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族素质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素质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和日本，作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友好交往，两国的文化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在不少方面，中日两个民族都有相同和相似之处。因此，在讨论提高国民素质问题时，把这两个民族进行一番分析比较是很有意义的。
自然，这种比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任何比较都有一可比性问题，即二者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相近的比较内容，并由此可以得出大致符合事实的归纳分析结果。其次，当我们依据各民族自己的学者关于其思想和行为的观点时，应当意识到这种观点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因为每个民族的代言人都试图努力描绘他们的民族，却无法避免其有意无意的偏爱和偏见。而当我们利用他人对这个民族的研究成果时，则该成果可能既有局外者特有的清醒，也有不能进入该民族本体所导致的浅薄。第三，这种比较还取决于所使用资料的多少和真实性，可惜限于各方面原因，我们所依据的资料是比较缺乏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补偿的是，对于日本民族，由于长期以来有关研究一直比较多，特别是从上个世纪末的中日甲午之战以来，我国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已经能够使我们借鉴许多现有的研究成果。此外，国际上对于日本的研究也可以为我们所借鉴。这样，我们的比较尽管是简单的和粗略的，但依然可以保证其比较可靠的学术价值。
一、不同文化传统对民族素质的影响
关于日本民族，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难以用一般概括方式进行归纳的民族，因为其民族文化具有许多看似矛盾的方面，其整体民族素质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中华民族倒有相似之处。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1]（P2）
不过，文化人类学家运用各种分析方法，还是能够从对日常生活中一些细节的研究中归纳出其民族素质的基本特色，这里，重要的是不仅要重视那些明显的重要的文化构成及其对民族素质的影响，而且特别应注意那些日常琐事，从中发现对构成和影响民族素质有用的成分来。正如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只有高度重视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人类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即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意见是如何奇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联系的。……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1]（P8）
关于中日民族的素质差异，我们还是从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两方面进行比较，首先看前者。
虽然中国被称为是“礼仪之邦”，但日本相形之下更是一个讲究礼仪的民族，这是由其对等级制度的重视形成的，这从其语言中就可以看出。例如各种敬称、敬语的使用远远多于汉语中的类似情形。讲究孝道，本来是中日两个民族所共有的最高道德准则，但具体表现方式则有很多差异。在中国似乎更加讲究个人对家族的责任，宗族观念更为深厚，由此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浓厚的祖先崇拜、家乡观念和同乡情结，而所谓的“忠义”概念往往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而在日本，所谓“孝道”则往往只是局限于个人小家内部，至多限于其祖父辈和孙辈，因此不易形成较大的豪门望族，家族因素也就不易对个人有绝对的制约作用。这对个体素质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日本人特别看重“感恩”和“报恩”，为此他们可以自觉履行义务而毫无怨言，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看似乎与中国的“士为知己者死”没有区别。但在日本，人们一般并不喜欢随便接受他人的恩惠，因为因此就要背上沉重的报恩负担，否则就会被视为是“负恩”行为而遭到世人的唾弃。这就是说，一个日本人一旦背上“报恩”的包袱，就必须无条件地实行，这就使这些道德概念成为绝对化的东西。而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因为在“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例如儒家的“仁”和道家的“道”。因此无论一个人地位有多高，如果不能实行仁义，不能替天行道，则其下属不必为其效力，更不必因“负恩”于某人而不能取而代之。因此，在日本人那里，人们对于个人的荣誉感更加重视，而对于所谓的为了“仁义”而做出某些为社会不承认的行径则不甚看重，在现代日本甚至视之为不当行为。这就是因为“仁义”在日本文化中是被排除于其主流文化之外的。
为了培养一定的思想道德素质，日本民族非常重视个人的自我修养，在这方面与中华民族相似，但仍带有日本文化的特色。一般说来，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技巧和能力，一类是提高个人的整体素养。而中国的自我修养一般只指第二种情况，这是二者的不同点。此外，中国的自我修养，其目的在于帮助个体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和实现道德的完善，而日本的自我修养则主要目的是改善个体应付生活的能力，似乎实用性更强一些。这在两种文化对佛教的改造方面看得特别清楚。中国文化对于佛教的改造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禅宗，而禅宗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只是因为它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穷则独善其身”的退路而已，是人们或暂时或永久消极避世的一条途径，以避免个体在承受不住社会的强大压力时而走上绝路。而在日本文化中，禅宗的兴起则是由于它能为训练普通人和武士的信仰以及意志提供工具，甚至可以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例如剑术家的修禅。当然，中国的和尚也练习武艺，但作为健身手段的练习和作为一种世界观的禅是有明显区别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把个人的训练如自我监视、自我训练视为一种哲学，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自由和意志。而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的禅宗是大相径庭的，因为中国的禅宗所强调的就是通过禅实现个体的自由。由此，就自然导致二者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巨大差异。尽管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在一起时，其肤色甚至服装可以使他们没有什么差别，但不必说话，只要看他们的表情和神态，就可以区分得十分准确，其根源就是因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民族素质状况不同。
二、不同社会制度和教育体制对文化素质形成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与中国一样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但其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却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以至日本人从小所被灌输的素质内容有其自己的特色。日本人身上那种看似矛盾的性格，事实上从其儿童时期的教育中就开始形成了。在儿童时期，每个日本儿童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可以享受特权的阶层，可以尽情玩耍，可以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另一方面，要受到家长的教育和种种制约。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给予的约束逐渐增加，至成年到达顶点，然后到老年，其个人自由又逐渐增加，形成了一条人生的自由程度曲线。这似乎也与中国相似。但是两个民族对其后代所寄托的希望是不同的，虽然都有繁衍后代以使种族长期生存下去的最终目的，但中国人更多的是出于为了家族、为了个人利益，而日本人则更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因此每个日本人在其成长时期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自己尽快获得社会其他成员的承认和承担自己的一份责任。为此，其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就必须要求个体逐渐放弃个人的自由而让个体服从群体的利益。这使日本人的性格一方面表现得可以极度服从，另一方面又有内在的要求自由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在儿童时期和老年才可以得到较为充分的抒发。不过，从日本人对大自然的爱好，对音乐、美术等艺术的欣赏方面也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矛盾性格，例如武士道精神的忠诚信徒一方面可以心情愉悦地欣赏樱花的盛开，为樱花的凋谢而感伤不已，另一方面则又可以使用极其残忍的手段烧杀抢掠。这极度矛盾的表现很难用素质结构来分析，只能归结于其教育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的潜移默化影响。
日本国民的文化素质，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相比，又有什么特点呢？根据著名的日本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内藤虎丸的说法，要比较其异同，首先要解决日本民族是否有自己的文化以及何时开始有这样的问题，同时应注意鉴别这些问题的方法。[1]（P182 ）日本在平安朝之前，基本上处于全盘照抄中国唐代文化阶段，而且对于外来文化只是传播和理解，很难有什么自己的转化和创造。然后到了德川时代，中国文化在一个时期的中断后重新输入并持续了数百年，但这时的日本文化仍然处于摹仿阶段而没有自己的文化品格。内藤虎丸曾经打过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将日本从中国接受的文化比为衣服，认为日本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始终不能做到脱光衣服后还能看到日本所应有的文化要素。直至日本文学的代表作《源氏物语》的问世，才标志着日本文化有了一种既非中国道德也非印度等其他民族道德的某种因素，特别是与中国传统道德不一致的观念。的确，《源氏物语》表现了男女关系的放荡之处，这是有别于中国文学的，而且，在这本巨著中流露出日本国民的真实性格和人道主义情怀，已经能够被视为是日本自己的文化了，已经可以说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之外有了日本特有的文化要素。如果还是拿穿衣服作比喻的话，则正是日本开始脱掉中国文化这身衣服后才得到的自己的衣服，尽管还比较寒酸。此外，根据内藤先生的研究，发现日本语的语法，发现日本人性格上的特别之处以及在接受中国文化之后的全力保存和转化工作，也大致是在这个时期。因此，日本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也可以认为是从这个时期才基本形成的。
日本教育则是主要依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输入是包括汉字在内的全方位的输入，至德川时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而且，日本式教育的特点就是一种内向性的教育，注重对个体内在品质的培养和修炼，而相对忽视对个体自由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这与中国的教育有近似之处，但文化传统方面的制约使其教育仍然具有自己的特色，对此我们在后面还会论述。
概括说来，日本教育演变的前期以中国文化为准，而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初期完全以中国文化为主，后期改为以本国文化为主，中国文化为辅。后期教育也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初期教育所使用的教科书虽然脱离了中国文字而独立，但仍受中国语言形式的束缚。后来才完全摆脱，由日本的国语和自己特有的文学样式组成教科书。[2]至于教育对象，在日本平安朝及以前时期，日本的教育与先秦时期的中国一样，基本上只限于贵族，内藤先生称之为公家教育时期。这些阶级的教育全以从中国输入的文化作为教学内容。而此时的中国，科学制度已经非常成熟，社会各个阶层基本上都有受到教育的机会，尽管普通百姓仍然机会小，但毕竟有了一条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道路。直至大约14世纪，出现了一本很有名的教科书《庭训往来》，此书内容主要是为适应教育武士和低级官员而设，标志着教育开始由贵族教育转向武士阶层，是日本教育脱离中国文化走向独立的标志。而到了德川时代则兴起了完全以普通民众为对象的教育。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教科书是《商业往来》，其中除了介绍一些商业知识和培养艺术修养方面的知识外，还有很重要的商业道德内容，向读者提出了应该具备的思想道德素质问题。至于所面对的读者，则是当时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商人，表明了教育的完全独立和普及。这样，日本从开始接受中国式的教育到建立自己的教育制度和体系，中间大约用了数百年时间，这个时期也就是日本民族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国民素质的时期。所谓日本人的特性、日本文化的特性，也基本上是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形成的。因此，理解日本的民族素质和其文化特征，不应该忘记历史的作用。至于今天的日本教育，则完全是建立在现代教育理论之上并为其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不可否认，其中依然带有日本民族文化的内在特点，这些对于我们研究日本国民性格和其素质特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这样，可以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文化和教育制度与中国有着明显的联系和区别，但这种区别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教育制度，还是比较容易为中日两个民族所理解的。不过，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就不一样了，日本开始把中国抛在后面，急切地引进大量的西方文化，迅速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则在清政府的统治下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因此，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之战后，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和国民的文化素质水平已经大大高于中国，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如此，这就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和日本国民素质状况的基本发展面目。今天，日本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远远超过中国，则其国民素质特别是科学文化素质的保证是一重要因素。此外，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比较好地解决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融合问题，不至于使本国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渐渐沦于灭亡，而是很好地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以重新塑造所谓日本的“大和魂”为根本目的，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方面日本还是做得相当成功的，值得我们借鉴。
三、环境与地理气候之因素的影响
从整体看，日本是一个岛国，又是海洋性气候，同时又多受火山喷发、地震等灾难性地质活动的影响，这些使日本民族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对人生的悲观意识，一种人生难测、必须及时行乐的思想。同时这种多自然灾害的现象又促使日本民族重视合作，有敢于面对危险而献身的精神，从中终于培育出武士道精神，这从日本文学作品中可以找到鲜明的例证。同时日本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大和民族，没有多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这些对其国民素质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自是显而易见的。
日本气候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经常有巨大的气旋即台风，在夏秋之交给日本很多地方带来灾害。台风与偶尔袭击美国东海岸的飓风在性质上是一样的。但是，日本受到台风袭击更为频繁；由于日本大部分人口集中在台风最先登陆的东南沿海地区，因而受到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一般也更大。台风使日本人习惯于忍受自然灾害并泰然处之，这种听天由命的思想甚至可以称之为“台风心理”。日本常刮台风，这一气候特征是由日本所处的海陆位置决定的。中国东南沿海也有台风登陆，不知那里的人有没有类似的“台风心理”。如果对此进行一番比较分析，也许会对中日两个民族的心理素质有一个更细微的理解。
此外，日本与中国不同的一个地理特征是，由于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和地震带，日本经常有火山爆发和破坏性地震。给日本民族带来极大的灾害和心理阴影。总之，日本人似乎有一种宿命论的思想，承认自然界可怕的威慑力量，但同时也有一种坚强的毅力，鼓励他们在灾难发生后重振旗鼓，奋发图强。而在中国，则洪水对国人的心理影响之大是日本民族所没有的，这一点仅从古代神话中有那么多的治水传说以及将治水大禹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可以证明了。从上古至今，治水都是中华民族头等的大事之一。中国多水患决定于中国的生态环境，而中国的生态环境又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素质特性，例如汉语中不少以“水”为组合的词汇和成语如“祸水、覆水难收”等就鲜明地体现出其独特的民族心理特征。
在日本有大量的小块冲积平原和狭长的谷地，这种地理类型的农业不需要大型的水利控制工程来控制大河水系的破坏力、发挥农业潜力。有人认为，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北方的大型水利控制工程促成了这些地区规模浩大的专制社会的发展。但是，在日本所需要的只是各小群体在分享水源时密切合作，或许正是这种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合作精神，造成日本人酷爱集团意识和集团行为。与此相对应，则东方专制主义之形成与大型水利工程建设有关，这是学术界早就有了的观点。
最后，要生存就必需依赖世界贸易，这是日本经济地理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日本与世界其它地区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资源匮乏决定了近代日本的侵略性，决定了其文化中的主动性。而资源丰富也就决定了古代中国被侵略的命运，决定了其文化中的惰性和软弱性。由于日本列岛位于旧大陆的东端，日本的主要岛屿与朝鲜半岛的距离大约是多佛尔海峡宽度的5倍，有100多英里。在航海设备和技术很原始的时代，这是一道很大的交通障碍；日本与中国大陆之间的450 英里左右海面则更是难以逾越的。因此，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内，日本可能是世界上各主要国家中最孤立的国家。在16世纪海洋贸易时代到来之前，日本只与朝鲜和中国这两个毗邻国家有过断断续续的往来，更遥远地区的影响是经过这两个国家的过渡才传到日本的。尽管如此，作为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岛国，日本和英国仍然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日本离大陆毕竟不是太远，日本不是夏威夷，夏威夷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日本比英国远离大陆，这并不妨碍日本从大陆吸收文明成果，因为这段距离毕竟还是可以克服的。日本与大陆的较远距离在历史上很有效地保护它免受侵略，在近代以前，只有忽必烈起过吞并日本之心，元军遭遇而失败虽属偶然，却又有必然性，这与日本远离大陆有关。这又是地理位置决定论的一个好例子。
根据国外有关学者的研究，[3]一般认为， 大陆文化与岛国文化由于地域环境和气候等方面的差异，在文化观上就会产生差异，而这些是足以影响其民族素质结构之形成的。以下我们仅列举几条最重要的差异。首先，在大陆文化中较易产生新的哲学，但不易对其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在岛国文化中反而容易实现，因为岛国文化更愿意接受外来文化为自己所用，例如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取得了胜利，而在中国，同样是引进西方文化为目的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
其次，就饮食习惯而言，大陆文化强调饮食的精致性和艺术性，将其作为人生的艺术；而岛国文化中的饮食比较简单，却更加有益于健康，自然也有利于人的身体素质的发展。
第三，岛国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对于他族的人民、风俗习惯等天然具有好奇心，愿意学习他人的先进文化，甚至包括语言，例如日本在中国唐朝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崇拜与大规模的学习等。而大陆文化则比较保守，自认其优越性，并视其他文化为落后，愿意用自己的文化去同化其他文化，中国文化在历史上这样的例证可谓多矣。
第四，在对待后代方面，大陆文化多溺爱其子女，更加强调家族的亲情关系，而岛国文化则更希望其后代尽早具备个人独立生活的能力。
近代以来，特别是中日甲午之战后，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意识到当时的日本文化有其进步性，开始了一个大规模的留学日本、学习日本文化的热潮。以孙中山、鲁迅等为代表的一代先驱，从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落后中，意识到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决定一个民族在世界上地位和命运的根本问题，开始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口号，其中鲁迅对此思考最为深刻。早在青年时期，鲁迅就与朋友一起探讨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是国民性，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是什么，以及怎样改造我们的国民性。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在伟大的五四运动的鼓舞下，鲁迅找到了改造国民性的武器——文学创作，他以自己的一支笔，以富有魔力的文字，塑造了一大批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特别是其劣根性给予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提高自身的素质，提供了绝好的反面教材，至今有其伟大的价值，是我们今天在提高全民族素质时应当据以思考的很好的材料。在鲁迅之后，又有许多文学艺术家，以其独特的观察和思考，对民族素质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这种从艺术角度思考民族素质并提出改造方法的努力，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实践已经证明，文学艺术对于陶冶人的情操，对于提高人的修养层次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在艺术氛围的熏陶中改造和提高自己的素质水平，我们决不可以忽视这种方式。
收稿日期：200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