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入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增长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上，既有如“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等论调纷纷出笼，也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的争论。这也更促使国内学者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近来研究的动态看，人们的研究视角，不仅包括对经济增长各项指标的分析和对宏观调控政策探讨，也关注指导现实经济研究的基本理论基本模型的构造，研究现实经济的方法也趋向多样化。现将近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近况简述如下：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
1．2002年中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进入2002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明显好于人们的普遍预期。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较为明显地超过上年，如果2003年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发生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它重大问题， GDP增长率仍可以保持在7％以上的水平，甚至略高于上年。（注：《社科院研究报告解析：宏观经济仍有增长空间》，《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10月15日。）
2002年的中国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一是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比上年增长8％左右，人均GDP第一次接近1000美元。二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条件下，中国开放型经济获得新的大幅度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将第一次跃过600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将超过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年底可能超过2700亿美元，甚至达到2800亿美元。三是经济结构调整获得新进展。整个国家的经济质量明显改善，企业效益增长大，人民得到了更多实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7％左右，农民收入增长5％左右，储蓄存款增加了1万多亿元。（注：《邱晓华：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年12月09日。）
在经济增长加快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在提高。表现为企业经济效益好转、国家外汇储备继续较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加快、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下降。据最新统计，按贷款质量五级分类，6月末，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597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下降2．65个百分点。（注：彭志龙：《今年经济增长为什么快于预期》，《上海证券报》2002年10月16日。）
2．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刘树成等认为，从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看，近几年来外需的贡献呈下降趋势，内需的贡献逐步上升。（注：刘树成、汪利娜、常欣：《中国经济走势分析(1998-2002)》，《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胡鞍钢认为，有四大因素支撑中国保持持续高增长。其一，较高的国内储蓄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速，使中国保持高国内投资率。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字，1996年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1．0％。今后10年，中国国内投资率仍在40％左右，有形投资增长率在10％以上。其二，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1990年到2000年期间，人力资本(指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增长率在2．6％。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年提高到2010年的8年到9年，2020年将达到10年到11年。第三，非农业劳动力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第四，城镇化加速有利于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注：胡鞍钢：《四大因素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北京青年报》2002年11月24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月度宏观经济形势计量分析模型》课题组以1995年5月-2002年6月的月度经济数据为基础，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和2002年上半年影响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贡献做出定量分析，认为：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注：李建伟、卢中原：《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预测》，《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彭志龙认为，目前经济增长超出人们预期有三大原因：投资的支持、对外贸易的带动和信贷的推动。2002年1到8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完成投资16535亿元，同比增长24．2％，高于去年同期5．3个百分点。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3．9％；更新改造投资增长16．4％；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30．0％。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1％。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增长14．5％。进出口相抵，顺差179亿美元，同比增加66．5亿美元。金融机构加大了放款力度，无论是贷款，还是货币供应量都快于2001年同期。（注：彭志龙：《今年经济增长为什么快于预期》，《上海证券报》2002年10月16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的一份报告通过对中国31个省份经济数据的回归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与民营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程度紧密相关。（注：《2002最具争议的话题：积极财政政策何时淡出》，《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12月24日；许小年、郭京平：《仍有可观潜力——中国长期增长展望》，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网站。）
邱晓华认为，我国连续5年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国内需求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累进效应进一步发挥。而且，国际经济环境没有像原先预计的那样继续走坏。同时，来自市场的活力在增强，中国经济正从政府的政策主导增长阶段向政府政策与市场活力共同推动增长的新阶段转变。微观层面的信心也在增强。（注：邱晓华：《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年12月9日。）
3．2002年经济回升的性质及今后的经济发展格局。关于2002年经济回升的性质，王小广认为，经济回升从性质来讲是一次反弹而非反转，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主要是靠短期政策的作用和外部环境的改善。2002年的经济回升仅有“两好”，即好于预期，好于去年，但没有做到“第三好”，即离经济运行的理想状态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如果扣除短期政策因素的影响，这种差距更大。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消费增幅回落(尤其是农村消费需求的严重不足)、物价持续走低、民间投资增长动力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等，是经济存在内生性紧缩趋势的反映。（注：王小广：《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的成因和对策》，《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0期。）
张曙光认为，2002年以来集体、个人投资增长继续加快，这意味着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启动的迹象，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入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效应明显大于负效应。未来的中国将会保持相对稳定的长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拥有四大优势，即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大国(规模)优势和制度创新优势，也有四大动力，即国内经济国际化、消费结构高级化、农村城市化和经济民营化。只要不出现大的不测事件，就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较为持久的动力。（注：见《促进经济自主增长明年可望超过今年》，《中国证券报》2002年10月23日。）
关于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格局，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认为，从大的经济增长格局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大的结构转型时期，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将更加注重科技含量的提高，以及信息化与工业化的逐步对接。（注：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执笔：徐宏源）：《扩大内需、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力保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增长》——2002年国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要参》2001年79期。）
刘国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可以实现7%-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个别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注：刘国光：《就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几点思考》，《经济参考报》2002年10月09日。）
顾海兵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仍有较强稳定性，如果没有特殊原因，至少在未来5年内，中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中国经济成分已经并继续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这种多样性分散化更加有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可有效避免计划经济与过度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大起大落。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性也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我国经济总量的盘子不断增大，减弱了大幅波动的程度与可能性。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与稳定对我国经济的稳定也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可维持性。（注：顾海兵：《未来中国经济仍有较强稳定性》，《光明日报》2002年12月24日。）
（二）如何看待物价下跌和通货紧缩
刘国光认为，物价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带动，没有发挥带动市场全面扩张的效应，消费需求缺乏内生性增长动力，民间投资难以启动。二是受前年份经济逐季下滑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跌幅加深的滞后影响。三是技术进步使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信等产品的成本下降。四是加入WTO后，进口关税降低，国际通货紧缩对中国影响增强。要强调的是，由于总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而导致的物价下降，负面作用很大，不能不引起重视。通货紧缩是个老问题，对于目前这种通货紧缩卷土重来的形势，学术界有些人士有所夸大，而实际运行部门又有些回避问题，我认为要正确对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回避。（注：刘国光：《如何看当前的经济形势》，《光明日报》2002年9月9日。）
戴园晨认为，物价走低，必然使企业效益下降。它是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袁钢明提出，判断价格下降是不是通货紧缩的一个关键，是要看价格下降是由繁荣因素引起的，还是由萧条因素引起的，现在的价格总指数下降，总的来说是由日用品、机电产品、加工品等等国内生产、使用的大多数产品的价格下降所决定的，是由萧条因素引起的。中国2002年上半年，通讯产品增长50%，汽车增长30%，住房及装修增长30%。手机、汽车等商品价格下降，销售额增长速度很高，但是，社会商品销售总额增长却反而下降。这就说明我们现在的价格下降跟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关。（注：王诚：《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综述》，《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2期。）
白景明认为，近年来我国的物价下跌没有引起经济衰退、物价下跌幅度不大、数值正常，且工业化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总体上说是要促成物价下跌和物价稳定的。因而，物价下跌是正常的。从现实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状况来看，物价下跌还产生了一些良好效应。（注：白景明：《物价下跌并非经济不景气》，《光明日报》2002年10月8日。）
王小广认为，从货币供应增长来判断当前是否存在通货紧缩在我国当前情况下是不恰当的。判断通货紧缩最重要的依据是物价是否出现持续性下降，而且持续时间超过2个季度。从这一标准来看，目前的确存在通货紧缩问题。（注：王小广：《经济增长与通货紧缩并存的成因和对策》，《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0期。）
(三)关于当前财政政策的选择
吴树青认为，现在看来，积极的财政政策还需要继续实行，但应当研究逐步减低力度和调整使用方向，使亦字水平逐步降低，在完成现有在建国债项目外，原则上不开新的项目，而把国债使用到社会保障、教育、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提高资本充足率，推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注：吴树青：《积极财政政策不应快速淡出》，《光明日报》2002年8月19日。）
于祖尧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着三种抉择：继续执行现行扩张性政策，保持经济快速增长，遏制GDP增幅下降；放弃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全面紧缩银根，政策目标由保 GDP增速转向化解潜伏的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实行所谓“硬着陆”；扩张性政策逐步淡出、适时转型，宏观政策重点由支撑经济快速增长转向化解财政金融风险，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比较以上三种抉择，前二种不合时宜，只有第三种具有可行性。当务之急，应当是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近5年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注：于祖尧：《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抉择》，《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15日。）
赵海宽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仍应坚持，但内容应有所调整。今后一个时期仍可适量增发国债、增加投资。但鉴于这一措施已显现出的一些问题，从现在开始就应适当控制数量，并把使用重点放在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验方面，促进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档次、质量，同时积极研究采取代替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不能淡出，而且还应加强。同时应进一步加大银行对经济的支持力度，鼓励民间增加投资。（注：赵海宽：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金融时报2002年9月16日。）
王小广认为，假若没有前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持，经济增长肯定是下滑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贡献是为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环境。有人主张“淡出”，主要是担心财政赤字过大导致财政风险。这个问题要动态地看。政府应该追求的是长期经济的平衡。现在培养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并且基础牢固了，将来税源就会扩大。主张“淡出”者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目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不明显，更多的是公共物品垄断对市场产生挤出效应。
朱明分析，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内容的国债投资，虽然其边际效应是逐步递减的，但我国投资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国债投资的拉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确不可能无限期实施下去，长期国债投资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但当前的宏观经济环境还不允许国债投资贸然退出。财政政策的淡出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解决”。积极财政不宜快速退出，而应在国债的使用方向、投资结构等方面进行调整，如侧重于基础设施项目，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条件等。如果积极财政政策真的淡出，就需要货币政策发挥更大作用，填补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留下的真空。
张立群表示，经济增长不是靠政策推动而是主要靠市场力量的推动，在此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需要调整，应减少政府在投资方面的直接支出，进而转向支持社会的稳定。现在讲财政政策淡出不是很准确，应该叫转型。
袁钢明则坚决主张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的退出，他认为，长时间采取财政投资的政策对社会需求和投资的副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现在的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跟财政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长期依靠财政投资是起不到应有作用的，况且这也不符合市场规律。应该尽快调整财政政策，“不要淡出，而要马上退出。”（注：《积极财政政策何时淡出》，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0日。）
(四)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
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看法高度一致。大都认为就业压力是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有人认为只有政府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就业增长上，才能够打破“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的“增长悖论”。（注：皮建才：《“增长悖论”的经济解释》，《国际金融报》2002年11月29日。）
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宏观调控目标的选择上，强调使就业成为第一目标，就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选择。
刘国光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效率与就业这一尖锐的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用牺牲效率与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将使中国丧失国家竞争力，永远沦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将使更多的人进入失业行列。解决效益与就业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的政策。（注：刘国光：《就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几点思考》，《经济参考报》2002年10月09日）
张曙光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宏观调控的目标通常有四个，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保持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在我国的政策实践中，从来只有三个目标，而没有增加就业。9月份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扩大就业的关系，通过发展经济促进就业，通过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发展”。这表明，今后政府的宏观政策操作将改变过去单一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而将增加就业放在与经济增长同样重要的位置。创造就业岗位，解决失业问题，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有效，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城市就业比农村就业更有效，要通过制度创新，促使民营经济和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把就业与城市化和民营化结合起来。这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之道。（注：《促进经济自主增长明年可望超过今年》，《中国证券报》2002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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