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综合优势：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一种新诠释——兼与林毅夫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大国论文,竞争力论文,教授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有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却认为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根据2007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世界竞争力年鉴》的资料，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水平的世界排名，自1994年以来，在第34位至第20位之间“震荡攀升”，2007年更达到全球第15位，其总体水平处在转型国家的首位，基本上保持在排名靠前的几个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甚至还超过了意大利、希腊等工业化国家，更将一些发展中的小国远远抛在后面。那么，中国凭什么样的优势才形成了这样的竞争力并让其他国家产生如此预期呢？显然，单纯地凭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是不可能形成这种竞争力的。
同时，在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刘易斯(Lewis)曾经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二元结构论”，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划分为现代工业与传统农业两个部门，认为整个经济发展要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1]赫克歇尔和俄林(Heckscher and Bertil Ohlin)提出了“资源要素禀赋说”，主张发展中国家集中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则集中生产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2]波特(Porter)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应该致力于培植属于自己的具有高层次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中国家应从单纯依赖便宜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3]此外，还有“梯度推移论”与“反梯度推移论”：前者主张扶植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加快发展，然后逐步依次向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后者认为推移的顺序只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来决定，低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可以通过引进技术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并向高一级梯度的地区进行反向推移。[4][5]
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被预期成为强国，是凭借了我国的“大国”优势和“转型”优势。中国是一个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有些地区或部门具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和适用技术优势，有些地区或部门又具有高新技术优势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有些地区或部门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有些地区或部门又具有发达国家的优势。这些不同优势的存在，都可能成为增强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积极因素，它们不是各因素简单相加，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具有大国特征的综合优势，共同注入推动中国经济和谐发展的源泉或动力系统之中。同时，这种大国的综合优势也为我们诠释中国经济竞争力、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寻找到一个新的客观依据。
一、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论述
在众多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研究中，林毅夫教授的相关论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林毅夫教授是在对比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败与成功，以及“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应该实行“比较优势战略”的。
(一)对赶超战略的批判
林毅夫教授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败是因为传统经济体制执行的是一种以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其实质是指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后的经济增长时期，以不平衡的经济跳跃式发展来实现经济超常规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转换，加快发展相对于本国较高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都希望通过实施赶超战略发展自己的经济，尽快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外，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都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而是陷入诸如城乡贫困化、高通货膨胀和经济结构失衡的困境中。这是因为赶超战略本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赶超战略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主要体现在工业部门，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不平衡；赶超战略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没有与其传统工业和中小企业结合起来，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工业部门并没有起到带动经济发展的联动作用；所扶植的产业很难有自我生长能力，缺乏竞争力；政府强烈干预经济，使资源配置扭曲严重，市场配置难以发挥作用。[6]
(二)比较优势战略的提出
基于对赶超战略的批判，林毅夫教授提出，落后国家赶上发达国家最好的策略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也就是说，落后国家采用与本国当前要素禀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而不加以人为的扭曲，其经济才会有运行良好的市场，才易于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维持高的资本积累率，达到要素结构的快速升级并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发展密集使用劳动力要素的轻工业和农业，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出来。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发展实际上也是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而不是人们常说的实施赶超战略的结果，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效并不显著甚至陷入困境，倒是因为实施了赶超战略的缘故。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实施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赶超战略。[6]
笔者认为，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确能较好地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中国是一个内部差异很大的大国。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其内部经济与资源禀赋差异都无法和中国相比，而一个由要素禀赋体现的“比较优势”显然无法完全概括中国的“大国”特征和经济技术的“多元”特征。另外，我国长期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取得了经济持续增长，但也出现贸易条件恶化、众多产业甚至关键部门竞争优势缺乏、外商企业控制中国诸多产业及其产品等现象，使得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适宜性受到质疑。[7][8]我国的经济主权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逐步丧失，这一严峻的现实呼唤新的大国发展战略的产生，以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中国作为世界上快速崛起的经济大国，不能简单沿用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工业化经验，应当走一条大国发展的道路。[9]大国经济技术的“多元”特征，为我国选择一种利用比较优势和培育竞争优势的多元发展战略提供了可能。
二、大国综合优势的内涵、基础及作用机制
所谓“大国综合优势”，是指由于中国的“大国”特征和“转型”特征所决定的一种特殊优势，它是通过整合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各种有利的资源而形成的融发展中国家优势与发达国家优势于一体的综合优势。
“大国综合优势”的形成基础，是发展中大国具有的“多元结构”特征：一是地区的多元结构。我国的地区差异比较大，各地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技术条件及社会经济条件都不一样。全国大致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梯度状态，从而形成了地区的多元结构，而且这种差异有扩大的趋势。二是经济的多元结构。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均衡，这就形成了经济的多元结构。三是技术的多元结构。高梯度区域的产业主要由处于创新阶段或兴盛阶段的部门组成，而低梯度区域的产业主要由处于成熟阶段后期或衰退阶段的部门组成。即使在一个区域内也存在技术的“多元结构”。
从地区的、经济的、技术的多元化出发，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形成综合性优势，进而可以推演出发展优势的多元化、动机的多元化、主体的多元化和产业的多元化，实施这种“多元化”战略，将会取得综合经济效益。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是适合中国国情和富有中国特色的优势战略，它以宽阔的内涵包容了中国复杂的国情，吸取了多种经济发展战略的优势，既可以容纳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也可以容纳竞争优势产业的发展；有的地区可以实施“梯度推移”战略，有的地区可以实施“反梯度推移”战略。
(一)大国综合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机理
大国综合优势仅仅表明综合利益获得的一种潜在可能性，综合利益的获得是以产品价值实现为前提的。只有将综合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经济主体才能获得更多的综合利益。那么，一个国家怎么样才能发挥其大国综合优势呢？
在笔者分析的框架里，采用综合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将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但进口潜在比较优势的产品，目的在于促进国内潜在优势产品的竞争，从而更快地促进潜在优势产品的升级)，同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的产品。这种潜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受到国家的一定保护，在国内外的市场竞争中，因为技术扩散的作用和自我学习的关系，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从而使得产业从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比较优势。一旦具有了比较优势，企业将会扩大其生产规模，同时吸引更多的资本投资和厂商的加入，增加规模经济和产业集中度，形成产业链，这样就扩大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例。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的某些产业或是某一个方面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如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等，这些技术在国际上处在先进地位，因此可以作为先发优势来发展。
由“后发优势悖论”决定，一个经济系统在有效利用后发优势的同时，必须注重构造先发优势并进行扶植。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后发优势将逐步丧失，国家的经济将陷入停滞状态，所以，后发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应该超前构造某些先发优势，形成自主性的、超越性的发展。在短期内，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有选择性地扶持和保护自己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使自己的幼稚产业享受规模经济以及边干边学等好处；从长期看，发展中国家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和生产效率，巩固自己在产业发展初期通过保护和扶持培养起来的比较优势，从而形成竞争优势。
(二)大国综合优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
产业结构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和升级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认为，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可以获得最快的资本积累速度，从而可以提升要素禀赋结构，最终将提升产业结构，因此，欠发达国家政府应该以促进要素禀赋的结构升级为目标，而不是以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升级为目标。因为，一旦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利润动机和竞争压力就会驱使企业自发地进行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8]但是笔者认为，采用这种发展战略不能有效地提升大国的产业结构。我国长期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剩余，但也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与贫困化增长的问题。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不适性。这主要是由于在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时，大国也会遇到不同于小国的问题，从而给产业的顺利升级乃至经济的发展带来困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大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和要素报酬递减诅咒。大国和小国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大国能影响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而小国是国际市场上价格的接受者。发展中大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价竞争所形成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成本价格，价格调整空间有限。而对于发展中小国而言，即使出现贸易条件的恶化，也可以通过调节出口结构和多样化生产以减轻某些类别商品贸易条件恶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而大国调整出口商品结构的难度就远大于小国。因为，大国在相当多的产业上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国际价格，并且大国产业结构升级所要求的资源总量较高。根据经典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使得资本存量对产出的边际贡献降低，因此增长受到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限制。而大国更倾向于受到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诅咒，因为只要大国扩大一种产品的供应，就会压低这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因此，大国产出的增加，通过贸易条件恶化，使得产出的价值下降，放大了要素积累边际报酬递减的影响。[9]
2.大国产业升级刚性。根据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产业结构的升级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K/L)的动态变化。林毅夫教授认为，如果欠发达国家选择遵循比较优势的战略，那么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就会很快。“东亚四小龙”，甚至规模更大的日本，通过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顺利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10]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有其特殊性，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异常丰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使得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着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从而使我国要素禀赋在短期内很难改善。正如俞炜华、秦波涛所指出的那样，工资是衡量资本劳动比这一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主要指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并没有出现显著的上涨，而这意味着中国在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后，资本大量累积但资源禀赋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就造成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困难。[11]
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对一个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固然可以获得最快的资本积累速度，从而提升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最终提升产业结构。但是，作为一个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若采用这种发展战略，却不能有效提升产业结构，大国的“经济多元”特征要求运用大国综合优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大国的产业选择的范围可以更广。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国家为决策单位，如果两个国家，一个小国和一个大国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度(K/L)，那么这两个国家应遵循相同的产业结构调整路径。而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生产可能性曲线并不相同，因为许多产业都有最低要素禀赋进入门槛。小国的产业结构随着整体的要素禀赋度的提高逐步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不同于小国，总体规模较大的大国可以集中一部分资源进入要素禀赋度要求较高的行业，从而大大缩短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时间。
其次，根据经济的多元特征，运用区域要素禀赋的差异可提高产业选择范围，分层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区域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聚集了大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禀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技术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条件，因而可以率先在东部发达区域鼓励产业结构升级。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和路径应有所区别。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立足于“多元经济”这一现实，分层推进。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区域间的分工合作来实现东部地区优势与中西部地区优势的空间重组。在产业间分工体系中，东部地区不失时机地将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产业内分工体系中，东部地区发挥其资本与技术优势，主要专业化于优质品，而中西部地区则发挥其在劳动、土地等资源方面的优势，主要专业化于低质品；在产品内分工体系中，东部地区主要专业化于研发、营销与管理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通过这种不同区域比较优势的空间重组和产业分工合作，可望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通过自主创新，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通过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使得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区域得以延伸，甚至强化，最终实现全国总体产业结构的“分层升级”。
最后，大国可以采用战略性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地区的、经济的、技术的多元化，可以推演出发展战略多元化、动机多元化、主体多元化和产业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经济特征是采用战略性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不必完全消极地按照比较优势战略介入国际分工，而应当将利用比较优势与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地通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以获取优势，从而改变一国总的比较优势，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从历史经验来看，历史上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几个发展中大国，并不是完全按照比较优势战略来发展经济，它们在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同时，也通过自主研发致力于一些中高端产业的发展，实行的是一种有限赶超战略。
在利用比较优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作为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应该根据“大国”特性和“多元”经济特征对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进行必要的修正，在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同时，加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研发投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有选择地在关键技术上进行攻关；利用大国特征扩大产业选择范围；利用经济技术的多元性和区域资源禀赋的差异，分区域分产业分层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跨区域的资源合作和技术合作生成新的大国优势，有效促进大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三、大国综合优势在诠释经济竞争力中的应用
(一)运用大国综合优势发展产业竞争力
产业竞争力是一种选择性竞争力，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的产业领域内占据优势。即使在一个产业范围内，也不可能是所有商品、劳务和技术都是竞争力最强的。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新形式下，一国的竞争优势已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而是体现为在产品内国际分工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发挥自身的优势，使某几个产业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或者使某些产品生产中的某个环节和要素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在我国的产业选择上，就应该以“大国综合优势”为依据，进行科学合理的产业组合。
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产业选择，就是要立足于地区的、经济的、技术的多元结构的特点。其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建立比较完整的、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在一些比较小的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建立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而“大国综合优势”为建立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提供了可能。其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总体上经济和技术还不够发达，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还占据重要位置，而“大国综合优势论”就为发挥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提供了可能。我们不可能放弃传统优势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各个地区都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只能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量”，通过长期的努力使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其三，中国是一个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某些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我国要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就不可能完全遵循“产业梯度推移”理论，依次地吸收发达国家的边际产业转移，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只有整合本国的优势资源，努力培植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实施“跨越式”发展战略，尽快地实现经济的现代化。
要从各区域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出发，科学地确定各地区的产业发展目标和布局。既要立足现实，尽可能发挥现有的产业优势，把本地的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又要立足发展，整合本地区的各种生产要素，甚至借用本区域外可以利用的要素，发展有前途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培植产业的竞争优势。从全国的范围说，总的目标是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不断地提高国家的产业竞争力。
(二)运用大国综合优势发展企业竞争力
在“大国综合优势”的框架中，“主体多元化”是一个基本特征。这就是说，处在“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为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因此，企业要善于利用“大国综合优势”，在经济发展的空间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态位”。不同类型的企业主体具有各自不同的优势，适合于不同的产业、区域以及不同的经营和组织模式。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容易形成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和营销优势，从而形成内部化和资源整合优势，有可能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中小企业具有灵活机制的优势、适应小规模市场的优势、适用技术的优势以及创业投资的优势，既适合于在小城镇开发传统产业和特色产业，也适合在城市高科技园进行创业投资。从企业所有制看，我国处在“转型”时期的国情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国有企业可以依托传统产业的优势，以及长期建立的信誉、供应商和销售商网络，在改革中适应市场；民营企业可以依托产权明晰、经营机制灵活以及交易费用较低的优势，在竞争中获得成功。
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特征，为企业提供了发展各类产业的机会。企业家的重要责任，就是通过市场的基础作用更好地配置资源，利用资源优势创造出企业的优势，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从自然资源看，我国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总量大而种类多，堪称“地大物博”；二是空间分布差异大，资源互补性强。这样的资源特征，提供了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工的基础，从而使我国的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整合资源，创造出综合价值。同时，我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的特征，为企业提供了获取规模经济的机会。我国13亿人口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而且，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具有层次性，对产品的需求具有差异性。这种广阔的市场和复杂的消费结构，使国内企业在市场选择上具有无限的空间，它们既可以从不同的需求层次上选择细分市场，也可以在生产环节上选择细分市场。同时，市场的规模促使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运用大国综合优势发展外贸竞争力
“外贸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的可贸易的产品、产业和企业在外国市场上的开拓、占据市场并获利的能力，表面上看是产品竞争力，隐藏在背后的却是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参与国际分工必然有着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即“大国综合优势”，这是我国外贸竞争力的真正源泉。
传统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对于外贸竞争力的理解是有区别的：传统的比较优势说将贸易建立在不同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之上，而波特将贸易建立在培育国际竞争优势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在深刻理解中国实际的基础上，提出更加清晰的思路和对策。我国当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还必须利用，无视国内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不致力于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经济强国。解决这个矛盾的最佳办法，就是从“大国综合优势”的实际出发，将发挥比较优势与培植竞争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兼顾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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