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张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之洞论文,张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曾说过：“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1〕张之洞与张謇同为中国兴办近代企业的先进，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两人有不算平泛的交往，政治观点却有同有异，办厂的方针方法更有较大差别。对两人作一点对比研究，可加深我们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了解。
一
还在张謇以秀才身份随吴长庆赴朝平息“壬午事变”时（1882年），张之洞便因张謇所写《朝鲜善后六策》等文章而注意到他了。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一向关注时政，对李鸿章办理对外交际颇为不满，故对张謇主张对日应持较强硬态度不会不重视。1884年，吴长庆病逝，张謇在庆军中已无所作为，刚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遂2次托人邀张謇入幕，张謇因决定来年赴顺天乡试而婉辞〔2〕。这就是张謇后来回忆的“山西之辟，粤东之招”〔3〕的由来。
张之洞与张謇的正式结识则在十年之后的1895年。张謇前一年已中状元，正式参与翁同和为首的帝党行列，甲午战争爆发时，以主战著称，曾单衔上书参劾李鸿章，声名大震，但因父丧回籍，守制在通州老家。这时的张之洞在两湖任上已兴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成为洋务健将。1895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命率兵驻守山海关，遗职命张之洞暂署，为防止日军侵扰，朝廷命沿海各省兴办团练，张之洞想起了张謇，命他“总办通海团练”。《马关条约》签订，各地团练解散，为办理善后，张謇特去南京，两人终于见了面。
张之洞对张謇备极尊重。据《张謇日记》和张謇《自订年谱》载，这一年六月至七月，两人会面三次，每次均作长谈。七月，张謇回通州，仍书信不断，所谈均是“商务，”〔4〕，此外，张謇为张之洞写了《条陈立国自强疏》〔5〕。
从《条陈謇立国自强疏》中，不难发见两人旨趣的相同。
第一，对《马关条约》造成的危害都有较清醒的认识。其一，赔款巨大，必然加重人民负担，“必由民贫而生内乱”。其二，“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蕃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授例尽沾”，必然造成“民怨而开外衅”。结论是，内乱外患加重，中国被“逐渐吞噬，计日可待。”这就是张之洞为什么要将湖北洋务搬到江南，命张謇办厂的原因，也是张謇愿意领命的原因。
第二，《疏》文中，练陆军、治海军、设枪炮厂三点建议显系张之洞的主意。因为“练陆军”明确指出应在江南练万人，向德国聘洋将，“悉照西法操练”，这便是年底江南自强军成立的张本；设枪炮厂更详述各省设厂意义，并以湖北为例，缕缕细说应造何枪、何炮，何种最优。倘无湖北经验，岂能谈得如此透彻？张謇并无这方面的知识，显系同意张之洞的意见。张謇后来主张“棉铁主义”，也很难说与此无关。
第三，讲求商务、工务、办铁路，两人意见一致。《疏》文对清政府历来“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的批评；设立商务局、工政局的建议；“集钜资多股设一大公司者”应予奖励方案的提出；上海至南京、杭州铁路计划的陈述及“富国之本在工”这一思想的完整提出，既包含了张之洞多年从事洋务的经验总结，又体现了张謇的观察与体认。
第四，在广开学堂和派游历人员上，两人认识也是一致的。《疏》文广泛涉及开办学堂和派游历人员的指导思想（“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所短”）以及具体办法。其中不少为张之洞早就申明过的和已在湖北、江苏实践过的；从张謇毕生重视办学活动看，在他执笔写文章时，也是完全同意张之洞的意见的。
众所周知，清代督抚大员请人代拟奏稿，必定亲授内容，密切磋商，字斟句酌后才发出。张謇集子中所载稿本与张之洞集子中正式发出的奏稿，两相比勘，鲜少更动，这篇奏稿既是两人合作的产物，又是两人的一次“心迹交流”。张之洞办工厂、建学校、派遣游历人员及练兵、建兵工厂等方面的主张和经验必定给张謇很大启发。有张謇的研究者认为，《条陈立国自强疏》是张謇实业救国思想形成的标志〔7〕。这一意见如成立，那么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显然与张之洞的启示有关。
张之洞不仅以自己的实践和思想启发了张謇走上实业救国之路，而且在具体行动上，将张謇推上了兴办实业的舞台。
这年七月，张之洞在江苏筹办商务局，先定三地：上海、南京、苏州，年底扩大到通州。张之洞认为：“通州海门为产棉最盛之区，西人考查植物，推为中国之冠，各处纱厂无不资之……近日洋纱内灌，通海乡人利其匀细，转相购买，参织土布，每年消耗四十余万金，若不亟就该处兴办纱厂，则民间此项漏卮无从而塞。”张之洞还认为张謇是办厂最恰当人选：“查通州在籍绅士前翰林院修撰张謇向来讲求时务，情形较熟，当经函商，力筹护持小民生计，杜塞外洋漏卮之策，属其邀集绅商，剀切劝导，厚集股本，就地设立纱丝厂，以副朝廷自保利权之至计。”〔8〕对此，张謇是这样讲的：“先是南皮以中日马关约，有许日人内地设工厂语，谋自设厂，江南北苏州、通州各一，苏任陆凤石润痒，通任余，各设公司，集资提倡，此殆南皮于学会，求实地进行之法。”〔9〕张謇就是按张之洞意见，“实地进行”，从开办大生纱厂入手，一步步走下去，终成中国近代实业又一开拓者。
张謇对张之洞的政治活动也多有支持。1895年10月，张之洞亲信梁鼎芬发来电报，声言将在上海开强学会，指名“南皮主之”，要张謇列名为发起人，张謇欣然同意〔10〕。上海强学会是由维新派人士（康有为等）、洋务派幕僚（梁鼎芬、汪康年）和部分帝党官员组成。三派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张謇的参与，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帝党立场。
张謇与张之洞也有意见不尽一致之时。如，通州、海门一带花布商多年被地方官层层剥削，张謇比较知情，力倡由花布商议定捐税数目，每年递解，这样“国家无须（ke)剥小民而坐增二三十万之款”，商民也可减少盘剥之苦。但各级官吏因其减少了中饱机会，纷纷横加阻挠。1896年张謇亲赴南京与藩司等官员“辩论二十日。”〔11〕在这件事上，张謇认为张之洞“不自咎其迟回不决之误，且以为绅商之不力”，“通海一时包捐之不成，其根仍在南皮。”〔12〕“包捐”一事上的分歧，根源在两人地位不同，张謇出身农家又是在籍绅士，关切与他地位相近的地方绅商利益，而张之洞是总督，自然偏向各级司官。
二
张之洞离开南京返任两湖后，张謇与张之洞在办厂问题上虽保持联系，其他方面则较少接触。但从张謇的《日记》、《年谱》中仍可看到张謇对张之洞政治态度的评价。
（一）戊戌变法失败，慈禧等顽固派将不利于光绪。对此、张謇说服两江总督刘坤一出面保护光绪，并代刘写了《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刘在疏文中加上了“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张謇读后极感钦佩，认为是“此南皮所不能言”〔13〕。
（二）这一年九月，张之洞上《劝学篇》、张謇在《年谱》上却写有这样一段活：“闻南皮奏上《劝学篇》，意持新旧之平、而何启讦其骑墙，徐桐咎其助新，人尽危矣。〔14〕”尽管反映的是人人自危的气氛，但对张之洞上《劝学篇》，又故作不偏不倚之态是有微言的。
（三）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发生的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东南互保”运动，张謇是暗中牵线人之一。张謇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刘坤一，但对张之洞的响应还是满意的。不久听说张之洞在湖北破获唐才常的自立军，即带信给张之洞，要张之洞效法光武帝刘秀和魏武帝曹操在“军中焚书安反侧”，不要扩大范围，按册追捕〔15〕。但张之洞为表明与维新派没有牵连，竟大肆搜捕，对此，张謇很不满。
从以上张謇对张之洞有褒有贬的评议，反映出两人政治分岐的扩大，张謇是由帝党官员通过兴办实业而成为东南资产阶级上层代表的，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维新派共同点要多一些；张之洞则不同、他是个老练的洋务官员、早期支持维新不过意在控制，形势一变，他就急不可待地向慈禧效忠了。不过两人在维护清政府统治上是一致的，“东南互保”的共同参与就说明了这一问题。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决定推行新政，1901年将发上谕，向各地督抚征求意见。各地督抚中，清政府最重视刘坤一和张之洞，为此刘坤一特请张謇、沈曾植、汤寿潜就“变通政治”事宜，“各为条议”，寄给张之洞供参考〔16〕。张謇应命写成了《变法平议》，张之洞则“断以已意”写成三个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17〕。今将两人所拟奏折所列举的条目制成对应表，以见异同。
张之洞三折 张謇《变法平议》
崇节俭(整顿中法一)无
破常格(整顿中法二)无
无 置议政院(吏部之事)
无 设课吏馆(吏部之事)
无 改外部(吏部之事)
无 分职以专职(吏部之事)
无 省官以益官(吏部之事)
无 设府县议会(吏部之事)
停捐纳(整顿中法三) 停捐纳(吏部之事)
去书吏(整顿中法五) 长官任辟僚属，胥吏必用士人(吏部之事)
无 征地丁图籍(户部之事)
无 颁权度法式(户部之事)
用银元(采用西法七) 行金镑改钱法(户部之事)
无 立银行用钞票(户部之事)
无 行预计(户部之事)
无 订税目(户部之事)
无 改盐法(户部之事)
无 定折漕(户部之事)
行印花税(采用西法八)
行印税而改厘金(户部之事)
修农政(采用西法四) 集公司页兴农业(户部之事)
裁屯卫(整顿中法十) 清屯卫田(户部之事)
筹八旗生计(整顿中法九) 无
无 收僧道税(户部之事)
设文开学堂(兴学育才办法一) 普兴学校(礼部之事)
改选法(整顿中法八)，酌改文
科停罢武科(兴学育才办法二、三) 酌变科举(礼部之事)
无 学堂先学图画(礼部之事)
多译东西各国书(采用西法十一)
译书分省设局(礼部之事)
无 权设文部总截(礼部之事)
奖励游学(兴学育才办法四)
明定学生出身(礼部之事)
广派游历(采用两法一)
脚汕坠笥卫*(礼部之事)
简文法(整顿中法十二)
省官府仪卫(礼部之事)
去差役(整顿中法六) 抽制兵衙役练警察部队(兵部之事)
裁绿营(整顿中法十一)
为武科将领设武备外院(兵部之事)
练外国操(采用西法二)
别立毕业生练营(兵部之事)
广军费(采用西法三) 无
无 划一制造厂枪炮(兵部之事)
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
(采用西法六)
增现行章程(刑部之事)
恤刑狱(整顿中法七) 增轻罪条目、清监狱(刑部之事)
无 行讼税(刑部之事)
劝工艺(采用西法五) 开工艺院兼博览所、行补助法广
助力机、劝集矿路公司(工部之事)
无 讲求河防新法(工部之事)
推行邮政(采用西法九)无
官收洋药(采用西法十)无
由上可知，张之洞兴学育才、整顿中法、采用西法三折共27条，其中数条因内容相近合并计25条。这25条，张謇的《变法平议》大多有相近的对应，无对应的只有6条。6条中整顿中法3条，其中崇节俭、破常格系老生常谈，只有筹八旗生计较重要；所缺西法3条中，广军费、推行邮政较重要，官收洋药不足道。因此张謇真正缺少的应是3条。反观张謇所列条文，张之洞三折无对应的竟有19条之多，其中重要的有：中央置议政院、改设外部、府县设议会、银行用钞票、国家应作预计（预算）、改税目、行盐法、定折漕等有关国家政治经济大事。显而易见，就内容言，张謇的《变法平汉》要比张之洞三折丰富得多。
张謇《变法平议》最突出之处是中央设议政院、府县设议院的建议。张謇反复强调这是变法的第一要事，并置之全文之首。就张謇本意言，议政院并不同于西方国家议会，议员不由民选而由大臣自辟；权能也只限于提出章程分付行政、司法官员“次第举行”，也无监督权，充其量是个咨询机构。府县议会权力较大，有权决定地方税收及财政预算，但人数又只限于5人（含议长）。尽管有此缺点，但张謇的思路毕竟向资产阶级议会制前进了一大步，反观张之洞的奏折，对此只字不提，可见其思想已落在了张謇后面。
两人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也有差别。虽然两人都力求“新旧相参为用”，但张之洞主张“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西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18〕一付“中体西用”的腔调溢于言表。张謇除讲参用新旧外，强调的是“必先更新而后旧可先涤者”，表现了敢于先标新而后除旧的勇气，张之洞则主张“欲行新法必先除旧弊”，显得持重有余而进取不足。
张謇《变法平议》对张之洞所写三奏折的具体影响已不清楚。但从居于篇首的“设议政院”未被采纳看，张之洞并不赞成张謇的意见，刘坤一的态度也与张之洞一致。后来刘、张两人会奏，用的就是张之洞的本子，从而被称为“江楚会奏三折”，成为清末新政的基础。
1903年日俄战争爆发和日胜俄败的结局，以“日因行宪法而获胜，俄因行专制而失败”的生动例子，使中国政局震动，使中国人感悟，立宪运动迅速展开。1904年4月，张之洞为江南制造局迁新址而到南京，在与两江总督魏光焘会商时特约张謇参加，专谈立宪。受张、魏之托，张謇与蒯光典共同起草奏稿，“经七易，磨勘经四五人”。在接触中，张謇看到张之洞“语婉甚而气亦怯，不逮林也。”〔19〕林指的是贵州巡抚林绍年，此语明指张之洞不敢理直气壮地谈立宪，连林绍年也比不上。特别是张之洞还要张謇去探明袁世凯的态度，更暴露了张之洞老于世故、“气怯”的一面。这年6月，张謇更得到一个消息：“南皮创为有限制宪法之说，民间有义务无权利”，张謇很不以为然，“此老发端既不勇，而以大学章程例之，正恐学术杀人之事不免。”〔20〕明确批评张之洞在迫不得已情况下谈立宪，象制定大学章程一样，用限制学生的办法限制人民，手段是“学术杀人”。
国内立宪运动走向高潮，张謇已成为国内立宪派代表人物，这时日本留学生中革命风潮迭起波及国内。如果说张之洞在立宪问题上态度暖味，那么在对待革命上却立场鲜明：1903年《苏报》案发生，他力主“引渡”章太炎、邹容并加严处；1906年他派兵镇压萍浏澧起义；1907年又镇压安庆起义，在革命人民眼中，张之洞已是出卖民族的“汉奸”。张謇虽不赞成革命，但态度却温和得多，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则纷纷回国，他与上海绅商筹划接待安排，对张之洞用暴力镇压学生更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高压政策足以驱使学生走向革命。
三
如果说在诸多国内大政方针上，张之洞与张謇的起点有相当大的一致，随着时间推移，差距日益增大，那么在实业的兴办上也出现了类似悄况。
张之洞是张謇走上实业救国道路的领路人，是张之洞曾为张謇提供了办厂机遇，在办厂过程中，又是张之洞将其拟在湖北建官纱局南厂的机器作价，为张謇初步解决了设备和资金来源。1897年，张謇率大生厂主要干部亲赴武昌，考察湖北新政，其中便包括张之洞兴办的新式工业，张謇对张之洞兴办实业的气魄极为倾倒：“于此见西人艺学之精，南皮要是可人。”〔21〕大生厂最初办厂方针及管理方法受张之洞所办洋务企业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
大生纱厂办厂过程也可看出两者之间的某种延续关系：最初张謇受命办厂也是“官招商办”，这与张之洞官督商办企业用的是相同口号。后因商股招集困难，“改议通纱厂官商合资，官以久阁沪上之机估值五十万两为本，商集五十万两合之”〔22〕，但商股投资仍不踊跃，还是得到张之洞、刘坤一首肯，才将“官机”对半平分，由盛宣怀、张謇“合领分办”，张謇得少募集二十五万两商股，这就是大生厂“绅领商办”的由来。可见“绅领商办”是脱胎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但大生厂既走上绅领商办之路，便显现了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的不同。
首先，张謇在厂中地位，不同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中的官方“监督”，事实上，如他自己说是“介官绅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作为商务局总理，又是奉命办厂，他是官方代理人。从他二十多年主持厂务，一直独断专行看，官方的身份带来许多特权，故大生厂自建厂起便获得减免厘税的优惠，在通海地区实际上处于垄断地位，远非一般民营企业可比。但作为厂主，他又是商股利益的总代表，曾多方抵制官方过多干预，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张謇的双重身份，使他有较大的活动余地。
其次，洋务企业在利益分成上，最大特色是官息极重。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时便规定每出铁水一吨须还清官垫一两，垫款还清后照抽，张之洞称这是“以为该商局报效之款”〔23〕，简直是强取。大生厂因有官机折价的官股存在（占全部投资的56.17%），所以官息极高，达八厘以上，在没有投产前，官息照付。但不同的是，张謇对工厂盈利的分配，除保证官息外，“余利”作了较合理的分配比例〔24〕，不仅股东得利，各级管理人员也能分润，这有利于加强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和工厂的凝聚力。
第三，洋务派所办企业如衙门，如汉阳铁厂，“用人、理财、筹划、布置……及一切应办事宜，遵照湖广总督札饬，均由督办一手经理……但随时择要汇报湖广总督查考。”工厂实行准军事管制，“派营勇驻扎弹压”〔25〕。大生厂有因袭洋务企业的一面，用了巡丁，但更多的是学了上海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管理经验，因事设人〔26〕。张謇手订的《厂约》，明确规定各级董事、执事的职责，与洋务企业因人设事，机构重叠、臃肿是完全不同的。
第四，张謇比较尊重商股利益，在公司法未颁布前，每年必撰一“说略”，将工厂情况向股东公布，征求股东意见；公司法颁布后，则依法召开股东会，向股东作汇报，这又是洋务企业名曰官督商办、实则“侵占商业而为官办”，“挟官以凌商”〔27〕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以上实例，已足以说明大生厂的“绅领商办”是官督商办走向商办的过渡形式。在清末最后十余年间，它无疑是使企业获得最大生存空间的一种模式。当张之洞的洋务企业赔累不堪，不得不将汉阳铁厂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纱麻四局由官督商办进而交由商人承办时，大生厂却蒸蒸日上，由一个厂接连办了几个分厂，垦牧公司等企业也接连上马，另是一番景象。大生厂的发展，主客观原因有多种，但体制上比较宽松，经营上比较灵活，并日益向民营企业靠拢，应是重要因素。
张之洞与张謇在中国近代化道路上的位置，仿佛是一个时期的结束和另一时期的开始。从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张之洞是殿军；而民营企业虽不始于张謇，但办得象大生厂那样形成规模和集团的，当首推大生。张之洞与张謇的地位都是不可替代的，他们开创的业绩，应受到后人景仰 。
两人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位置，除了时间上的差异（张之洞洋务活动如从1881年督晋算起要比张謇早十几年），行业上的差异（张之洞的近代企业以钢铁为中心，张謇则以棉纺为中心）外，还与两人出身、经历与背景不同有关。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世家，早中甲第，官场顺遂，张謇曾说他有“少爷气、美人气、秀才气、大贾气、婢妪气”〔28〕，话虽刻薄，但官气、骄气、娇气在张之洞身上都有明显体现却是事实。经元善亦曾批评张之洞“有畛域之见”，“有阶级之见”，湖北“官气之浓甚于沪，最是商情所大忌。”〔29〕张謇则不同，他出身农家，少年务农，长期当幕僚，科场更不顺利，家乡通州又地接资本主义发展中心上海，耳濡目染，所以很早便为工商者立言，以致随时代前进，由翰林公走向兴办实业道路，成为资产阶级代表，投身立宪。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他向清廷作“最后之忠告”后，转向革命。张謇一生体现了由封建士人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轨迹。张之洞虽以懂洋务著称，一度也支持维新运动，但当维新派受挫，“复由新而返旧”〔30〕，加以他与清王朝关系，直至晚年，还站在清政府立场上，压制铁路商办要求，以粤汉铁路督办大臣身份出卖路权，因此终其一生，张之洞一直是洋务派官吏、清王朝的忠臣。
无论是张之洞的洋务企业或是张謇的大生集团，最终的命运都是不妙的。张之洞的汉阳铁厂交由盛宣怀按官督商办形式接管后，盛除了中饱私囊，又勾结日本财团，将铁厂合并于汉冶萍公司，终将这个曾号称东亚第一的钢铁企业拱手让给日本财阀，完全违背了张之洞办厂的初衷。大生集团虽有过一段黄金岁月，但为时不久便负债累累，张謇虽一再抵制日资的鲸吞，但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也不得不被江浙财团所接收。江浙财团的后台也是外国资本主义，这也是张謇始料不及的。形势比人强，在旧中国，即使如张之洞、张謇这样的强人，如不同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就会败下阵来，这就是中国近代化历程告诉我们的结论。
注释：
〔1〕毛泽东除提到张之洞、张謇外，还说“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见《纵横》1984年第3期
〔2〕当时打算罗致张謇的封建大吏很多，如直督李鸿章、两江曾国荃 ，较早还有两广张树声。张树声在署理直督时支持庆军赴朝，张謇对之很有好感。之后张之洞才接任两广总督。张謇当时有“南不拜张，北不拜李”之美誉，其中的“张”似不专指张之洞。
〔3〕张謇：《致南皮函》，《张季子九录·文录》卷十一。
〔4〕〔10〕〔11〕〔21〕《张謇日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六月、七月、八月诸条：二十一年乙未十月十日：乙未十二月一日；二十三年丁酉三月二十一日。
〔5〕《条陈立国自强疏》原名为《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
〔6〕张謇写的《条陈立国自强疏》，张之洞以《吁请修备储才折》为名发出，收于《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三十三》。
〔7〕参见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略》，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页。
〔8〕张之洞；《通海设立纱厂请免税厘片》，《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四十二》。
〔9〕《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三月。按：“下不可不学，学不可无会，若何实地进行”。是张之洞初会张謇时讲的话。张謇特记于《自订年谱》中，可见张謇对此感触之深。
〔12〕〔13〕〔14〕〔19〕〔22〕张謇：《通海议办认捐本末要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年九月；三十年四月；二十二年十月。
〔15〕《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又见《张謇日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七月三十日。
〔16〕许同莘、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卷四，第13页。
〔17〕张謇的《变法平议》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二；张之洞的三折载《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五十三》、《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五十四》。
〔18〕张之洞：《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五十三》。
〔20〕《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23〕〔25〕张之洞：《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四十四》。
〔24〕张謇在《厂约》中规定，每年余利，除提保险公积外，分十三股，以十股归股东，三股作人事花红。三股中，两股归绅董。一股归各执事，绅董之两股作十成分派，绅董得一成半，杂务、帮董得成半，行厂、银钱董各得二成，余一成提充差举。《厂约》载《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
〔26〕张謇：《纱工说明书后序》，载《张啬庵（謇）实业文钞》卷一。
〔27〕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原始记》。《经元善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
〔28〕张謇：《复彦升问某公旨趣书》，《张季子九录·文录》卷十一。
〔29〕经元善：《上楚督南皮张制府书》，《经元善集》第236页。
〔30〕《张文襄公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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