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调起源研究方法论问题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声调论文,起源论文,再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拙作《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和声调的起源》（《民族语文》1998年1期，下面简称《起源》） 的发表，自知会触犯当前流行的声调起源的权威理论，必将招致各方的批评。情况确如所料 ，《民族语文》发表了一些直接的或间接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读了之后虽有启迪，但总 的来说，感到比较失望，因为在我看来，它们固守成见有余，而根据实际语言材料所提供的 线索进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不足，而且对有些方法的理解似乎也有偏误。鉴于此，我想再次 冒昧撰文，就论辩中涉及的声调起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一些讨论。
一 汉外语对音和拟古证今的方法难以解释声调的起源
论辩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声调起源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以今证古 ”，还是“求古证今”“拟古证今”？奥德里库(Haudricourt，A.,1954)首创声调起源于韵 尾 的消失说，用以今证古的“回顾”方法论证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认为“问声—跌声”（相当 于常说的去声）符合于孟高棉语以清擦音收尾的字，即来自-s或s＇的-h，而带此韵尾的字在 汉越语的对音中因汉语用去声字去对译，因而认为汉语的去声也来源于-s尾的消失；“关于 锐声—重声调（相当于平常说的上声），我们所以给以类似的解释，那要多谢那些尚未发表的 ”澳亚语系诸语言的资料，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喉塞音韵尾[
]。他还根据音理给 两个声调拟测出相应的调型，认为-s>-h尾的消失产生一个降调，尾的消失产 生一个升调。人们普遍接受了奥德里库的结论，把它视之为一种不可更改的定论，认为去声 来源于-s>-h尾的消失，上声来源于尾的消失，并把它们广泛应用于不同语言 的声调起源的研究。蒲立本(Pulleyblank，E.G.)、梅祖麟(1977)据此研究汉语上、去二声 的来源，并依据梵汉对音、日汉对音等材料将奥德里库的“以今证古”的方法改造为“拟 古证今”；我国语言学家紧随蒲、梅之后，又将这种结论应用于侗台、苗瑶、藏缅等语族的 研究，以古证今（请参看张均如，1992；陈其光，1994；李永燧，1996）。奥德里库的“以今 证古”的方法是无可非议的，追溯声调的起源恐怕只能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起源》一文根 据现代正处于声调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孟-高棉语的情况否定奥德里库的假设也是“以今证古 ”的方法。为什么相同的研究途径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那主要是时代不同。半个世纪来，汉 藏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的语言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使人们看到了过去从 未看到过的材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因而现在有条件根据新的语言材料得出新的结论。语言 学是务实的，需要不断地根据新发现的材料修正原来的结论。要是奥德里库现在来写越南语 声调起源的文章，我们相信，他也绝不会无视不少正处于声调起源过程中的孟-高棉语-h韵
尾与若干个不同声调相联系、它的消失晚于声调起源的事实。龚群虎(1999)、吴安其(2001) 不顾现实语言提供的根据，而在蒲、梅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除汉、外语的对音外，还求助 于汉字的谐声，论证蒲立本等人的梵汉对音的论证方法的合理性和谐声拟音的可靠性，用典 型的“求古证今”“拟古证今”的方法来证明汉语的去声来源于-s尾的消失说。确实，汉语 的谐声系列是汉语史研究的一项宝贵资料，高本汉用来研究上古汉语的声母和韵尾都有诸多 新的发现，据此提炼出来的谐声原则也已成为后来上古音研究的一种重要基础；至于如何将 它用之于声调起源的研究？那还是一块有待于开垦的处女地。龚文认为，“从汉字谐声系统 来看，中古归为去声的字在与阴声韵、阳声韵发生关系的同时，还跟入声韵的关系密切”“ 在同一个谐声系列中，如果有入声字，又有‘阴声韵’字，后者多为去声，而不是平声或上 声。说明去声在韵尾上与平声上声相区别”，并以此为基础肯定蒲立本的对音说，论证汉语 的去声来源于-s尾的消失。我们即使承认龚所列举的全部事实，那也只能证明去声来源于入 声的分化，与去声是不是收-s尾毫不相干。语言事实清楚地说明，中古归为去声的字阴声、 阳声、入声三声的字都有，为什么龚文不理睬“与阴声韵、阳声韵发生关系的同时”的阴声 韵和阳声韵，而只选择其中来源于入声的字作为分析的对象、并得出相关的结论呢？丁邦新(1981)早就对此提出了异议，遗憾的是人们宁愿相信去声来源于-s尾的消失的假设，而不愿 推敲丁文所列举的语言事实。至于梵汉对音在声调起源研究中的价值，龚又列举了一些名家 引用的例证，以证明蒲立本对音拟测的正确性。这样的研究是值得商榷的。
汉、外语的对音在语言史的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有否认过，但应该 指出的是，它没有独立的方法论价值，最多只能作为历史比较研究的一种补充，为原始语音 值的拟测提供一些参照和旁证。由于声调的起源不是用历史比较法“比”出来的（后面再讨 论），对音、借音之类的材料自然也就很难成为声调起源研究的根据，不然为什么不能用同 样的方法来研究平声、上声的起源呢？对音中的有些去声字固然有解释为“-s尾”的可能（如 Aristaka的对音是阿犁吒、阿梨瑟吒），但去声字中没有“-s尾”的字恐怕还要更多一些（如 Katabhutana的对音为迦吒富单那、迦吒布单那，Koti的对音是俱致、俱胝、拘致……）；只 要比较一下罗常培(1931)《知彻澄娘音值考》一文引用的资料，人们就不难得出一种比较客 观的结论。我们在这里还想指出一点，就是汉语的音节结构具有封闭性的特点，不管是单念 还 是连续，一个音素属于哪一个音节，都是固定的，不像印欧语的连念可以打破每个词单念时 的音节界限（请比较：apear and an apple连念时听起来就像a pea(r)-ran-da-na-pple，形 成语流中以元音为核心的音节重组。请参看潘文国(1997，153-154)。但是，梵汉对音中 的-s，有时候属于前一音节，有时候属于后一音节（参看《起源》），把它看成为韵尾，完全 背 离了汉语音节结构的特点和汉语社团对音节的心理认同。我国缺乏语言理论研究的传统，理 论意识比较薄弱，因而人们重视国外语言学家的理论假设，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一些说法， 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相应的研究。这不足为怪，吸收外来的理论精神本来就是充实民族文化的 一种途径，但问题是要有语言事实的根据。奥德里库根据汉越语的对音提出汉语去声源于-s 尾的假设本身，语言事实的基础就不扎实。丁邦新(1981，89)根据王力《汉越语研究》列表 指出，汉语的去声字绣、贩、放、豹、惯、雁等字在越南语的平声；夏、雾、味、未在弦声 ；信和地、御、命等在锐声-重声（上声）。奥德里库只列举了对他的假设有利的例子，而排 除了一些矛盾的语言现象。人们在广泛地接受奥德里库的假设和蒲、梅的论证的时候，以讹 传讹，对这些矛盾的语言事实没有进行具体的推敲，只想列举一些符合自己口味的例子去证 明原来不该证明的假设，使这种不扎实的假设成了“大家都那么说”的“公认”结论。
“大家都这么说”的习惯势力是强大的、可怕的，它影响着人们的思路，诱使人们顺着这 种思路去寻找声调起源于韵尾消失说的根据。用汉语入声尾的变化去证明新调的产生就是这 方 面的一个具体例证。汉语的入声在有些方言中没有-p，-t，-k或的辅音韵尾 ，但自成一个调类。江荻(1998，17)认为，“在这个意义上，是不能否定韵尾影响声调 产生说的”。瞿霭堂(1999，9)进了一步，说“在汉语入声的塞音韵尾脱落而成为独立调类 时，显然是塞音韵尾特征的转移，并且影响了汉语的声调系统”。这个结论恐怕是没有很好 地考虑汉语的入声调在汉语声调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和它的具体演变过程。汉语入声之所以成 为一个“调”是有它的特殊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有特殊的塞辅音韵尾， 是一种促调，与阴声韵、阳声韵的舒调相对立；其次，它有自己特定的音高变化，以现代汉 语入声韵收尾的吴方言宁波话为例，阴入的音高变化为5，阳入为23；如果以 收-p、-t、-k尾的广州话为例，上阴入（竹出识一）为5，下阴入（百铁法约）为33，阳入为22 或2。这种入声调如果在语言演变中韵尾由弱化而消失，除了因调值的相同或接近而分别派 入平、上、去三声以外，其固有的音高变化就有可能转化为独立的声调。现在某些方言古入 声韵字自成一调，大体上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完成的，绝不会是“塞音韵尾特征的转移”。 现代方言的一些正在进行中的音变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音变的原理。山西晋中方言的入声韵收尾，我们曾对那里八个县的十几个方言点进行过一次调查，其中有几个点还不止调查一次，发现入声调的喉塞成分比较轻微，调值不短促，与阴声韵声调的调值接近，已处于合流的前夜。以祁县方言为例，共5个声调：平声(33)，上声(324)，去声(45)，阴入(33)，阳入(213)。这里，阴入的调值与平声同，阳入的调值 与上声同，324与213之类的调值差异实际上是人为的区分。由于入声韵还保留有喉塞尾，因而在调值前冠以一个喉塞音“”，以资区分。其他如榆次、太谷、榆社、平遥、介休、灵石、孝义等情况与祁县同，“在阴入与阳入调音高音长向平声、上声调个个靠拢的同时，晋中方言还存在前述塞音韵尾的消变趋向，榆次方言中阳入调a韵类字就已经与上声字趋于混同（如‘拔’pa[42]与‘把’pa[53]）。可以想见，这种趋向发展的结果 ，必将是各方言中阴入、阳入调各各归并入平声、上声调，从而在晋中出现一个简单的三调 类（平、上、去）地区”（王福堂，1999）。这种现象清楚地说明，入声调随着塞音尾的消失将 以其本身固有的调值派入三声或自成一调，不会因“塞音韵尾特征的转移”而自发地转化为 一个独立的声调；不然，为什么同一“塞音韵尾特征的转移”会产生“入派三声”？北京话 的浊入为什么基本归阳平，而阴入却呈不规则的分派？……这一切都无法用“塞音韵尾特征 的转移”来解释。所以，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根据支持汉语声调起源于韵尾的消失说 。
韵尾的消失难以成为声调起源的根据，那么这是不是说，它与声调没有任何关系呢？否，它 可以对既有的声调产生影响，使之分化或合流。我们在《起源》中已引述胡坦(1980，34)的 研究，说明浊音清化使藏语产生高、低二调，而韵尾的简化则引起声调的再分化，“通常舒 声韵尾(-m、-n、-、-r、-l)使声调变平（高调变高平，低调变低平升），促声韵尾和擦音 韵尾(-b、-d、-g、-s)使声调变降（高调变高降，低调变低升降）”。这种再分化是在已经有 了声调的条件下发生的，无法成为声调起源的根据；而且不同的声调还伴随有韵母的某些差 异，“找不到干净利索的‘对立’”，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每种方法“各有巧妙不同， 只要承认其前提条件，均可言之成理”。江荻的前述引文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情况，读者可 以参阅。
检验规律正误的唯一标准是语言事实，而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声调是不是起源于韵尾 的消失？汉语的去声和孟-高棉语的相应声调（去声）是不是来源于-s尾的问题，尽管有众多的 名家说“是”，大家也都这么说，但现实的语言材料说“不”，对音之类的材料说“不”， 我们只能相信这些材料所提供的线索，否定去声来源于-s>-h尾说。朱德熙(1982)在谈到语 法研究的一些问题时说过：“科学最可怕的是一种教条，或者是框框，这不光是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也是这样。物理学的发展就说明这个问题，受一些老框框限制住啦。先入为主和传 统观念对科学的束缚非常大。有的时候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限制，总 觉得这是大家这样说的，不应该有问题呀！其实，问题就出在这儿。过去荒谬的东西，现在 都变成了真理。我们语言学也不例外。”这段话对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来说，也是很有意义 的，因为声调起源于韵尾的消失说（去声源于-s尾、上声源于尾）今天也已成 为“大家都这么说”的一种教条。
二 历史比较法无助于声调起源问题的研究
我们前面肯定了声调起源研究中的回顾的方法。历史比较法是一种“回顾”的方法，从方 言或亲属语言的空间差异中探索语言在时间上的发展序列。它是不是适用于声调起源问题的 研究？反对拙文的几位先生都说“是”。这是值得商榷的。瞿霭堂(1999，7-9)认为，“声调 是一种历史现象，声调起源更是一个历史问题，因此，声调发生、发展的研究主要使用历史 的方法，或者历史比较的方法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更好方法”，“汉藏语言的 有声调语言的声调发生、发展研究也只能使用历史比较方法来解决”，甚至发出“不使用历 史比较方法又使用什么方法呢”的呼声。看了这种“呼声”不免使人迷惘和悲哀，好像中国 语言学只能在西方语言学家提出的既有理论、方法中进行选择、使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联系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这种呼声绝不是某一位语言学家的孤立的意 见，恐怕是现实中国语言学的一种写照，即在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矛盾面前，不愿或不敢 怀疑理论的局限性或它特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仍旧在既有的理论中进行选择，用来分析与 理论相矛盾的语言现象。科学无国界。理论、方法是客观事物运转规律的主观反映，是从实 际现象的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假设，适用于特定领域的研究。如果由于语言的共性，某种理论 、方法适用于汉语或汉藏系语言的研究，我们自然可以用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的方法“ 拿来”应用，但是如果发现语言事实与理论、方法有矛盾，那就不能迁就流行的理论，而应 该根据语言事实提供的线索进行新的研究，从中总结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补正现行语言理论 之不足。声调起源问题的研究就碰到了这种艰难的课题，历史比较法仅仅是其中一个比较突 出 的问题。
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超越这种范围，它就会转向谬误。无论是哲学 上所说的真理，还是具体科学中的规律，概莫能外。就语言的规律而言，历史语言学中“语 音规律无例外”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两个口号的论辩史已为此作出了有说服 力的证明(Labov,W.,1981)。历史比较法只适用于有同源关系的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如何 确定同源？主要是根据语言间的成系统的语音对应规律。所以，简单地说，历史比较法只适 用于因同一祖语（或原始语）的不断分化而形成的不同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这里的要点一是 同源，二是分化，其标志就是成系统的语音对应。现在的各种迹象表明，不同语言的声调大 致都是独立产生的，因而有同源关系的语言，如汉语和藏语，声调上没有亲缘关系，而没有 同源关系的语言，如越南语和汉语，却有相同类型的声调。这已是人们公认的事实。即使是 同一语族的语言，其声调的关系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从藏缅语内部诸语言的比较中 发现，藏缅语不同语言间找不出调类关系，看不到声调上严格的对应关系。不仅不同语支间 的语言如此，甚至有的属于同一语支的语言在声调上也难理清严格的对应关系”（戴庆夏，1 991，4）。这些现象都说明，声调起源问题的研究已远远超出了历史比较法的适用范围，因 而这种方法无助于声调起源的研究。但是，可能是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长期滞后的原因，人 们似乎不敢怀疑历史比较法对声调起源研究的适用性，因而坚持用它来解决声调起源的问题 。瞿霭堂(1999，8)为历史比较研究制定了一个“标准流程”：先通过方言等材料的比较研 究构拟个体语言的原始状态，然后逐级上推，通过个体语言母语的比较构拟语支共同语，通 过语支共同语的比较构拟语族共同语，再比较语族共同语构拟语系共同语，而后将有关的语 言进行谱系分类，探索各级共同语的历史演变规律。仿此，瞿认为声调起源研究的标准流程 “应该是：首先，根据方言的历史比较，参考有关亲属语言和文献资料，构拟个体语言的原 始声调及其发展演变的情况。其次，根据亲属语言原始声调的比较，逐级构拟语支、语族、 语系的原始声调。通过比较确定声调起源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再次，在构拟各级原始声调的 基础上，探索声调发展演变的规律”。这段“遑论”脱胎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诞生于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的“普林斯顿假设”(Princetonhypothesis)。这一假设是由一批当时还很年 轻的语言学家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是：在汉语史的研究中严格采用历史比较法，从汉语方 言的差异出发，不管历史上的文字、文献资料，先比较每一方言的内部差异拟测出它的原始 方言，而后再以此为基础，比较各原始方言的差异进行原始汉语的拟测。我们不想全面评论 这种“假设”，只想就声调起源的问题谈一点看法，看看瞿以此假设为蓝本的“标准流程” 的成效如何。
罗杰瑞(Jerry Norman)是提出和实践普林斯顿假设的一位非常重要的成员，他不管汉语历 史上流传下来的如《切韵》之类的历史材料，完全根据流行于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法进行闽 方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拟测原始闽方言的音系。这相当于瞿所说的“近程构拟”。罗杰瑞比 较各地闽方言的差异，发现有一种声调现象无法用切韵音系来解释，因而认为闽方言除了平 上去入各分阴阳的8个声调之外还有一个第9调（如建阳的“瓶”读(vai[9])，认为它来自 原始闽方言第三套塞音、塞擦音声母的演变；这第三套声母就是同一发音部位的塞音、塞擦 音除了普通的送气和不送气两套音之外还有一套带前缀音的塞音和塞擦音。如以唇浊音为例 ，这三套塞音就是b、b[h]、-b（“-”表示那个消失了的前缀音），而这个-b因弱化为v而产生 第9调。与此相对应，清音系列也有p、p[h]、-p三套（请参看：罗杰瑞，1973，1986）。这就 是用历史比较法进行“近程”拟测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结论是经不起检验的，受到很多语 言学家的批评（平田昌司，1982；徐通锵，1991，146-149；王福堂，1999，84-92）。历史比 较法固然是语言史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科学的方法，但不可否认它带有一些先天性的弱点， 其中之一就是：如果没有相关资料的参证、控制，不同的学者就容易根据自己的理论思路得 出主观的、缺乏根据的结论。历史比较法最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大多都见于有古典文献资料可 资参证的语言研究中，如印欧系语言的罗曼语族，汉藏系语言的汉语族。难怪戴维·克里斯 特尔(1997，299)给历史比较法下了这样的定义：“通过对证实语音和现存文本的分析，推 导出一个代表现已不存在的、一个早期语言状态的假设的语音或形式系统。这种比较构拟过 程取决于是否存在完好的书面文献或几种已知有亲缘关系的语言。”这个定义比以往流行的 定义前进了一步，强调活语言的比较和书面文献资料的结合，其基本精神不同于普林斯顿假 设。这种强调不是多余的。张琨(1984，247)在批评罗杰瑞的原始闽方言的研究时指出：“ 罗杰瑞写了一篇原始闽语的韵母系统的文章，完全不管《切韵》，忽略闽语中的文白异读， 这是不对的。重建原始方言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汉语史，为了充分利用现代汉语方言的丰富材 料，同历史上留下来的可以参考的书面文献结合起来，使汉语史的研究建立在更扎实、更科 学的基础上。如果完全不管文献材料，完全不管《切韵》，那建立起来的各个原始方言如原 始北方话、原始吴语、原始闽语、原始粤语等等，相互之间可能风马牛不相及，那怎么能进 一步弄清汉语的历史发展呢？所以，完全抛开《切韵》，一定会把汉语的历史搞乱，甚至会 得出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历史上不同源的荒谬结论。”仅仅是“近程”的历史比较研究就已 经暴露出这些严重的缺陷，何况是由近及远的各级“远程”的比较呢！
这些批评的精神完全适用于瞿霭堂所说的声调起源研究的“标准流程”。第一，不同语言 的声调多是独立产生的，不是同一原始调的分化，因而即使在同一语支内部各语言间的声调 也没有对应关系（戴庆厦，1991）。这就是说，声调起源问题的研究缺乏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 客观根据，根本不存在“标准流程”式的声调起源、发展的过程；一定要用历史比较法对声 调进行逐级的拟测，那只能陷入主观的泥潭，无补于语言史的研究。退一步说，即使承认瞿 霭堂(1999，9)所说的声调起源的多元途径，“也有大量同源的声调系统，如壮侗语族语言 ，苗瑶语族语言，彝缅语支语言”，也没有办法、至少是很难对之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这 里提到的这些语族、语支内部的语言关系极为复杂，声调的形成问题都处于研究过程中，至 少是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无法印证瞿的论断。我们不妨以没有争论、而且是有史可查的 汉 语为例来说明瞿的“同源的声调系统”吧。谁都知道，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声调是同源的，来 自中古时期（姑且追溯到此，上古时期的声调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平上去入四个祖调或原始 调的分化与合流。假定我们自己挡住自己的眼睛，“不知道”《切韵》《广韵》之类的韵书 ，“不知道”中古的声调系统，也“不知道”平分阴阳、入派三声等的演变规律，需要用历 史比较法比较现代方言间的声调差异去拟测原始的声调，我真不知道有谁能根据吴方言的江 苏吴江话12个声调（赵元任，1928；叶祥苓，1983）、粤方言的9个声调、闽方言的8个或9 个（如采用罗杰瑞的假设）……晋南的3个声调拟测出平上去入的四个原始调系统？历史比较法 面 对分歧的语言现象，一般的处理原则都是从“分”不从“合”，需要为“分”的语言现象找 出原始语的“分”的痕迹，前述闽方言第9调以及与此相关的第三套塞音、塞擦音的拟测就 是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而进行的研究，其效果前已评述。从“分”，汉语的原始调至少得 有12个。所以，如果没有相关书面资料的指引和印证，仅仅使用历史比较法，我们是无法根 据 汉语方言的声调差异而拟测出平上去入的四调系统、清理出声调的分化合流的规律以及与此 相关的36个声母的声母系统的。布龙菲尔德(1933，393，401)早就说过，“比较法既不考虑 母语内部存在分歧，也不考虑亲属语言间发生共同的变化，所以只能带领我们走很有限的一 段路程”“比较法只在设想的母语内部一致的前提下才起作用，但是无法较量的形式明白告 诉我们这个前提是站不很稳的。比较法预想语支连续的明确分裂，但是反复无常的局部近似 明明告诉我们后起的变化散布开来，越过了早期变化遗留下来的同语线；邻近语言间的相似 也许由于中间地带方言的消失（波浪理论）；某些方面已经分化的几个语言也会产生相似的变 化”。人们忘记了布龙菲尔德的忠告，试图将历史比较法应用于音系演变的全过程，这是不 会得到预期的结果的，自然也无法揭示汉语声调演变的规律。鉴于此，想用历史比较法拟测 苗瑶、壮侗、缅彝诸语族的声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那最多也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主观空 想，对声调演变的研究不会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第二，声调是音系中声、韵母演变的派生 物（音首说就是声母演变的转化，韵尾说就是韵尾辅音演变的转化，等等），因而其本身是无 法进行历史比较的，能比较的只能是声调产生、演变的条件，无法根据“标准流程”由个体 语言的声调逐级上推、构拟语系的原始声调。龚群虎(1999，12-14)认为“历史比较法是声 调起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并以藏语拉萨方言的浊音清化为例，反问“单靠拉萨话何以 得知它浊音清化了”？这个反问虽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问”的是声调产生的条件），但混 淆了不同的研究范围和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历史比较法只适用于相互有同源关系的方言或亲 属语言的研究，拉萨话和其他藏语方言的比较是在确知有同源关系的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 研究，自然可以借助历史比较法去印证浊音清化之类的演变；即使如此，它也“只能带领我 们走很有限的一段路程”。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无同源关系而有相同类型的声调：藏语和 汉语有亲属关系，但它们的声调是各自独立产生的，相互间没有同源关系，因而没有进行历 史比较的条件；它们所以能产生相同类型的声调，如果用亲属语言因受同一底层结构原理的 支配而产生的平行变化（萨丕尔，1921，154-172）来解释，那么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南亚语 系，如越南语、佤语、布朗语等孟-高棉语族的语言，它们和汉语、藏语都没有亲属关系， 但却产生了和汉语、藏语同类型的声调，说明非亲属语言之间也出现了平行的变化。这些现 象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能用历史比较法去研究声调的起源和它的历史演变，而需要我们跨 越语系、语族的界限去探索声调起源的条件和原理。
三 音理释古与声调起源研究的方法论
“以今证古”的语言史研究方法，除了历史比较法之外重要的还有内部拟测法。内部拟测 法是“通过分析其（指语言）当代状态的规律和不规律之处，推导出可能反映早期状态的底层 形 式”（戴维·克里斯特尔，1997）。有形态变化的语言，其内部拟测法的运用特别注意从不规 则的形态交替中推导出规则的历史音变规律（请参看Bynon，1979，90）。汉语上古音的研究 ，高本汉等也曾利用过切韵音系的结构空格、不规则的分布等进行古音的构拟。这种方法是 不是适用于声调起源的研究？这需要具体分析。不同语言的声调既然多是独立产生的，内部 拟测法的“内”自然是适用的，如汉语方言的声调就是根据该方言内部语言事实的对比“比 ”出来的；但是另一方面，汉藏、南亚等不同语系的语言却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声调系统，因 而又不能局限于“内”，而需要求取其间“同”的原因。这就需要寻找语言的“内”与语言 间的“同”的结合点，以此为基础去研究声调的起源。我们从语音变异和音系结构的关系的 研究中发现：结构的不平衡产生变异，而变异的范围和方向则受音系结构格局的控制，因而 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的对立统一的矛盾 ；结构格局的稳固性决定了古今音变机理的共同性或相似性，而变异则在格局所许可的范围 内改进音系的结构，例如汉语的方言尽管分歧很大，但没有脱离单音节的音义关联的基础（ 徐通锵，1989，1990）。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循音理，溯音变，释古音，用今天现实语言 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这条原则不妨称之为“音理释古”。我们曾 用这种方法，根据现代汉语方言-i-介音对声母演变的影响而总结出来的音变机理去考察汉 语史上声母系统的四大分化（轻唇和重唇的分化、舌头和舌上的分化、齿头和正齿的分化、 舌根和舌面的分化），根据现实方言的叠置式音变原理对阴阳对转的规律作出新的解释（徐通 锵，1994，1996），都说明这种方法是有较强的解释力的，是语言史研究中一种富有成效的 方法。我们或许可以把它视之为内部拟测法的改进。这种理论和方法着眼于音理，可以成为 语言的“内”与语言间的“同”相结合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寻找不同语言何以能独立地产 生彼此相同或相似的音变规律的音变机理，以便循此进行语言史的研究。如果认为它超出了 一个语言的“内”，不宜名之为内部拟测法或改进型的内部拟测法，那就不妨将“音理释古 ”看成为一种独立的以今证古的方法。我想，叫什么名称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它的解释力。 如上所述，不同的语言，不管相互间有无亲属关系，可以产生相同类型的声调，这就暗示不 同语言之间肯定隐含有相同的结构原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其间存在着共性。这种 共性应该成为音理释古的一种理论基础。不同语言的声调起源在类型上表现出来的共同性就 是这种共性结构原理和音变机理起作用的结果。
汉藏系语言，越南语等孟-高棉系语言，它们与声调起源有关的共性结构原理，拙文《起源 》认为有两条：一是单音节，二是音节结构比较简单，每一位置只能出现一个“1”（一个音 位或音素），可用o(m)n(c)这一公式来描写（o：音首或声母；m：韵头或介音；n：韵核或韵 腹 ；c：韵尾）。具有这样的共同结构原理，声母位置上辅音的变化（复辅音的简化，浊音清化 等）就有可能会产生声调，以补偿因语音变化而消失的区别性手段。我们建议用音节结构的 “响度说”来分析声母的语音变化与声调起源的关系，使之成为观察声调起源的视角。“单 音节”是产生声调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而第二条的 结构原理“1”有严重的分歧。瞿霭堂(1999)认为汉藏语系中有声调的语言不少有复辅音， 不是一个“1”，而且不少复辅音的音素排列顺序与响度说矛盾；音素语音特征的转化不是 响度的问题，而是紧张度的问题。不错，瞿所说的这些现象是存在的，如何解释和处理这些 现象，这就涉及到语言研究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规律与例外的关系，是用例外考验规 律，还是不加分析地用例外来否定规律？语言的规律是根据部分语言现象的研究而总结出来 的，肯定有一部分难以用它来解释，人们将它称之为“例外”。这种例外的研究很重要，因 为它能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涉及到所总结出来的规律能否成立的问题：如能得到合理的解 释，规律经受住了考验，就可以广泛地用于语言现象的研究，例如格里姆定律及其三组例外 的解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名例证；如果与规律矛盾的现象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那就需要 对所总结的规律作出适当的调整。简单地用例外来否定规律，这无助于语言的深入研究。瞿 所说的复辅音，有些音（如苗语的nt、
、q等），严格地说，不能叫复辅音 ，而应该叫鼻塞音，其性质相当于ts、ts[h]之类的塞擦音；汉语山西方言也有类似的音素， 如mb-、nd-、g-、nz-等，由于两个音素“拧”在一起，同时发音，形成一个统一的成阻 、持阻、除阻的过程，因而无法称其为复辅音，它们仍旧是一个“1”。至于那些不是真正 的“1”的音素序列，那就要看它们是不是仍受“1”的支配而发生运转和演变。古汉语的复 辅音、联绵字以及现在鄂东南方言、闽方言的音节都有非“1”的音素，但都受“1”的支配 而进行运转和演变（徐通锵，1997，128-134）；瞿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复辅音，情况与汉 语类似，受“1”的控制而向“1”的方向演变。这只要考察一下少数民族语言复辅音的演变 方向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瞿所说的复辅音仍旧需要而且应该纳入这种音变的原理 中去考察，看看这种复辅音的“复”如何受响度说的支配而产生变化、逐步过渡到“1”， 并引发声调的产生。从汉藏系语言的复辅音与有无声调的相互关系来看，声母位置上音素的 “复”(2，3……)过渡到单辅音的“1”，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间存在一些过渡的 痕迹，即有声调的语言还保留一些复辅音，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奇怪的，重要的是需要从历史 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这种复辅音的演变去向与声调起源的关系。如果把中世纪藏语的文献看 成为有复辅音而无声调的典型，即音节的各个位置的音素不是一个“1”，那么汉语音节结 构的各个位置就是典型的以“1”为特征并产生声调的语言。这可以看成为单音节语的两个 极端的典型。把握住这样的两端，就容易把握其间的一些过渡现象。《起源》以藏语拉萨方 言为例所讨论的声调起源、发展的情况就是处于这两端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状态。所以，在我 们看来，这种过渡性状态的复辅音仍旧处于响度说规则的控制范围内，将向“1”的方向演 进，汉语只是比其他单音节的语言早实现了这一目标而已。瞿文对响度说有异议，倾向于用 紧张度来解释。响度说是一种新的音节结构的理论学说，诞生于美国。这种新学说的“新” 主要是观察角度的“新”，而从音节理论的实质来说，它比原来的音节理论的紧张说并没有 多少实质性的进展。紧张说认为，每发一个音节，发音器官的肌肉就有一次紧张，先增强， 后减弱；音节中紧张的最高点叫做音峰，那是音节的中心，紧张逐渐减弱的最低点叫做音谷 ，那就是跟下一个音节的分界处。这早已是语言学界的一种共识，即使是“语言学概论”之 类的著作，也都是这样介绍的（高名凯、石安石，1963；叶蜚声、徐通锵，1981）。这就是说 ，音 峰前的音素紧张逐次增强，而音峰后的音素紧张逐次减弱，所以紧张说的基本意思与响度说 完全一致，区别主要是观察角度的差异，前者着眼于生理，后者着眼于物理；另一点区别就 是紧张说没有把音峰前后的“先增强，后减弱”的分析具体化，其理论形态不够完善。因此 ，我们用响度说来解释声调起源的假设同样适用于紧张说：元音是音节的核心，“心”前的 音素由于响度渐次增强，因而它的标记性语音特征的变化会引发音核元音高低强弱的演变， 导致声调的产生；“心”后的音素由于响度是渐次减弱的，它的变化或消失只会影响音核元 音的长短或松紧，难以对高低强弱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与区别性声调的起源没有直接的关 系。这段话中的“响度”如换之以“紧张”，“核心”“心”换之以“音峰”，同样是成立 的。用紧张说来反对响度说，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音节的结构，有声母、韵头、韵腹和韵尾，为什么我们的响度说只钟情于声母？这是由语言 事实迫使我们走上这一条道路的。声调起源于韵尾说不可信，我们已经根据语言材料提供的 线索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韵腹由元音承担，声调起源于韵腹元音的语音特征的转化，其中最 有影响的理论就是松紧说和长短说。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已清楚地呈现出元音的松紧与声 调的起源无关。盖兴之(1994，50，53)比较研究了藏缅语族松紧元音分布的状况及其消长的 过程，提供了两条重要的根据。第一，元音有松紧对立的语言，不管是保存松紧元音较古状 态的缅语、载瓦语，还是处于基本消失状态、元音不分松紧的初期阶段的纳西语，都已有完 整的声调系统，因而无法支持声调起源于元音的松紧说。李永燧(1996，3)说得更简洁，指 出“藏缅语声调的产生先于松紧元音对立的出现，因此藏缅语的声调不可能来自元音的松紧 ”。第二，盖兴之发现，“松紧元音与塞音韵尾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消长关系，各有自己的 演变规律”，这也就给元音松紧导源于舒促韵的转化提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否定性根据。这样 ，我们自然把目光转向音节首声母位置上的辅音去考察它的变化与声调起源的关系。藏语的 浊音清化导致高、低二调的产生，《起源》已经讨论，没有必要重复。这里想再举一个南亚 语系孟-高棉语族的语言的例子。格木语属格木语支，与佤语、布朗语、德昂语、莽语等都 有亲属关系。老挝格木语分南、北两大方言，南部方言的塞音有清浊的对立，没有声调，而 北部方言没有清浊的对立，但有高、低两个声调。“我国格木语曼买话以清音（包括清化音） 为辅音的长短元音音节，与老挝北部方言的高调长短元音音节相对应；曼买话以浊音为首辅 音的长短元音音节则与北部方言低调长短元音音节相对应”“长短与声调是平行发展的”； 佤语元音有松紧的对立，越南孟-高棉语族巴那语支的一些语言也有元音松紧的对立，“老 挝北部的拉密特(Lamet)，元音既有长短的区分，也有松紧对立的特点。拉密特语辅音演变 合并的方式与北部方言相同，但它在演变过程中用来补偿辨义作用的不是声调，而是松紧。 原清首辅音音节产生紧元音，原浊首辅音音节产生松元音”（请参看颜其香、周植志，1993） 。这些现象清楚地说明了声调的起源既与元音的长短无关，也与元音的松紧无关；松紧与声 调是由同一种原因而引发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变化，它们之间呈现出来的语音对应相互间没有 因果关系，无法用来说明声调的起源。以上这些现象给语言理论研究提出了很多重要而又似 乎是矛盾的线索，这就是：
一、相同的原因（相同的音变机理）产生相同的变化，使不同语言的演变呈现出相同的演变 规律。藏语和格木语属不同的语系，但都由于音节声母位置上辅音的浊音清化而产生相同类 型的声调：高调和低调。
二、相同的原因产生不同的变化，使不同语言、甚至是同一语言的演变呈现出不同的演变 方向和规律。同样是浊音清化，藏语、老挝格木语的北部方言产生高、低两个声调，而佤语 、拉密特语等则产生元音的松紧。戴庆厦(1991，15)广泛地考察了藏缅语因浊音清化而产生 的不同变化，归纳出几种不同的途径：1.转化为不同声调的对立，如藏语；2.转化为元音松 紧的对立，即清声母使元音变紧，浊声母使元音变松，如景颇语、载瓦语；3.转化为送气不 送气的对立，即清声母转化为送气，浊声母转化为不送气，如哈尼语的豪尼话。相同的音变 机理产生不同变化的原因，是初期的语言变异因偶然性因素的作用而使不同方言、语言向着 不同方向演变造成的（徐通锵，1990）。这种现象表面上看起来与上述的“一”矛盾，但矛盾 中隐含着统一。由相同原因而产生的不同变化，由于它们“本是同根生”，其间就必然存在 着“同根”的痕迹，这就是相互间有严格的语音对应关系，可以通过对应去探索相同或相似 的音变机理。这里，类型学的特征和发生学的特征有可能相互交织在一起，给历史比较研究 带来一些新的困难。但这种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就是在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中一定要有足够 的同源字的“量”的支持，以排除由类型的共同结构原理而出现的“对应”。
藏语和老挝格木语北部方言的声调是由浊音清化引起的，给声调起源于声母位置上辅音语 音特征的转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但是，语言中仍有不少与此相矛盾的现象，例如汉语 在浊音清化前就已经产生了完整的声调系统，其他的单音节语也有与此类似的现象。这说明 ，声调起源的原因，除了浊音清化以外，还应有其他的原因，而这些原因根据音节结构响度 说或紧张说的假设，仍不会离开声母的位置。汉藏系语言声母位置上的复辅音，后来大多向 单化的方向发展，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向“1”的方向演进。根据孙宏开(1999，8)的研究 ，汉藏系语言声母位置上复辅音的结构是：“前置辅音1+前置辅音2+基本辅音+后置辅音” ； 东亚其他语系单音节语的初始时期声母辅音的结构与此类似。我们在《起源》一文中也曾根 据汉藏系语言提供的线索，把音节结构拟测为：P·O·M·N·C·S(P：前缀辅音；S：韵尾 后缀音。O、M、N、C的含义同前）。声调的起源与这种类型的声母复辅音的简化直接相联系 ，基本的机制是从前到后：在复辅音没有简化前，大致是前置辅音或前缀音的消失或它的区 别性语音特征的转移导致声调的产生，基本的原则是头一个辅音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老挝格 木语为此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根据：“复辅音pl-、tl-、kl-、kr-等的音节，其声调高低取 决于辅音丛的第1个辅音；如系双音节的词素，第1音节是以首辅音和非音位元音（）组成的 ，一般可以不表示声调，即使标调子，其声调高低也都要以词首辅音的清浊来决定，方式和 单音节词的相同”“（拉密特语）辅音丛作音节首辅音，或加前缀的双音节词中的词根音节的 首辅音的演变引起了松紧元音的出现，这一演变规律也跟北部方言产生高低调的方式相同” （ 颜其香、周植志，1993，108，110）。这说明，复辅音对声调起源可能产生的影响仍旧是第 一个辅音的清浊：它或者直接影响声调的起源（如复辅音还没有完全演化为“1”），或者对 它的后续辅音产生影响，进而促使声调的产生。像藏语、格木语因浊音清化而产生高、低两 个声调的情况只是这种“其声调高低取决于辅音丛的第1个辅音”的一种特殊的情况而已。 我们在《起源》一文中也是根据这样的原理来解释汉语声调的起源的：根据音节结构的前后 对称性原则，韵母的结构既然是“韵腹+韵尾”，因而推断汉语声母的结构应该是“声首+声 腹”。瞿霭堂(1999，9)认为这种“声首+声腹”的复辅音的拟测本身就是历史比较的结果。 否！我们这里既没有求助于语音对应，也没有求助于同源关系，何来历史比较？我们这里采用 的原则就是前述的音理释古，或者说是改进型的内部拟测。我想，根据现在所了解的语言现 象提供的线索，这种途径应该是声调起源研究中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四 声调起源问题的讨论和音系理论的研究
这次声调起源问题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涉及到一系列音系理论问题的研究。理论 是根据具体语言现象的研究而提炼出来的假设。不同语言现象的研究自然会提出不同的理论 假设。基姆(Kim，1982)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有人要对语言学史作一概括的话，可以 说，是印欧语系产生了欧洲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北美洲的美洲印第安语是养育廿世 纪上半叶的描写语言学的沃土。在六十年代，主要是非洲语言提供了生成音位学的研究素材 。叫人饶有兴味的事是，中东的闪含系语言成了非线性音位学早期研究者（如Prince McCart hy，Selkirt等）主要材料来源。无疑，这样的概括有点太笼统了。但无论如何，它会诱人思 索，随着将来对亚洲系语言（阿尔泰语系、德拉维达语系、汉藏语系等）的深入研究，将会产 生一种什么样的新理论”（据陆致极，1985）。这个概括很有意思，虽然很简单，但抓住了语 言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我们这次声调问题的讨论就处于这种“诱人思索”的状态，要求我 们根据汉语和汉藏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等“亚洲系语言”的结构特点的研究提炼出新 的理论和方法。这自然是艰巨的任务，不是一、两个人所能胜任的，而且提炼出来的理论和 方法也不一定就是语言结构规律的正确总结。但是，我们应该有这种创新的意识，从语言事 实和现行语言理论的矛盾处入手去探索新的研究途径。本人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顾 流行的声调起源于韵尾消失说的权威理论，而提出“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和声调起源”的问 题，就是由于我所了解的语言事实与现行的语言理论有矛盾，因而想根据语言事实所提供的 线索去探索声调起源的途径，以引起“诱人思索”的研究。
不管对声调起源问题持什么样的观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声调的产生是单音节性 语言因语音变化而产生的补偿性产物，因此研究声调的起源实质上就是研究音系的结构及其 演变的规律，需要拟测古时的音系结构；而这种拟测还需要顾及整个语言系统的结构。牵一 发动全身，声调起源问题取什么样的观点必将涉及音系理论的研究方向。持韵尾说，我们研 究的精力就需要集中于韵尾，拟测复辅音性的韵尾系统；如持声母语音特征的转化说，研究 的重点就应该集中于声母的结构，拟测复辅音性的声母系统以及它的演变规律。根据亚洲单 音节性语言的音系结构和我们前面的研究，后一种思路理应成为今后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途 径，从声母的语音变化去考察声调的起源；而就汉语来说，还应该联系“自动-使动”对立 系统的消失、同一个结构单位的声调分化（陈-阵、舍-捨、间-间、散-散、扇-扇……新产 生的是去声调，有些后来还在字形上作了区分）等现象去研究声母位置上的复辅音的简化。 由于不同语言的声调基本上是受相同的音变原理的支配而独立产生的，因而历史比较法用不 上，比较可行的方法是音理释古。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单音节性语言结构的历史演变的研究。 它既可用于某一个语言的历史研究，也可以用于跨语言、跨语系的语言研究，以探索由共同 音变机理支配的单音节语的某些共同音变规律。
前面讨论历史比较法的时候说过，如不与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它的运用有可能会 失去控制，不同的人对相同语言材料的处理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这一点上，音理 释古的方法与历史比较法类似，需要有相关资料的参证，不然它也会“跑野马”。可以引为 参证的资料主要有两项，一是同结构类型的普遍特征(universals)，人们可以从中悟察共同 的结构原理，二是相关的历史资料。关于普遍特征的问题，雅科布逊(1957，10)根据类型学 的研究成果指出：“某一语言的构拟状态如果和类型学发现的通则发生冲突，那么，这种构 拟是值得怀疑的。”这一点对声调起源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前面关于声调起源的结 论已考虑到这一研究的成果。虽然这种类型学的研究成果是根据归纳法归纳出来的，而归纳 法有可能被不断发现的新的语言事实所否定，但在以音理为基础的音理释古的研究中，它仍 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参证资料。至于历史资料，不是每一种语言都有的，但只要有这方面的资 料，不管它是完整的还是残缺的，都应该设法利用，以协助控制音理释古的范围和方向。这 也就是要求将“音理释古”这种以今证古的方法与可能采用的文字、文献材料相结合，以求 取研究的最佳效果。汉语是有丰富历史资料的语言，汉字谐声系列的资料虽然已得到相当广 泛的运用，但用于声母位置上的复辅音的研究尚处于草创阶段。音理释古的方法如能与这一 部分宝贵的谐声资料相结合，定能为处于声首位置上的复辅音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起源》一文曾引用张琨(1984，244)的一段话，认为“谐声字最有希望的、能做得出一点东 西的就是复辅音……”。这一论断是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的。汉语声调起源的研究还有待于 这一部分历史资料的开发以及它和音变机理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