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谁？--基于中美产业产品异质性的实证研究_人民币汇率论文

究竟谁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来自中美分行业产品异质性视角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才是论文,主因论文,视角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文献述评

      我国实体经济自2008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在2010年开始走出金融危机笼罩的阴霾，出口企业纷纷复苏，贸易额也从负增长转变为正增长，整个实体经济呈现出起暖回升之势。据相关数据统计①，2013年实现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416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6%，实现进出口顺差（出口减进口）259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289亿美元，顺差额进一步加剧。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在2012年创历史新高的同时，在2013年又继续延续，据我国海关数据统计②，2013年1～10月，中美贸易额达到4236亿美元，同比上升6.9%。其中，中国自美国进口1240亿美元，出口2996亿美元，中方实现顺差1756亿美元，而据美国的海关数据统计则显示，仅2013年1～10月，美对华贸易逆差为2670亿美元，同比上升2%，相较于我国的统计而言，差距更是接近1000亿美元。

      显然，无论是基于我国的数据统计还是基于美国的数据统计均显示，中美双边贸易在数量上已引起了极大的不平衡，而这种贸易的极度失衡也引发了美国政界、商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焦点之一是认为中国政府故意操纵人民币汇率，导致人民币升值幅度不足，引发美中贸易逆差扩大，并一度将人民币汇率推到了风口浪尖。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频频发起对我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要求中国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加快人民币的升值步伐，以减轻中美贸易失衡。其中，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人民币汇率“低估论”正好迎合了美国政府的政治需求，立即得到了美国政界的广泛认同，并以此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在短期内大幅升值。事实上，早在2010年，克鲁格曼就指出，人民币汇率低估致使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获得了大量非自然的成本优势，以至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获得大量的顺差。克鲁格曼甚至还认为，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是造成美国经济困境和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并敦促奥巴马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例如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面对这些指责，尽管中国政府③及学界（林毅夫，2007；项后军和潘锡泉，2010；等等）通过事实依据和经验研究及时给予了驳斥，并指出我国政府并未操纵人民币汇率，而且人民币汇率也并不存在犹如美国政府所言的严重被低估现象，甚至在某些阶段还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高估，但这并未平息美国政府及学界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严加指责。

      由此看来，汇率问题显然成了双方争论贸易失衡原因时相互推诿、相互指责的核心所在。那么，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否真正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罪魁祸首呢？事实上，人民币汇率（低估论）影响中美贸易失衡在国内外学术界也存在广泛争论。Mckinnon（2006）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并非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对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无法减少美方逆差。Corden（2009）的研究同样认为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是缺乏理由的。林毅夫（2007）则指出，美国政府指责人民币汇率的真正原因并非中美贸易失衡，而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转移国内民众对当下美国国内经济低迷、失业问题突出的不满情绪，而此时的人民币汇率恰好成了其转移视线的替罪羊。

      事实上，关于汇率与贸易收支的相关经验研究也存在较大的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汇率能够影响进出口贸易，进而改善贸易失衡现状。Jaime Marquez和John Schindler（2007）通过研究认为，人民币每升值10%将会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下降1%，但对于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明显；Won W.Koo和Renan Zhuang（2007）的研究认为，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中美贸易不平衡情况的改善；Pingfan Hong等（2008）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对国际贸易收支有影响，中国政府应该致力于通过本币升值来改善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现状。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汇率与进出口贸易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Zhaoyong Zhang（1996）研究发现，贸易收支的变化会引起汇率的变化，但汇率的变化并不能引起贸易收支的改变。Tarlok Singh（2004）运用贸易均衡模型对印度的研究以及Donal Kummer等（2006）对美国的研究均表明，一国汇率的变动对本国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无益于改善一国经常账户赤字。

      鉴于此，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汇率之外的其他因素，Davis和Weinstein（2002）等研究认为，美中贸易逆差是一个长期政策问题，美国储蓄过少以及过度投资的宏观经济失衡现象是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关键所在；而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肖耿（2007）等研究则认为制度缺陷才是造成中美贸易外部失衡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基于国际分工的视角就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对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进行了剖析。譬如，刘兵权和彭菲娅（2008）的研究认为，造成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根源是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马野青（2010）的研究则认为国际产业转移是引起贸易失衡的根源；李玉梅和桑百川（2012）的研究认为，美国自身经济结构问题以及国际产业分工进一步深化和美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才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根源所在。

      纵观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尽管一些研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考虑汇率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转向其他可能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因素，但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现有文献仍然更多地关注中美贸易与汇率之间数量上的相关性问题，却忽视了对造成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进行解释。更进一步的是，在不同国家甚至在同一国家内部，可能会由于产业部门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和规模性不同，其贸易总量和贸易余额也可能出现不同。显然，从总量角度进行分析仅能反映出“量”上的关系，而不能反映“质”上的差异。

      因此，如果我们要客观地回应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则需要将人民币汇率对各产业的不同影响加以区分；从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异质性层面解释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也需要考虑不同产业部门在双边贸易中的不同地位。

      据此，本文有别于其他文献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本文充分考虑到了中美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异质性特点的显著差异性，从中美两国分行业类别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层面上，探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两国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分析中美两国贸易失衡的真正原因；（2）在实证分析时，本文重点关注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凸显的样本期，运用更为精细的月度数据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分行业类别产品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3）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中美贸易结构异质性、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和中美产业结构异质性视角深度剖析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以期为学界重新审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系问题提供全新的研究思路，为政策当局制定相关贸易政策提供相应的决策参考。

      二、实证模型设定

      目前在对中美贸易失衡进行的相关实证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将贸易额作为中美两国收入和相对价格的函数，以获得进出口贸易的需求弹性，以此判断货币升值是否增加一国的进口减少一国的出口，而Bahmani-Oskooee和Coswami（2004）在对日本汇率与贸易敏感性进行分析时指出，名义汇率是唯一而且非常有效的可以直接测度货币升值（贬值）对贸易影响的指标。

      因此，本文借鉴Bahmani-Oskooee和Coswami（2004）的做法，并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两国分行业类别的进出口贸易额建立如下方程：

      

      

      显然，式（1）和式（2）反映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两国分行业类别进出口贸易额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考察名义汇率变动是否会对进出口贸易产生“J曲线效应”，我们需要进一步在模型中考察短期动态关系，建立相应的短期误差修正模型分别为式（3）和式（4）：

      

      三、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鉴于人民币汇率是在2005年7月汇率制度改革后才步入升值态势，因此，为了能够清晰地探明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因素是否为人民币汇率因素，本文进行实证分析的样本期选取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凸显的2005年7月到2013年6月，该样本期涵盖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整个历程，能够较为清晰地刻画出汇率与中美各行业贸易之间的关系。

      1.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进出口贸易额采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国际产业分类标准1-digit-SITC名录下十大类产品的中美双边贸易额，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数据库，十大类产品及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人民币汇率（

）采用中美双边汇率（每月平均数）为直接标价法，数值增大表示人民币汇率贬值，反之，则表示人民币升值，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鉴于我国和美国均没有公布月度GDP，因此，中美两国收入

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替，其中中国的数据经当月中美双边汇率折算为以美元计价的数值，数据来自于EIU（经济学人信息部）数据库。为减小异方差，以上数据均经过取自然对数处理，由于中美两国十大类产品双边贸易额数据和中美两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数据呈现一定的季节性，因此，对这些变量进行X-12季节调整。

      2.中美分行业贸易额与人民币汇率长短期关系实证分析

      在进行长短期协整分析之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中美双边汇率、中美两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均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十大类产品中的中美双边进出口额数据显示，进口变量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未分类的其他商品以及出口变量中食品及活动物、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矿物燃料和润滑油、杂项制品均为一阶单整变量，其他变量均为平稳变量。

      

      据此，本文将分别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能够处理非同阶单整的Pearsan边限（Bounds Testing）协整检验方法对此进行检验，得到相应的进口方程和出口方程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在进口函数中，食品及活动物、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以及未分类的其他商品这4类产品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而在出口函数中，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杂项制品这两类产品在5%显著性水平上均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这意味着进出口函数中与人民币汇率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的该类产品与人民币汇率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到有效刻画，即人民币汇率的升（贬）值对该类产品而言并无实际影响。

      相反，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则能够通过长期协整关系刻画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该类产品进出口的影响效应。因此，如果存在协整关系，本文将进一步采用VAR模型④或ARDL模型⑤估计出进口函数的长期协整关系和误差修正系数，结果如表4所示⑥。

      由表4给出的人民币汇率与各行业不同类别产品进口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事实上，汇率对中美双边贸易的进口项影响并不显著。在国际产业分类标准1-digit-SITC名录下十大类产品中，从长期来看，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人民币汇率仅对动植物油、脂及蜡和杂项制品两类产品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动植物油、脂及蜡以及杂项制品这两类产品之和约占当月总进口额的10%⑦。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则仅有动植物油、脂及蜡一类产品的长期进口额对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具有敏感性，而动植物油、脂及蜡这类产品在总进口额中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从进口函数的实证结果来看，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中美双边贸易而言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效应，即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于提升（降低）中国对各行业类别产品的进口，继而缓解中美贸易失衡而言并无实质性价值。与此同时，我国收入水平（产出）的提高无论是对我国分行业类别产品的进口，还是总的进口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由此看来，近年来我国进口额的增加（美国出口额的增加）并非是由于我国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所致，而是由于我国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所引起的对各行业产品需求增加所致。

      

      

      同理，我们可以进一步估计出人民币汇率与各行业产品之间出口函数的长期协整关系和误差修正系数如表5所示。

      由表5给出的人民币汇率与各行业不同类别产品出口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发现，人民币汇率对1-digit-SITC名录下十大类产品（除化学品及有关产品和杂项制品外）的影响均显著，除人民币升值对矿物燃料、润滑油产品的出口具有抑制效应外，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其他7类产品（约占十大类产品总贸易额的62%）以及总的出口额均具有“助推效应”⑧，这也得到了相关事实的佐证。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汇率步入升值通道，此后一路高歌，截至2013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升值幅度超过25%，而七大类产品的出口额也由原先的1293010万美元上升到2477216万美元，增长了91.59%，这足以说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不仅不会对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产生抑制效应，反而会助推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即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这正如马歇尔—勒纳条件所言，在中美两国进出口供给弹性无限大的情况下，进出口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之和绝对值小于1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不能够减少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而会增加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加剧中美贸易失衡。这也得到了国内相关研究的佐证⑨。当然，从出口函数的估计结果来看，美国国民收入的增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助推美国对中国分行业类别产品的进口，这也在某些程度上解释了样本期内美国进口额的增长，但人民币汇率升值对美国进口额的增长仍具有不可或缺的效用。

      尽管各行业产品的双边贸易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敏感度有所差异，但实证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中美双边贸易进口额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不敏感，中美双边贸易出口额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具有显著的反应，然而人民币升值对绝大多数分行业产品的出口具有促进效应，而并非如美国政府所言的人民币升值能够改善美中贸易逆差，增加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进口。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水平对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对美国的出口行业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真正原因并非人民币汇率低估，人民币大幅升值不仅不能改变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现状，而且还可能会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巨大冲击破坏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而殃及美国的出口。

      四、中美贸易失衡根源探析

      

      至此，我们已经从中美两国分行业十大类产品实证研究上证实了人民币汇率并非是引起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罪魁祸首，那么，其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进一步从中美两国贸易结构异质性、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和产业结构差异性来进行剖析。

      1.中美分行业产品贸易结构异质性

      理论上而言，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会使得中国商品的相对价格上升、美国商品的相对价格下降，从而改变双边贸易余额。但这个结论的成立首先需要满足中美两国贸易结构相近的前提假设。事实上，根据3-digit-SITC分类下的中美双边贸易详细目录，以2013年1～6月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向中国出口的240种产品中前十大类产品主要是飞机和航天器及相关设备，汽车及其他车辆（包括旅行车及赛车），测量、检查、分析和控制仪器及相关设备，有色基本金属废碎料，热离子管、冷阴极管或光阴阀门、二极管、晶体管及类似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等零件，纸浆和废纸，动物饲料（不包括未碾磨谷物），小麦（包括混合麦），通信设备、电信设备及相关附件，拖拉机、汽车和其他车辆、货车、公共交通车辆和道路机动车辆未列名的零件及附件。而美国从中国进口的244种产品中前十大类产品主要为通信设备、电信设备及相关附件，磁性或光学数据读写设备、通信及辅助设备，婴儿车、玩具、游戏及运动货品，鞋业，家具及其零件，床上用品、床垫、坐垫及类似的毛绒家具，纺织面料、服装，家用型电器与非电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电视机、录像机及相关设备、无线电广播接收机或声音或视频录制或重放设备，办公用品或数据处理设备配件、办公用品、电力设备。

      显然，我们从上述中美两国进出口总额排名前十的产品贸易可以发现，仅有通信设备、电信设备及相关附件一种产品是相同的，而其他双方进出口的品种无一相同。这说明，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其实，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布局、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分工以及美国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使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日益向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行业集中，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专业化程度提高，贸易互补性增强。

      2.中美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两国的购买力水平，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民富裕程度越高，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就越大。实证结果也佐证了这一点，无论是在进口方程中中国国民收入对中国进口贸易额的正向效应，还是在出口方程中美国国民收入对中国出口额（美国进口额）的正向效应，均表明一国国民收入对拉动消费的积极作用。两国来自于对方的进口额都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可见，两国的贸易差额实际上源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事实上，中美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引起的两国购买力差异和边际消费倾向的不同对中美两国双边贸易的影响也非常明显。从需求角度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据相关数据统计，2012年美国实现GDP15.83万亿美元，人均GDP为48387美元，使得美国拥有稳定的中产阶层，加之于美国居民相较于中国而言更喜欢投资于消费，这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消费驱动，这也对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提供了旺盛的消费需求。而中国还处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2012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仅占美国的52.4%（约为8.3万亿美元），而从人均来看，中国仅为美国人均水平的11.2%（5414美元），加之于中国居民更加倾向于将财富进行储蓄，因而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拉动。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购买力上的差距在短期内难以逾越，以及两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国情的异质性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导致中美两国贸易失衡的现状在短期内无法逆转。

      3.中美产业结构差异性

      中美两国产业结构的异质性也是导致贸易失衡的根源之一。尽管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897亿美元，同比增长1.6倍，但依然无法改变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现实。分析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现状可以发现，中国仍处在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尽管中国政府早已提出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外需向内需的转变，但仍然无法改变目前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而反观美国产业结构现状，美国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其主要经济部门也由原先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据美国相关部门数据显示，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80%，工业增加值比重不足20%，而中国的服务业比重还不足50%（2012年我国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6%⑩），即使是东部沿海最发达省份，其服务业比重也不足60%。

      显然，从两国的产业结构差异能够发现，美国已经跨越了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步入以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而中国仍然是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国家。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因此不断吸引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在美国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如果要满足美国的消费需求就必须依靠进口。反观美国从我国进口的产品类别，我们亦可以发现，纺织面料、服装、通信设备、电信设备及相关附件、办公设备等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美国的主要进口产品，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成为了向美国大量提供消费品的贸易伙伴。相比较而言，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消费能力较差、利用和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较差，再加上自身制造业大国的绝对优势地位，消费基本由国内生产者提供，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对进口的拉动不足，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出现疲软现象，进而出现中美双边贸易的失衡。

      五、简要的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在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分行业类别产品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剖析了引起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真正根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第一，人民币汇率并非是影响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原因。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影响并不敏感（统计上不显著），而对中美双边贸易中中国的出口具有显著的反应，而且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绝大多数分行业产品的出口具有促进效应，而并非如美国政府所言的人民币升值能够抑制美国进口，增加美国出口，进而改变美中贸易失衡的现状。与此同时，中美两国收入水平的增长对进出口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

      第二，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原因要归结于两国贸易结构异质性、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和产业结构差异性。两国贸易结构异质性导致了两国之间产业链的重新分工和布局，使得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导致了购买力水平的异质性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性产业结构差异性引起了中美两国经济主体的相异性。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中美贸易的失衡，而且这种失衡在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的逆转。

      因此，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两国分行业类别产品贸易的实证研究和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分析来看，我国政府当局应该客观看待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影响，而不用畏惧来自外界尤其是美国政府的舆论压力，应该根据我国自身实际情况，稳步有序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朝着附加值高、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链高端进军，实现我国经济的又快又好发展。而作为美国政府也不应过多关注甚至指责中国政府故意操纵人民币汇率来破坏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而是应该根据中美贸易失衡的真正原因对症下药，从根源上寻求治理中美贸易失衡的灵丹妙药，从而真正改变长期以来中美贸易失衡的现状。

      ①数据来自于2014年2月2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数据来自于2013年1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3年1～10月中美贸易投资概况》。

      ③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早在2011年1月19日就指出，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其中对美顺差1813亿美元，约占99%，除对美外，中国贸易顺差几近为零。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是汇率问题，中国希望美国放松对华出口管制（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11年）。

      ④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长期协整方程采用VAR模型估计，其他采用ARDL模型估计。

      ⑤根据SBC信息准则选择模型最优滞后项，并采用ARDLECM方法估计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额的长期效应。

      ⑥表4的误差修正项系数均为负，且绝对值均小于1，在统计上显著，很好地刻画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分行业类别产品双边贸易之间的短期影响效应，佐证了两者之间确实存在J曲线效应。鉴于篇幅和本文研究的重点并非探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J曲线效应，因此，本文仅给出了两者之间的短期误差修正系数，而没有给出具体误差修正方程，读者若需要，可以向笔者索要。出口方程中亦是如此。

      ⑦经测算，动植物油、脂及蜡以及杂项制品这两类产品占中美当月进口额的最高比例出现在2013年6月份，为10.39%，样本期内平均值为7.23%。

      ⑧尽管人民币升值对矿物燃料、润滑油的出口（美国进口）具有一定的抑制效应，但仍然无法弥补人民币升值对其他类产品的出口助推效应，使得人民币升值对十大类产品的总出口效应仍然表现为“助推效应”。

      ⑨黄万阳和王维国（2010）基于HS分类商品，采用一个修正的国际贸易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2005年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对进出口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此次升值性汇改促进了我国对美国在HS分类下商品的出口，出口增长幅度为43%，而进口增长幅度仅为28%。

      ⑩数据来自原2013年2月22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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