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特点和提出的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问题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中叶，特别是20世纪初以来，自然科学上的革命性成就推翻了以前旧的概念和理论，迫使哲学家们提出各种解释，关于科学知识的检验标准问题，科学命题的语言表达问题，知识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真理的相对性以及科学方法论等问题，成为西方哲学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不仅没有使人彻底解放和永恒幸福，反而使人陷入新的奴役和矛盾之中，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因此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以及人性的解放等一类问题，越来越为西方哲学家所关注。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流派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正是围绕这两方面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出现了一些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新特点，提出了一些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新问题。
（一）反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与重建本体论
纵观西方哲学的演进史，形而上学即哲学本体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无论是古代的直观哲学或是近代的反思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都以从总体上研究世界为特征，其哲学本体论大都是基于理性的实体还原模式。到19世纪中叶，黑格尔建立的最大的唯心主义本体论的破产，使西方哲学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以实证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就是从批判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中发展起来的。
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和斯宾塞以及后来的马赫，首先把实证性视为他们所创造的“新哲学”的本质。他们标榜自己的哲学向人们提供的都是有用的、确定的、精确的知识。而把几千年来哲学上反复讨论的基本理论，如思维、存在、实体、无限等当作经验无法证实的、不确定的、含糊不清的形而上学加以坚决抛弃。他们把哲学的任务局限于陈述经验事实的外部联系，描述那些表征感觉经验的各种符号、记号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断言，任何企图在经验事实的背后寻找支配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原因或动因的做法都是神学的遐想和形而上学的烦琐论证。20世纪初出现的分析哲学，在理论上是19世纪实证主义和马赫主义的继续和发展，它把哲学引向对科学的理论、命题进行语言、逻辑的分析，以澄清概念的有无意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哲学都是建立在对传统哲学问题予以否定的基础上的。声称哲学家们必须放弃哲学是关于实在本质的宣告的观点，也就是说必须放弃形而上学。实证主义及其后来的分析哲学运动，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打了下去，至少是打垮了它的统治地位，从而探索一条不同于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新的哲学发展道路。它使人们从脱离实际、脱离社会、脱离生活的学究式的哲学中摆脱出来，使哲学或多或少与实际、生活、科学联系起来，进入普通人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在西方科学和哲学领域出现了“复兴形而上学”的思潮。批判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恢复理性思维在科学研究中的权威，澄清哲学的性质及其在建构科学理论中的作用，是这次所谓“复兴形而上学”的主要内容。50年代初，奎因发表了《论存在什么》的著名论文，专门讨论了哲学本体论的问题，试图在哲学中重新恢复作为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活力和地位，建构一种关于对象的说话方式基础上的本体论承诺。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把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称之为传统哲学中“非人化”倾向的一个重要表现。60年代产生的“新历史学派”，进一步肯定哲学世界观在建构科学理论中的作用。麦克斯威尔的“形而上学蓝图论”和格汀的“科学概念框架论”，注重对科学认识的“世界观分析”，认为由一整套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构成的最基本的概念，是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形成各科学局部理论的最后根据。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瓦托夫斯基的“历史认识论”和麦克穆林等人的“科学实在论”，都强调科学对象实在性，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认为科学的根本目的在于逐步接近客观真理，进而理解客观实在的本质和规律。
但是，“复兴形而上学”的思潮，是在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础上，重建现代哲学本体论，它与黑格尔唯心主义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已有天壤之别。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用形而上学指称起于柏拉图止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和怀疑论、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近代经验论均被哈贝马斯称为反形而上学，黑格尔后的西方哲学思潮被称为后形而上学。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思想纵然千差万别，但始终未超出三个方面：同一性思想、理念论、理论优于实践。而动摇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后形而上学其思想主旨表现在四个方面：理性之科学化、历史化与个体化、语言化、实践化。尽管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后形而上学有特定的含义，但也说明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与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是根本不同的。
现代西方哲学在“复兴形而上学”的口号下重建哲学本体论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主要有哪些区别呢？首先，从本体论的性质来看，哲学从抽象的思辩转向科学化和人化。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已由传统哲学对于世界万物本源的追求转向对于人的人伦世界或人的一切知识的本根的追求，为人生寻求安身立命的基础，为科学寻求统一的逻辑语言基础。其次，从本体论的形态来看，哲学从唯物和唯心的争论转向生活世界和个人的实践经验。对于意义和价值的探讨已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心问题，这表明人所生活的世界既不是上帝的精神世界也不是洪荒的自然世界，而是一个与人和人的活动息息相关的世界。从古代直观的本体论到近代反思的本体论再到现代以语言和人为本的本体论的深化和发展，使哲学本体论具有了时代的气息和韵律，也为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多样化的领域。再次，从本体论的研究方法来看，现代西方哲学已从传统哲学基于理性的实体还原模式，或是转向非理性的情绪体验，建构人伦世界的本体；或是转向逻辑语言分析方法，建构科学理论或知识的语言本体模式。哲学本体论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对语言问题的关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弗雷格开辟了在英美哲学中影响至今的分析哲学运动，胡塞尔创立了构成当今欧洲大陆哲学主要思潮的现象学，但他们关注的共同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弗雷格是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也是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哲学家。在弗雷格那里，意义、知识和真理三者合一，正由于此，语言才具有了哲学意义，我们才能够通过语言分析把握知识。弗雷格的语言分析理论对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对卡尔纳普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开始，西方相当一部分哲学就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出现了许多注重语言分析的学派，如普通语义学派、日常语言哲学、逻辑实用理论等。语言哲学正是在这些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兴起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以语言的意向性问题为根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即存在不是住在人的脑子里，也不是住在概念里，而是住在语言里。他试图通过语言的本性揭示“此在”的意义。实用主义发展到后期也与实证主义相结合，带有语言分析的特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里斯就试图在他提出的符号说中把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熔为一炉。诠释学作为一种具有哲学意义的理论思潮，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事，其实质也是一种语言哲学。在诠释或理解问题上，无论是伽达默尔，还是达米特和戴维森，他们都强调这是对语言的理解。他们认为，对语言的研究不仅要关心意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通过语言媒介而实现相互的理解，并由此达到对世界的认识。
如今，研究语言的表达形式及其与内容的关系，已经成为哲学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在英美哲学家还是在欧陆哲学家看来，选择一种语言系统，就是选择一种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语言不仅是一种表达思想的手段，更重要的是成为思想本身；它们既超出了个人的主观思维，又不同于外在的客观对象，而成为人类思想的共同财富。有人称20世纪是语言哲学的世纪。语言成了解决或消除哲学问题的关键。语言的逻辑和语法，语言的意义，语言与思想世界的关系，这些问题成为哲学家关注的焦点，而这些问题的提出正是西方哲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
意义理论是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中心理论。被誉为当代西方两大哲学思潮之鼻祖的弗雷格和胡塞尔的工作，都始于对意义问题的研究。意义概念的提出是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转换。它的本意是批判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性或无意义性，强调哲学对象转向有意义概念的研究。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认为，传统的哲学问题，如经验之外是否有物质或精神存在，以及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等问题，都是经验之外的“形而上学”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伪问题”。对于它们，人们听不懂，因而也没有真假可言。按照他们的意义理论，语言和语句有意义的科学标准不仅是逻辑上清晰的，而且具有经验的可证实性。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语言不仅是逻辑上不清晰，而且不具有经验的可证实性，所以是无意义的，要统统抛弃。罗素提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维特根斯坦提出“全部哲学是语言批判”。尔后问题更进了一步，研究和建立了意义理论。分析学派的语言学家反对从语言追溯到背后的意向心理活动，主张从语言的形式或经验活动中寻找语言本身的意义。说到底，这是一种经验主义传统加现代逻辑。另一类意义理论包含了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哲学、欧洲大陆解释学和结构主义等等。无论这些学派的意义理论多少庞杂，还是具有某些共性，其意义理论往往是超越生活经验的，把意义与生命、存在价值、意向结构、超验的语言结构等联系起来，具有浓厚的本体论味道。
意义问题和意义理论在本世纪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是难度最高、问题最多、混乱最大的问题之一。其原因，一是意义研究的学科众多，派别众多，所以见解五花八门，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二是意义本身属于最高层次概念，带有反思的性质，所以难度也就极大。但就意义观而言，大体可以归为四种不同的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称作“意义＝对象、事物说”，是以对象、事物来看词的意义。第二种类型称作“意义＝心象、观念说”，是从主体获得的表象、观念方面来看词的意义。第三种类型称作“意义＝行为、机能说”，是从使用、功能方面来看词的意义。第四种类型称作“意义＝生存价值说”，是从人的生存价值方面来看词和一切事物的意义。由于以上四大类型的意义观都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所以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哲学界没有能对意义的本质问题给出一个合理的、可一致接受的具体解答。
50年代后，西方哲学界出现过一段对意义研究的相对冷落时期。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哲学家们的研究中心由哲学观转向科学观、人学观，使得他们可以暂时撇开意义问题；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们局限在语言分析的框架中没有寻找到意义研究的新出路。但是随着历史主义、逻辑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等流派的出现，意义研究又被重新提出。其中最突出的进展是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和戴维森的以符号论的真理观为基础的意义理论。此外，在语言学研究中，也出现了由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特别是60年代兴起的诠释学，提出语言的意义是通过解释来把握的，而解释的真正生命在于能够揭示异在、化异在之物与本己之物。从而为意义研究和语言哲学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三）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异军空起
从古希腊到19世纪初的传统西方哲学，总体上是主张世界本原论和理性主义的统一。一方面，相信世界本原的存在，把解决世界的本原问题作为解决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相信人的理性可以认识世界的本原，把完善理性工具作为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传统理性主义的衰落、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流行。从而扭转了思维活动的习惯方向，把思考的中心从外部世界撤回到人自身，转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传统哲学先研究宇宙是什么，然后研究人是什么。现代非理性主义是倒过来，从人出发，把人当作世界万物的核心。他们或者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世界的本质，或者认为世界的本质和意义是人赋予的。这样，人本主义走出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樊篱而与非理性主义合流，使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异军突起。
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作为西方社会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其基本形态包括哲学上的生命——人本主义哲学、宗教上的内心体验学说、以及心理学意义上的无意识理论。它产生于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大体经历了三个重大阶段的发展。德国的唯意志主义者叔本华、尼采和丹麦神秘主义者克尔凯郭尔，首先否定西方哲学崇尚理性的传统，而把非理性的意志或非理性的孤独个体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他们成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先驱。狄尔泰、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则是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的第二代。与这一时期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密切相关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和方法，对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特别是存在主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世纪20年代以后相继产生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说是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的第三代。当今比较特殊的是，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把人本主义从属于神本主义，它们属于神学的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
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还渗透到科学主义思潮中。波普认为，科学家要进行创造，不仅需要经验和思辩能力，而且需要灵感，灵感是非理性的。他把灵感与柏格森的“创造性直觉”联系起来。库恩在解释他的核心理论范式时，认为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的共有信念，范式也是科学家灵感、直觉的产物。弗耶阿本德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把“非理性方法”引入他的多元方法论，提倡非理性的和非传统的方法和“怎么都行”的原则反对传统方法论的教条主义和狭隘理性主义，他的方法论表现出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属于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的各流派之间，同一流派的各哲学家之间的理论，尽管有许多差异，但又有一致之处和共同的理论特征。
其一，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在本体论上，往往以个人存在、个人主观意志和情感本能活动为基础。他们并不一般地否认客观外界的存在，但却把个人存在、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情感本能活动看成是决定性的东西，是人的主观性赋予外部世界存在的意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存在、地位、命运问题，常常使他们困惑，以致于他们无法正确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以及人的异化等现象的存在。
其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在认识论上，推崇非理性思维或情感思维，反对和降低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作用。其突出的特征就是夸大人的感觉、欲望、情绪、本能的作用，并将这些东西作为个人存在的本质属性。在他们看来，靠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根本无法把握事物，揭示事物的本质及认识自我；人们只能靠直觉、顿悟或内心体验，在一种迷狂、朦胧、恍惚的状态中，通过自我意识去把握自我和世界。
其三，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在人生价值观上，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把他人和社会看成是个人发展的障碍，把个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否定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反对资产阶级早期思想家主张的以理性为基础，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目标的人本主义，倡导建立以非理性的个人为基础的新人道主义。
其四，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浓厚的反科学主义、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他们极力否定社会现实中的科学技术文明，把科学技术当作人性异化的罪魁祸首加以讨伐，诅咒科学技术造成的一切社会后果。与此相联系，他们向往纯朴自然状态的时代，人与自然合一，人的存在和本质没有异化。他们对人类理性的能力，对人类无限进步的可能性表示深深的怀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人生就是苦难，人的前途是无望的，人们永远要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这是一种消极没落的悲观情绪。
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异军突起，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与危机的集中表现。其积极意义正是在于以各种方式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潜藏在文化深层的矛盾，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其文化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难以摆脱的深刻危机。在宗教上，“上帝死了”之后的信仰真空，不能揭示资本主义价值取向；在哲学上，“理性的毁灭”，而更加凸现出人生的意义；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以及科技异化的现象中，又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知识系统的负效应。当然，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各流派解答这些矛盾和危机的理论观点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荒诞的，但是他们毕竟向人们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在各方面都面临着矛盾和潜藏着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就必然是一个虽然繁荣但并不完备的社会。
（四）转向现实生活世界
现代西方哲学在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拒斥、批判和摧毁中，实现了语言学的转向、人本主义的转向和非理性主义的转向，等等。这些转向实质是使哲学的生活世界之根日益清晰地显露出来。先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生存论，先于科学和哲学的日常语言及其说话方式，先于逻辑和理论的日常生活信念和直觉，受到哲学从未有过的热切关注。可以说，转向生活体验或原始经验，是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生活世界是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变革的主题。现代西方哲学正是从生活世界的变革中获得了新的生活世界的根基，并在对旧哲学的拆解和解构中，重新获得对生活世界的哲学理解。从观念转向语言，从科学和理性转向非理性和人文，从逻辑转向生活体验或原始经验，是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不同途径，这些转向共同地显示着生活世界的优先地位。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对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生活世界的变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胡塞尔曾经历过一个从前期追求纯粹逻辑和严密科学到后期回归生活世界的转变。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这个词，把久已被人遗忘的先于科学的领域带进了哲学思考的视野。这个生活世界与逻辑化的科学世界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前科学、前逻辑、原给定的世俗世界，它构成了自然科学的生存基础。因此，在讨论科学问题之前，首先必须探讨作为科学之基础的生活世界问题，追问自然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这种追问实际上就是回归事物本身，而回归事物本身就意味着回归到认识之前的某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源初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区别归根到度是人之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生活世界的主观性实指人的参预和谋划。我们每个人生存、栖息、谋划、实践于其中的共同世界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主要规定在于它是“活的”世界，不是观念或符号所建构的“死的”世界；是根源性的直接性的存在，不是反思规定和建构的间接存在；是未分化的统一的人类生活的意义整体，不是分化的专门的文化样式和生存样式。胡塞尔晚年提出的“回归生活世界”，不仅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也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是对先于任何科学和哲学理论的更为原始的东西的追问，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理论深度的新拓展。
与胡塞尔提出“回归生活世界”几乎同时，海德格尔也提出了“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的哲学根本问题。海德格尔批评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在于，用对各种存在者（神、自由意志、灵魂等）的思辩探求代替了存在问题，遮蔽了对形而上学基础本身的发掘。海德格尔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叫做“本体论差异”。他重新审视本体论差异，旨在确立人这样的存在者在存在问题上的优先地位。“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是以追问存在的意义这一方式进行的。这一追问必然把人的存在推到最为优先的地位。存在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是世界问题，世界问题就是生存问题，生存问题就是“先行到死”的超越问题。海德格尔的这些原则揭示出，存在的意义只有从人的生存方式中去寻找，它不是任何神或神性的东西所能保证的；而人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通过自己先行筹划的活动建立起的一个世界，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才能找到自己本真能在的方式；这一本真能在的方式就是为平常的思想厚雾所掩盖的“向死亡的存在”，它终将把此在带在自己的极限处并由此洞透人的有限性的本然实情。如此以来，海德格尔以一种全新的语言向人们展示了历史的真实性、暂时性和有限性，而人（共此在同在的他人）、物（工具）和现实（日常生活）完全从此在的感性活动中得到说明，从而铺起了一条通向“形而上学基础”之路。
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也明确地实现了向生活世界的转向。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从人工语言研究向日常语言研究的转变，最深沉的动意就是使语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生活，概言之，就是回归生活形式。语言就是日常语言，想象语言就是想象生活形式。使用语言的活动就是语言游戏，而游戏就是语言最重要的性征。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一系列的家族，发挥着多种多样的功能。它们不仅可以描述科学世界，而且还可以表现人文境界。于是，语言与实在已不是彼此对峙的二元世界，而是变成了两种生活形式的交互作用。词语的意义根源于人的生活形式，人使用语言的活动决定了词语的意义。维特根斯坦是想通过语言的维度来诊断欧洲文明的病因。他所提供的疗程是：把语言批判转化为哲学批判，再把哲学批判转化为文化批判。维特根斯坦在《数学基础评论》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时代的疾病要用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来治愈，哲学问题的疾病则要以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来治愈”。归根到底，克服欧洲文明的危机，消除哲学和语言的疾病，都必须诉诸于生活形式的变革。
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现代哲学鲜明地呈现出转向生活世界的特点。无论是伽达默尔在历史的本文中寻求和唤醒沉睡的意义，还是德里达通过分裂和延迟对意义世界的埋葬，抑或是哈贝马斯关于交往与社会进化的研究，一方面都是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摧毁和解构，另一方面都是面向生活世界或直面事情本身的哲学思考。在转向生活世界的变革中，哲学作为理性批判和知识论批判转向多向度的文化批判。卡西尔、利科尔、福科等人都实现了转向文化的变革。罗蒂更提出了一种新文化：“后哲学文化”。这种文化的一个最根本的新特征是，对于形而下的政治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于形而上学或认识问题的关心。这种转向用罗蒂的一个口号表达最为恰当：“民主先于哲学”。由是，罗蒂引导了当代美国哲学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个重大转向：放弃对于哲学理论的首要关注，以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首要关注而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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