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论文

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评价与提升对策研究

熊春林,尹慧慧,张颖慧,李 杏(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摘 要: 文章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筛选出符合我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评价的指标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评价模型对2011-2015 年的我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进行实证评价。笔者认为应从确保持续投入、精准配置资源、营造良好氛围、创新服务方式等方面采取措施,提升我国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能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实的智力支持。

关键词: 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评价;灰色关联分析法;层次分析法

1 引言

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发展问题,经济贫困的背后往往深藏着文化贫困的特质。围绕“扶志扶智”的目标,积极开展文化扶贫工作,改善贫困地区的文化环境,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造血”功能,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贫困的关键所在。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文化扶贫工作:1993 年12 月,国家文化扶贫委员会成立,文化扶贫被正式纳入扶贫工作范畴;2008 年12 月,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启动“文化扶贫工程”,积极利用社会力量开展项目制、体系化文化扶贫;自2013 年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先扶志,治贫先治愚”的文化精准扶贫方略。深入探究我国的文化扶贫能力及存在的短板,有助于对我国贫困地区的文化扶贫工作进行全面辨识,有针对性地提升文化扶贫能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已有学者对文化扶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① 文化扶贫的基本内涵。曲蕴和马春认为,文化扶贫是以有效提升贫困人口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为目标,因地制宜地开展文化扶贫工作,逐步改善和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过程。[1]饶蕊和耿达认为,文化扶贫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因需而异、因地制宜地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实现精神扶贫和智力扶贫的过程。[2]②文化扶贫的模式探讨。郭利伟和冯永财分析了高校图书馆参与文化扶贫的三种模式,即智力支持模式、拓展服务模式和合作共赢模式。[3]姜晓曦通过构建贫困县图书馆数字综合服务平台,探讨“互联网+”文化扶贫模式。[4]陆和建等提出以农家书屋为依托,构建多元化服务的文化扶贫模式。[5]③文化扶贫的主要困境。徐苑琳指出,文化扶贫面临体制机制不完善、贫困主体地位缺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贫困文化恶性循环等困境。[6]邱翠云指出,因具体政策依据的缺乏、专项资金支持的缺少和有效激励机制的缺失导致文化扶贫的思想、对象、内容、方式和路径出现了偏差。[7]④ 文化扶贫的路径选择。唐璞妮和徐苑琳认为,精准保障文化扶贫资源、精确定位文化扶贫对象、精准实施文化扶贫项目等是文化扶贫的实现路径。[8]马山虎认为,文化扶贫需要树立正确的精神理念、精准满足民众需求、构建良性循环机制。[9]侯雪婷等提出从精准识别对象、提升参与意识、加强教育培训、设立专项资金等方面加大文化扶贫力度。[10]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定性方法研究文化扶贫,鲜有学者采用定量方法对文化扶贫进行评价研究。本文初步筛选了我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评价指标,并运用灰色关联法动态分析各项指标之间的内部关联,有效筛选出最终评价指标;同时,结合层次分析法和综合评分法对我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进行实证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提出提升扶贫能力的对策建议。

2 指标体系的筛选

2.1 初步指标的筛选

为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我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的实际能力与发展趋势,本文充分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认真分析我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发展状况,遵循系统性、综合性、客观性、数据可获得性等基本原则,选取了12 个影响文化扶贫能力的相关指标(见表1)。

偏远的市郊站台上,只有一位乘客、两位送行者,去省城的火车开走了。何良诸与盗墓者告别。何良诸盯住盗墓者,欲言又止。

2.2 灰色关联指标筛选

为使评价指标更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和代表性,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初步筛选的12 个文化扶贫能力评价指标进行再次筛选。灰色关联分析法是根据事物各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属于邓聚龙教授1982 年提出的灰色系统理论的重要分支。[11]使用该方法筛选指标的基本步骤是:从所有指标中确立某一指标为参考序列,其他指标为比较序列;通过Matlab 数据处理和相关公式计算出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之间关联度的大小,关联度越大说明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关系越密切,相关指标应予以保留,关联度越小则说明关系越不密切,相关指标可以考虑剔除。[12]在深入研究相关文献和咨询相关专家的基础上,课题组对初步筛选的12 个指标进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最能够代表文化扶贫能力的因素“X12文化站服务人次”作为参考序列(母因素),其余11 项指标作为比较因素(子因素)。乡镇文化站是基层文化服务的枢纽,直接向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关键作用,[13]贫困地区文化站服务人次体现了文化扶贫对群众的吸引力,能够较好地反映文化扶贫能力。运用灰度关联分析法对我国2011-2015 年的贫困地区文化扶贫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和分析,得出了各指标的关联度(见表2)。

表1 我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初步指标

表2 指标关联度数值及其排序

由表5 可见,2011-2015 年,文化扶贫能力逐年上升且趋势十分显著,共提高了741.67%。同时,2011-2015 年全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提升的速度呈现出“前后相对慢,中间十分快”的特点:2011-2012年、2014-2015 年分别提升64.01%和2.88%,2012-2013 年、2013-2014 年分别提升123.33%和123.36%。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 年提出精准扶贫思想,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号角,文化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策略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贫困地区2013 年和2014 年的文化扶贫能力因此得到迅速提升;当文化扶贫能力快速提升到一定程度后,如果没有新理念引导和新要素投入,则很难再保持快速提升趋势,故2015 年提升速度明显放缓。

3 评价模型建立

3.1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为减少因主观因素造成的偏差,笔者邀请了13 位相关专家依据判断矩阵中的比例标度(1-9 及其倒数)对每一级(3 个矩阵)的各指标进行打分并计算均值,据此得到了衡量每一个指标重要程度的量化值;依据各指标量化值,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在计算指标权重之前,本文采用AHP 分析软件(yaahp Free SetupV7.5)对所有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当CR<0.1 时,表示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反之,则不通过。经过计算,“文化扶贫能力评价”矩阵、“文化扶贫投入能力评价”矩阵、“文化扶贫产出能力评价”矩阵的CR 值分别为0.0000、0.0117、0.0209,均小于0.1,即都通过了一致性检验。最后,计算各判断矩阵中各指标的权重和各二级指标(方案层) 对决策目标的最终权重。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全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评价指标的最终权重(见表4)。

为促进我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持续提升,充分发挥文化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作用,本文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结论,立足于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发展的现实状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表3 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层次结构模型

3.2 构造相对比较判断矩阵

本文在对模型每层次的各项指标进行两两比较的基础上,构造下一层次对上一层次的判断矩阵,一共获得3 个判断矩阵,即第二层准则层与第一层目标层构造“文化扶贫能力评价”矩阵,第三层方案层与第二层准则层依次构造“文化扶贫投入能力评价”矩阵和“文化扶贫产出能力评价”矩阵。

3.3 一次性检验与各指标权重计算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评价各指标进行权重测算。在构建评价模型时,本文依据层次分析法的原理,充分考虑全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现状,严格遵循系统性与层次性、概括性与全面性相结合的原则,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并听取有关专家的建议,建立了一个由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构成的全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评价层次分析结构模型(见表3)。

表4 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评价各指标的最终权重

4 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4.1 实证研究

由表5 可见,2011-2015 年,文化扶贫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分别提升了755.78%、734.62%,前者略快于后者,这与国家加大文化扶贫投入的政策有关。投入能力在2013 年实现205.60%的最快增速,产出能力在2014 年实现240.96%的最快增速,这是因为投入能力转化为产出能力需要一定的时间。五年中,投入能力和产出能力对总体文化扶贫能力的平均贡献力分别为39.09%、60.91%;产出能力的贡献力有4 年超过投入能力的贡献力,其中在2014 年的贡献力最大,为67.89%;投入能力的贡献力在2013 年最大,为55.53%,这也是投入能力超过产出能力贡献力的唯一年份。2011-2015 年,C12、C13、C21、C23指标得分提高了25%左右,C11、C22、C24指标得分提高了55%左右,C15指标得分提高了94.12%,而C14、C25指标得分分别提高了4580.65%、2466.98%,这说明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信息化在贫困地区文化扶贫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要指出,传统的文化扶贫指标增速缓慢,C22、C23指标得分甚至在某些年份出现了负增长。

表5 2011-2015 年全国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的各级指标及最终得分

4.2 结果分析

由表2 可见,X4 和X2 的关联度低于0.6,这是因为机构数和实际使用面积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中最易被改善,基本能够满足公共文化服务需要,对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的影响较小。《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05〕 27 号) 明确提出,到2010 年,实现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14]《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和按标准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实际使用房屋建筑面积。[15]在政策的强大推动下,全国于2012年基本实现了“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和群众文化馆(站) 面积大幅度提升,已经达到了78.2m2、234.24m2[16]因此,本文在比较文化扶贫能力评价各项指标与参考序列关联度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调研并咨询相关专家,剔除X2 和X4 两项指标,将剩余的9 个指标作为贫困地区文化扶贫能力评价模型的关键指标构建评价分析模型。

在构建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采用综合评分法,对全国2011-2015 年文化扶贫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①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使指标之间具有可比较性,需要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以2011 年各指标为基期,设定基期各项指标的指标值为100,依据公式Zij(k)=(Cij(k)/Cij(2011))×100,对2012-2015 年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表1)进行标准化处理。其中,Cij(k)表示k(k=2011,2012,2013,2014,2015)年第i(i=1,2)个准则层下的第j(j=1,2,3,4,5)个指标的原始数据,Zij(k)为对应指标标准化后数据。②依据公式A(k)=∑WijZij(k),计算2011-2015 年全国文化扶贫能力各级指标及最终得分(见表5)。其中,Wij 表示第i(i=1,2)个准则层下的第j(j=1,2,3,4,5) 个指标的权重,A (k)表示k(k=2011,2012,2013,2014,2015) 年的总得分。

5 对策建议

本研究根据实际热模拟压缩过程采用Deform 3D有限元软件建立模型,在模型中分别建立了上砧板、下砧板和试样几何模型,其中试样大小为φ10×15 mm,材料为2 024铝合金,试样上的网格采用四面体单元,单元数量为11 200,画网格后的模型如图1所示。在加载过程中,上砧向下加载,下砧固定不动,加载位移为9 mm。

实现文化扶贫持续投入,持续、充足的人财物等资源投入,是文化扶贫广泛深入开展的基本前提。政府通过政策性投入虽然使得文化扶贫投入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增长,但因政府财力和物力有限,对文化扶贫的多投入就意味着对其他民生项目投入的减少,故无法长久保持。另外,人事编制制度的限制,使得政府不可能持续增加文化扶贫公职人员。因此,贫困地区文化扶贫需政府主导统筹、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确保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持续投入。政府应在保障基本投入的基础上,一方面利用财政补贴、税后减免、贷款优先等优惠鼓励性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团体、组织、个人等各种社会力量取捐助、援建等方式,广泛参与文化扶贫,拓宽文化扶贫投入渠道,[17]另一方面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向文化企业、文化事业单位、民间文化社团、乡村艺人等社会组织和个人购买文化扶贫服务,以政府有限的资源撬动实力雄厚、类型多样的社会资源,保证文化扶贫投入的多元化和持续性,并通过规范有序的行政引导和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促进文化扶贫实现“少花钱、多办事和办好事”,确保文化扶贫投入的高绩效。

5.1 建立多元投入机制,确保资源持续投入

国外的循证医学研究表明,抗病毒成分“金刚烷胺”对感冒病毒基本无效,感冒病毒对它耐药严重,因此国外不再把这个成分添加到复方感冒药中。中国药监部门已要求含“金刚烷胺”的感冒药修改说明书,对于可用于儿童、也可用于成人的氨酚烷胺胶囊,将“5岁以下儿童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修订为“5岁以下儿童不推荐使用”,在【禁忌】项中增加“因缺乏新生儿和1岁以下婴儿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新生儿和1岁以下婴儿禁用本品”。

本方案采用沼气直接回喷入炉的方式,设置沼气燃烧器。沼气入炉开口根据现场情况及炉膛内温度流场,设定在主燃烧区出口段,即燃烧段炉排末端,选择在合理的料层高度。回喷口定位如图4所示,套管材质为合金钢。

5.2 做好资源优化配置,确保文化扶贫精准高效

如何做好资源优化配置,更好服务群众和提高文化扶贫产出能力,是提升文化扶贫能力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有效整合现有文化资源。政府文化部门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做好制度供给,统筹协调县乡图书馆、文化站、文化馆、农家书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点等机构之间的关系,避免各类机构尤其是乡镇和村级服务站点因各行其是而重复配置、闲置浪费资源,优化整合和积极盘活各类公共文化资源,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其次,精准配置文化扶贫资源。政府文化部门应该建立文化扶贫反馈机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了解民情社意,坚持引导性、实用性和针对性的配置原则,因镇、因村、因户、因人而异,精准配置文化扶贫资源,实现文化扶贫资源配置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管”转变,提高文化扶贫效能。[8]

“现实中缺少什么,人们往往通过制造艺术品的方式来补偿,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这能够使人们摆脱不平衡造成的极度痛苦,从而赢得生存。”②

5.3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营造文化扶贫良好氛围

贫困地区群众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思想意识相对落后,相当一部分人仍然认同文化无用论,认为文化扶贫不如经济扶贫“实在”。对此,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力度,传播脱贫致富的思想和基础文化知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形成崇尚教育、知识和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地配合文化扶贫工作。[18]其一,转变意识。通过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板报等途径,大力宣传文化扶贫,让贫困地区群众充分了解文化扶贫的意义、内容、方式等。其二,丰富活动。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生活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如读书节、知识比赛、乡村文艺汇演等,让贫困地区群众积极参与文化扶贫,感知和认同文化扶贫。其三,树立典型。树立文化扶贫的典型示范户,帮助他们提升文化素质、革新精神面貌,实现经济上脱贫致富和精神上自信自立,让贫困地区群众真切感受到文化扶贫的有用性和重要性。

5.4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文化扶贫方式创新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贫困地区文化扶贫创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文化扶贫工作必须抓住“数字机遇”,以农村“三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建设与升级为基础,依托农家书屋等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设施,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促进各部门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运用社会化媒体创新农村文化服务模式。[19]其一,打造由手机App、网站平台、卫星数字等组成的多功能数字文化扶贫云平台,为贫困地区群众提供多样化、可选择的数字文化服务方式。其二,多维度挖掘数字文化扶贫云平台数据,锁定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结构、不同文化程度贫困人口的文化需求,向他们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数字文化服务内容。其三,利用数字文化扶贫云平台向外界展现贫困地区民族民俗特色文化,促进贫困地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将潜在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文化产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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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Ability in Poor Areas

Xiong Chun-lin,Yin Hui-hui,ZhangYing-hui,Li Xing

Abstract: By using the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method,the paper selects indicator system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evaluation of th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capability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China and makes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capability of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5 by building evaluation model throug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The author thinks tha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continuous investment, precisely allocate resources, create favorable atmospheres and innovate service ways, so as to enhance the 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capability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China and provide spirit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winning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Keywords: Poverty-stricken Areas;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Capability Evaluation;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Method;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中图分类号: G249.27;F323.8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5-8214(2019)11-0033-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项目“湖南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XSP18YBC292),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乡村建设绩效评价与路径优化研究”(项目编号:18YBA233),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互联网+ 农业科技服务绩效评价及改进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8JJ2186)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熊春林(1978-),男,博士,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村公共管理;尹慧慧(1997-),女,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公共管理;张颖慧(1998-),女,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农村公共管理;李杏(1998-),女,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农村公共管理。

[收稿日期] 2019-04-16

[责任编辑]刘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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