的评价 。这种状况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相当普遍，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自己就有过 这种经历。
上世纪70年代末我整理《现代西方哲学》书稿时，已接触了较多原始材料，开始感觉 到过去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否定有失于偏，因此有心把这部书编写得较客观些。1980 年开审稿会时，两位老前辈建议我着力把现代西方各派哲学本身的理论讲清，不要勉强 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我自己也觉得生硬批判之不妥，但又强烈感到“左”的影响在当 时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还较严重，如果本书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只作纯客观介绍，不作 批判，可能会被人指责为放弃和违背马克思主义，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为权宜之 计，我基本上采用了当时仍被普遍采用的批判模式，把所能找到的经典作家批判同时代 西方哲学的言论大多引用上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了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尽管本书 并未越出“左”的批判模式的界限，却仍一度被某些权威人士视为散布资产阶级精神污 染的典型。
不过，改革开放在我国毕竟已是主流。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在个案研究和克服“ 左”的倾向等方面在不断取得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不赞成对本学科予以简单否定，主张 至少应当肯定其中可能包含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以及许多知识材料。一些学者甚 至已开始设想，是否应当越出把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史归结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 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史这个流行已久的哲学思维模式的界限，在更宽广的基础上对现 代西方哲学重新作出评价。这当然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各流派做扎实可信的个案研 究，更需要排除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扭曲，重新认识它的本来意义。尽管这样 做困难很多，但大家都在朝这方面努力，我个人也是如此。
我这些年一直关注、不断修订那本《现代西方哲学》。本书1981年初版的缺陷，除了 内容介绍不够全面准确外，最主要的是未能摆脱“左”的评价模式，而这也正是当时国 内本学科研究的主要缺陷。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第一次修订起，我重点思考的就是 如何突破“左”的评价模式，贯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原则。
作为投石问路，我在1986年发表了《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一文。这主要是考虑到实用 主义在我国哲学界长期以来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中屡遭冲击，被加上“帝国主义反动 哲学”、“主观唯心主义”、“市侩哲学”、“诡辩论”等坏名声。我个人对实用主义 作过较多研究，发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为了改变人们对它的偏见，我故意用了“不能 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反动哲学”、“实用主义不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不 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市侩哲学”、“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作小标题。我估计 可能遭到批判，但我想任何批判总得根据事实，而我相信自己能根据有关实用主义的事 实来澄清是非；如果我能成功地澄清实用主义的是非，那对澄清其他流派的是非也会有 较大帮助。
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此文并未引来麻烦，反而得到了一些同行的赞许。这给了我很大鼓 舞，使我在1990年出版的修订本中对其他哲学流派也敢于抱较为客观和求实的态度，并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有的理论框架和批判模式。例如，我已尝试不单以唯物、唯心为 各派哲学划界或定是非，而是尽可能对之作出具体分析；对于西方近现代哲学及其与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尽可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尽管我还不敢、更确切地说还无多大 把握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那些否定性评价作出适当解释，但我已不再根据 他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论断、而主要是根据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实际所是对其作出新的评 价。例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等人的非理性主 义、朗格等人的新康德主义、列宁所批判过的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流派，在某些方面 我都作了肯定。更主要的是，我已大体上肯定了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是进步、不是 倒退。尽管由于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尚不充分，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自然不很明朗、透彻， 但专家和读者对我的工作的认可，鼓舞我朝这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都取得了新的重大发 展。曾被教条化和僵化的研究框架虽未被完全冲破，但坚守这些旧理论框架者已是很少 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作深入、具体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重视。他 们越来越多地将这方面的知识运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 研究，可谓正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我个人一直力图顺乎这一潮流，甚至企图能起某种 推动作用。我关于这两种哲学关系的上述三个基本观点正是由此提出的。在《现代西方 哲学》修订本中，为了避免与流行的批判模式直接发生冲突，我对一些哲学流派所作的 新的评价往往还只能隐约地提出，而在2000年出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中，我在导 论中就明确提出了要超越以往流行的理论框架和批判模式，并对上述三个基本观点有较 为集中的论述。
四
应当看到，即使在最近几年，研究这两种哲学的学者在谈论两者的关系时思想似乎还 未完全放开。尽管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已在大量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他们 提出的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有的源于相关现代西方哲学，但有时却避免直接引述它 们，也避免触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而研究现代西方哲 学的学者早已不援引这些评价，同样也避免谈论其是非。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现在主 要已不在于对这两种哲学缺乏了解，而更多地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顾忌。毕竟还有人 习惯于把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论断当作评价现代西方哲学的根据，把借鉴 现代西方哲学视为偏离马克思主义。为了避免争论，大家宁肯出言谨慎。这些年的经验 证明：避开争论，这两种哲学的研究仍可取得进步；在条件不具备时这种回避甚至是必 要的。“左”的倾向在我国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的观念稍有“超前 ”，反而可能导致退步。
然而，回避争论毕竟只能是权宜之计。只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 那些否定性评价的缘由和是非没有得到适当解释，它们必然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论 ，而这必然会影响这两种哲学的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只要是抱着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 义的目标，那对于一切与实际所是不符、与现实发展脱节的理论和论断，都应按照现实 发展的实际状况对它们加以纠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强调，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作行动的指南。恩 格斯曾强调，不能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因为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 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才是正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9—80页。)。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 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 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针对我国各个领域(包括政治思想领域)“左”的教条主 义仍然产生危害的状况，江泽民总书记特别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 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 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 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注：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27页。)因此，如果说过去由于受到“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大家无法按照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教导纠正一些不尽符合新的历史条件的论断，现在应当说已经具有这 样的条件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作出否定性评价的时期大致是19世纪中下期。当时 正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矛盾已明显暴露并日益激化的时期，无产阶级已 由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同盟军发展成了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上升 为社会主要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注的是如何动员和领导无 产阶级去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他们当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腐 朽没落，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时期即将到来。1848年 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宣布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 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必将实现：“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它的 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和思想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注的，同样是在批判继承以往 优秀哲学遗产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非常自觉地与同时代 的一切资产阶级哲学理论(包括各种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理 论)严格划清界限，甚至与之针锋相对。《共产党宣言》和他们当时的其他论著都体现 了这种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无论是对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思潮还是叔本华等人的非理 性主义哲学思潮，以及一切以继承休谟、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的某些成分结构为特 征的同时代的哲学，一律采取坚决否定的态度。正像他们当时并未考虑这些国家的资产 阶级是否还能对现存社会作出某些有效的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尚能推动社会进步一 样，他们同样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是否还能够对陷入困境的西方 近代哲学作出某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是否还能够提出某些合理的思想、对西方资产 阶级的哲学的进步还能够作出某种贡献。出于资本主义行将灭亡的预计，这些问题实际 上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更不会为他们所特别关注。总的说来，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 家的态度主要是着眼于这些哲学家及其理论与当时工人运动的关系，将哲学斗争直接服 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例如，马克思曾多次提到并批判过孔德。他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 ：“我现在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对于这个家伙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叫喊得很厉害。使他 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 (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 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腐朽的实证主义 是出现在1832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 页。)在为总结巴黎公社起义的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内战》初稿中，有一节《工人 和孔德》，其中谈到：“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 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 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的作者，这部新 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注：《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3—424页。)前一段话批判的主要是孔德企图建 立无所不包的实证主义体系，而这正是孔德哲学中最消极的部分。在以黑格尔的无所不 包的绝对理性主义为顶点的近代体系哲学因与现实严重脱节而陷入不可解救的困境以后 ，孔德仍企图用新的形式建立体系哲学，这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种倒退。马克思的这段 话鲜明地体现了他对体系哲学的否定态度。然而，孔德哲学中所包含的对黑格尔的绝对 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孔德要求对社会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并由此成为社 会学创始人的作用，却完全没有为马克思所提及，说明他根本没有考虑这一方面。后一 段话则更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完全是从总结孔德理论对巴黎公社工人运动的消极作用 的角度来评价孔德的。这种批判必然是一种否定性的政治批判。
恩格斯把叔本华的哲学归结为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消沉颓废情绪在哲学上 的反映，是“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467页。)。这里的批判同样只是一种从当时工人运动出发作出的政治批判 。至于叔本华对黑格尔等传统绝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一定程度上对人的精神活动中现 实具有的非理性方面的揭示及其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则被完全忽视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与他们同时代的各种哲学流派和思潮都是密切关注的，但从他们参 与并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起，他们观察这些哲学的着眼点就是其在这一斗争中所起 的作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杜林的理论作了深入系统的批判，就是因为杜林当时 在“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的伪装下抛出了一个对工人运动 在各方面都将造成极大损害的体系，促使恩格斯不得不放下其他工作而给予回驳。马克 思和恩格斯都曾批判新康德主义者朗格，主要原因是朗格直接卷入了工人运动。他们批 判的主要是朗格的《工人运动》一书中所表述的观点，而较少涉及其他方面。至于一些 不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或对其不直接产生损害的哲学流派，他们大多未作 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未作系统的批判，即使批判也大多较为笼统，或者只涉及其中的个 别观点。总的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代西方哲学流派的批判大多是、至少主要是 政治批判。其实，后来列宁也是如此，他之所以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对 马赫主义作激烈批判，就是因为当时俄国的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用马赫主义来 取代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关于如何评价列宁的这一批判 ，牵涉面较大，此处从略。
从维护无产阶级的思想统一、不受敌对阶级在哲学和社会思想上的消极影响来说，马 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他们同时代的西方哲学流派采取否定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倒 并不认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同他们一贯坚持的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相抵触， 相反我认为他们对当时哲学等意识形态状况的态度与他们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分 析恰恰是一致的。如果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像他们当时分析的那样 不可能再存在下去了，那他们对当时的西方哲学等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怎么可能采取 肯定的态度呢!
五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规律和总的趋势 的揭示以及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等论断完全正确，但尽管如 此，对于这个“灭亡”和“胜利”的过程究竟如何估计、特别是何时具体发生，他们当 时掌握的材料远非充分，由此所作出的判断颇难准确。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后来的演 变过程出乎他们当年的预计，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在继续发展。与之相适应，从 理论上体现这个社会发展的西方现当代哲学也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要复杂得 多。通过不断寻找新的方向和道路，它们同样能够在曲折中超越近代哲学，继续获得发 展甚至是重要的发展；而对于这种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去探讨。 也正因为如此，要合理解释他们对同时代西方哲学采取否定态度，关键就在于正确认识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及与之相适应的哲学意识形态发展所出现的特殊情况。
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危机的暴露以及它们在某些情况下的激化 ，的确显示了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趋势。当时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在不同程度上也 察觉到了这种趋势，有的人甚至已在惊呼“西方的没落”。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生 存和发展，他们纷纷寻找解救的办法，各种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而又试图对之作出 某些改造的理论和方案(包括倡导以发展科学技术和实行产业革命为特征的“新启蒙主 义”和各种类型的社会改良主义)先后出现。由于它们都不过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进行 的自我调节，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相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之采取了批判态度。然 而从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应当承认它们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起了缓和资本主义的矛 盾、至少是延缓资本主义灭亡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本主义继 续有所发展，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对资本主义后来尚具有一定活力的事实，恩格斯晚年就有所察觉。他肯定了他和马克 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的正确性，但同时也 明确承认他们对资本主义有继续发展的潜力估计不足。例如他说，在1848年爆发欧洲资 产阶级革命那种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 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 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 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 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 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 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 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 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51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对资本主义社会不 断进行观察，注意研究它的新变化。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股份公司，他们 立即对之作了研究，并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520页。)。
与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进行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造(自我调节)相适应，西方各国 资产阶级在哲学上也在进行着各种改革。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所发生的重大变更 、特别是我们上面谈到的西方哲学所实现的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正是这种改革的集中 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所发生的变更未作肯定，基本上采 取否定态度，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当时估计随着资本主义行将灭亡，资产阶级哲学也必 然失去进步意义，因而他们没有去考虑西方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能在一定范围 内摆脱危机、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也没有去研究当时的资产阶级哲学家通过对陷入 矛盾和危机的近代哲学的批判和超越，可以为哲学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获得新的进步 。这当然意味着他们未能超越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时代的局限性。 上面提到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这既适用于他们对当时西方资本 主义的估计，也适用于他们对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估计。
但是我们更应当看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也如在其 他方面一样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他们一直在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所出现的新的情况，及 时调整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策略。上面谈到，恩格斯晚年看到了工人阶级斗争条 件的根本变化，肯定了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争取普选权的意义，并认为旧式的武 装起义过时(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6—518页。)。同样，他们也 一直关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变化在哲学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例如恩格斯指出，随着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道德方面的进步，“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 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 ，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注：参见《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4卷，第419页。)
当然，资本主义在道德领域的变化只是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其在哲学上的变化。19世纪 中后期西方哲学的变更尽管具有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更或转型的意义，但这种变更 和转型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处于重重矛盾和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进行的， 它们在政治倾向上必然(至少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资产阶级反对无 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在哲学理论上也必然包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各种片面性。这种变更和 转型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充满着种种曲折(其中有时还包含着各种类型的倒退)的 过程。因此它们不仅不可能与马克思的革命哲学相提并论，甚至连它们本身也往往难以 清楚明白地表现出来，因而人们对之可以作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实证主义、唯意 志论、新康德主义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过的流派虽然已具有现代哲学的某些特征 ，但又仍然带有近代哲学的某些印记，人们完全可以据以将其列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 范围。事实上，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出发对它们加以批判，在 它们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斗争，彼此指责为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只有到了20世纪，西方 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随着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思潮的兴起，才有其相对明确的形式， 而且即使是这些思潮，也仍然具有各种不彻底性。马克思主义者既要抱着求实的态度， 肯定它们对于近代哲学的进步、特别是对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各个方面发展的意义，又要 揭示和批判它们存在的种种片面性和局限性，并由此更加确信：只有具有与时俱进品格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代表当代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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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的一些想法没有很好地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只能说是我在这方面所作的一些 初步探索，其中很可能存在错误，很希望听到你的意见，更希望我们之间的讨论能引起 学界对这方面问题的重视，共同来求得正确的解决。
刘放桐
2002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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