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华人学生会早期史考(1905/1919)_教育论文

寰球中国学生会早期史事考述(1905-191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寰球论文,学生会论文,中国论文,史事考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5)08-0081-10

       寰球中国学生会(the World Christian Students' Federation)系李登辉在上海创办的民间学生社团组织，成立于1905年7月。该会在近代中国社会教育、中西文化交流、留学教育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活动主要包括办理日校、夜校，邀请名流讲演，接洽留学生出国等内容。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该社团的研究并不多，论述较为简单，且主要集中于其在“五四”以后的活动，至于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早期历史则鲜有学者关注。[1]文章拟在梳理寰球中国学生会早期史事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其在清末民初“公共空间”领域存在的思想史意义。

       一、办学：社会教育之推广

       在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之始即有“改良中国之教育方法”[2]及以“学”为“国之利器”[3]之宣言。1906年2月，寰球中国学生会附属小学堂设立，“兼授中西各科学，为将来进本国、外国高等学校之预备，每日以上午三小时授英文课，下午三小时授国文功课。额设六十名，每半年收学费洋二十元”。[4]1913年，寰球中国学生会又以“补助商界、培植少年”为宗旨，组织夜馆，开设英文、法文、德文及商科，于10月13日晚正式开学，[5]由发起诸君担任义务教育。[6]又，基于夜馆开设后报名者踊跃之情形，寰球中国学生会于1914年再添设日馆，并计划2月12日开学。原定夜馆招生名额为400人，日馆招生名额为200人，[7]收取学费36元。[8]因日馆、夜馆均有暑假之休，[9]故为“有志求学，无从问津”者考虑，避免暑假之大好时光虚掷，夜馆又添设“暑假补习科”，只收取学费3元。[10]广告发出后，报名情形踊跃，这使得寰球中国学生会一方面不得不忙于另租房屋，推广学额，[11]以及筹备添聘教员事宜；[12]另一方面则慎选精良之教科书，积极研究种种教学改良方法。如日、夜馆谋求组织课余练习英文的研究会，编制仿效欧洲的十五分钟体操，[13]为配合国语运动而设立“国语科”[14]、“国文文学研究会”[15]，举行活跃学术氛围的“演说竞争会”[16]，以及组织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作为社会教育之践行，[17]如该会邀请某君试演外洋戏法、催眠术、新奇戏法[18]、组织游戏算法、猜字行令、[19]观看最新式影片[20]等。1916年，寰球中国学生会再度创办“义务学校”，本着以之为“普及贫民教育，使人人有一技之长，能自立于社会上为目的”[21]。1917年7月，夜校校长徐纫荪、日校校长杨德钧分别辞职，[22]但并未给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招生带来较大的波动。相反，在李登辉、余日章、朱少屏等人的整顿下，不仅“章程、课表业经改订、完善”，而且“学膳费亦登报减轻”，特别是两校教职员“均选聘学识优长富有经验之士”[23]，致使寰球中国学生会再度呈现出投考者“络绎不绝，宿舍恐不敷用”的气象。[24]据悉，1905年该会成立之初，会员仅有50余人，而后经朱少屏等人的努力，俨然成为数千人的大社团。[25]

       创办报刊也是寰球中国学生会开展社会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1905年社团建立之初，即有名日《寰球一粟》的定期会报发行，每月出版一次，以报告会务之进行状况，介绍新知识于社会为宗旨。至1906年底，改名为中英文合璧之《寰球中国学生报》(双月刊)。1915年，改名为纯中文之《学生杂志》，至1916年再度更换为季刊《寰球》[26]。其中或是刊登“学界要闻”，或是刊载邀请名流之演说内容，或是刻印本会之内部活动。

       寰球中国学生会还承担了代理其他学校招生报名的任务。李登辉在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同时，自1906年始，历任复旦公学的英文部主任、教务长，直至1913年担任了复旦公学校长一职。[27]这使得复旦公学与寰球中国学生会如同天然兄弟一般，相得益彰，互为表里。这不仅体现在早期复旦公学的报考由寰球中国学生会代理，[28]两者的招生广告之常并列呈现，[29]而且教学资源的共享更是互通有无。[30]此外，健行公学、[31]中国公学、[32]即使是远在国都的北京大学校的招考报名，也授予了寰球中国学生会代理之职权。[33]

       二、演讲：中西文化交接之码头

       约请中外名流演说是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一项常规活动。1907年，寰球中国学生会设立“演说部”，是年二月，顾斐德演说“热气之神奇”，开该会演讲之先河。1908年有伍连德博士演讲“微生物有害无害的分别”，1909年有毕德恒讲演“英国之宪法”[34]……自1913年5月17日，演说部杨锦森主任即拟定计划，“每星期开会一次，邀请实学专家，如教育、政、法、农、工、商、医等有用各科到会分期演说”[35]。1916年3月，寰球中国学生会日校再发告示，“为注重学生品格起见，定于每间一星期六，请校内教员或校外有名人物演讲”[36]。就演说举办的实际情形看，尽管未能遵循每周一次的频率，但活动开展的态势不可不谓如火如荼。笔者拟通过检阅《申报》为中心，大致梳理出辛亥年间至“五四”以前寰球中国学生会邀约各界人士演说的基本情形。(以下表格资料来自《申报》)

      

      

      

      

       若通过对上述表格的分析，我们可获得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就受邀演讲人的国籍背景看，可分为外籍人士、本国人士两类。外籍人士中有美国籍的劳裘司、梅殿华、伊华德、费吴生、泰乐、乐极、邓落葆、麦欧斯、李佳白、巴士第夫人、傅步兰、汤泼孙、但那氏、吴伟夫、德国籍的韦斯哈、波兰籍的魏沙泼、法国籍的罗锐、印度籍的萨格、日本籍的池园德太郎等人。

       其二，在本国人士中，相当一部分具有留学经历，如属于留美派的陈焕章、徐凤石、黄添福、俞凤宾、穆藕初、郭鸿声、罗泮辉、朱友渔、余日章、张士一、刘大钧、徐可陞、刑契莘、周厚坤、张贡九、凌道扬、蒋梦麟、郭秉文、沈绍期、任鸿隽、胡明复、杨铨，属于留日派的汤化龙、范源廉、贾季英、钱新之，属于留英派的何启、朱育沧，属于留德派的江逢治，属于留苏格兰的王兼善，属于留法派的汪精卫，兼具美、日留学经历的王正廷、王宠惠等。其中，留美派最多，留日派次之。在这批留学生演说者中间，获得博士学位的有王宠惠、王正廷、陈焕章、俞凤宾、郭鸿声、罗泮辉、江逢治、郭秉文、胡明复等人，获得硕士学位的有王兼善、余日章、张贡九、邢契莘、周厚坤、凌道扬、任鸿隽、杨铨、张士一等人。可见，此处荟萃了清末民初中国留学生中的精英分子。

       其三，就演讲者职业情况言，外籍人士除李佳白涉入清末民初的政局外，基本上为教育家或学者。本国人士可分为政要官员、士绅名流、教育工作者、医生等四类。属于政要或官员的有前任工商总长王正廷、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汤化龙、共和建设会领导人孙洪伊、前任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范源廉、前驻澳洲中国总领事黄子诚、黎元洪副总统英文秘书余日章、教育部视学(后任教育部次长)袁观澜、前广东外交司司长罗泮辉、游美实业团团员聂云台、留美学生监督黄佐廷、上海县县知事沈宝昌、上海道尹公署教育署长杨子永、一度奔走于南北议和的汪精卫等人。属于士绅名流的有早期维新派何启、《妇女时报》主编包天笑、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时报》及《佛学丛报》主笔濮一乘、《申报》“自由谈”主笔王钝根、中国青年会总干事曹锡赓、前清遗老康有为、《博物学》杂志编辑吴和士、中国银行顾问钱新之、约翰青年会校长瞿同庆、中孚银行监理聂管臣、戈朋云等人。教育工作者可分为“校外”与“校内”两类。属于“校外”的有闸北务商中学商科主任黄添福、南洋公学教员顾荫亭、南洋大学教员俞凤宾、神州大学发起人嵇岑孙、江苏省教育会体育研究会发起人张士一、江苏省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贾季英、江苏省教育会干事员沈信卿、沪江大学教员杨景时、沪江大学校副校长董景安、圣约翰大学政治学主讲朱友渔、中华铁路学校教务长葛耀良、中国科学社社员兼金陵大学农科教员凌道扬、湖北文华大学附设公书林图书馆馆员沈绍期、中华职业教育社总书记蒋梦麟、历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会长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的黄炎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教育部代表胡宝孙、山西代表苏象乾、《科学杂志》编辑杨铨等。属于“校内”的有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员郭秉文、职员周诒春、夜校家庭卫生科教授张道中、夜校校长徐纫荪、教员董东苏、毕静谦、陈汉卿、金骥臣、钱文蔚、蔡熙民、张嘉寿、刘立人等人。属于医生职业的有上海红十字医院医生侯光迪、红十字会救护队长王培元等人。

       其四，就演讲的内容看，涉及时局、教育、法律、宗教、科学、医学、实业等话题。围绕“时局”而展开的有政党竞争与道德之关系、旅澳华侨之现状、二次革命期间南京救护情形、远东运动会感言、纸币停兑风潮、二十世纪战争之利器等演说。围绕“教育”而展开的有东西方教育制度比较、民国建设与学者之天职、改良戏剧、生活教育设施法、教育与国家进步之关系、实用教育主义、养成自动力之教育、军国民教育、国民体育之常识、人格教育、美国之社会教育、中国需要之高等商业教育、职业教育、筹办图书馆之方法等演说。围绕“法律”而展开的有中华民国之宪法、欧西战争与中立法等演说。围绕“宗教”而展开的有孔教与现在政局之关系、西人之道教观、科学与宗教之关系、西藏之宗教等演说。围绕“科学”而展开的有飞艇之妙用、液体空气、冷热之神奇、新发明之中国打印机、无线电报、电学试验新发明之电池、物理学上最新之电子学说等演说。围绕“医学”而展开的有人人须知之急救法、耳目症发生原因、肺痨之预防法、卫生学理、夏令卫生、公众卫生之纲领及实施法等演说。围绕“实业”而展开的有农业之针砭、纱厂之利弊、游美考察实业报告、今日中国所需之实业人材、储蓄谈、欧战与森林之关系等演说。

       其五，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列表中，有许多人士属于多次受到邀请之列。其中，外国学者费吴生、梅殿堂分别在寰球中国学生会讲学2次，留学生俞凤宾讲学6次，余日章、黄炎培讲学4次，穆藕初、黄添福、江逢治各讲学2次，政要官员王正廷讲学3次、范源廉、袁观澜各讲学2次，教育工作者张士一讲学4次，沈信卿讲学3次，凌道扬、贾季英、钱新之、杨景时、吴和士各讲学2次。

       其六，就演讲举办的频率看，清末较少，进入民国后次第增多。特别是1913年5月后，在演说部主任杨森的策划下，“演说”作为寰球中国学生会的重要活动，走向了“日常化”的轨道；1916年，朱少屏担任总干事后，会务再度扩充，[37]又经日校、夜校的推动，演讲日益活跃。据上述不完全统计，1916-1918仅三年间，即呈现出超越此前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以来举办演说次数总和之趋势。值得一提的是，“五四”以后，寰球中国学生会秉持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之旨趣，敦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的热度仍持续不降。例如，1922年，孟禄(Dr.Paul Monroe)、吴伟士(Dr.Wooddworth)即受到了该会的盛情邀请。[38]该团体在学术普及、中西文化互动方面的贡献着实不容忽视。

       三、留学：从美国到法国之寰游

       1908年，美国以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学美国的教育基金，并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这使得赴美留学之人数激增。[39]1911年清政府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创办。[40]寰球中国学生会亦积极响应配合，于1907年即设立了“游学招待部”[41]，并以“联络寰球各处学生”为号召，[42]拟协助政府派遣留学生赴美。

       寰球中国学生会为赴美留学生举行隆重的壮行仪式。1911年8月5日，李登辉宣告开会宗旨后，便有伍廷芳对留学生发表劝勉之演说：“到美时，务宜专心求学，毋忘顾国家培植之功”，须抱定宗旨学习如工艺、路矿、商学、农学等吾国人材最为缺乏之专业；朱少屏则对留美学生寄予厚望，国家“转弱为强”全赖诸君；周诒春则将自己游美种种经历与感悟，编成小册子分发现场。[43]1912年10月17日，寰球中国学生会欢迎“民国第一次派出学生”，陈贻范、王正廷、伍朝枢等分致演说，会场热闹非凡。[44]1914年8月3日，寰球中国学生会欢送赴美学生，唐绍仪、王宠惠、梅殿华等中外名流均列席，其中范源廉发表“中国之主义”演说，唐文治发表“中国之文学”演说，以为鼓励之词。[45]除了敦请名士演说外，该会还常于欢送大会上“佐以军乐、茶点”，藉以联络情谊。[46]

       除了举行送别仪式，寰球中国学生会还成为留学生的会聚地。1912年，“留美同学会”成立，假借寰球中国学生会为场地开成立大会。[47]1913年，清华学校授予部分毕业生留洋资格，这批学生抵沪后，指定的聚集地点就在寰球中国学生会。[48]1914年，为接洽赴美留学生，寰球中国学生会设立了事务所作为办公之处。[49]至于各省教育厅选派的“东西洋各生”，经教育部考核合格后，亦委托朱少屏“照料一切”，各地、各校的官派及自费生均指定在寰球中国学生会集合。[50]

       而留学生抵美后，亦常将到达之消息回馈于寰球中国学生会。1914年9月，该会接到“美国旧金山周寄梅君来电，谓清华学校派赴美国全体学生以及自费男女学生已安抵该埠”[51]。1915年9月3日，该会再度接到护送员赵国材美国来电谓，“已直抵该埠，全体无恙”[52]。至于留美学生毕业回国，一方面经由该会发出消息，以告国人，[53]另一方面该会游学招待部也为归来之学生筹备庆典大会。[54]此外，寰球中国学生会充分利用会刊之平台，对留美学生游学之状况、政府留美政策、留学生自费出国等情形进行报道，[55]或将出洋学生名单列出公示。[56]同时，该会还编印“出洋游学之导引”、“沿途规则”、“西俗礼法”、“各国大学校之性质”等指南书，供留学生参考。即便是协助留学生“领取护照”、“介绍函牍”、“定购舱位”等事，亦“全属义务，不取酬费”[57]。这在留学生中间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某会员撰文称，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极有价值的一个机关，不但就近社会上是信得过的，就是各省各县的社会没有一个不赞成的”[58]。

       1919年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又增设组织赴法游学之项目。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最初倡导者为李增石先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增石即通过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等组织动员国内知识青年赴法勤工俭学。[59]该提议很快得到了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回应，[60]仅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共有21批学生，近2000名学生留学法国，朱少屏此间均承担了大量协助工作。[61]

       1919年3月15日、29日，朱少屏两次主持召开欢送赴法留学生大会，欢送第一、二批赴法学生。[62]其中毛泽东、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等均曾亲临体验寰球中国学生会组织的留法学生欢迎大会。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其“在上海参加环(寰)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十七日，送别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生欢送会，三十一日送别”[63]；《聂荣臻年谱》中记有其“到上海静安寺51号‘环(寰)球中国学生会’，出席该会举办的欢送留法学生大会，听取了会长朱少屏，学生代表王泽楷、向警予等的讲演”[64]；《蔡和森年谱》中亦记载，其于12月25日乘船赴法，系三等舱位，同行者有湖南女生葛建豪、蔡畅、向警予等六人，赴埠送行者中即有寰球中国学生会。而正是此次长达35天的旅行，蔡和森与向警予结成了伉俪感情。[65]

       1919年寰球中国学生会在“留美”途径之外，开辟了另一条“留法”道路。而“留法”热潮之兴起，亦为中国社会培养了诸多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直至后来对于共产主义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是看来，该会身在其中，功不可没。

       四、余论：公共空间里的一叶扁舟

       在考述寰球中国学生会早期活动的基础上，若将研究视野加以“脉络化”，或将之冠以思想史意义，则可以观察其在公共空间(public space)领域中的形塑。

       民初以降，北洋政府关于开展社会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早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便提出了“整顿教育之办法，首重社会教育”的方针。[66]继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亦称今日之社会教育，“当以提倡精神生活为方针，而以讲演会、白话报等种种方法”为推广。[67]关于学生休放暑假之意义，范源廉认为当视为“变换”与“豫备”之机会，以为“乘时进取之谋”[68]。汤化龙担任教育总长之时，曾拟设通俗教育研究会，以改良小说、戏曲，举办讲演为宗旨。[69]而寰球中国学生会兴办的日校、夜校，以及暑假补习科，正是在此环境下应运而生。换言之，寰球中国学生会对于社会教育的力谋，与政府话语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对话与合作关系，并彰显了作为民间自治团体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张力。

       上海作为晚清以来中西交融、碰撞之场域，已毋庸赘言。频繁的演说活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风景线，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引人瞩目。翻阅此间的《申报》便可略知其拥有广泛的受众及影响。而涉猎各领域的演说，亦在国家政治话语之外，形成了一股具有公共批判精神的思想潮流。虽然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活动称不上开启先河，但若将视域“向后看”：“五四”以后杜威、罗素、泰戈尔、孟禄、杜里舒等名哲来华演说并形成气候。[70]就该意义而言，寰球中国学生会为“五四”时期名流演讲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起到了准备与铺垫的作用。

       至于留学教育一节，就寰球中国学生会诞生时间看，其成立几与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在各地兴建新式学堂的同时。然而，清政府对于猝然停废科举、选派留学生出国尚缺乏足够的准备。民初北洋政府继续积极推动游美留学活动，并进一步将“管理留美学生事务规程”制度化。[71]在新旧教育接替之际，该会成立并服务于留学教育，无疑具有补充政府功能不足的作用。

       寰球中国学生会并非孤立存在的教育团体，而是与其他社团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如前文所述，江苏省教育会、中国青年会等上海社团组织，均与寰球中国学生会有过交谊往来。身为南社成员的朱少屏，亦曾将该会作为南社通讯处。[72]这些社团的公共交往及舆论共同构成了国家政治力量之外的公共空间领域。

       尽管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之初，以“不涉政治，专求教育之进步”相标榜，[73]然而，其仍不时表现出政治参与的热情。民国肇建之初，该会即举办“辩论会”活动，论题涉及中国应否采用欧美“自由结婚”之制、[74]以财产或以教育为“选举资格”之标准、[75]“中国应否予一部分之妇女以参政权”[76]、“省长由总统委任抑由人民公举”[77]等等。

       政治参与的姿态还体现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对于国家政治事件的因应。该会成立之初，即召开了抵制美国禁止华工条约大会，1905年9月8日，李登辉等人演说，提出“抵制运动不能以工约改良而终止，主张彻底废除工约”之办法。10月14日，该会又召开特别演说会并拟上书清政府，“指出非洲华工所受疾苦……要求清廷设法援救，并下令禁止华人继续前往非洲”[78]。共和告成之际，寰球中国学生会举办欢迎华侨归国之大会，[79]商议库伦独立后北京政府当如何对待蒙事之计划，[80]答谢巴西、美利坚、墨西哥、秘鲁、古巴五国承认中华民国之盛意，[81]欢送驻美总领事以表中美国交之睦谊，[82]配合“救国储金运动”而捐款，[83]派遣远东运动会义务队助阵，[84]研究军国民教育之方案，[85]提出解决中、交两行停兑引起的纸币风潮之对策，[86]贺电黎元洪当选总统，[87]参与“五·九”国耻纪念、[88]孔子诞辰纪念大会，[89]迎接美国公使芮恩施抵沪，[90]响应拒绝烟土售卖之号召[91]……此外，历届“国庆”纪念仪式上也同样少不了寰球中国学生会的身影。[92]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寰球中国学生会还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据点。同年10月，孙中山应邀于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题为《救国之急务》的讲演。[93]

       若将寰球中国学生会对于日校、夜校的兴办，邀请名流演说，致力于服务留学生出国等活动，置于晚清上海业已构建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①形态中考察，便不难知晓，寰球中国学生会同上海的其他社团在运作机制上遵循相似的原则。这些社团都是聚集私人进行讨论和对话，关注的均是社会的公共问题，诸如社会教育、中西方文化交流、留学教育等。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寰球中国学生会等社团的“政治参与”，彰显了公众的理性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并开展了系列公共批判活动；另一方面，寰球中国学生会对政府的改革及政策作出的积极回应，对于弥补官方政治力量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鞭长莫及有着特殊的意义。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即是：坚持以士绅精英为骨干的民间力量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进而形成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权威话语，以构建其在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权力之间(国家/社会)的合法性基础。而随着公共领域的繁荣发展，民间社团酝酿出了一套具有独立话语权的社会整合与动员机制，对于推动上海在教育、思想、中西文化等方面成熟及一体化进程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94]而返观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上述活动，恰好体现了公共空间话语的历史表征。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两个概念并不等同。后者的概念可以包含前者，指的是在社会与国家之间人们实现社会交往与文化互动的场所。前者系哈贝马斯提出，重点强调的是公共空间要具备鲜明的政治批判功能，能够产生含有指向性的社会公共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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