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的”集中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内论文,列宁论文,集中制论文,民主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民主的集中制”的内涵
俄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党初建时还处于地下状态，党员虽然不多，但遍布幅员辽 阔的各地方与各民族，思想认识不一，分散的小组习气盛行。所以列宁提出：“必须成 立统一的因而也是集中制的党”[1]。列宁说：“在黑暗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 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游戏”[2] 。因此，他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在党内实行由铁的纪律来维护的集中制，这样才能成 为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先进的有觉悟的部队，才有可能取得革 命胜利。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都对上述思想提出了批评。
针对反对者的指责，列宁则认为：他所主张的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民主是对 集中性质的说明和规定，即按多数人的意志决定的集中制，这一来不仅与“官僚”的集 中制划清界线，同时与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以及封建专制主义帝王的集中制区别开来。 更重要的是：1905年12月列宁主持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对党的二 大、三大所通过的党章[3]作了重大修改与补充。《党的改组》决议中，第一条即“确 认民主(的)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 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领导的全权，同时，各中央机构可以撤换，它们的活 动应广泛公布并遵守严格地作工作报告的制度”[4]。而在1906年4月举行的四大(布尔 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的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提交的《党组织的基础》的决议草 案中说：“(1)党内民主(的)集中制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2)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实 行民主(的)集中制固然有其困难，但是在一定限度内仍然是可以实行的”[5]。作如此 决议，极有分寸。在政治条件一旦允许时，必须遵守民主的集中制，但在党处于地下状 态时，就不得不在一定“限度”内实行。同时又建议大会承认：“(1)党组织的选举应 该自下而上的予以贯彻；(2)只有在无法克服的警察阻挠和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放 弃这一原则，实行二级选举或由选举机关遴选等等。(3)迫切需要保持和加强党组织的 秘密核心”。[6]而在布尔什维克代表告全党书中说：“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 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制权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 负责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汇报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切实遵守这些组织原则，诚恳和一贯地贯彻这些组织原则，就是保证党不 发生分裂……”[7]。列宁还说：“党组织应该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组织里， 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 批评和评论”。[8]
上面作了这么多的引证是为了说明所谓“民主(的)集中制”的内涵起码有以下八项内 容：
第一、党内必须实行广泛的定期的选举制度。为了避免选举流于形式，列宁还强调党 员有权利了解党的干部：“了解他们的全部活动，了解他们的个人特点，了解他们的优 点和缺点，了解他们的成功和失败”。第二、“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 和实际领导的全权”。[9]第三、保障少数，历史证明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少数理 应服从多数，但又必须保障少数的权利。尤其必须保障忠实的反对派。列宁说少数服从 多数，但“必须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反对派的权利”。[10]第四、每个党组织有一 定的自治权。用八大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的话来说：“一切党组织对于地方性问题， 有自由决定之权利。”第五、党的一切负责人员，必须汇报工作，从下到上的负责人员 必须是可以随时罢免的。第六、公开性。列宁说：“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是可笑的”， “多一些光，要让党知道一切……”。[11]第七、党内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评论必 不可少。党内辩论思想交锋是正常现象。是“保障进行思想斗争的权利”。[12]第八、 由党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专门委员会，检查中央委员会的财务收支情况。这项工作是列 宁时期历届党代表大会所不可少的任务。
由于党的领导人大都流亡国外，或在流放地，国内又处地下状态，加之布尔什维克与 孟什维克合少分多，且党员不多，1907年4月召开五大(联合)，到1917年7月才召开六大 (布)，相隔十年。其间人数不多的中央委员会也间或开一次。但六大以后情况不同了； 党变为合法政党，由地下党变为公开的党。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有可能规范化、制度 化。六大通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除了再次肯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的) 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之外，还对民主(的)集中制的实施，作了另外一些具体规定， 重要的有：
第一、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党的最高机关是代表大会，定期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 ”。除此而外，还可以视代表要求另行召开非常代表大会。中央不按时召开，要求召开 的各组织有权成立组委会，行使召开职权。第二、“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两个月 召开一次”制。第三、中央委员由党代表大会每年选举一次制。[13]
此三项，再加上上面的八项，可谓列宁时期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的十一大内容。
二、战争时期的极端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不取决于纸面上的规定，而取决于党处于什么样的客观历史 环境。是地下还是地上，是非法还是合法状态，是战争还是和平，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是夺取政权时期，还是保持与巩固政权时期。同时还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党员的素 质，政治文化水平。而且也与领导者的作风、性格、品德有关。十月革命后，俄共成为 执政党，但是一开始党就陷入党外党内、国内国外深刻巨大的危机之中：第一，布尔什 维克没有得到多数票。1917年10月25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代表占 51%。[14]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理所当然成为执政党。十月革命过去十一天， 列宁宣布：“在俄国，已取得了苏维埃的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转到另一个 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需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 可以实现”。[15]但是在人民委员会已认可的1917年11、12月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却 得到多数席位。根据列宁所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的数字，社会革 命党得票2090万张，占58%，孟什维克得票170万张，占7%、布尔什维克得票902万张， 占25%、立宪民主党得票460万张，占13%。布尔什维克得票虽然比孟什维克多四倍，但 只占总票数四分之一，成了少数派而执政的党。从军队投票看，投社会民主党的188万 张票，投布尔什维克的170万张票，少18万张。第二，在是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上，党 内党外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国外考茨基指责列宁“逆历史潮流”，普列汉诺夫斥责列 宁“超越自然历史发展阶段”，党内列宁的亲密合作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认为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仍在继续，而且还会长期继续下去。连斯大林也态度暧昧，暗中同意季、 加观点。党外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更是认为条件不成熟，反对推行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认为它还没有成熟，列宁、托洛茨基则力主不断革命。第三，许多农民 所信任的是左派社会革命党比如十月革命后(1917年11月26日——12月10日)召开的全俄 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在79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中，左派、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竞 占了653人。布尔什维克只占91人。其中有108人被选入工农兵苏维埃全俄中央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只有20人，左派社会革命党81人，其他7人。这说明农民的多数并不拥护俄 共(布)。第四，在签订对德和约上，党内外的反对声势甚大。第五，在是组成“清一色 社会党的政府”还是组成与“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上，不仅与社会党等党派发生矛 盾，而且为了反对组成“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曾一度退出 党中央委员会，诺根、李可夫、米柳亭退出人民委员会。第六，1917年底，经过布尔什 维克与犹豫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多次谈判，七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终于参加了政府。 1918年三月，因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又退出了政府。夏天，随着社会 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苏情绪增长， 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布尔什维克的极左政策。1918年6月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 叛乱，爆发了国内战争。接着又是十四国的外国武装干涉。共和国成了军营。第七，十 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抵制达几个月，铁路、邮政、电讯、学校 、行政机构陷于瘫痪。1918年初，俄共失去了1917年秋得到的大部份工人选票，军事共 产主义更使党丧失了农民拥戴。列宁说：“在1921年以前，农民的暴动可以说是普遍现 象……”[16]。
在上述复杂、险恶、千变万化的局面下，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凭作钢铁般的意志 ，力挽狂澜，采取以下措施，确保政权的巩固。第一，凭借铁的纪律，保持党思想、组 织的高度统一。第二，凭借当机立断的镇压，取缔反对派。第三，取消立宪会议、普选 权、言论、集会、结社、新闻、出版自由，以巩固政权，防止更大的动乱。所以只有在 大致弄清上述历史背景的情况下，才能正确理解当时党内民主(的)集中制。
1918年3月召开的七大，主要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布勒斯特和约)，未涉及于党的民主 集中制。在如火如荼的战乱条件下，1919年3月举行的八大与1920年3月的九大，居然不 忘党的建设，作出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对当时的民主集中制作了一系列具体规 定。
1、“党正处在绝对需要有最严格的集中制和最严格的纪律的环境下。上级机关的一切 决议下级机关必须执行，每个决议首先是应当执行，只有在执行以后才可以向有关的党 的机关提出申诉。在这方面，在目前阶段党必须直接实行军事纪律。”
2、乌克兰白俄罗斯可以作为单独的苏维埃共和国。但党组织则不然，“必须是有统一 集中的共产党”，“统一的中央”，“俄共及其领导机关的一切决议，党的各个部份( 不分其民族成分)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3、中央委员会由19名委员8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央全会至少每月召开一次。即坚持中 央全会月会制。
4、“至少每三个月召集一次由省委和首都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党代表会议，以做到集体 决策。”
5、中央至少每月向省和首都发送自己活动的书面报告，需要普遍宣布的事则在报刊上 发表。
6、设立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设立党的指导员、巡视员。
7、革命初期和战争时期必须实行任命制。
从党的上层来看，战争条件下，瞬息万变的局势，往往避免不了个人的独断。但总的 说，党代表大会与党中央实行了高度的民主，集体决策各项重大问题。十月革命至列宁 逝世的77个月中，共召开了六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五次全国党代表会议，45次中央全会 。虽不如党章之规定(实行这种规定事实上太难)，但已是难能的了。并且通过的各项决 议，都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论，兼听各种意见。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可以提出自 己的纲领、议案，甚至可以按纲领选举党代表；可以将重大分歧交付全党讨论表决；可 以和领袖争论乃至批评他；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未做出最后决定时，可以同意也可以 否定最高领袖的提案；可以在党代表大会上递条子、提问题、质询；可以批评党的错误 ；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可以宽容党内的 反对派，并与之亲密合作；省市级党组织可以通过不信任中央的表决；可以检查中央的 财务收支情况；以及后来列宁遗嘱中提到的可以质询从总书记到各中央委员，检查政治 局文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做到这些，应该说是不容易的。
三、和平时期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的“新政治政策”初步设计
关于俄共(布)十大作出从战时共产主义过度到新经济政策，人们都很熟悉。但是对于 同一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由军事时期“党组织极的极端集中制”转而为“毅然决然地实 行工人民主制”，[17]却无人谈及，鲜为人知。1921年3月8日至16日举行的俄共(布)十 大，其决议决定共计71页。有关新经济政策的只有5页。而《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就有1 4页。加上《关于党的统一》、党内的工团主义、监察委员会、工会问题、民族问题、 宣传鼓动问题等政治问题的决议决定就有60多页。前者既然是一种“新经济政策”，那 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也许可谓之“新政治政策”吧；起码它是对和平时期党内民 主集中制的一种设计。
1921年春，俄国艰难地摆脱了国内外战争，但是又遇上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 机、社会危机、党内危机，真可谓又面临生死未卜之期。工厂倒闭、商品奇乏、大饥荒 、大瘟疫。首先在西伯利亚、乌克兰、唐波夫省，接连发生了农民起义；同时工人因饥 饿不仅大量流失到农村外，留下的工人罢工也层出不穷。更令人震惊的是：喀琅施塔得 这个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强堡垒，居然发生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其中许多 是党员。这一切突出反映了农民、及穿军装的农民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不满。但 是，党却陷入党内的激烈争论之中。“工会国家化”、“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 ”争吵不休。使党疲于应付。俄共十大正是在这危机叠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首先就 得派出一部分党代表，去指挥或亲自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的叛乱。待平息后，十大才得 以在1921年3月8日至16日召开。大会有十项议程，最重要的是以下三项：1、从战时共 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以平息农民的不满，恢复生产，以此解决面临的政治经 济危机。2、作出《关于党的统一》的决定，禁止任何派别活动，以克服当时的党内危 机。3、作出《关于党的建设》的决定。因为国内外战争已经过去，因此急需确立和平 时期党的民主生活，民主监督，民主决策的一系列规则，赋予党内民主集中制以新内容 。战争时期毕竟短暂，应着眼于长远的和平时期。因此应该说这是俄共历史上党的建设 的经典性文献。所以十大会议文件理所当然地将《关于党的建设》列为大会文献的首篇 ，其篇幅远远多于其他文件。
这篇文献首先就确定了一个“总的前提”。具体历史环境决定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 法。战争时期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不可以用之于和平时期，反之亦然。更没有什么绝 对正确、适应一切时期与时代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它必须随着党所处的客观条件与 党自身素质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而民主集中制，既是一种组织形式、组织原则，也是一 种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没有夺取政权还处于地下状态的党，与夺取政权后政权尚处于 危机时期的党以及政权巩固后的党，它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应有所不同，民主集中 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当进入和平时期，采用有别于战争时期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 ，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1、在不妨碍同反革命势力作战争的条件下，“毅然决然的实行工人民主制”。所谓工 人民主制，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 都积极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且积极参加党 的建设”。
2、“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是“排斥一切委任制度”“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 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
3、“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决议未通过之前，必须在全党展开广泛的 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一切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决议。这是必要的和重要 的”。[18]
4、“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要成为一种制度。
5、全俄党代表会议应每年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每两月至少一次。
6、在《关于党的统一》的决定中，既指出“彻底消灭任何派别活动”，又指出“对党 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经常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19]即党内的言论 、出版自由，放在专页、专门文集中。
7、不断地采取新方法，反对官僚主义，扩大民主，“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进行经常 性的监督”。
8、“对党员滥用自己地位和物质特权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使党员在物质待遇 方面趋于平等的方针是全面正确的”。[20]
上面八条，除了第六条是《关于党的统一》那个决定外，其余七条都在《关于党的建 设》中，看来是将其视为禁止派别活动的配套措施与前提条件。去掉这些前提与配套， 禁止派别活动将会变为压制不同意见的大棒、抑制独立思考、扼杀党内民主，势必将民 主(的)集中制变为独裁集权制。而作为前言的“总的前提”部分，又意在说明禁止派别 活动是俄共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即国内国外战争刚刚结束，党还是处于生死未卜时 期的特殊产物。同时上述八条单独看也不十全十美，甚至还有些空想的成分，比如“排 除一切委任制”，这“一切”二字就难以实行，在普选基础上“委任”，在各种监督条 件下的“委托”，就不可能排除。总的来看，尽管和平时期，必须有一种新的民主集中 制取代“极端集中制”，但就十大当时来说，是否急了点，是否暂时还不宜提上日程?1 921、1922年，饥荒遍地，骚乱不断，各阶层不满情绪增大，危机四伏。除了喀琅施塔 得的叛乱外，俄国一些重要农业地区的农民起义像森林大火一样失去控制，所以，列宁 在十大、十一大的讲话，几乎没有提到“工人民主制”，而是严励批评工团主义和无政 府主义，强调党的统一。同时列宁着重谈粮食税、新经济政策，以迅速平息农民的不满 ，而对于党的建设，则着重谈停止辩论，争论。十一大和十二大的某些决议，又是有意 识地对广泛的民主加以限制。事实证明，“工人民主制”具有空想的成分。列宁当时抓 住了“主要矛盾”，正确地处理了当时面临的政治与经济中两个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 布尔什维克保住并巩固政权的问题。只是到了1922年底，列宁已经预感到他不久人世， 开始口述他的政治遗嘱：这个遗嘱中包括对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的忧虑，也包 括对“工人民主制”重大改进的思考。也是一种对民主集中制改进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